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新聞記者看作是話語手冊，製造話語的工匠。新聞只有按照激情的方式發揮出來才說得上是文學。庫爾諾的文章早已列入戲劇討論方面最好的一本書。有時，在一份日報上，也會意外出現一篇文章，特別是在司法或社會新聞欄目上。有一位塞爾日·達內，也許在有關網球運動方面，他可說是一位作家。塞爾日·朱利也是一樣，他的文章出手很快，的確是一位作家。還有安德列·方丹。
有一次戈達爾在“七日談”節目中發表談話，說的是他對電視記者的想法。你還記得：那是關於瓦文薩獲諾貝爾獎的事。瓦文薩的妻子代表她的丈夫到斯德哥爾摩去領獎，她的丈夫遭到波蘭政府禁止不得前往；關於這件事戈達爾對新聞記者說：“瓦文薩的妻子前去領獎，她當時處在畫面的中心地位，你們，電視臺記者，在他們電視屏幕上出現了一位十分美貌的女子，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你們，你們卻被隔開一個距離。但你們為什麼被隔開一個距離呢？甚至你們也並不知道。我說：那也許恰恰是因為她非常美麗的緣故。”戈達爾還加上說：“因為她不是一個人體模型，也不是一個女明星，她們的職業才是讓自己展覽的。”
戈達爾說了應該說的話。
這位年輕的波蘭婦女代表她的丈夫親自去爭取那樣一份獎勵，確實是一個美妙的想法。事實上，那種事本來可以叫人厭煩死的。頒獎儀式全部過程。人們所能等待的是就近一睹這個女人的風采。這種事還不曾發生過。有關這一點，是十分奇怪的。似乎有某些鏡頭焦距、某幾個角度在新聞報道中是被禁止的。似乎為了不要讓新聞報道失效，倒黴，就只能從這麼一個固定死的途徑去搞；僅僅以表現瓦文薩的妻子出場為原則，不表現她的美。
一項真實的信息本應該把這個女人展示出來，因為瓦文薩的妻子就是這樣一個女人，瓦文薩所愛的女人，這是比瓦文薩還要多出一些的什麼。他的女人，在那一天，那無異就是允許你上溯一切、追溯與她密切相關不可分割的事實全部的一份證書。好比一座森林，是不可能和一個從中穿行而過的人相分割開來的，也可能是在被殺死之前穿過森林的，又好比是一襲裙衣，一頭長髮，一封信，巖穴深處的一片印跡，電話網絡中一次說話聲。一項真實的信息，既是主觀的，又是觸摸得到的，是一個已確立的形象，寫出的或口頭的，又永遠是間接。
有時我還想到那種傾向性的新聞報道，儘管已經凋敝不堪，卻也可說是很好的新聞事業，至少它改變了愚昧，它讓人會懷疑對有關事件的那種說法。人們去看它，正是為了去糾正它。人們藉此可以建立自己的主張。我講到這件事說來真是可悲，在電視為攻擊斯德哥爾摩和波蘭那匹小馬竟搞出如此惡劣手法。瓦文薩的女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