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6月18日，卡夫卡在布拉格卡爾·費迪南特皇家德語大學被授予法學博士學位。
然後他要按照慣例通過所謂的“法庭年”，亦即那些想要投身於律師職業的法學畢業生必須經過的無薪法律實習。卡夫卡從來沒有當律師的念頭——他只不過利用這一年作為緊張的考試後的喘息機會，並通過這個喘息機會尋找一個有工資的職位。因為他同父母達成了默契：一旦有可能，他不多一天依靠父母的錢包過日子。這連他父親也完全沒有明白，將他此舉視為最不像話的無理取鬧。我已經説到過：是否可以給這個才華出眾的兒子（但是他的父母是否瞭解他的才華呢？這才華有沒有顯露出來都是問題）以一種特殊的自由，比如批准他到國外去學習幾年。這個家庭的物質條件那時是充分的。但是要想獲得這麼一種待遇，弗蘭茨必須有足夠的甩開膀子闖路的精神。可是他最缺乏的不就是這種精神嗎？他的能力僅僅是內向的，表現為執拗、消極的堅韌。從這裏可以找到他悲劇性的咎由之所在。他受着罪，默不吭聲。但是不可忽視的是，他的才能的獨特表現形式不僅僅在父母眼裏、而且事實上也似乎是沒有實用價值的。而實用性與弗蘭茨在藝術中追求的純潔性是從頭到腳格格不久的，他在日記中稱“寫作是祈禱的形式”。在尋找掙錢的職業時，弗蘭茨根出要求：這個職位不得與文學有任何聯繫；以文學作為掙錢的職業在他心目中是剝奪文學創作的尊嚴。掙錢職業和寫作藝術應該絕對分開，二者的“混合”，比如記者的行業，亦為卡夫卡所否定——但他從不發表教義，而只是自己微笑着退縮，聲稱他自己“卻不能這麼做”。他的這種觀點給我和我的職業選擇也帶來了曠日持久的影響。我（像他一樣）出於對藝術的尊重，在最可厭的、遠離藝術的、枯燥乏味的法律職業中翻來覆去地折磨自己，直至很久以後才走上了戲劇評論和音樂評論的道路。今天我認為卡夫卡在這一點上的嚴格態度是一種高尚的迷誤，我後悔我自己像卡夫卡那樣在辦公室裏任由成百上千個毫無樂趣的時辰在幾乎是絕望的心情中流逝，從而褻瀆了上帝崇高的造物——時間。
我們倆熱烈追求的是一種“普通頻率”的職業——也就是説從早晨到中午二或三點上班（我把這個“或”字寫得這麼輕鬆，其實照我們當時的想法，這一個小時決定着我們的整個內心幸福），下午空閒。私人行業的工作上午和下午上班，以致一天剩不下任何進行文學工作、散步、閒讀、看戲等事項的時間。即使三點以後回家去，這才吃飯，略略恢復摧殘神經的工作造成的疲勞，打算進入心中嚮往的自由狀態——然而一天時間已經所剩無幾了。我們渴望的到二點為止的頻率只有在極少數工作單位存在，幾乎都是國家機關，那時，在舊奧地利時期，這種機關已經是隻接受由高層擔保推薦的猶太人才能進入的了。我並不想在此陳述我們尋找合適的位置的希望經常遭到破滅的故事，這些故事那時每天都像幽靈般出沒在我們的談話中。好在卡夫卡經過在最緊張的私人機構（AssicuzioniGenerali）工作中的短暫序幕後，終於在1908年7月在一個半國立的公共機構找到了合乎願望的職業，這個機構叫“布拉格波希米亞王國工人事故保險公司”。
在這兩個崗位上，弗蘭茨都受到上司的青睞。但是事態很快就表明，他作了許多嘗試來分配時間，以便不受阻礙他從事自己酷愛的寫作，然而沒有成功。寫作需要有銜接着的許多小時，使創作力將執筆者帶入高漲的情緒，這種情緒持續上升，爾後重新消逝。然而這短暫的下午總是使人想到明天將要在保險公司度過的荒涼的日子，在這段時間裏卡夫卡不能夠沉入這個過程之中；而我很快也開始過類似的日子，也只有在投入最高度的精力和思想最高度集中的情況下才勉強可以進入這個過程。於是惡劣的時期在我們倆面前展開了。我在與卡夫卡共作休假旅行時寫給這位朋友的一首詩充分表現了我們的煩惱
盧加諾湖
——給弗蘭茨·卡夫卡
蜻蜓憩息在我們的腿上，
輕柔的雙翼伸展得筆挺，
從的熱的牆上鑽入水中，
把我們當成岩石或花來想象。
高高的公路變成鋸齒模樣，
帶着純石灰粉，燒得像發白的太陽；
沉甸甸的葡萄串向我們把腰來彎，
葡萄葉的綠蔭投下女性般的清涼。
但我們的心靈啊，親愛的朋友，
它在為痛苦的過去激動異常，
語言的音響黑暗而遙遠。
儘管我們知道，現在被曬得黑黝黑黝，
臨近的日子將強壓我們以同樣的重量，
我們被壓彎，無情地變成蒼白。
卡夫卡試着下午睡覺，夜間寫作。每一次這種嘗試總能持續一段時間，然而卻不能睡得充足（弗蘭茨深受睡不安穩和對噪音特別敏感之苦），於是出現了精疲力竭的狀態，迫使他不得不拿出他殘存的一切力量來應付辦公室內的工作。他有許多要求，包括有些物質也被他視為“卑鄙”（這是我從他那裏聽到過的最尖鋭的表達反對意見的詞），比如當時社會保險遭到頗有幾分道理的攻擊，而這種攻擊遭到新聞宣傳的圍剿，卡夫卡對此便用上了“卑鄙”一詞。故此他在日記中寫道：“寫出了一篇支持和反對本機構的詭辯文章”（這一種嘲諷，證明他其實並沒有完全脱離新聞文體的寫作）。
我作為郵局職員度過的那些年裏，我下午和晚上常埋頭寫我的《圖科’布拉厄》，這些年頭在我的記憶中已是晦暗無光，我幾乎記不起什麼細節了。一切都被無形的力量填入了無意識的血盆大口。也許有朝一日還會有什麼浮現。留在我腦子裏的只有一種直接的感覺，即對工人階級遭遇的幾乎不可理解的苦難的感覺。這種苦難抓握着所有不得不從事自己毫無興趣的工作的人。這種苦難經由泰勒制和“流水線”更是升入了離奇的境界。這怎麼能夠忍受呢？也許我們只是想入非非，以為人們忍受着這種難以設想的苦難；因為實際上它超越了人的反抗力，超越了人的自卑可能性（可惜這與前一因素在此是一回事）。我完全同意那種對社會問題的設想，那種對勞動收益的合理分配，然而我的閲歷還指出另一個理於更深處的問題——勞動幸福的問題，對勞動、對自己的工作的快樂的問題。就此也許還可以再説一些。
相距許多年後，幾年前我又來到了位於波利契旁的工人事故保險公司——弗蘭茨·卡夫卡的工作地。我以前經常到這裏找他，同他一起在荒涼的、響着回聲的走廊裏走來走去。這回我與一個負責官員、卡夫卡當年的同事談了話。弗蘭茨·卡夫卡（據這先生説）受到普遍的喜愛，他根本沒有敵人。他對義務的忠實堪稱楷模，他的工作得到高度評價。這位先生強調指出，弗蘭茨·卡夫卡能夠從與眾截然不同的角度來處理問題（這位先生的這個評語非常恰如其分。他還不知道，他説話時卡夫卡已經聞名世界了）。得到強調的還有卡夫卡性格中的一定程度的天真。他是“我們辦公室裏的孩子”。他敍述了一段有特徵性的卡夫卡軼聞：“有一次他走進房間時我正在吃黃油麪包。‘你怎麼吞得下這塊油脂，’他説，‘營養最好的是一個檸檬’。”
他在工人事故保險公司內的職責範圍是預防事故和撰寫關於將企業劃入不同的不安全等級的上訴書。
他自己認為他的專業工作幹得並不很出色，但他的上司卻對之高度讚賞。他經常以近乎五體投地的欽佩談到他的頭頭（馬爾史綱）的專業知識和“聰敏才智”。對他後來的上司奧斯特齊爾——著名的捷克指揮和作曲家的兄弟——的欽佩則更甚。
當他看到由於安全設施不足而致殘的工人時，他的社會感得到極大的激發。“這些人是多麼老實啊，”有一次他對我説，眼睛瞪得溜圓，“他們到我們這兒來請求。他們沒有衝進保險公司，把一切砸得稀巴爛，卻跑來請求。”
1909年這個事故公司的年度報告中有一段是身為職員的卡夫卡寫的，我將在下面引述。報告中當然沒有提到卡夫卡。可是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卡夫卡把這份年度報告帶給我看，説明這一段是他的手筆。他的上司對草稿作了修改，然而即使在這麼一篇公文中卡夫卡的風格仍確切無疑地在各個段落中顯示出來。而且那位友好地接待了我的負責官員也確認了這一段，同時他還指出1910年的年度報告中的一段為弗蘭茨·卡夫卡的文字。
文件的下面這一部分就是從幾個角度看都是令人感興趣的：
我們的示意圖繪出了四稜軸和圓軸在安全保護技術方面的區別。直接以螺絲固定在四稜軸上的刀具鋒刃裸露，每分鐘轉三千八百至四千周。刀軸和枱面的大距離對工人產生的危險顯而易見。在這種軸旁如果處於對危險的無意識中操作，危險可能更大；或者也可能不得不在意識到始終存在的危險的情況下操作。特別謹慎的工人自然會留心在刨刀頭上推移木塊時手指不超出工作件，然而主要的危險對一切謹慎報以嘲笑。即使是最小心謹慎的工人也有可能在一隻手把刨件按在機台上，另一隻手引來刀軸的情況下，或者由於打滑或者由於並非罕見的木塊反彈而致手誤入刀具夾縫。木塊的這種推高或反彈既無法預見，也無法阻止，因為當木塊在不同的地方合上了裂口或劈岔時，當刀具減緩了轉速或方向偏離時，當手在木頭上的壓力分佈不勻時，事故就會發生。這類事故不會不留痕跡地過去，每次都會割掉幾個，甚至所有手指。
但是，不僅所有安全規定，而且所有保護設施在這種危險面前無不失靈，它們或者經證明不夠充足，或者一方面雖然降低了危險性（通過鉛保護推手的自動送料或縮小刀具縫），另一方面卻反而使危險性上升，這是因為未給木屑以足夠的存放空間，導致刀具夾縫堵塞，當工人清除縫中的刀屑時，往往造成手指受傷。
假如根據史拉德專利讓軸在後面旋轉，對刀略呈斜面，與之找平，便可以防止軸受堵塞，同時使木塊得以輕易地推入軸中，木屑也有足夠的落下空間。
對於保護技術方面來説最重要的一點是，刀具的突出的部分是刀鋒，由於這些刀同軸實際上連在一起，刀可以很薄而不必擔心折斷的危險。
很清楚，卡夫卡對世界和生活的認識以及他懷疑事物的悲觀主義很大一部分來自公務經歷，來自與遭受不公待遇的工人們的接觸，來自蝸牛爬行般的公務辦事過程，來自公文停滯堵塞的流程。長篇小説《訴訟》和《城堡》中整章整章的外殼和現實主義的苞葉取材於作者在工人事故保險公司中親身經歷的環境。可以相提並論的還有腹稿《新燈》（日記111頁）和1913年7月2日的日記：“為關於一個瑪麗·阿布拉哈姆的二十三歲姑娘的審理消息抽泣了一番。她由於貧困和飢餓，解下一根她用作襪帶的男人領帶勒死了她九個月的孩子巴爾巴拉。完全是老一套的故事。還有下面那篇寫於最後幾年的一個改革草案，這篇文章在卡夫卡的作品中非常孤立，這是關於一個顯然意志自由、幾乎是修道院式的甚或純粹清貧的工作集體的計劃：
一無所有的工入羣體。
義務：不佔有或接受錢和貴重物品。只允許下列財產：最簡單的衣服（根據具體情況而定）、工作必需品、書籍、自己所需的食品。其他一切屬於窮人。
必須通過勞動獲取生活費用。不畏懼任何不損害健康的工作。可以自己選擇工作，在無此可能性的情況下，服從直轄於政府的工作諮詢處的安排。
工作一天的報酬不得超過兩天所需的生活費（具體根據不同的地區而異）。
生活儘量節儉。只吃身體必須的東西，比如在一定意義上相當於最高薪金的最低薪金：麪包、水、棗子。赤貧者的伙食、赤貧者的住處。
同僱主的關係建立在信賴的基礎上，從不要求法庭干預。接受任何工作後要在任何情況下完成，即使遇到對健康嚴重不利的情況亦然。
權利：最高工作量每天六小時，體力勞動四至五小時。
患病或到了無工作能力的年齡後由國立養老院、醫院負責照料。
勞動生活是良心的體現機會和同仁的相信程度的體現機會。將擁有的財產獻給國家，以便建立醫院和養老院。
當前至少要排除自立者、已婚者和婦女。
建議（沉重的義務）與政府斡旋。
即使在資本主義企業中，有兩句話無法辨認。那是可以為他人出一臂之力的地方，在荒僻的地方，貧民房子，（當）教師
最高限度五百人。
“試用期一年”。
卡夫卡從未積極參加過政府集會。但是他以觀察的方式參加所有為改善人類命運作出的一切努力。因此，他積極參加捷克羣眾集會和討論會，我經常耳聞他對偉大的大眾演説家如蘇庫普、克洛法契、克拉瑪爾的具體分析（多半是尖鋭的批評）。直到他死後，我在為寫作長篇小説《施蒂凡·羅特》蒐集第一次世界大戰捷克無政府主義革命運動的材料時才偶然發現，卡夫卡與這一運動的一名倖存者——卡恰老先生熟識。根據他真實的、已得到其他方面證實的報道，我得以在我的長篇小説中寫下這麼幾行：“在另一羣捷克人中，另一個操德語的客人坐在大飯館的桌旁，非常瘦，看上去很年輕，儘管他的實際歲數八成已經超過三十了。他整個晚上一言不發，只是瞪大了閃光的灰色大眼睛聚精會神地注視着，這對眼睛與濃密探黑的頭髮覆蓋下的棕色臉龐形成奇特的反差。他是作家弗蘭茨·卡夫卡。他常常不動聲色地給這個團體以幫助。卡恰喜歡他，稱他為‘Kitdas’，亦即‘沉默寡言者’或‘沉默的塑像’（假如人們試將布拉格行話捷克語譯出來的話）。”這段話説的場所是那“姆拉迪奇”青年俱樂部的翻版。參加這個俱樂部的捷克作家有蓋爾納、託曼、施特拉梅克、施坦尼斯拉克·諾伊曼、馬雷斯、哈謝克等。
當然，在卡夫卡的職業生活中並非始終籠罩着陰暗色調。他有能力與同事和下屬包括與他們中間思想非常簡單或非常混亂的人相交。我的故紙堆中有這些先生中的一位給我的奇特的備忘錄。開頭的這兩句話：“Nose－culesfilllEvaeInhoelacrlmarumvalle”，結尾處載着弗蘭茨手書的筆記：“從開頭記載的作者——一個五十歲的人——的一段經歷中開了一個有彈性的、範圍更廣的綱領，根據這個綱領，可通過東方猶太民族（達利雅——猶太人當今的母親）和斯拉夫民族（烏爾蘇斯——斯拉夫人當今的父親）的結合以拯救二者，並造就西蒙——一個有宗教創造精神的新人。”弗蘭茨把這篇奇特的紀念文章作者帶到我這裏來，我們三人一起去看了一場東方猶太人的話劇演出。關於這場演出後面還將予以報道。
在他寫給我的一封取消約會的信中，他給他的職業活動抹上了一層堪稱走在卓別林電影前面的幽默色彩：“我幹些什麼！撇開我其它的工作不談，在我四個區域的主力陣容中，人們像喝醉了似的從架子上摔下來，掉到機器裏面，所有房梁都傾覆了，所有斜面都鬆動了，所有的梯子都滑了下來，遞上去的東西一概掉下來，送下去的東西人們自己則掉在那上面。瓷器廠的年輕姑娘們真叫人頭疼，她們不停地連同手中捧着的高高的一疊疊餐具摔倒在地上。星期一我算碰到了最氣惱的事情。……
“在日記中，他詳細地記載了一個監督員年輕時的經歷。然而他很難同高層人士合得來。——有一次，他激動萬分地跑到我這兒來。他告訴我，他剛闖了一個大禍，這也許會使他失去花了很多力量爭取得來的好職位（他為了父母的緣故而重視這個職位）。他被任命為設計員。理事會的一位高級人士召集了新任設計人員，向他們作了一番莊嚴的、教父施聖利般的講話，逗得他（弗蘭茨）突然大笑起來，不可抑止。我同心緒無法平靜下來的弗蘭茨共同起草了一封給這個高級官員的道歉信。事實證明這封信是寫得明智的、不乏幽默感的。奇怪的是，弗蘭茨碰到的總是好心人，好像是補償他內心的障礙似的。他們促進他，至少不有意地與他過分親近。而其他內心平衡的人一生中幾乎總得同伴逆者糾纏不休。於是一切均被納入某種秩序，這就是説：誰也別想輕鬆自在。
在職業生活中，精神負擔日益上升，日益難以承受，有趣的或令人激動的插曲十分罕見。關於辦公室工作妨礙寫作的問題，日記中寫得驚心動魄，全無補充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平常十分謙遜的人的一段表白，他必須掙扎一番才能弄出篇把公文，就像從自己身上撕下一塊肉一樣，然後“大吃一驚”地發現：“……我身上的一切都是為文學勞動而準備的，這種勞動對於我是一種神妙的輕鬆，一種真正的活力之表現；而在這辦公室內，起草一篇該死的文版卻必須從我有能力享受這種幸福的軀體上活生生地奪去一塊肉。”那時他出於家庭的利益形式上接受了一家工廠的部分管理工作，後來不得不至少有時候抽時間關心一下這家企業。就在這種情況下，上述他那種語調急劇強化。這事情對他來説是根本不可忍受的。他感覺到巨大的創作力在體內膨脹，卻又為這種義務而壓下去。他的抱怨與莫扎特答覆父親催促他接受“攻讀學位”而從巴黎寫給父親的那封信非常相像，莫扎特寫道：“您別以為這是懶惰——不！——而是因為它與我的天才、我的生活方式截然相反——您知道，我可以説是鑽在音樂裏了——我一天到晚同它打交道——所以我樂於思索——研究——考慮。這裏的這種生活方式（即閲讀）妨礙我這麼做——我當然需要幾小時自由活動時間，一個人——這短暫的時間用來休息比工作更重要。”——可惜永遠會有那麼些庸人，認為天才有那麼“幾小時自由活動時間”就夠了；他們不懂，白晝黑夜所有時間統統加起來才剛夠使靈感和休息的交替來往保持寬闊的“振幅”，中途不受干擾。有些人認為卡夫卡出自真心地認為自己的文學工作是差勁的、微不足道的，並出於這個原因什麼也不想發表；這些人會感到一定的驚訝：他居然像莫扎特在信中自封“天才”一樣，以同樣的自信在日記中談到他的“能力”以及由可惡的日常辦公室雜務造成的能力紊亂，這是我們接下去要摘引的。假如認為一個天才，一個目光敏鋭、善於塑造的天才恰恰對他自己固有的獨特力量看不清楚，那真是可笑之至。從外表看卡夫卡確實表現出一定的自我低估；在他與所追求的目標，與宗教徹悟（説到底他的內心就是這樣的）的關係中，他感到自己渺小；但這些根本不能阻止他正確地估價上帝對他的仁慈程度及這種仁慈在人間受到的阻礙的扭曲表達。他寫道：
1911·11·15。昨天晚上懷着一種預感攤開被子躺了下去，這時重新意識到了我的全部能力，彷彿都抓在我手心裏似的；它們脹滿了我的胸膛，點燃在我的腦海中，為了
不起牀工作安慰自己，有一陣我反覆唸叨着：“那樣不利於健康，那樣不利於健康”，顯而易見地故意強迫腦袋鑽入睡意中去。我老是想着一頂有沿的帽子，為了保護我自己，我使勁用手把它按緊在頭上。昨天我失去了多少東西！血液是怎樣在窄小的腦袋裏擠湧着啊！有能力於一切，卻被我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阻止住了，這些力量應該説是浪
費掉了。
可以肯定，事先我即使在很好的感覺中逐字逐句或僅僅是順便地、卻是以明確的句子形式想出來的一切，一到伏案把它寫下來時，讀上去卻總是這般枯燥、顛倒、呆板，妨礙整個氛圍，畏畏縮縮的，尤其是漏洞百出，儘管想出來的東西絲毫不曾忘記。大部分原因當然是，我只有在振作的時候（雖然我十分盼望這種時候，但對它的畏懼心更甚）才能脱離書面構想出好的思路來。可是這時候文思如潮，過於充足，迫使我作出取捨。於是我盲目地、完全根據偶然機遇從思潮中抽取，抓到什麼是什麼。這麼一來，經過考慮而寫下的成品與它存在於其中的思潮的充足相比簡直不足掛齒。沒有能力反映這種充足的思潮，這樣自然顯得很糟糕，因為它毫無吸引力。
1911·12·28。工廠給我家帶來的折磨。當他們要我每天下午到那裏工作時，我為什麼會容忍呢？其實沒有人強迫我，可是父親以他的責備，卡爾以他的沉默，再加上我的負疚意識給我造成壓力。我對這家工廠一無所知，今天早晨受命巡視過程中我感到自己毫無用處，如同遭受鞭撻一般。我拒不接受深入工廠企業的瑣碎事實中去的可能性。假如通過所有參與者沒完沒了的問題和糾纏使我終於這麼去做，那又能達到什麼目的呢？有了這麼點認識，我知道能幹點什麼實際事情。我僅僅適於幹一些虛事，我的頭頭以他正直的思維給我做的事情添油加醋，使之看上去真像是成績卓著。通過這種為工廠做出的毫無意義的努力，我將在另一方面剝奪了自己將下午的幾個小時為我所用的可能性，這必然徹底摧毀我的生存；即使沒有這麼回事，我的生存面業已在不斷縮小了。
1913．621。我頭腦中裝着龐大的世界。可是如何既解放我並解放它，而又不使它撕裂呢。我寧可讓它撕裂，也不願將它抑止或埋葬在心底。我是為此而存在的，這點我十分清楚。
“我頭腦中裝着龐大的世界”，日記中充滿了計劃、草稿、開頭部分，於細微處見全貌。莫扎特反抗頂撞父親。卡夫卡沉默不語。但是我有他的一篇文字，將他捲入賺錢職業的不幸表達得非常清楚。依我看，這裏（而不是受父親的束縛）是他進一步踏入苦難世界的根源之所在。這種進展最終導致疾病和死亡。誇張的父親約束力把他接在職業的枷鎖中不能動彈，只不過起到了助長不幸的作用；這個不幸從根本上説是由這個事實造成的：一個懷着如此巨大而豐富的才情和強烈的創作欲的人恰恰在他的青春活力發展的時期被迫回覆一日地從事着與內心毫不相干的事情，直至精疲力竭。給我的這封信中是這麼寫的：
我從星期天到星期一的這個夜晚寫得很好——我恨不得寫它個通宵和一天、一夜再一天，最終飛逝而去——今天肯定也可以寫得很好——甚至完成了一頁，本來只是昨天那十頁的一氣呵成——然後我由於下面的原因不得不擱筆。X先生——那位企業主今天早晨踏上了一次公務旅行的途程，將外出十至十四天，先前我由於心不在焉而未注意到這個動向。於是這段時間裏工廠真的由那位車間主任一個人管了。沒有任何投資者（只要他不像我父親那麼神經質）會對廠裏那完全是騙人的經濟形勢產生懷疑。我也有同感，儘管並不是像父親那樣擔心錢的問題，而是。心單調乏味、良心不安。我想象中的局外人是不會怎麼懷疑又親的擔憂心情是在情理之中的；而我也不能忘記，説穿了我也琢磨不透，為什麼一個比X先生在技術上和組織上都高明千萬倍的車間主任，在X先生不在時就不能將一切處置得像以往一樣井井有條，因為，歸根結蒂，我們是人，而不是賊。……
最近曾在一次我向體聲稱，外界沒有任何東西能干擾我的寫作（當然這不是吹噓，而是自我安慰），那時我老想着，母親幾乎每天晚上對我嘮叨，説我為了使父親安心應該什麼時候到廠裏去看看，而父親則用目光及拐彎抹角地對我説出了更嚴厲的話。這些請求和責備雖然就其絕大部分內容來説與荒唐不相干，可是我卻（這裏便表現出這番話的無法消除的荒唐性）即使在最佳精神狀態中也無力承擔那種監察使命。但今後十四天中的問題並不是這麼回事，這十四天中可以由任何兩隻眼睛在工廠中穿梭巡視，當然也可能正好是我的眼睛。對於這個要求偏偏衝着我來，説不出任何反對意見，因為大家都認為我對這家工廠的建立負有主要責任——我感到，這種罪責我一半是在夢中接受下來的；再説，也沒有其他人可以到工廠去，父母本來就不可能去做此事，而且現在正是生意最旺的季節（新酒館中的生意好像也有起色），比如説，今天中午母親根本就沒有回來吃午飯。
今天晚上母親又開始説那老一套的抱怨，除丁暗示我的過錯使父親陷入痛苦的疾病中外，她又以X的離開和工廠的完全無人照管作為新的依據，我只感到一種苦水（不知是否只不過是膽汁而已）在全身流動，我看得很清楚，現在擺在我面前的只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在像通常那樣去卧室就寢後從窗口跳出去，另一條是在今後十四天內每天到工廠去，到X的辦公室去。第一種辦法賦予我以可能性，拋開一切責任，包括對受干擾的寫作和漠不關心的工廠的責任；第二種辦法肯定將打斷我的寫作。十四個夜晚的睡意總不見得輕輕一抹便能從眼皮底下消逝，使我在十四天後或許還能接着今天中斷之處繼續下去，假如我的意志和希望有着足夠的力量的話。
我沒有跳下去，把這封信當作告別信來寫的誘惑力也
並非十分強烈（我對此的靈感是朝着別的方向的）。我在窗邊佇立許久，貼着玻璃，很多次我有那麼一陣衝動，用我的縱身一跳來叫橋上的關税徵收員們嚇一跳。然而我從頭到尾強烈地感覺到，一旦下了決心落到柏油路上摔得粉碎，我將真正無可挽回地墜入深淵。同時我感到，繼續活下去要比死亡對我的寫作打斷得少一些（假如只不過説到“打斷”的話），而十四天後，我在長篇小説的開頭與其繼續之間，將在工廠裏（正好面對我那滿足的父母）活動並生活在我的長篇的最深處。
我最親愛的馬克斯，我向你和盤托出這些並不是為了讓你作出評價，你對此是拿不出什麼評價來的。但是，由於我決定不寫訣別信而跳下去（到頭來總會疲乏的），我想重新回到我的房間裏去（扮演居民的角色），並給你寫一封后會有期的長信，便是這封。
現在再給你一個吻，道一聲晚安，這樣我明天就可以像所要求的那樣當上工廠負責人了。
讀着這封信，我脊背發涼。我直言不諱地給弗蘭茨的母親寫了一封信，提請她注意兒子頭上一線輕懸的自殺危險。當然我請求她不要將我的干預告訴弗蘭茨。1912年10月8日我收到的回信充滿了感人的母愛。她開頭寫着：“我剛收到您的來信，您從我顫抖的字跡上看得出來，我和您一樣激動。為了使我所有的孩子都幸福，我願將我的心血奉獻給他們，而在此我卻束手無策了。然而我仍將竭盡全力使我的兒子幸福。”接着，這位母親設計了一個應急謊言。由於父親有病，經不起任何激動，她想給他以弗蘭茨每天去工廠的假相，同時找另一個合夥經營人。“我今天就對弗蘭茨説，明天他不必到工廠去了，但我不會提到您的信的。但願他能贊成，從而平靜下來。我也請求您，尊敬的博士先生，給他以安撫，非常感謝您對弗蘭茨的愛……”
弗蘭茨的寫作具有什麼性質，對他有着多麼重大的意義，這要看怎麼判斷了。
上面已經説到過，“寫作是祈禱的形式”是日記中最富啓發性的一句話。從可惜只留下片斷的弗蘭茨對他與人本哲學家魯道夫·斯泰鋼博士的談話記錄中可以看出，弗蘭茨在其工作中經歷的狀況與斯泰鋼博士描寫的“慧眼卓識狀況非常接近”。他把他的創作與一種“新的秘密學説、一種卡巴拉”相比。文學工作是他“唯一的渴望”，他“唯一的職業”，這是他在給可能的未來岳父那封奇特的、在好幾個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的信中説的話。1914年8月6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表達我夢幻般的內心生活的重要意義使其他一切退居次要地位，使之萎縮，不可遏止地萎縮。沒有其他任何東西能使我滿足。可是我進行那種表達的力量是難以捉摸的，也許它一去不復返，也許它有朝一日會重新回到我的身上，我的生活狀況總之是不利於它的。我搖搖晃晃，不停地飛向山巔，卻幾乎一刻也不能在那裏駐足。“——我有一個使命”，他在另一處宣稱。首先給人的感覺是，這是指一個純文學的使命。人們不曾發現，實際上宗教的因素從一開始就立於文學因素的後面——這是以卡夫卡的宗教觀的獨特形式出現的宗教因素，是一種充足的生活的宗教，是有意義地充實了生活的像樣的工作的宗教，是適應與大眾團體共處的真正的生活的宗教”。
“孤寂只帶來懲罰。”這句話是一個主旋律，它在卡夫卡那兒不斷再現，在他最後寫成的短篇小説《約瑟芬——或名鼠族》中表現得最為強烈和積極。1914年1月6日，他在讀完笛爾塞的《經歷和創作》後寫道：“對人類的愛，對一切由它造成的形式的最高敬意，緘默建立於最合適的觀察位置上。”在給奧斯卡·波拉克的信件中（“與其咬舌頭，寧可咬生活”）已經反覆出現主動介入這個主旋律。1913年末可以找到這麼一段話：“人類的一致性為每一個人（即使是某些最易於接近、最柔順的人）所懷疑，哪怕僅僅在感覺上；可是它卻以全體人類或個別人的發展的完美的、不斷再現的共同性顯示在每一個人眼前，或似乎在顯示。即使在個人最內在的感覺中也不例外。”——説這話的作家自己的作品中老是出現最極端的人類隔閡和寂寞，比如所有動物故事（動物的靈魂無法與人溝通），比如《地洞》中策鼠的思想，或者1914年8月記載的那個以下述句子開頭的殘篇：“我生活中有一段時間在俄國內地一條小鐵路旁任職，”小説後來寫道。“嗡嗡之聲不絕於耳的寂寞越多，我便感到越可愛嗎？”——兩種背道而馳的傾向在卡夫卡心中相鬥；對孤獨的渴望和追求團體生活的意願。可是要想理解他，只有認識到，他原則上否定向往孤獨的傾向（這種傾向的存在自是不言而喻的）。也必須認識到，生活在集體中和有意義的工作中（長篇《城堡》主人公K．徒勞地試着闖入這種生活）曾是他最高的目標和理想。同樣，在他的著作中起着如此重大作用的許多關於單身漢生活的描述，也完全應該作為他真心的、刻意追求的意念的對應圖像、對應象徵來理解。——卡夫卡為了他的創作勞動而需要孤寂，即一種高度的聚精會神，這種狀態有時由於一次談話便會受到干擾，由於向朋友通告便受到危害——在日記中可以讀到這類例子。但是他仔細地反省自身。1911年底他對自己作出判斷：“在過渡時期，比如最近這一週或至少目前對於我來説便是，我經常感受到一種悲傷的、然而泰然的對我的感情冷漠的驚訝。我與一切事物之間隔着一個空間，我根本不能突破它到達其邊緣。”再看1912年3月：“文學是我唯一的天職，除此以外我一概毫無興趣，因而是冷酷無情的，——誰來證實這一真實性或近似性呢？”
朋友，你太認真了！文學工作本身對於你來説僅僅是真正充實的生活的象徵，當然它同時還具備更多的意義：它便是事業本身，是你的生命，是與生俱來的力量的正確利用。這正是你對自己和所有人的要求：不要濫用現存的好的力量，不要任其衰敗，而要將它投入到完成“天職”中去，並以這種方式走進“法”的大門，將企圖阻止你的兇惡的守門人推開。這當然是很困難的。存在着許多誘惑。“聽信了一次夜鈴的誤響聲——便再也不可挽回了。”“沒有人，沒有任何人到得了印度，還在那時候，印度的大門已經是不可企及的了，但是它的方向已由國王的寶劍指明。今天那些個大門移到別處去了，更遠，更高；沒有人指明方向；許多人持着寶劍；他們持着只是為了揮動，而那追隨其揮舞的目光茫然不知所以了。”（短篇小説集145頁）儘管如此這般，“不可摧毀的”因素依然留在我們心中。我們尋找着它，在“遠離亞歷山大戰役的地方”閲讀，翻着“我們的舊書的書頁”，等待着“皇帝的聖旨”下達。正如塔爾封拉比在《神父箴言》中就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之間完全一樣的彈性關係所教導的一樣：“沒有交給你完成這個功業的使命，然而你卻不能束手退隱。”
儘管日記中許多可逐字逐句引證的地方似乎表明文學工作是卡夫卡的一切，其實事實並非如此。他的事業與福樓拜略有不同，對於福樓拜來説，藝術確實是核心，有着存在的根本意義，而且福樓拜幾乎總是（注意，是幾乎！）懷疑地、敵視地觀察着存在。卡夫卡則相反：“我們的藝術是一種被真實弄得眼花絛亂的存在，那照在畏縮的怪臉上的光是真實的，僅此而已。”藝術乃是宗教認識的反照。但是並非僅僅在這個意義上它在卡夫卡心目中是通向上帝身邊的道路（退縮者也看到了這條道路，只是他退縮了），而且也在上面陳述過的意義上：作為力量的生育者，作為根據自然狀況充實生活的導師。卡夫卡在1914年8月15日斷言：“我寫了幾天了，希望持續下去。今天我並不像兩年前哪樣完全不受干擾地爬入工作之中，但我無論如何獲得了一種意義，我有規律的、空虛的、不可理喻的單身漢特點的生活得到了某種辯白。我又可以同自己對話，而不再凝視全然無物的虛無了。只有這條道路使我內心得以好轉。”
於是，藝術在此服務於賦予生活以意義的宗教原則。它作為勞動，作為上帝給予的優秀的、創造性的能力的發揮而與人類進行的其他有意義、有建設性的勞動並駕齊驅，引導寫作者脱離無所事事的荒原，回到有所作為的集體中來。根據卡夫卡的觀點，光寫得出色是不夠的。還需要其他一些事情，比如建立家庭，爭取成為地球上貨真價實的公民。我永遠不能忘懷，卡夫卡懷着多麼深沉的激動給我朗讀福樓拜的侄女卡洛琳·柯曼維的《往事錄》結尾那一節。這一節中敍説的是，福樓拜如何為他的偶像“文學”而奉獻了他的一切——愛情、温柔，一切；女作者問道：他在最後幾年裏是否對自己偏離《共同的道路〉”感到後悔。在福樓拜最後幾次與她一起散步時，有一次激動地對她説了幾句話，使她相信是那麼回事。他們去看望她的一位女友，在那些逗人喜愛的孩子們中間見到了她。在沿賽納河回家的路上，他説：“他們生活在真實中……指的是這個正派的好家庭內部。‘是的’這話他着重地自言自語重複了好幾遍。‘他們生活在真實中’。”卡夫卡經常引用這句話。——對於他來説，光有藝術不足以建設真正的生活。但是藝術在這個建設中是不可缺少的，彷彿是發端，是最裏面的圈子，其健康與否直接影響到其他圈子。從這裏可以理解深刻的悲劇，即周圍狀況阻礙着他，不讓他朝着充實的，因而在他意識中是宗教性的真正的生活邁出第一步，不讓他説完他的祈禱文，而他感覺到自己是有能力這麼做的。假如他能夠得以發揮他的藝術能力，那麼以後的其他一些事情也會更為圓滿。由於此事未能實現，逼迫而來的毫無樂趣的謀生職業的有害影響便漸㊣(27)漸地進入了超驗的深淵。
我並不是説，如果卡夫卡第一步能夠邁成，他生活中的其他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但是沒有這第一步，失敗的結局當然是肯定無疑的。只有這一點可以確認，其他則談不上。確實，看起來，卡夫卡的一些問題至少是瀕臨於絕對不可解決的邊緣。然而，一旦肉體和心靈的堅韌不拔達到最高極限（正是那不喜歡的職務像那陰影籠罩的父親一樣從一開始就阻止着那個最高極限），在卡夫卡後來的發展中會出現一些遠遠超出我們今天的預料之外，我對此堅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