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斷警告自己不要向同情心屈服，同情心則俯首恭聽，似乎自覺罪過。但同情心知道這只是他的自以為是，還是默默地固守自己的陣地，終於，在特麗莎離別後的第五天，托馬斯告訴院長（俄國入侵後曾打電話給他的那位），他得馬上回去。他有點不好意思，知道他的走對院長來說太唐突，也沒有理由。他想吐露自己的心思，告訴他特麗莎的事以及她留給他的信，可最終沒說出口。在這位瑞士大夫的眼裡，特麗莎的走只能是發瘋或者邪惡。而托馬斯不允許任何人有任何機會視她為病人。事實上，院長生氣了。
托馬斯聳聳肩說：“ESmSSSein，Esmussein．”這是引用了貝多芬最後一首四重奏曲中最後一樂章的主題（為了使這些句子清楚無誤，貝多芬用一個詞組介紹了這一樂章，那就是“DerscIIwergefassteEntschluss”，一般譯為“難下的決心”）。對貝多芬這一主題的引用，的確是托馬斯轉向特麗莎的第一步，因為是她曾經讓他去買貝多芬的那些四重奏、奏鳴曲的磁帶。
出他所料，引用貝多芬的這一主題對那位瑞士大夫相當合適。對方是個音樂迷，他平靜地笑著用貝多芬的曲調問道：“Mussessen？”托馬斯再一次說：cJaesmusssein！
與巴門尼德不一樣，貝多芬顯然視沉重為一種積極的東西。既然德語中sChwer的意思既是“困難”，又是“沉重”，貝多芬“難下的決心”也可以解釋為“沉重的”或“有分量的決心”。這種有分量的決心與他的“命運”交響樂曲主題是一致的（“非如此不可！”）；必然，沉重，價值，這三個概念連接在一起。只有必然，才能沉重；所以沉重，便有價值。
這是貝多芬的音樂所孕育出來的一種信念。儘管我們不能忽略這種可能（甚至是很可能），探索這種信念應更多地歸功於貝多芬作品的註釋者們，而不是貝多芬本人。我們也或多或少地贊同：我們相信正是人能象阿特拉斯頂天一樣地承受著命運，才會有人的偉大。貝多芬的英雄，就是能頂起形而上重負的人。
托馬斯臨近瑞士邊境。我想象這是一個神情憂鬱、頭髮蓬亂的貝多芬，在親自指揮鄉間消防人員管樂隊，演奏一支“非如此不可”的移民告別進行曲。
他越過捷克邊境，迎接他的是一隊隊俄國坦克。他不得不停車半小時等他們先過。一個可怕的士兵，穿著裝甲兵黑色制服，站在道口指揮著車輛，似乎這個國家的每一條路都屬他管，屬於他一個人。
“非如此不可！”托馬斯心裡重複著，但接著又開始懷疑起來，真的必須這樣嗎？是的，他實在受不了自個兒呆在蘇黎世卻想象著特麗莎一個人在布拉格。
可他究竟要被這同情症折磨多久呢？整個一生嗎？或者一年？一個月？僅僅一個星期？他怎麼會知道？他怎麼能估計到？
任何一個學生都能在物理實驗室裡驗證各種科學假設，可一個男子漢只有一次生命，不能夠用實驗來測定他是否應當服從“感情（同——感）”。
他就帶著這些想法打開了他的家門。卡列寧一下跳到他身上，舔他的臉以示歡迎。而他想投進特麗莎懷中的慾望（他在蘇黎世上車時還想著的），頓時煙消雲散。他覺得自己與她象是在冰雪覆蓋的草原上面對面站著，兩個人都冷得直哆嗦。
從佔領一開始，俄國的軍用飛機便成天在布拉格上空盤旋，托馬斯極不習慣這種噪音，無法入睡。
他在微微入睡的特麗莎身邊翻來覆去，回想起很久以前在一次閒聊中她告訴他的一件事來。他們談起她的朋友Z，當時她宣佈：“如果我沒遇到你的話，我一定會愛上他。”即使在那時，她的話都使他落人一種莫名的憂傷。而現在，他認識到特麗莎愛上他面不是他的朋友Z，只不過是機緣罷了。除了她與托馬斯圓滿的愛以外，很可能，還有著若干她與其他男人的不圓滿的愛。
我們都絕難接受這種觀點：我們生活中的愛情是一種輕飄失重的東西，假定我們的愛情只能如此，那麼沒有它的話我們的生活也將不復如此。我們感到貝多芬，那陰鬱和令人敬畏的音樂家在向我們偉大的愛情演奏著：“非如此不可！”
托馬斯常常想起特麗莎對朋友Z的評價，然後得出結論：自己的愛情故事並不說明“非如此不可”，而是“別樣也行”。
七年前，特麗莎家鄉的醫院碰巧發現一例複雜綜合性神經病。他們請了托馬斯所在的布拉格醫院的主治大夫去會診，可主治大夫碰巧坐骨神經痛，行動不便，於是派托馬斯去代替他。這個鎮子有幾個旅館，托馬斯碰巧被安排在特麗莎工作的旅館裡，又碰巧在走之前有足夠的時間閒呆在旅館餐廳裡。其時特麗莎碰巧當班，又碰巧為托馬斯服務。正是這六個碰巧的機會把托馬斯推向了特麗莎，似乎並不是他自己決定與她結合。
他回布拉格是因為她。如此事關命運的重大決定僅僅繫於如此偶然的愛情，而這一愛情如果不是七年前主治大夫坐骨神經痛的話，也就不存在。那個女人，那個絕對偶然性的化身又躺在他身邊了，深深地呼吸著。
夜已深了，如他每次感到精神沉鬱時那樣，他的胃就跟著開始搗亂。
有那麼一兩次，她的呼吸變成了沉沉的鼾聲。托馬斯除了胃的壓迫感與歸來後的失望感以外，覺不出一點兒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