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次相遇，他也很高興。她友好，嬌媚，令人愉快，儘管四十來歲了，卻還依然美麗。但是他卻根本不知道她是誰。向某個人承認自己想不起來他是誰是件頗尷尬的事，而這次是尷尬加尷尬，也許他並沒有忘記這麼個女人，只是沒有認出她來。跟一位女士直說這事，太沒禮貌，他做不到。而且他很快就意識到不管自己有沒有認出她來，這個女人都不會追問的，跟她聊聊再簡單不過了。可是，當他們約定再見面，她還想把電話留給他時，他感到為難：他連一個人的姓名都不知道，怎麼打電話給他？於是他也不多做解釋，告訴那個女人，希望她能給自己打電話，並且讓她記下了自己在外省準備住的那家旅館的電話。
在布拉格機場，他們分了手。約瑟夫租了輛車，先上了高速公路，然後再走省際公路。一到城裡，就直奔墓地。可白費力氣。那裡已經變成了一個城市新區，身邊是一式高樓，他迷路了。他看到一個十來歲的男孩，便停下車，問怎麼去墓地。男孩只是看著他，卻不回答。約瑟夫以為他沒聽明白，便加大聲音，慢慢地、一字一頓地重複了一遍，就像一個外國人在儘量把自己想說的說清楚。男孩最後回答說不知道。真見鬼，怎麼可能不知道這個城裡惟一的墓地在哪兒呢？他只好繼續開車，又問了些路人，但覺得他們說的都不太清楚。最後，約瑟夫終於找到了！如今這塊墓地縮在一座新建的高架橋後面，看起來很簡陋，而且比過去小很多。
他停好車，穿過一條長滿了椴樹的小路，來到一座墳墓前。三十來年前，就在這裡，他看著裝著母親遺體的棺材被放入地下。在去國外以前，他常來這裡，每次回故鄉都來。一個月前，他準備回波希米亞時就知道自己首先就會來這裡。他看了看墓碑；大理石上刻著許多名字：顯然，他在國外的這些年裡，這裡已經變成了一個龐大的亡人集體宿舍。在小路和墓碑之間，只有一小塊草坪，修剪的很好，而且還帶了個花壇；他試圖去想像地下的那些棺材：應該是一個個緊挨著，三個一層，一層疊一層，有好幾層。媽媽在最下面。爸爸在哪裡呢？他比媽媽晚去世十五年，與媽媽之間至少隔著一層棺材。
他又看到了母親下葬時的情形。那時，地下還只有兩個人：他父親的父母。在他看來，母親下去與公婆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他甚至想都沒有想過母親會不會更喜歡到自己的父母身邊去。很久以後他才明白：把他們家族裡的人葬在一起是早就定了的，是由家族的力量決定的——他父親的家族要比母親的家族有影響。
那些在墓碑上新出現的名字令他頭腦一片混亂。離開幾年，他才知道伯伯、嬸嬸和父親相繼去世了。他開始仔細地看墓碑上的名字，其中有些人他以為還一直活著，他感到很震驚。不是因為他們的死去（誰執意要永遠離開自己的故鄉，就應該心甘情願不再見到家人），而是因為自己沒有收到一封訃告。共產黨的警察一直在監控寫給流亡國外的人的信。他們是不是害怕給他寫信？他仔細看了看墓碑上的日期：最後兩個人的下葬時間是在1989年之後。這說明他們並不是出於謹慎才不給他寫信。事實更糟：對他們來說，他根本就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