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震之一》中，基爾戈·特勞特寫了一則關於原子彈的故事。由於時震，他不得不再寫一遍。請記住，時震後長達十年的重播迫使他和我，還有你，以及所有其他人把從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七日到二○○一年二月十三日為止所有已經做過的事再做一遍。
特勞特不在乎再寫一遍。管它是不是重播，他都能擠出那一攤狗屎，活著就是用圓珠筆在黃色便箋簿上埋頭寫東西。
他的這篇小說取名為《不開玩笑》。他還沒讓任何人看，就把它扔掉了，接著在重播期還得再扔一次。在《時震之一》結尾部分，也就是自由意志重新闖入後的二○○一年夏天海濱野餐會上，特勞特談到所有他那些撕成碎片衝下抽水馬桶，或扔到堆滿垃圾的空地，或作其他處理的小說時說：“來得容易去得快。”
《不開玩笑》的篇名有其來由，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個月在太平洋島嶼巴那魯魯對美國轟炸機“喬伊的驕傲”機組人員進行絕密軍事法庭審判中一個法官說的話。
“喬伊的驕傲”本身毫無過錯，停泊在巴那魯魯島上的一個飛機庫裡。飛機是以飛行員的母親喬伊·彼得森的名字命名的，她在得克薩斯州考帕斯克里斯蒂一家醫院當產科護士。“驕傲”一詞具有雙重含義。一層意思是自尊，另一層意思表示獅子群。①事情是這樣的：第一枚原子彈在廣島扔下，接著在長崎又扔下一枚之後，“喬伊的驕傲”接到命令去橫濱，在兩百萬“黃皮膚小雜種”頭上再投下一顆原子彈。早在那時，人們就把黃皮膚的小雜種稱做“黃皮膚的小雜種”。那是戰爭時期。特勞特是這樣描寫第三顆原子彈的：“像中等規模初級中學地下室裡的鍋爐那樣大小的紫顏色的操他孃的傢伙。”
它太大，飛機彈艙裡放不下，因此在飛機肚子底下掛著。當“喬伊的驕傲”向藍色的遠方天際出發時，它離起飛跑道地面僅一英尺。
當飛機接近目標時，飛行員在內部通訊聯絡系統上自言自語地說，等他們完成了手頭要做的事，他那位當產科護士的母親在家鄉就將成為知名人士。轟炸機“埃諾拉的歡樂”也是以一個女人的名字命名的。飛機在廣島投下核彈後，那個女人紅得像電影明星。橫濱的人口是廣島和長崎加在一起的兩倍。
但是，飛行員思考再三，越來越覺得，他那位已當寡婦的慈祥的母親不可能對記者說，她兒子的飛機一次炸死平民百姓的人數創了世界紀錄，為此她感到無比幸福。
特勞特的故事使我想起了我已經去世的姑奶愛瑪·馮內古特。她說她恨中國人。她現也已去世的女婿科夫特·斯圖亞特，他曾經是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的斯圖亞特書店的老闆，告誡她說，一下子恨那麼多人未免缺德。
無論什麼。
“喬伊的驕傲”上的機組人員，不管怎樣，通過內部通訊聯絡系統告訴飛行員，他們的想法同他一樣。他們孤單單地飛行在高空。他們不需要戰鬥機護航，因為日本人已經沒有任何空中力量了。除了一些文字工作外，戰爭已經結束。也可以說，在“埃諾拉的歡樂”把廣島變成焚屍爐之前，形勢已經如此。
再引一段基爾戈·特勞特說的話：“這已經不是戰爭，摧毀長崎也不是戰爭需要。這是為了討一句‘虧得美國佬把事情辦成了！’這是露一手而已。”
特勞特在《不開玩笑》中說，那個飛行員和投彈手在前幾次執行任務時感到自己像神一樣。那時他們在別人頭上扔下的只是燃燒彈和傳統的高爆炸藥。他寫道：“但這個神只是小神，他們把自己看做專事復仇、破壞的小神。而現在孤零零地飛行在天上，機身下懸著那枚紫顏色的操他孃的傢伙，他們感到像當老闆的上帝本人。上帝有一個以前不屬於他們的選擇——大慈大悲。”
特勞特本人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不是飛行員，也沒去太平洋地區。他是個中尉，做過歐洲戰場陸軍野戰炮兵的先遣偵察員，掛著望遠鏡，帶著報話機，跟隨步兵甚或走在他們前頭。他告訴後方的炮兵部隊，彈片或白磷或其他任何東西應該落在什麼地方才能奏效。
他本人肯定沒有發過大慈大悲，據他自己說，他認為也不應該慈悲。我在二○○一年離宮作家度假村的海濱野餐會上問他，他在戰爭中幹過些什麼，他把這場戰爭稱做“文明的第二次未遂自殺”。
他不帶一絲悔意地說：“在一場彈片的暴風雪中，我讓德國兵在崩裂的地面和爆炸的天空中間變成了夾心三明治。”
“喬伊的驕傲”上的飛行員讓飛機在高高的空中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彎。飛機下仍然掛著那枚紫色的操他孃的傢伙。飛行員朝著巴那魯魯返航。“他就是這麼做的，”特勞特寫道，“因為他母親一定會希望他這麼做。”
在後來的絕密軍事法庭審判過程中，有人說到一件事使大家笑得前俯後仰。為此法官重重地敲著木槌聲明，受審的那些人所犯的罪行，“可不是開玩笑的”。引起鬨堂大笑的原因是原告對空軍基地人員的作為進行的描述。他說，當“喬伊的驕傲”帶著那枚高於跑道地面僅一英尺的紫色的攆他孃的傢伙準備著落時，基地的人從窗子裡跳出來，都尿了褲襠。
“各種各樣的車輛混亂中互相碰撞在一起。”基爾戈·特勞特寫道。
然而，法官剛剛恢復法庭秩序，太平洋海床就裂開了一道巨大的口子，把巴那魯魯、軍事法庭、“喬伊的驕傲”和未經使用的核彈等等一口吞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