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領事》這本書裡處處都是無聲的呼喊。我不喜歡這種表達法，但當我重讀時我又發現了這個或類似的東西。的確，副領事每天都在呼喊……但從我不知道的某個地方。他喊叫，正如人們每天祈禱一樣。的確，他大聲喊叫，在拉合爾的夜晚，他朝沙利瑪的花園開槍，他要殺人。殺人，不管殺誰。他為殺人而殺人。既然不論是誰，那就是解體中的整個印度。當他在荒寂的加爾各答黑夜裡獨自一人時，他在官邸裡喊叫。他發狂，聰明得發狂，這位副領事。他每夜都槍殺拉合爾。
我從未在別處與他重逢，只在扮演他的演員、天才的米歇爾·隆達爾身上——甚至在他的其他角色身上——見到副領事。對我來說，我這位朋友仍然是法國駐拉合爾的副領事。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
副領事是我信賴的人。副領事的喊聲，“惟一的政治”，也是在這裡，在諾弗勒堡錄下的。他呼喊她，她，是的，在這裡。她，A．-M．S．，安娜-瑪麗亞·加爾迪。演她的是德爾菲·塞裡。影片裡所有的人都在哭。這是不知哭泣有何含義的、自由的哭泣，必然的、真正的哭泣，苦難人群的哭泣。
生命中會出現一個時刻，我想是命定的時刻，誰也逃不過它，此時一切都受到懷疑：婚姻、朋友，特別是夫妻兩人的朋友。孩子除外。孩子永遠也不受懷疑。這種懷疑在我周圍增長。這種懷疑，孤零零的，它是孤獨所擁有的懷疑。它出自孤獨。已經可以使用這個詞了。我想許多人會承受不了我說的這些話，他們會逃跑。也許正因為如此並非人人都是作家。是的。這就是差別。這就是實話。如此而已。懷疑就是寫作。因此也是作家。所有的人與作家一同寫。這一點人們早已知道。
我也相信如果沒有寫作動作之前的原始懷疑，就沒有孤獨。從來沒有人用兩個聲音寫作。可以用兩個聲部唱歌，也可以彈奏音樂，打網球，但是寫作，不行。永遠不行。我立刻寫了幾本所謂政治性的書。第一本是《阿巴恩·薩巴納·達維德》，是我最珍愛的幾本書中的一本。我認為這是小事——寫書比過日常生活或難或易。不過困難是存在的。將一本書按照閱讀的方向引向讀者，這很難。如果我沒有寫作，我早已成了難以醫治的酒徒。這實際上是一種無法繼續寫作的迷失狀態……於是喝酒。既然迷失了，再沒有任何東西可寫，可丟失，於是你寫了起來。一旦書在那裡，呼喊著要求結尾，你就寫下去。你必須與它具有同等地位。在一本書沒有完全結束以前——也就是說在它獨立地擺脫你這位作者之前——你不可能永遠丟棄它。這像罪行一樣難以忍受。我不相信有人說的話：“我撕掉了手稿，統統扔掉了。”我不相信。或者是寫的東西在別人眼中並不存在，或者這不是一本書。如果此刻不是書，我們總是知道的。如果將來永遠不是書，不，我們不知道。永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