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吉汗說：“不要看著我說這話。我沒做什麼。你們都喝了酒，都在不停地笑。只有麥赫麥特一個人不高興。”
茜貝爾說：“努爾吉汗，如果凱末爾去把他叫回來，你會好好對他嗎?我知道你能夠讓他很幸福，他也會讓你幸福。但你必須好好地對待他。”
茜貝爾當著所有人的面執意要撮合努爾吉汗和麥赫麥特，這讓努爾吉汗很高興。她說：“我們不需要馬上結婚。他已經認識我了，至少可以說一兩句好聽的話。”
“他說了，但和你這樣一個有個性的人在一起他有點發憷。”茜貝爾說，接著她又笑著趴在努爾吉汗的耳朵上說了些什麼。
哥哥說：“孩子們，你們知道為什麼姑娘們和小夥子們不知道怎麼談情說愛嗎？”他臉上出現了一種喝了酒後才會有的可愛表情，“因為連談情說愛的地方都沒有。談情說愛這個詞自然也沒有。”
貝玲說：“在你的字典裡，談情說愛的意思就是在我們訂婚前的那個週六下午帶我去看電影……為了知道費內爾球隊的比賽結果，你還帶上了便攜式收音機。”
哥哥說：“其實我帶收音機不是為了聽球賽，而是為了影響你。我會為自己是第一個把晶體管便攜式收音機帶到伊斯坦布爾的人而自豪。”
努爾吉汗也說，她母親因為自己是土耳其第一個使用食品攪拌器的人而自豪過。她說，在雜貨店開始賣罐裝番茄汁之前很多年，也就是20世紀50年代末期，她母親招待去家裡打橋牌的朋友們喝番茄、芹菜、甜菜和蘿蔔汁，然後習慣地把這些上流社會的女士請去廚房，向她們展示進入土耳其的第一個食品攪拌器。於是，伴隨著那個年代留下的一段動聽的音樂，大家說起了那些卓越的伊斯坦布爾資產階級人士，帶著在土耳其第一次使用的渴望，是如何因為電動剃鬚刀、切肉刀、電動開罐器和其他許多奇怪、令人恐懼的用具，而讓他們的手和臉鮮血直流的。我們還說到了那些因為捨不得扔，一直被藏在家裡某個落滿灰塵的角落裡的電器，比如說，激動地從歐洲買回來、多數只用了一次就壞掉的錄音機，一開就跳閘的吹風機，讓用人女孩害怕的電動咖啡研磨機，在土耳其找不到配件的沙拉醬機。說笑間，我們看見，您值得擁有一切的扎伊姆一屁股坐到了努爾吉汗旁邊、麥赫麥特留下的空椅子上。他不失時機、興高采烈地加入了我們的談話，三五分鐘後就趴在努爾吉汗的耳邊說起讓她咯咯發笑的話來。
茜貝爾問扎伊姆：“你的德國模特去哪兒了?你把她也立刻拋棄了嗎？”
“英格不是我的情人，她回德國了。”扎伊姆依然很開心，“我們只是工作上的朋友，為了讓她見識一下伊斯坦布爾的夜生活，我才帶她出來的。”
茜貝爾說：“也就是說你們只是朋友!”她用了那些年剛剛興起的在娛樂新聞中經常出現的一句俗套話。
貝玲說：“今天我在電影院裡也看見那女孩了。廣告裡出來的，她還是非常可愛地笑著喝了汽水。”她看著丈夫說：“理髮店停電後，中午我就出去了。我去了希泰，看了索菲亞?羅蘭和讓?迦本演的電影。”她又對扎伊姆說：“我在所有地方、所有的快餐店裡都看見了你們的廣告。不單單是孩子們，所有人都在喝汽水。恭喜啊……”
扎伊姆說：“我們的時機掌握得比較好，我們很有運氣。”
看到努爾吉汗困惑的眼神，感覺扎伊姆希望由我來說，於是我簡短地告訴努爾吉汗，我的朋友是生產梅爾泰姆汽水的謝克塔什公司的老闆，也是他介紹我們認識了廣告上的可愛德國女孩英格。
扎伊姆問努爾吉汗：“您嘗過我們的果味汽水嗎？”
努爾吉汗說：“當然。我特別喜歡草莓味的。這麼好的一樣東西，那麼多年甚至法國人也沒能做出來。”
扎伊姆問道：“您在法國生活嗎？”隨後他邀請我們大家週末去參觀工廠，遊海峽，去貝爾格萊德森林野餐。一桌人都在看著他和努爾吉汗。過了一會兒他們去跳舞了。
茜貝爾說：“你去把麥赫麥特找來，你要把努爾吉汗從扎伊姆的手裡解救出來。”
“還不知道努爾吉汗願不願意被解救呢？”
“這個以為自己像卡薩諾瓦[1]賈科莫?卡薩諾瓦（Giacomo
Casanova，1725—1798），極富傳奇色彩的意大利冒險家、作家，被譽為18世紀歐洲的大情聖。[1]的人，一心只想著和女孩上床，我不願意我的朋友成為他的食餌。”
“扎伊姆很善良，很誠實，只是比較好色。再說努爾吉汗就不能像在法國那樣在這裡再體驗一次冒險嗎?非要結婚嗎？”
茜貝爾說：“法國男人不會因為一個女人婚前和別人上過床而鄙視她。在這裡就不行了。更重要的是，我不想讓麥赫麥特傷心。”
“我也不想。但我也不希望這些煩惱給我們的訂婚儀式投下陰影。”
茜貝爾說：“你不會享受做媒的樂趣。你想想，如果他們結婚，那麼努爾吉汗和麥赫麥特將一直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我不認為麥赫麥特今晚可以從扎伊姆手上把努爾吉汗搶回來。他害怕在聚會、宴請上和別的男人競爭。”
“你去找他談，讓他別怕。我保證，我會去勸努爾吉汗的。你快去把他找來。”看見我站起來，她對我甜甜地笑了笑說，“你真帥。你千萬不要在別人那裡耽擱，快去快回，然後請我跳舞。”
我想可以順便看見芙頌。我一邊在那些半醉人群的叫喊聲和大笑聲中挨桌尋找麥赫麥特，一邊不停地和人握手。兒時每個星期三下午來家裡和母親玩牌的三個女人，好像說好了一樣，都把頭髮染成了同樣的淺棕色，依然像說好了一樣，她們又同時和她們的丈夫一起向我招手，彷彿叫一個孩子似的喊道：“凱——末爾。”我和父親的一個進口商朋友握了手，手上留下了他的香水味。這個身穿白色燕尾服，帶著金色袖釦，做過美甲的人，十年後被報紙稱為“讓部長下臺的商人”，因為他公佈了那個向自己索要鉅額賄賂的海關部長的受賄醜聞。他事先把一沓沓美元裝在一個上面印有安泰普[1]安泰普（Antep），土耳其東南部的一個城市，盛產開心果。當地做的巴柯拉瓦甜點也是土耳其最有名的。[1]風景的巴柯拉瓦[2]巴柯拉瓦，一種用多層薄餅做成的內加各種細碎乾果的土耳其甜食。[2]甜點盒裡，然後一邊招待部長享用“甜點”，一邊把他們的親密談話用一個綁在沙發下面的錄音機錄了下來，隨後公佈了錄音。父親這個朋友的樣子立刻混入了我的記憶中。一些面孔就像母親精心貼在相冊上的某些面孔一樣，一方面讓我覺得很熟悉，很親近，一方面又像往常那樣因為一種奇怪的不安，讓我搞不清誰是誰的丈夫，或者誰是誰的妹妹。
正在那時，一個可愛的中年婦女說：“親愛的凱末爾，你還記得六歲時向我求婚的事嗎？”當我看到她十八歲的漂亮女兒時才想起她是誰。“啊，美拉爾姨媽，您女兒長得和您一模一樣!”我對母親大姨的這個小女兒說。當這位母親說因為明天女兒要去參加高考，所以他們將提前離開時，我想到這位可愛的女士和我，以及我和她漂亮女兒之間也正好相差十二歲，我情不自禁地朝那個方向看了一眼，但我既沒有在舞池裡，也沒有在後面的桌子上看見芙頌。人太多了。這裡有一張父親年輕時的朋友保險商沉船?居萬的照片，照片上沒有我的臉，只有我的一隻手，那是多年後我從一個弄到希爾頓婚禮、宴會照片，家裡堆滿雜物的收藏家那裡買來的。在這張三秒鐘後拍的照片的背景上還可以看見一個銀行家，隨後我和他也握了手，當得知他是茜貝爾父親的一個熟人時，我驚訝地想起，每次去倫敦的哈羅德百貨商場（兩次），我都看見這位銀行家在若有所思地為自己挑選深色的西服套裝。
我邊走邊和客人們合影留念。一方面我看見周圍有那麼多把頭髮染成金色的深膚色女人，那麼多極為自負和富裕的男人，那麼多彼此相似的領帶、手錶、高跟鞋和手鐲，而男人們幾乎留著同樣的鬢角和鬍子；另一方面我發現自己和這些人很熟悉並和他們分享著許多共同的回憶。我幸福地感受著面前的美好人生，帶著合歡花香的無比美麗的夏日夜晚。我和土耳其的第一位歐洲小姐親了親臉頰。經歷了兩次失敗婚姻的這位歐洲小姐，四十歲以後開始投身於對窮人、殘疾人和孤兒的救助中，她熱心參與慈善協會舉辦的各種募捐活動（母親會說：“親愛的，什麼理想主義，她在拿回扣。”），也因為這個原因她每隔兩個月去辦公室拜訪父親一次。我和一個船主的遺孀聊了聊夜晚的美麗，她的丈夫在家庭內部的一次爭吵中被子彈打中眼睛而去世，從此這個女人每次都哭著去出席家庭會議。我看見了那些日子在土耳其最受歡迎、最怪異和最大膽的專欄作家傑拉爾?薩利克（我在這裡展出他寫的一篇專欄文章），我帶著真誠的敬意握了握他那隻柔軟的手。我和伊斯坦布爾第一批穆斯林富商中故世的傑夫代特先生的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和孫子們一起坐著拍了一張照片。在茜貝爾的客人們的桌子上，大家正在談論那些天所有土耳其人都在看的、星期三晚上即將結束的連續劇《亡命天涯》（李察?金布爾醫生因涉嫌殺人被追捕，因為無法證明自己的清白，他一直在逃、逃、逃!）。我和大家一起為連續劇的結局打了賭。
最後，我在大廳旁邊的酒吧裡找到了麥赫麥特，他坐在高腳椅上，正在和塔伊豐喝拉克酒，塔伊豐是我們在羅伯特私立高中時的另外一個同學。
看見我也坐下後，塔伊豐便說：“好啊，所有的新郎都在這裡了……”不僅是因為重逢的喜悅，也因為“新郎”這個詞所勾起的許多幸福回憶，我們三人的臉上都流露出了一種充滿留戀的微笑。高中最後一年，有段時間我們三人在午休時間，會開著塔伊豐父親給他上學用的奔馳車，去埃米爾崗山坡上一棟老帕夏宅邸裡的超豪華妓院，每次我們都會和相同的三個漂亮、可愛的姑娘上床。我們帶著一種極力掩飾的強烈情感對她們產生了迷戀，我們開車帶她們出去玩了幾次，相對於晚上和她們上床的高利貸商和喝醉的商人，姑娘們也會問我們要更少的錢。妓院的老闆以前是個高級妓女，就像我們在大島大俱樂部舉辦的上流社會的舞會上碰見那樣，妓院老闆會很禮貌地對待我們。但是在姑娘們穿著超短裙晚上抽菸看著圖文小說等候顧客的大廳裡，每次在中午看見穿著校服的我們時，她都會發自內心地哈哈大笑起來，然後大聲叫道：“姑娘們，上學的新郎來了!”因為感覺到這會讓麥赫麥特開心，所以我把話題引到了這些可愛的回憶上。我說起了一次遲到的經歷。有一天，在被透過百葉窗縫隙射進來的陽光照暖的房間裡，因為做愛後睡過了頭，我們錯過了下午的第一節課。當我們在第二節課的當中走進教室時，那個年老的女地理老師問我們：“你們為什麼遲到？”我們回答說：“老師，我們複習生物了。”從此，“複習生物”的意思在我們之間就成了去妓院。我們還想起那棟老宅邸的名字叫“新月酒店—飯店”，裡面的姑娘們都用花兒、葉子、月桂、玫瑰之類的假名。關於這個的原因，我們又閒聊了一陣。有一次我們是晚上去的，正當我們要和姑娘們進房間時，來了一個有名的富人和他的德國生意夥伴，為了讓姑娘們給外國客人表演肚皮舞，他們敲我們的房門催著讓姑娘們下去了。然後為了安慰我們，他們讓我們坐在飯店裡一個僻靜的角落看姑娘們跳舞。我們帶著無限懷念說起了當時的感受。因為知道我們已經愛上了她們，也感到今生將永遠不會忘記這些經歷，所以我們帶著一種極大的幸福欣賞了姑娘們更多是為了迷住我們而跳的肚皮舞。在暑假我從美國回到伊斯坦布爾的那些時候，麥赫麥特和塔伊豐會告訴我他們在這些豪華妓院裡看到的怪事，因為隨著每個新上任的警察局長的到來，這些妓院都會被弄成另外一個樣子。比如說，在色拉塞爾維大街上，有一棟七層樓的希臘人蓋的舊公寓樓，因為警察每天去突襲封了某一層樓，於是姑娘們每天會在佈置著同樣傢俱的另外一層樓上等候她們的客人……在尼相塔什的某條后街上有一棟豪宅，門口的保鏢會驅趕那些他們認為不夠富裕的顧客和好奇者。剛才我看見走進酒店的那個奢華?謝爾敏，十二年前會開著一輛帶尾巴的62式普利茅斯汽車，晚上在百樂酒店、塔克西姆廣場和迪萬酒店附近一會兒轉幾圈，一會兒停停車，為車上的兩三個保養得很好又十分乾淨的姑娘招攬顧客。如果事先打了電話，他們甚至還會提供“上門服務”。從朋友們滿懷留戀的話語中，不難看出他們在這些地方和這些姑娘在一起可以體驗到更多的幸福，而這是那些因為對“貞操”的擔憂而瑟瑟發抖的“正經”姑娘所無法給予的。
我沒能看到芙頌，但我知道他們還沒走，因為她的父母還坐在那裡。我又要了一杯拉克酒，然後向麥赫麥特打聽了最新的妓院和那裡的情況。塔伊豐用同樣嘲諷的口吻說，他可以給我許多新開的豪華妓院的地址，隨後他氣憤地給我列出了一串有趣的名單，比如，一些被道德警察在突襲中逮到的議員；幾個結了婚的熟人，他們在等候大廳裡為了不和他四目相視會突然開始看著窗外；一個七十多歲的總理候選人帕夏政治家，他在豪宅面向海峽的床上，因突發心臟病死在了一個二十歲切爾克斯姑娘的懷裡，但隨後卻宣佈說他死在家裡、妻子的懷裡。樂隊奏響了一曲充滿回憶的柔美音樂。我發現麥赫麥特不願意使用塔伊豐的那種無情、憤怒的語言。我提醒他說，努爾吉汗是為了結婚才回土耳其的，另外我還告訴他，努爾吉汗跟茜貝爾說她喜歡他。
麥赫麥特說：“她在和汽水商扎伊姆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