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下時蓋著臉。我害怕自己。我不知道怎麼樣也不知道為什麼。因此我在睡覺以前喝酒。為了忘記自己，忘記我。酒立刻進入血液，然後我睡著了。酒後的孤獨令人不安。心臟，對，就是心臟。它突然急劇地跳動。
我在屋子裡寫作時，一切都在寫作。處處都是文字。我見到朋友時，有時不能立刻認出他們。有好幾年都是這樣，對我來說很艱難，是的，大概持續了十年。就連十分親密的朋友來看我時，也是很糟糕的。朋友們對我毫不知情：他們為我好，好意來看我，以為這是應該的。而最奇怪的是，我對此毫無想法。
這使寫作變得粗野。類似生命之前的粗野。你總能識辨它，森林的粗野，與時間一樣古老的粗野。懼怕一切的粗野，它有別於生命本身又與它不可分。你頑強奮鬥。缺乏體力是無法寫作的。必須戰勝自己才能寫作，必須戰勝寫出的東西。這事很怪，是的。這不僅是寫作，文字是夜間動物的叫聲，是所有人的叫聲，是你與我的叫聲，是狗的叫聲。這是社會令人絕望的大規模粗俗。痛苦，這也是基督和摩西和法老和所有的猶太人，和所有的猶太兒童，這也是最強烈的幸福。我一直這樣認為。
諾弗勒堡的這座房子，我是用《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一書改編成電影的版稅購買的。它屬於我，歸於我名下。那是在我的寫作狂以前。火山般的狂熱。我想這座房子起了很大作用。它撫慰我童年時的一切痛苦。我購買它時立刻就知道這對我是件重要的事，有決定意義的事。對我自己和孩子而言，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於是我照管房子，打掃它。花很多時間去“照管”。後來，我被書卷走，就不大照管它了。
寫作可以走得很遠……直至最後的了結。有時你難以忍受。突然之間一切都具有了與寫作的關係，真叫人發瘋。你認識的人你卻不認識了，你不認識的人你卻似乎在等待他們。大概只是因為我已經疲於生活，比別人稍累一些。那是一種無痛苦的痛苦狀態。我不想面對他人保護自己，特別是面對認識我的人。這不是悲哀。這是絕望。我被捲入平生最艱難的工作：我的拉合爾情人，寫他的生活。寫《副領事》。我花了三年來寫這本書。當時我不能談論它，因為對這本書的任何侵入，任何“客觀的”意見都會將書全部抹去。我用經過修改的另一種寫法，就會毀滅這本書的寫作以及我有關它的知識。人有這種幻覺——正確的幻覺——彷彿只有自己寫得出寫成的東西，不論它是一錢不值還是十分出色。我讀評論文章時，大都對其中的“它四不像”這句話感興趣。這就是說它印證了作者最初的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