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起，”他說，“我不簽名。”
幾天後，他從報紙上讀到了有關請願書的一些文章。
當然，那些文章裡，沒有一個字提及它是在彬彬有禮地呼籲釋放政治犯。沒有一份報紙引用那篇短文的隻言片語。相反，它們用大量的篇幅，用含混的恐嚇之詞，談著一份旨在為一場新的反社會主義運動奠定基礎的反政府宣言。它們還列舉了所有的簽名者，每個人名下都伴有使托馬斯起雞皮疙瘩的誹謗與攻擊。
這並非出人意外。任何不是當局組織的公開活動（會議、請願、街頭聚眾），都理所當然地視為非法，所有參與者都會陷入危險，這已成為常識。但是，也許這會使托馬斯對自己沒有為請願簽名更加感到歉疚。他為什麼沒有籤？他再也記不起是什麼原因促成了他的決定。
我再一次看見他，象小說開頭時那樣出現在我跟前：他站在窗前，目光越過庭院落在那邊的牆上。
這就是產生他的意象。我前面指出過，作品中的人物不象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來的，他們誕生於一個情境，一個句子，一個隱喻。簡單說來那隱喻包含著一種基本的人類可能性，在作者看來它還沒有被人發現或沒有被人扼要地談及。
但是，一個作者只能寫他自己，難道不是真的嗎？
穿越庭院的凝視以及不知所措的茫然；熱戀中的女人聽到自己胃裡頑固的咕咕聲響；缺乏意志拋棄自己背叛魔途的背叛；偉大進軍中與人們一起舉起的拳頭；在暗藏的竊聽器前的智慧表演——我知道這一切情境，我自己都經歷過，但這一切未能產生我提綱勾勒中和作品描繪中的人物。我小說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沒有意識到的種種可能性。正因為如此，我對他們都一樣地喜愛，也一樣地被他們驚嚇。他們每一個人都已越過了我自己固定的界線。對界線的跨越（我的“我”只存在於界線之內）最能吸引我，因為在界線那邊就開始了小說所要求的神秘。小說已不是作者的自白，是對人類生活——生活在已經成為羅網的世界裡——的調查。但是夠了，讓我們還是回到托馬斯吧。
他一個人在公離裡，目光越過庭院，落在對面那幢建築的髒牆上。他想念那高個；駝背以及大下巴的編輯，還有他的朋友們。他並不認識他們，他們甚至從未進入他的生活圈子。他感到自己彷彿剛在火車月臺上碰到一位漂亮女人，還來不及跟她說什麼，她就步入臥車廂，去了伊斯坦布爾或里斯本。
他再一次極力想著自己應該怎麼辦。他盡了最大的努力排除每一點感情上的因素（比如他對那位編輯的崇拜以及兒子給他的惱怒），但仍然拿不定主意，究竟該不該在他們給的文件上簽名。
萬馬齊喑時的大聲疾呼是對的嗎？是的。
從另一方面講，為什麼報紙提供這麼多篇幅對請願書大做文章呢？新聞界（全部由國家操縱）畢竟可以保持沉默，沒有比這更明智的了。他們把請願書大肆張揚，請願書隨即被統治者玩於股掌之中！真是天賜神物，為一場新的迫害浪潮提供了極好的開端和辯解詞。
那麼他該怎麼辦？籤還是不籤？
用另一種方式提出問題就是：是大叫大喊以加速滅亡好呢，還是保持沉默得以延緩死期強呢？
這些問題還有其他答案嗎？
他又一次回到了我們已經知道的思索：人類生命只有一次，我們不能測定我們的決策孰好孰壞，原因就是在一個給定購情境中，我們只能作一個決定。我們沒有被賜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來比較各種各樣的決斷。
在這一方面，歷史與個人生命是類似的。捷克只有一部歷史，某一天它將象托馬斯的生命一樣有個確定的終結，不再重複。
1618年，捷克的各階層敢作敢為，把兩名高級官員從布拉格城堡的窗子裡扔了出去，發洩他們對維也拉君主統治的怒火。他們的挑釁引起了三十年戰爭，幾乎導致整個捷克民族的毀滅。捷克人應該表現比勇氣更大的謹慎麼？回答也許顯得很簡單：不。
三百二十年過去了，1938年的慕尼黑會議之後，全世界決定把捷克的國土犧牲給希特勒。捷克人應該努力奮起與比他們強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嗎？與1618年相對照，他們選擇了謹慎。他們的投降條約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繼而喪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權幾十年，或者甚至是幾百年之久。他們應該選擇比謹慎更多的勇氣嗎？他們應該怎麼辦呢？
如果捷克的歷史能夠重演，我們當然應該精心試驗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較其結果。沒有這樣的實驗，所有這一類的考慮都只是一種假定性遊戲。
EinmalistKeinmal。只發生一次的事，就是壓根兒沒有發生過的事。捷克人的歷史不會重演了，歐洲的歷史也不會重演了。捷克人和歐洲的歷史的兩張草圖，來自命中註定無法有經驗的人類的筆下。歷史和個人生命一樣，輕得不能承受，輕若鴻毛，輕如塵埃，捲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復存在的任何東西。
托馬斯再一次懷著愛情般的懷念之情，想起了高個駝背的編輯。那個人於起來似乎把歷史看成一幅完成了的圖畫而不是草圖。他於起來似乎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永無休止地重演，會永劫迴歸，絲毫也不懷疑自己的行為。他自信自己是對的，在他看來，那不是一種心胸狹窄而是美德的標誌。是的，那人生活在與托馬斯不一樣的歷史之中：一部不是草圖的歷史（或者沒有意識到而已）。
幾天後，他又被另一種思想所打動，我把它記在這裡作為上一節的補充：在太空以外的什麼地方有一顆星球，所有的人都能在那裡再生，對於自己在地球上所經歷的生活和所積累的經驗，都有充分的感知。
或許還有另一顆星球，我們將在那兒帶著前兩次生命的經驗，第三次再生。
或許還有更多更多的星球，人類將在那裡誕生於更成熟的層次（一個層次即一次生命）。
這就是托馬斯版本的永劫迴歸觀。
當然，我們立足於地球（第一號星球，無經驗的星球），對於其他星球上的人將會如何，只能杜撰出朦朦朧朧的異想。他會比我們更聰明？人的能力中有更多的成熟？他能通過重複經驗獲得這種成熟？
只有從這樣一個烏托邦的觀念出發，才有可能充分正確地使用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的概念：樂觀主義者無非是認為第五號星球上的人類史將會少一些血汙，悲觀主義者則不這樣看。
朱爾斯.弗恩的一部著名小說《兩年的假日》，是托馬斯少年時最愛讀的。兩年的確是一個極大的數字。托馬斯當窗戶擦洗工已逾三年了。
幾個星期以來，他漸漸意識到（半悲哀、半自嘲地）自己正在變得精疲力竭（他每天有一次甚至有時是兩次的性約會）。他並末失去對女人的興趣，但發現自己已將氣力使到了極限。（讓我補充一下，極限是指他的體力，不是指他的性功能；他的問題是氣喘吁吁，而與生殖器無關，事物狀態都有其喜劇性的一面。）
一天，他正為自己下午要抽空子了願赴約而遭難，看上去象要度一個稀罕的假日。他渴望以極，給一個年輕女人打了差不多十次電話。對方是個嫵媚的表演專業學生，皮膚在南斯拉夫平整的裸泳海灘上曬得黑黝黝的，那種海灘使人聯想起機動烤肉板上慢慢的旋轉燒烤。
他幹完活，打了最後一次電話，四點鐘動身去辦公室遞交自己的工單。在布拉格市中心，他被一位未能認出來的女人攔住了：“你究竟躲到哪兒去啦？我八輩子都沒見到你啦！”
托馬斯搜索枯腸，想記出她是誰。是他以前的一位病人嗎？那樣子倒象個親密朋友。他盡力搭著腔以掩蓋自己沒認出她來的事實。好一陣，他才從一個偶然的記號認出了那姑娘：曬得黑黑的小演員，就是他成天一直在找的那一位。他這才著手打主意，如何把對方引誘到朋友的公寓裡去（他口袋裡有鑰匙）。
這段插曲使他好笑，又使他害怕：這證明他的腦力和體力一樣都消耗殆盡了。兩年的假期不能再無限期地延續下去。
告別手術檯的假日，也是告別特麗莎的假日。六天很難見面的日子後，他們最終能充滿著愛慾在星期天相聚；但是象托馬斯從蘇黎世回來的那天晚上，他們顯得疏遠，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才能接觸和親吻。生理的愛給他們愉悅，但沒有慰藉。她不再象以前那樣大聲喊叫，高xdx潮時臉上的扭曲，在他看來是痛苦的表示和奇怪的心不在焉。只有在夜裡睡著了，他們才溫柔地依偎在一起。握著他的手，她忘記了那一道將他們隔開的深淵（白晝的深淵）。夜裡，托馬斯既沒時間也無辦法去保護她和關懷她。而早上，看見她是令人傷心和害怕的：她顯得又悲哀又虛弱。
一個星期天，她請他開車把她帶到布拉格城外去。他們去了一個礦泉區，發現那裡所有的街道都換了俄國名字，還碰巧遇到了托馬斯以前的一位病人。托馬斯被這次招見擊垮了。他在這兒突然作為一個醫生與別人談起話來，能感覺出以前那種生活，帶著按部就班看見病人的愉悅，帶著病人們信任的目光，正跨越歲月的斷層向他撲來。他曾經裝作對這些目光視而不見，事實上他是滋滋有昧，現在更是極其思念。
回家的路上，他思索著，這一災難性的大錯都是從蘇黎世回布拉格造成的。他老盯著路面，避免去看特麗莎。他對她很惱火。她在身邊的出現比往日更顯得是一種忍受不了的偶然。她在他身邊幹什麼？是誰把她放在草籃裡並讓她順水漂下來？為什麼把他的床選作了堤岸？為什麼是她而不是一個別的女人？
一路上誰也沒講一句話。
回到家裡，他們也默默地吃飯。
沉默，象一片雲海橫在他們中間，隨著時間分分秒秒地過去，越來越沉重。他們逃離這片苦海，徑直上了床。半夜裡他把她叫醒了。她正在哭。
她告訴他：“我被埋掉了，給埋了許久許久。你每週來看我一次，每次你都敲敲墳墓，我就出來了。我眼裡都是泥。”
“你總是說，‘你怎麼會看得見的？’你想把我眼裡的泥擦掉。”
“我總是說，‘我還是看不見，我的眼睛已經成了空洞。’
“後來有一天，你要去長途旅行。我知道你是同另一個女人一起去的。幾個星期過去了，不見你的影子。我害怕同你錯過，就不睡覺了。最後，你又敲著墳墓，但是我整整一個月沒有睡覺了，已經累壞了。我想我是不能再從那裡出來了。我終於又出來的時候，你顯得失望。你說我看來不舒服。我感覺得出，我下塌的兩頰和緊張的姿態使你覺得多麼難看。
“我道歉說，‘對不起，你走以後我沒合一下眼。’
“是嗎？你的聲音裡全是裝出來的高興。你需要好好的休息，需要一個月的假期！”
“好象我不知道你想的什麼！一個月假，意味著你一個月不願來看我，你有另一個女人。你走了，我又掉進了墳墓。心裡完全明白，我又會有不能睡覺的一個月來等著你。你再來的時候，我會更加醜，你會更加失望。”
他從來沒聽到過比這更令人慘痛的東西，他緊緊摟著她，感到她的身體在顫抖哆嗦。他想，他再也不能承受這種愛了。
讓炸彈把這個星球炸得晃盪起來，讓這個國家每天都被新的群蠻掠奪，讓他的同胞們都被帶出去槍斃——他更能接受這一切，只是比較難於大膽承認。但是，特麗莎夢中的悲傷之夢卻使他承受不了。
他企圖重新進入她講述的夢，想象自己撫摸她的臉龐，輕巧地——一定不讓她知道這一點——把她眼窩裡的泥擦掉。然後，他聽到她話中難以置信的悲愴：“我還是看不見，我的眼睛已經成了空洞。”
他的心要碎了，感到自己正處於心肌梗死的邊緣。
特麗莎又睡著了。他睡不著，想象著她的死亡。她帶著可怕的題夢死了，由於她死了，他再也不能把她從噩夢中喚醒。是的，這就是死亡：特麗莎帶著可怕的噩夢睡著了，而他再也不能將她喚醒。
托馬斯的祖國被侵佔已經五年了，布拉格發生了可觀的變化。托馬斯在街上遇到的人不一樣了，朋友們有一半去了國外，留下的有一半已經死去。將來不為歷史學家們記載的事實是，入侵後的這些年是一個葬禮的時代：死亡率急劇上升。我不是說人們都是象小說家普羅恰茲卡一樣，是被逼致死的（當然不多）。這位小說家的私人談話在電臺播了兩個星期之後，他便住進了醫院。到那時為止一直潛伏在他體內的癌細胞，突然象玫瑰花一樣開放了。他在警察的陪同下接受了手術。他們發現他危在旦夕，才對他失去了興趣，讓他死在他妻子的懷裡。但有許多並沒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死了，絕望之感在整個國家瀰漫，滲入人們的靈魂和肉體，把人們摧垮。有些人不顧一切地從當局的寵愛下逃出來，不願意接受與新領導人握手言歡，充作展品的榮幸。詩人赫魯賓正是這樣死的——他逃離了當局的愛。他盡一切可能躲著那位文化部長，而部長直到他的葬禮時也沒能抓住他，只能在他的墓前演說中大談詩人對蘇聯的熱愛。也許他希望自己的話會虛假得令入勃然大怒，使赫魯賓從死亡中震醒過來。但這個世界太醜陋了，沒有人決意從墳墓中重新站出來。
一天，托馬斯到火葬場去參加一位著名生物學家的葬禮，此人曾被大學和科學院趕了出來。當局禁止在訃告中提到葬禮的時間，害怕葬禮會變成一次示威。哀悼者們直到最後一刻才知道屍體將於清晨六時半火化。
進入火葬場，托馬斯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大廳裡亮極了，象是個攝影棚。他迷惑地看了看四周，發現有三處地方設置了攝像機。不，這不是拍電視，是警察局安的，要拍下葬禮去研究是哪些人參加葬禮。死者的一位老同事現在仍然是科學院的成員，足夠勇敢地作了墓前演講。他從沒打算過要成為電影明星。
葬禮完了，大家向死者的家屬致敬。托馬斯發現大廳一角有一圈人，那位高個駝背的編輯也在其中。看到他，托馬斯感到自己是多麼想念這些無所畏懼情同手足的人。他笑著打招呼，開始朝編輯那邊走去。編輯看見他便說：“小心！不要靠近！”
說來真是一件怪事。托馬斯弄不清是否能把這句話理解為一句誠懇友好的忠告（“看著點，我們正在被拍照；你與我們講話，又會捲入另一次審訊。”），或者把它理解為一句嘲諷（“既然你不能勇敢地在請願書上簽名，那就始終如一吧，別同我們攀老交情了。”）。無論這話是什麼意思，托馬斯聽取了勸告，走開了。他感到那月臺上的漂亮女人不僅僅步入了臥車廂，而且，正當他要表示自己是多麼崇拜她時，對方卻把手指壓在他嘴上，不讓他說出來。
那天下午，他還有一次有趣的遭遇。他正在洗一個大商店的櫥窗，一個小夥子在他右邊站住，靠近櫥窗，開始細細查看牌價。
“漲價啦。”托馬斯沒停下手中沖洗玻璃的水柱。
那人看看托馬斯。他就是托馬斯在醫院時的同事，曾經以為托馬斯寫了自我批評的聲明而加以譏笑的那個人。我曾經把他稱為S。托馬斯很高興見到他（如此天真，正如我們對沒有料到的事情感到高興一樣），但他從老同事眼中看到的（在S面前，他有機會使自己鎮定一下），是一種不甚愉快的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