“這裏全面理解我的人一個也沒有。假如有這麼一個理解我的人，比如一個女人，那就意味着在所有方面獲得支持，獲得上帝。”卡夫卡1915年日記中這麼寫着。似乎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中這種幸福光；滿了，以致他命運的終結階段比起至此為止的整個發展要積極些，更有生命力些。
1923年夏，弗蘭茨同他的妹妹及其孩子們在莫利洪波羅的海海濱浴場度過。在那裏他偶然地遇到了柏林猶太人大眾之家度假旅遊團。這個“家”是雷曼博士建立的，它的建立給他、也給我都帶來了希望。他積極地參加了這個後來在巴勒斯坦以美好的大規模展開的工作之開端，他一度還鼓動未婚妻F．在柏林作為自願的幫助者協助這個機構範圍內的工作。——現在，事隔多年，他在海濱見到了大眾之家的孩子們，他同他們一起玩耍，認識了老師們，參加了愉快的晚會。有一次他在大眾之家的廚房裏發現了一個姑娘。她正在刮魚鱗。“這麼温柔的手，而活兒是這麼血淋淋的！”他不贊成地説。這個姑娘感到羞愧，要求改做另一個工作。
這是他同他生活的伴侶朵拉·笛芒相識的開端。
朵拉·苗芒那時好像是十九或二十歲，出身於東歐猶太教一個虔誠教派的名門家庭。儘管她對親愛的父親充滿敬意，卻無法忍受其傳統的偏狹性——這與話劇演員略維的情況相似，略維心中對父母的敬畏與不能在他們的道路上生活下去的理智是結合在一起的。朵拉從波蘭的一個小城市脱身而出，先是在佈列斯勞，後來在柏林接受了工作，她是作為大眾之家的職員到莫利茨來的。她會操一口出色的希伯萊語，卡夫卡那時正以特別高漲的熱情學習希伯萊語。（在他的遺墨中希伯萊語練習稿並不比德語文學的少多少）他倆最初的談話有一次就是以朵拉用原文朗讀耶薩雅的一章結束的）。弗蘭茨發現了她演員的才能，根據他的建議，並在他的引導下，她後來去學習這門藝術。
弗蘭茨是精神振奮地從夏季避暑地回來的。他決心扯碎一切羈絆，到柏林去，同朵拉一起生活，這個決心十分堅決——這回他也開始付諸實施了，堅定不移地。1923年7月底他成功地頂住家裏一切責難，離開了布拉格。他在從柏林寫給我的信中第一次寫道，他感到幸福，甚至睡得很好（這在他最後幾年中是聞所未聞的新鮮事）。他同朵拉住在市區邊緣斯台格利茨，先是在米蓋爾街八號赫爾曼家中。在那裏產生了相對來説愉快的小説《一個矮女人》。這個對自己實際上陌生的“自我”始終氣惱不休的“小個子女法官”正是他們的女房東。她顯然給這對年輕人造成了一些麻煩。所以六週以後，他們遷居至綠林街十三號萊特貝格博士夫人家，這是一座別墅，弗蘭茨如痴如醉地談論這座房子的美，儘管他的住處只是兩個毫不奢華的小房間。只要我到柏林，就到那裏去看他，總共是三次。我在那裏看到的是和諧寧靜的畫面，我終於看到我的朋友情緒很好，但他的健康狀況卻每況愈下。不過至少還沒有很大的危險性。弗蘭茨談到妖魔們終於鬆開手把他放了。“我逃脱了他們的魔爪，遷居柏林是了不起的，現在他們在找我，可是找不到，至少暫時找不到。”他終於達到了過自立的生活，有自己的居所的理想，他不再是家庭之子，而在一定意義上自己成了家庭之父。事實表明，卡夫卡追求的根本不是一種悖謬，不是一種根本無法實現的理想——如基克加德，如“危機神學”；而是（這是關鍵所在）他所需要的那種充滿意義的、良好的、正確的生活，他大體上與馬丁·布伯站在一個原則上，布伯反擊基克加德，反對原則上的孤寂，在談到與女人共同生活時説：“婚姻是模範性的連接，沒有其他東西像它一樣載着我們進入偉大的約束之中，而只有作為受約束者，我們才能進入上帝給他的孩子們的自由之中……不錯，女人處於與有限性最危險的聯繫中，不錯，有限性是一種危險，因為沒有什麼東西比與她粘連在一起更嚴重地威脅着我們的了；但我們得到拯救的希望正是與這種危險鍛造在一起的，因為只有越過充實的有限性，我們人類的軌道才會通向無限性。”（摘自布伯《對個別人的問題》，1936年）。在這個意義上，我看到卡夫卡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中（這一年儘管他的病非常可怕，仍然使他得以圓滿地結束一生）在正確道路上，在他的生活伴侶的伴隨下確實感到幸福。他興致勃勃地工作，把《矮女人》念給我聽，寫《地洞》，他也給我念了其中幾個部分。當我把他介紹給“鍛造”出版社領導人時，不須發揮長時間的説服藝術，他很快就同意發表四篇小説，他給它們（根據其中一篇的題目起了個總題目《飢餓藝術家人由於他這一根本上的轉變，由於這一切轉向生活的跡象，我後來才能鼓起勇氣，將他給我的（在此很久以前寫下的）禁止發表任何遺墨的叮囑視為無效（見《訴訟》第315頁）。
不僅我感覺到弗蘭茨在他當時的舉止中表現出獲得解脱，變成了一個新人——從信件中也可以發現他健康的心情和終於獲得的心靈安寧。比如在下面這封給妹妹的信中：
親愛的瓦莉，桌子位於爐子旁邊，我剛離開爐子旁，因為那裏太暖和了，連那永遠冰涼的背脊都受不了。我的煤油燈燃得棒極了，這既是製造燈具者的傑作，也是購買的傑作（它是由不同的東西拼湊起來並一起買來的，當然不是我乾的，我哪有這個本事！有一個燃嘴的燈，像茶杯那麼大，它的結構使點火容易，不必取下內外燈罩；它唯一的缺點是，沒有煤油它就不燃燒，但我們其他人也是如此，我便這麼坐着，拿起你那封現在已那麼舊、那麼可愛的信來。鍾滴滴嗒嗒地走着，甚至對鐘的嘀嗒聲我也已經習慣了，而且很少聽見它，一般是在做特別值得讚許的事時。它的這個鍾——和我有某種個人關係，如同房間裏一些東西一樣。只是這些東西自我辭職以後（説得準確些，是自我被解僱之後。這種解僱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是好事，而且是一件複雜的、需要花好幾頁篇幅來描寫的事情）。開始部分地背離我；尤其是那日曆——關於日曆上的格言我已經在一封信中告訴父母。最近它好像完全變了樣，要不就是完全關閉了。心扉，比如説人們急於知道它的見解，到它那兒去，但它説的無非是，宗教改革紀念日。這也許有某種更深的意義，可是誰又能發現它呢？或者，它是惡意嘲諷，比如最近我讀書時產生了一個念頭，我感到這個主意很好，説得確切些，很有意義。於是我很想詢問一下日曆有關事宜（只有碰到這樣的偶然事件他才在當天回答問題；否則就有待於人們在一定的時候機械地撕下一頁）。“有時也會有一隻盲狗等等，”它説。另一次，用煤賬單使我大吃一驚，而它卻説，“幸福和滿足是生活的極致。”這句話裏面除了譏嘲外，當然還有侮辱人的遲鈍，它沒有耐心，它已經根本不能忍受我的離開，但也許只不過是，它不願使我的離別飽含痛苦，也許在我遷徙日的那頁日曆後面還會跟上一頁我將看不到的紙片，那上面任意寫着什麼，比如：“這肯定是照上帝的意思做的等等，”不，人不可能將對他的日曆所想到的統統寫下來，“他畢竟也只是一個人”。
假如我以這種方式為你寫下我所接觸的一切，當然會沒完沒了，而且會造成假相，好像我在過着非常熱烈的社會生活；事實上我的周圍一片寂靜，但又從來不安靜。對柏林的激動人。心的事，無論是壞是好，我都少有見聞，當然得知前者要多一些。此外，佩帕是否知道，在柏林如果有人問某人：“你好嗎？”他會怎麼説？噢，他當然知道了，你們大家對柏林都比我瞭解。現在我冒着重述眾所周知的老掉牙的事情的危險，實質上這話還始終具有現實意義。人們會説的是：“物價糟透了。”還有：一個人激動地談到萊比錫體操節：“七十五萬體操運動員開進場，這是多麼壯觀啊！”另一個人慢條斯理算計着説：“三個半和平體操運動員，這是什麼意思？”
猶太人的學校裏怎麼樣（這已經絕對不再是開玩笑，但願也不是任何悲傷的東西）？你讀到過《自衞》上一個年輕教師的文章嗎？看法很好，感情熱烈。我又一次聽説，入過得不壞，而M．小姐説是改革了整個巴勒斯坦體操。你不必責怪阿倫斯坦老人的生意頭腦；把家庭馱在背上漂洋過海到巴勒斯坦去無論如何總是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至於有那麼多人各以各的方式做這件事，這是一件航海奇蹟，其意義不小於發生在希爾夫海中的奇蹟。
我非常感謝M．和L．寄來的信。奇怪的是，把她們的文字並列，也許比較不出她們性格上的差別，但幾乎顯示了她們身體上的差別，至少最近幾封信給了我這樣的印象。M．問，我對她生活中的什麼特別感興趣；我想是：她讀些什麼，她還跳舞嗎（在這兒的猶太人大眾之家裏，所有小姑娘都在學有節奏的舞蹈，當然是免費的）她還戴眼鏡嗎？阿妮·G．讓我轉告對L．的問候。這是個可愛的、美麗的、聰明的孩子（説的是L，但是阿妮也是這樣），勤奮地學習希伯萊語，差不多已經看得懂書了，會唱一首新的短歌。L也有進步嗎？
現在再不去睡覺可不行了。這回我幾乎一個晚上與你們同在，而從斯托克豪斯街和米蓋爾街路又那麼遠。別了。
可怕的1923年通貨膨脹之冬降臨了。我認為，是它殺害了弗蘭茨。——當弗蘭茨一次從柏林安靜的近郊乘車回來，他“好像從混戰的戰場上”回來（摘自朵拉的報道）。窮人的苦難啃齧着他的心，他“面色灰白地”回來了。“他生活在非凡的節奏中”，朵拉説，“以致他一生中已經死了幾千遍了。”這裏面不僅僅是同情，他自己生活也十分清苦，因為他倔強地堅持靠他小小一筆退休金度日，只有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他才非常鬱郁不快地接受家裏的匯款和食品包裹。因為他感到這樣他剛剛獲得的自立性受到了威脅。剛獲得了一筆小小的收入（通過與《鍛造坊》的合同），他已經打算嘗還“家庭借債”。對家裏寄來的豐足的生日禮物（家裏人小心翼翼地為他着想着）他卻絕口不談其真實意義。——那時煤很缺乏。牛油他從布拉格獲得——他得悉妹妹成了一個布拉格猶太婦女聯合會的成員，該聯合會將救濟品包裹郵至柏林。他就將貧窮的熟人的地址寄去。“為了不錯過機會（因為郵寄這樣的東西很快就會把錢用完的），我馬上寄地址給你，當然還可以寄其他地址給你，庫存有的是。”在有些地址下他寫上：“合乎猶太教規的。”接着他看到一個這樣的包裹，並評論説：“這會兒它放在我們面前了，嚴肅得要死，沒有一小塊巧克力、一隻蘋果或諸如此類的東西發出一絲地微笑，它好像在説，現在靠這些麥糝兒、大米、麪粉、糖、茶葉和咖啡過幾天吧，然後死去，就像註定的那樣，我們能做到的就到這一步了。”這樣永遠也不能使他細緻的感覺感到滿足。
在他健康的時候，他去阿提勒力街上“猶太教學院”的課。他在師範學校預備班聽了託奇納教授和古特曼教授關於猶太聖典的報告。他閲讀較簡單的希伯萊語課文。只是為了上這個班的緣故，他才定期離開安靜的郊區前往柏林市中心。
在聖誕節和新年之間他發高燒，但又康復了。在發燒期間他遷居切倫多夫，房東太太是作家卡爾·布瑟的遺孀。他過着退隱的生活。極偶然從柏林來過一個客人：魯道夫·凱瑟爾博士，恩斯特·布拉斯。
物價上漲開始使他不安。“假如侷限於住房（當然是一套過於美麗的住房，下個月我得讓出一間）和吃飯上（當然是很棒的飯菜，從兩個酒精爐和一個食物煙箱上變戲法一樣變出來的。——當然這也許仍然是一筆過大的開支，尤其與我以前的房東常談到的那位先生的烹調法相比較下，那位聽説什麼東西都是在他的牀上煮的），假如這樣生活在寂靜中，那麼還算過得去，當然也只有在父母和姐妹們的幫助下。可是一旦冒出什麼特殊事情來，一下子便會顯得什麼都無望了。醫生到我這裏來過，L．太太把她的親戚、一個大個子教授介紹給了我。幸虧他自己沒有來，而是先派一個助理醫生、一個年輕人來，這人還不到三十，除了寒熱，他什麼也診斷不出，醫囑暫時也無非是卧牀和等待。這麼來一次他要了二十馬克，即一百六十克朗。最糟糕的是，這個價格不僅在收費價目上看倒也合理（這裏沒有人提出超過收費價目的要求），而且與其他價格具體比較也完全相當。一切都那麼責，要在這裏求得生存，得賺金馬克才行。我有時候已經想在與柏林的價格的鬥爭中退卻了，我想到什累申、維也納、戈爾達湖。”
當人們拜訪弗蘭茨時，他以開玩笑般的口吻談及他的憂慮。有一次他便這樣對我詳細地談了一個計劃：同廚藝高超的朵拉一起租一家小餐館，他在餐館裏當跑堂的。
朵拉後來告訴我，卡夫卡闡述這個計劃時是與這個意圖結合起來的：若能恢復健康，便遷居巴勒斯坦。這兩個人想以這種方式在“那邊”的初期階段維持生計。朵拉告訴我在柏林的一個住處，她在卡夫卡的命令下燒燬了他的一些手稿。他下令，她顫抖着服從；許多年後她還為聽從了這個命令而感到遺憾。但她強調説，假如她今天再度面臨這種情況，她照樣會屈從於卡夫卡的意志。據朵拉説，在被焚的文字中也有一篇卡夫卡的短篇小説，取材自奧德賽宰殺柏利斯以祭神的過程；此外還有一部內容不明的劇本。——其中留存於朵拉處的卡夫卡的文字於1933年被蓋世太保沒收，並顯然被毀了。我曾請求尚處在獨立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駐柏林公使館任隨員的作家卡米爾·霍夫曼為這些文字去德國有關當局交涉一下。他沒有獲得成功，後來他自己也成了納粹迫害的犧牲品。
畢竟不可能閉目不視，儘管弗蘭茨心靈中得到了平衡，但他的身體卻每況愈下。一個妹妹去看望了他，然後，我從柏林回來後，便將危急狀況告訴了舅舅（醫生），他到柏林去了，作出了最壞的斷言。1924年3月14日，我前往柏林觀看牙那切克作品在國家歌劇院的首演《耶努發》）。17日，我將弗蘭茨帶往布拉格。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送他上火車。幾天後朵拉也踉來了。
這會兒弗蘭茨又住在父母那兒了。儘管他的周圍充滿了關切之情，但他卻感覺到這是他自立計劃的破滅，是失敗。這時候他希望我每天去看他。以往他從未以這麼堅決的口氣説話，他對我工作的繁忙表示出極強烈的關心。現在他説起話來就好像他知道我們共同的日子不長了似的。“明天還是這時候來！”他説這話簡直帶有一定的嚴厲。
由於他情況越來越糟，不得不被送入一家療養院。
我日記中寫道：“4月10日這一天，由於‘維也納森林’療養院傳回了卡夫卡的消息，一切可怕的事情都變得平淡了。維也納醫院。確診為喉結核症。最可怕的不幸的日子。”
只有一輛敞蓬汽車用於從療養院到維也納間的交通。風雨交加。整段路上朵拉一直站在車上，試圖用自己的軀體為弗蘭茨遮風擋雨。
羅伯特·克洛普斯托克也表明了他熱烈的忠誠。他中斷了在柏林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後來在肺病治療領域內取得了重大成果），從那時起直至弗蘭茨辭世，將全劇精力投入了對這位珍貴的病人的照料之中。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這兩個人戲謔地自稱弗蘭茨的“小家庭”，這是在看着死亡到來時的一種親密的共同生活。弗蘭獲知道自己病得很重，但據我一次看望他的體驗，他心中充滿了希望和勇氣，好像全然不知即將來臨的危險似的。在維也納醫院（哈謝克教授處），他情況不佳。為了給他爭取一種考慮更周到的治療，比如一間單人房間，作了許多努力，全是徒勞。有幾天他甚至不得不躺在一個臨死的人旁邊，過後他懷着極其欽佩的心情對我。談到那個牧師的耐心，他堅持守候在彌留者身邊安慰他，直至最後一刻，而醫生們“早就溜之夭夭”。我寫信給維也納有影響的人士；韋爾弗激烈地為弗蘭茨説情，然而那個相當沒有心肝、沒有文化修養的教授同樣激烈地聲稱，他在卡夫卡身上看到的只是多少多少號房間的病人。他是這麼説的：“有一個叫韋爾弗的人寫信給我，讓我為一個叫卡夫卡的人做點什麼。誰是卡夫卡，這我知道。他是十二號病牀的病人。可是誰是韋爾弗呢？”
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終於促成弗蘭茨於四月底遷入修道院新堡附近的基爾林療養院，這是個環境優雅親切、光線明亮的所在。韋爾弗給我的一封信中寫道：“哈謝克教授聲稱，留在醫院裏對卡夫卡來説是唯一可行的。因為這裏有一切治療手段和療養可能性。他非常不願意放他走。”卡夫卡在基爾林度過了最後幾周。他住在一個美麗的、用鮮花點飾的房間裏，窗外一片綠色，周圍是他的兩個忠實的朋友。在疼痛不厲害時，他過得輕鬆、愉快。
諾伊曼教授和講師奧斯克·貝克博士來到基爾林病人營。我摘錄後者5月3日寫的一封信之內容（致菲利克斯·威爾奇）：“昨天我被笛芒小姐叫到基爾林去。卡夫卡先生咽喉內非常痛，尤其在咳嗽時。吃東西時疼痛更其加劇，以致幾乎不能下嚥。我可以斷定他喉頭裏正在發生一種毀滅性的結核病變，軟骨的一部分也牽扯在內。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作任何手術。我給喉管主神經注射了一針乙醇。今天笛芒小姐又打電話給我，為的是告訴我，那一針只管一時，疼痛以同樣強烈的程度再次出現了。我向笛芒小姐建議，帶卡夫卡博士回布拉格去，因為諾伊曼教授也估計他還能活大約三個月。笛芒小姐拒絕了這個建議，因為她認為，這樣會使病人對病情的嚴重程度瞭解得很清楚。
“您不妨向他的親屬完全説明情況的嚴重性。從心理上説我理解笛芒小姐（她以自我犧牲的、感人的方式為病人效勞），理解她為什麼希望再召一批專家到基爾林來會診。因此，我必須使她明白，卡夫卡博士無論在肺裏還是喉頭都處於一種任何專家都無能為力的狀況，只能通過潘託苯或嗎啡來減輕痛苦。”
在最後幾周內他應該儘量少説話。因此他通過在紙條上書寫來溝通。我擁有一些這樣的紙條。有一次他寫道：“那篇故事有個新題目，《歌女約瑟芬，或曰鼠族》。這種夾着‘或’的題目雖不很漂亮，但在這裏也許有二特殊的意義。有點像一架天平。”他時不時想到父親，想起與他一同去游泳場，想起那食慾旺盛的吃喝。他告訴朵拉，“當我是小孩時，我還不會游泳，有時我同父親一起到淺水池去，他也不會遊。然後我們光着膀子坐在小吃部那兒，每人要了一份香腸，半升啤酒。父親一般自帶香腸，因為游泳學校裏賣得太貴。你應該仔細體會一下，一個魁梧的男人手裏牽着一個小小的、畏怯的骨頭架子是什麼樣子，體會一下比如説我們在小更衣室內怎麼在暗中脱衣服，然後他怎麼拽我出去，因為我感到害羞，他怎麼想要把他所謂的游泳本領教給我，等等。可是在此之後有啤酒喝！”他雖是個不喝烈性酒的人，一個素食者，他卻懂得享受啤酒、葡萄酒和肉類；有時他聞聞飲料，誇讚其出色的香味；別人永遠搞不清楚，他的話是嘲笑還是一本正經説的。最後他有幾次又飲起啤酒和葡萄酒來，愜意一番。“你沒有感覺到萊昂哈德在做聽寫練習時面前放着一杯‘譜索爾’酒嗎？”他在一張對話紙條上這麼寫着（這裏面的萊昂哈德我不知何所指）。——生命力的畫面佔上風：“我的堂兄，這個了不起的人。這個叫羅伯特的人已經年約四十，當他傍晚（早不行，他是律師，很忙，既忙於工作又忙於娛樂），當他下午五點以後來到索菲亞游泳學校，三兩下脱了衣服，便跳入水中，像一頭美麗的野獸那樣有力地在那裏來回翻滾，只見水珠飛濺，目光炯炯，轉眼就遊得很遠，向堤壩處游去——這真叫律。而半年後他死了，被醫生折磨致死。一種神秘的脾臟病，人們主要用注射乳液來治療，明知什麼都無濟於事。”關於他的狀況他也寫了很多，關於當時的需求、藥物、變化。他要求弄“那麼一頂從水中撈出的大禮帽”。其間有些話如“國王們的兒子們”，“向着深處，向深處的港口”。他很疲倦，很不耐煩。但時而又出現了：“馬克斯5月27日生日。”“經常給護士一點酒喝。”“在這裏贈禮是很有意思的，因為每個人都有那麼點內行。”“贈送是一種幸福，這肯定能給他人、真正地在一瞬間帶來快樂。”“當心別讓塞在花瓶裏的最下面的花受罪。怎麼能讓它們受罪呢？用碗作盛器也許真是最佳方法。”5月11日，星期天，我前往維也納再次探望弗蘭茨。發生了一幕奇特的場面。當我星期六下午到編緝室去時，有人招呼我，“快接電話去，一位女士剛從維也納打來的。”大衣都沒脱，我趕緊跑到電話間。是朵拉，她用這話問候我：“你剛才打電話來過。”我：“沒有，這會兒我剛到。”朵拉：“布拉格來電話。是布拉格日報。所以我問問你。”我多方努力，這件事卻始終是謎團，因為《布拉格日報》雖然常打電話去維也納，但從不打到基爾林。卡夫卡的妹妹中也沒有一個在那天打電話去基爾林。這次基爾林之行以特殊的方式籠罩在死亡的信號中。我剛要離開住房時，聽説我們這兒一個年輕人在他的住處濱海死亡。火車上一個身穿黑色服裝的女士與我搭話，我沒有馬上認出她來。那是圖薩爾部長的遺編，她向我述説她丈夫之死，述説她的不幸。在維也納我未同任何人説話，只是從火車站趕到旅館，從旅館趕到火車站。早晨我坐第一班級列車前往修道院新堡，從那裏前往基爾林。待到晚上，再坐車前往維也納，第二天早晨前往布拉格。上午弗蘭茨精神清爽，與所有醫生證明相反，我覺得他的情況並不是毫無希望的。我們談到了我們下一次的會面，我計劃作一次意大利之行，此行將再次經過維也納。朵拉首先告訴我的，弗蘭茨向我證實的（他不能多説話）是卡夫卡奇特的求婚故事。他想與朵拉結婚，寫了封信給她虔誠的父親。在這封信裏他闡述道，他雖然以朵拉父親的標準來衡量不是真正信教的猶太人，但卻是一個“懺悔者”，一個“皈依者”，因而可以抱有被這個虔誠的男人之家庭接受之望。那位父親拿着這封信到他最尊敬的人、其權威對他來説高於一切的“給蓋勒爾·萊伯”那兒去了一次。這位拉比讀了這封信，扔在一邊，言簡意賅地只説了一個“不”字。不作進一步解釋。他從來沒有解釋的習慣。這個神聖的拉比的“不”字通過弗蘭茨馬上到來的死亡得到了證實；那位父親的回信在我到達前剛剛寄到，併成了那“小家庭”一天的話題，弗蘭茨已把這封信看成是不祥之兆。他微笑着，但顯然受到了影響；我們盡力使他轉到別的思路上去。但一會兒後，朵拉就把我引到一邊，悄聲告訴我，每天夜裏有一隻貓頭鷹出現在弗蘭茨的窗口。這死亡鳥。
但弗蘭茨想要活下去，他以我從未在他身上見過的準時性毫不抗拒地遵守醫囑。假如他以前就認識了朵拉。他的生的慾望就會產生得更早，產生得及時並更強烈。這是我的印象。—一這兩個人般配極了。朵拉掌握的東方猶太人宗教傳統的豐富寶藏是令弗蘭茨心醉神迷的不竭源泉；而這位對西方又比的一些偉大之處尚一無所知的年輕姑娘．對這位偉大的老師之愛和尊敬也絲毫不遜色，她同樣愛着他夢幻般的、奇特的想象，這些想象輕而易舉地征服了她。他們經常像孩子般地互相逗樂。我還記得，一次他們把自己的手一起浸入同一個臉盆之中，並稱之為“我們的家庭浴池”。朵拉對這位病人的關懷備至今人感動．而他一切活力的姍姍來遲的覺醒也令人感動。朵拉告訴我，當契阿斯尼教授（那時已是弗蘭茨生命的最後階段）對弗蘭茨説，他脖子裏看上去好一點了的時候，他高興得哭了。他一再地擁抱她，告訴她，他從來不像現在這樣渴望活下去，渴望恢復健康。我願將此與我們共同的什累申之行（1919年11月）作一番比較，那次火車旅途中有兩件事留在了我的記憶中：卡夫卡談及漢姆孫的《大地的祝福》，他詳細地分析，在這部長篇小説中（有時甚至違背作者的意願）一切惡都來自女人；另外，有一次火車停下時，他以最深的抱怨口氣説：“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竟有這麼多車站，走得太慢了！”而現在，在死神降！臨的時刻，他懂得了生命的意義，希望能活下去。
6月3日，星期二，卡夫卡溘然長逝。屍體置於密封的棺木中運回布拉格，6月11日四點安葬於布拉格——斯特拉斯尼茨的猶太人公墓，墓址的位置很好，在公墓邊緣告近一個大門的地方。當我們五點一刻走回弔喪的房子——舊環城路弗蘭茨的住處時，我們看見，市府大樓上的大鐘停在四點鐘的位置，時針始終還指着這個時辰。——弗蘭茨的父親和母親後來在同一個墳墓中安息。
關於弗蘭茨生命的最後時刻，我絕大部分從羅伯特·克洛普斯托克博士的報道中獲悉有關情況並陳述於下。
星期一晚上弗蘭茨狀態很好，他情緒愉快，對克洛普斯托克從城裏帶回的一切都表現出歡喜之情，吃着草毒和櫻桃，捧着這些水果聞了很久，享受着它們的芬芳。在最後幾天中他對一切都是這樣以雙倍的熱情享受着。他希望看別人在他面前喝很多水（還有啤酒），因為他自己做不到。他分享着他人的享受。在最後幾天中他談了許多關於飲料和水果的話。
星期一他還給想要到基爾林來的父親寫了下面這封信——一個自我控制和孩子之愛的文獻，可與之相比的只有比如海涅在他的病房裏寄給其母親的信件，為了不引起絲毫不安。信的內容如下：
最親愛的父母，關於你們有時來信提到要來看我的意圖，我每天都考慮這個問題，因為它對我來説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該是多麼好啊，我們已經這麼長時間不在一起了。布拉格的相聚不能算，那是一種住宅干擾。可以算數的是在一個美麗的地方寧靜地共度了幾日。我根本想不起來，什麼時候曾有過這樣的經歷，除了有一次在弗蘭岑温泉度過的幾個小時。再就是像你們信中寫的，一起喝“一杯好啤酒”。從這裏看得出，父親對荷伊立根不太感興趣，從啤酒的角度考慮我也同意他的觀點。再説，我現在在炎熱的日子裏經常想起，我們有一次共同成了有規律間歇的喝啤酒者，那是在很多年前，當父親帶我去民用游泳學校時。
這一點和其他許多方面都是贊成這次來訪的理由，但反對的理由太多了。首先，父親由於護照難辦而很可能來不了。這樣當然會失去這次來訪很大一部分意義；而老是由父親陪伴着的母親在這種情況下會過分地關照我，過分地為了我而來，可我總是那樣不很美，根本不值得人家一顧。初到這裏和維也納各方面的困難你們是知道的，這些困難使我的健康受到一些損害，它們阻礙了熱度的下降，並使我進一步衰弱。咽喉問題引起的吃驚在最初階段造成的衰弱超出了疾病本身帶來的後果。
直到現在我才依靠人們在遠方根本想象不到的朵拉和羅伯特這樣的幫助（沒有他們真不堪設想！）擺脱一切衰弱。干擾現在也還存在，比如前些日子患的腸炎，至今尚未消失殆盡。這一切湊在一起，使我儘管有這樣好的幫手，儘管有美好的空氣和食品，儘管幾乎每天沐浴在新鮮空氣之中，至今仍未完全好轉，總的説來還未出現如當時在布拉格那樣的轉變。此外你們還要考慮到，我只能輕聲説話，即便如此也不能經常講，考慮到這點你們也會願意推遲來訪的。一切都處於最佳開端中——最近一位教授確定咽喉中有很大的改善，因為正是他這麼一個非常可親的不自私的人——他每週開汽車來一次，要求我做一切……所以他的話對我來説是莫大的安慰——我已説過，一切處於最佳開端，但最好的開端畢竟只是開端而已。假如向來訪者（甚至像你們這樣的來訪者）展示的不是明顯的、無可否認的、用外行眼光也看得見的進展，那麼寧可別來。我們是不是暫時不要見面呢，我親愛的父母親。
別以為你們到此能改善或豐富我的治療條件。雖然療養院的所有者是一位年老有病的先生，他幫不了很多忙，而與那位非常令人不舒服的助理醫生打交道友誼的性質多於醫療的性質。但是，不時有專家來查看，此外羅伯特總是在這裏，他不離開我，他不去考慮他的考試，卻以全副精力為我着想；還有一位年輕的醫生，我很信賴他（我感謝艾爾曼副主教為我找來了他和剛才提到的那位教授），他當然還不能開車來，而是節儉地坐火車或公共汽車，每週三次離城前來。
星期一（據説包括星期二早晨，但我幾乎不能相信）弗蘭茨修訂剛收到不久的他的最後一本小説集《飢餓藝術家》的初版。他就小説順序的排列提出意見，對出版社沒有足夠地重視他的一些意見，表現出他的心受到了傷害。朵拉有一次説得很對：“其實他希望受到非常的尊重。假如別人對他很敬重，那麼事情就會萬事大吉，他對外表形式就那麼在意。假如別人不這麼做，他就感到深受傷害。”夜裏十二點他入睡了。早晨四點克洛普斯托克被朵拉叫到房間裏，因為弗蘭茨“呼吸不對勁”。克洛普斯托克知道這是危險的信號，叫醒了醫生。醫生給打了一針強心劑。圍繞着是否使用嗎啡展開了鬥爭，弗蘭茨對克洛普斯托克説：“四年來您不斷地向我許諾。您在折磨我，一直在折磨我。我不跟您説話了。我就這樣去死。”他被打了兩針。第二針打完後他説：“別騙人説您給我的是對抗的藥物了。”然後便是那句已經提到過的警句：“殺死我，否則您就是殺人犯。”他們給他打了潘託苯，他很高興：“這就對了，但要多一點，多一點，這麼些不起作用。”然後他緩緩入睡了。他最後幾句話是對他的妹妹艾麗説的。克洛普斯托克扶着他的腦袋。卡夫卡一直最擔心傳染給別人，他説（這位醫生朋友在他眼裏變成了妹妹）：“走開．艾麗，別這麼近，別這麼近—一”克洛普斯托克微微抬起身子，他感到滿意：“對了——這就對了。”
還在這些最後的場景之前，他粗暴地示意女護士走開。“他從來沒有這麼粗暴”，克洛普斯托克對我説。然後他用全力拉掉了心臟助搏軟管，扔在地上：“現在別再折磨了，何必再拖延呢？”當克洛普斯托克從牀邊站起，想要清理一下針頭時，弗蘭茨説：“您可別走。”這位朋友回答説：“我不會走的。”弗蘭茨以深沉的嗓音説：“可是我要走了。”
這裏摘錄克洛普斯托克6月4日從基爾林寫來的信中的一段，他那典型的匈牙利德語保持原樣。“可憐的朵拉，噢，我們大家都可憐。世界上還有誰像我們變得這麼可憐——㊣(24)她睡了一會兒，可就是在夢中她也不停地囁嚅着，只聽得明白：我親愛的，我親愛的，我的好人啊，你！……在她躺下時，我答應她，今天下午再到弗蘭茨那兒去。她就這樣躺下了。説到他，‘他是那麼孤單，孤單極了，我們無事可幹卻坐在這裏，而讓他一個人在那裏，一個人在黑暗中，無遮無蓋。——噢，我的好人兒，我親愛的你。’就這樣翻來覆去。我們這裏的情景難以描繪，也沒有必要描繪。只有認識朵拉的人才會明白什麼是愛情。理解這一點的只有很少的人，而這樣更使折磨和痛苦加深。但您是的，對不對，您是的，您會理解的！……我們還完全不明白，我們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情，慢慢地，變得越來越清楚，而同時又昏暗了下去，揪心的痛楚。他還在我們這兒，所以我們尤其不明白。現在我們又要到他，到弗蘭茨那兒去了。他的臉是這麼呆板、威嚴、不可接近，他的精神是那麼純潔和威嚴。威嚴——一張國王的臉，出身於最高貴、最古老的家族。他的人的存在之温柔消逝了，只有他無可比擬的精神仍然構成他呆板的珍貴的面孔。美得就像一尊古老的大理石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