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習慣待在我們半昏暗的荒涼博物館房屋裡，我喜歡留在室內。底下的街道、遠處的馬路、城裡的貧困地區，似乎跟黑白警匪片裡的同樣險惡。這個昏暗世界的吸引力讓我一向喜歡伊斯坦布爾的冬季甚於夏季。我喜歡由秋入冬的傍晚時分，光禿禿的樹在北風中顫抖，身穿黑大衣和夾克的人們穿過天色漸暗的街道趕回家去。我喜歡那排山倒海的憂傷，當我看著舊公寓樓房的牆壁以及斑駁失修的木宅廢墟黑暗的外表——我只在伊斯坦布爾見過這種質地，這種陰影——當我看著黑白人群匆匆走在漸暗的冬日街道時，我內心深處便有一種甘苦與共之感，彷彿夜將我們的生活、我們的街道、屬於我們的每一件東西罩在一大片黑暗中，彷彿我們一旦平平安安回到家，待在臥室裡，躺在床上，便能回去做我們失落的繁華夢，我們的昔日傳奇夢。同樣的，當我看著暮色如詩般在蒼白的街燈中降臨，吞沒城裡的貧困地區時，知道至少在晚上，西方的眼光窺視不到我們，外地人看不見我們城裡可恥的貧困，是令人寬慰的事。
古勒有幅攝影作品，捕捉了我童年時代的僻靜街巷，街巷中的水泥公寓和木造屋並排而立，街燈空茫，明暗對照的黃昏——對我來說它代表這個城市——已然降臨。（如今水泥公寓雖已擠走老舊的木造房屋，氣氛卻不變。）這幅攝影吸引我之處不只在於使我憶起童年時代的卵石子路，也不在於卵石路面、窗子的鐵護欄或搖搖欲墜的空木屋，而是因為它暗示著，隨著夜的降臨，這兩個走在回家路上、身後拖著細長影子的人，其實是在將夜幕披蓋在城市上。
在1950和1960年代，我跟每個人一樣，喜歡看全城各地的“電影攝製組”——車身兩側有電影公司標誌的麵包車；以發電機發動的兩盞巨燈；喜歡別人叫他們souffleurs（法文）的提詞人，他們在濃妝豔抹的女演員和羅曼蒂克的男主角忘了臺詞時，得隔著發電機的轟鳴聲扯著嗓子叫喊；戲外跟小孩和好奇的圍觀民眾擠來擠去的工作人員。四十年間，土耳其的電影工業不再（大半由於導演、演員和製片人不稱職，但也因為無法跟好萊塢競爭），電視依然播放這些黑白老片，而當我看見黑白影像的街道、老花園、博斯普魯斯的景色、傾頹的宅邸和公寓時，有時我竟忘了自己在看電影。惆悵令我茫然，時而感覺自己彷彿在觀看自己的過去。
十五至十六歲的我，想像自己是描繪伊斯坦布爾街道風貌的印象派畫家，畫一顆顆卵石是我的最大樂趣。在積極的區議會開始毫不留情地將卵石路鋪上柏油之前，城裡的出租車和“多姆小巴”司機對石子路面所造成的損害大表不滿。他們也抱怨為下水道、電力、一般維修而進行的挖路工程沒完沒了。挖路時得把卵石一顆顆撬掉，這讓工程無止境地拖下去——尤其當底下發現拜占庭時代的迴廊的時候。完工時，我喜歡看工人把一顆顆卵石放回原位——以一種令人陶醉、充滿韻律的技術。
我童年時代的那些原木宅邸以及位於后街較為簡樸的小木房，處於一種斷垣殘壁的迷人狀態。由於貧困且無人照料，這些房子從不上漆，歲月、塵土和潮氣的結合使木頭顏色漸漸變深，賦予它那種特殊的顏色，獨特的質地，小時候我在後街區看見的這些房子十分普遍，我甚至以為黑色是它們的原色。有些房子是褐底色調，或許貧民區的房子根本不識油漆為何物。但18世紀和19世紀中葉的西方旅人形容有錢人家的宅邸油漆鮮豔，認為這些私宅和其他的富裕風貌具有某種豐饒有力之美。小時候的我時而幻想為這些房子上漆，儘管如此，失去黑白布幕的城市仍教人心悸。到夏天的時候，這些老木屋乾透，變成一種黯淡、灰質、打火匣般的褐色，你能想像它們隨時都可能著火；在冬季漫長的寒流期間，雪和雨水同樣讓這些房子蒙上朽木的黴味。老舊木造的僧侶道堂情況亦同，共和國禁止這些地方作為朝拜場所，如今多已廢棄，除了街頭流浪兒、鬼魂和古物收藏者之外沒人會去。這些房屋使我產生了相同程度的恐懼、擔憂和好奇：當我從頹垣斷壁外透過潮溼的樹叢探看破窗殘宇時，心頭便掠過一股寒意。
由於我是以黑白影像來理解這城市之靈魂，因此少數目光獨到的西方旅人的線條素描——例如柯布西耶，以及任何一本以伊斯坦布爾為背景、附黑白插圖的書都令我著迷。（我整個童年都在等待，卻始終不見漫畫家埃爾熱以伊斯坦布爾作為丁丁歷險的背景。當第一部丁丁電影在伊斯坦布爾拍攝時，某盜版書商發行了一本名為《丁丁在伊斯坦布爾》的黑白漫畫書，作者是本地漫畫家，他把自己從電影畫面的演繹，跟丁丁其他歷險的畫面拼湊在一起。）舊報紙也使我著迷，每回讀到謀殺、自殺或搶劫未遂的報道，我便嗅到一股長久壓抑的兒
時恐懼。
在某些地方——帖佩巴絲、加拉塔、法蒂赫、翟芮克、博斯普魯斯沿岸的幾個村落、於斯屈達爾的后街——也看得見我所描述的黑白之霧。在煙霧瀰漫的早晨，在颳風的雨夜，海鷗築巢的清真寺圓頂看得見它；在汽車排放的煙霧、煙囪冒出的嫋嫋煤煙、生鏽的垃圾桶、冬日裡空寂荒蕪的公園和花園以及冬夜裡踩著泥雪趕回家的人群中也看得見它；這些都是黑白伊斯坦布爾憂傷的喜悅。幾百年沒再噴過水的殘破噴泉，貧民區裡被遺忘的清真寺，突然出現的一群身穿白領黑褂的學童，沾滿泥巴的老舊卡車，因歲月、灰塵和無人光顧而更加昏暗的小雜貨店，擠滿落魄失業男人的破落小店，跟許多被掀開的卵石子路一樣土崩瓦解的城牆，一段時間過後開始看起來大同小異的戲院門口，布丁店，人行道上的報販，三更半夜在街頭閒蕩的醉漢，黯淡的街燈，往來於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渡船以及船煙囪冒出的煙，被雪覆蓋的城市。
我的童年回憶少不了這一片覆蓋的雪。有些小孩等不及開始放暑假，我卻等不及開始下雪——不是因為我能出去玩雪，而是因為雪讓城市看起來煥然一新，不僅把泥巴、汙穢、廢墟和疏忽掩蓋起來，也為所有的街道和景色提供某種驚喜，某種迫近兇險的甜美氣息。每年平均下雪三至五天，積雪在地面停留一週至十天左右，但伊斯坦布爾總是措手不及，每次下雪都像第一次迎接：后街封閉，接著是主要道路；人們在麵包店外排隊，有如戰時和國家發生災難的時候。我最愛雪的地方是它強迫人們團結在一起，讓與世界切斷聯繫的人們患難與共。下雪天的伊斯坦布爾像個邊遠的村落，但尋思我們共同的命運，使我們與我們輝煌的過去靠得更近。
有一年，異常的北極氣溫使從多瑙河到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黑海區域全面結冰。這對於其實算是一個地中海城市的伊斯坦布爾來說是件震驚的事，許多年後，大家依然像孩子似的興高采烈談論它。
觀看黑白影像的城市，即透過晦暗的歷史觀看它：古色古香的外貌，對全世界來說不再重要。即使最偉大的奧斯曼建築也帶有某種簡單的樸素，表明帝國終結的憂傷，痛苦地面對歐洲逐漸消失的目光，
面對不治之症般必須忍受的老式窮困。認命的態度滋養了伊斯坦布爾的內視靈魂。
若想看黑白影像的城市，看籠罩它的霧氣，呼吸城裡居民共同擁抱的憂傷，你只需從某個富裕的西方城市飛過來，直奔熙來攘往的街道。若是冬天，走在加拉塔橋上的每個人都穿同樣黯淡的茶色衣服。我那時代的伊斯坦布爾人已避免穿他們榮耀的祖先們穿的豔紅、翠綠和鮮橘色。在外國遊客的眼中，彷彿他們是刻意這麼穿著打扮，以達到某種道德目的。他們並非刻意——但在他們沉重的憂傷中帶有一絲謙遜。這是黑白城市裡的穿著打扮，他們彷彿在說：這是為一個衰落一百五十年的城市哀悼的方式。
此外還有一群群的狗，19世紀每個路過伊斯坦布爾的西方旅人都會提及，從拉馬丁和奈瓦爾到馬克?吐溫，這些狗群持續為城裡的街道增添戲劇感。它們看起來如出一轍，相同的皮毛顏色，沒有適當的字眼可以形容——某種界於灰白和木炭之間的顏色，也就是沒有一點色彩。它們是市政府的一大憂患：軍方發動一場政變時，將領遲早都要指出狗造成的威脅；政府和學校一次次發起運動，驅逐街上的狗，但它們依然在城裡東逃西竄。它們雖然可怕，團結一致向政府挑釁，我卻不得不可憐這些瘋狂迷失的生靈依然死守著它們的舊地盤。
假使我們眼中的城市是黑白影像，部分原因是，我們是從西方畫家留下來的版畫中瞭解它：本地人從沒畫過它昔日的燦爛色彩。奧斯曼沒有任何一幅繪畫能順應我們的視覺品味。當今世界上也沒有任何文章或作品能教我們欣賞奧斯曼藝術或影響了它的古波斯藝術。奧斯曼的細密畫家從波斯人那裡獲得靈感；就像古典詩人們歌頌的城市不是真實的地方，而是一個詞；他們就像製圖者納蘇，對這城市具有地圖般的瞭解；他們把它看做從眼前經過的東西。甚至他們的《儀式之書》關心的也是蘇丹的奴隸、臣民和他的金銀財寶。這座城市不是人們居住的地方，而是透過定焦鏡頭觀看的官方畫廊。
因此雜誌或教科書若需要伊斯坦布爾的舊日影像，便採用西方旅人和畫家創作的黑白版畫。我的同輩們往往忽略德國畫家梅林以膠彩畫出的色彩微妙的古伊斯坦布爾帝國，我將在稍後更多地談到梅林。一方面聽天由命，另一方面圖方便，他們喜歡在容易複製的單色畫中看見他們的過去，因為在凝視一幅沒有色彩的影像時，他們的傷感得到了印證。
在我的童年時代，高樓大廈少之又少，夜幕降臨時，城裡的房屋和樹木、夏日戲院、陽臺和窗戶的第三度空間都一抹而去，賦予城裡歪斜的房舍、曲折的街道和起伏的山丘某種黑暗風采。我喜歡1839年阿羅姆旅行書中的這幅版畫，畫中的夜晚身負隱喻的任務。該畫把黑夜描繪成某種邪惡之源，記錄了伊斯坦布爾所謂的“月光文化”。就像許多人紛紛湧向海邊觀賞月明之夜的簡單儀式，欣賞讓城市避免陷入一片漆黑的滿月、水面的月影、半弦月的微光或（像在這裡的版畫）在雲層中若隱若現的月光：殺人犯也剛把燈火熄掉，以免有人看見他為非作歹。
不僅西方遊客才使用暗夜之語來描述這個城市難以捉摸的神秘：如果他們對宮廷恩怨略知一二，那是因為伊斯坦布爾人也喜歡悄悄談論受害的後宮妻妾，屍體在夜幕掩護下被偷偷運到宮牆外，帶到海上，拋入金角灣。
著名的“薩拉札謀殺案”（發生在1958年，當時我還不識字，但這宗案件引起我們家，甚至是城裡家家戶戶的恐慌，因此我對每個細節都瞭若指掌）採用了同樣熟悉的元素。這則駭人聽聞的報道加深了我對夜晚、划艇以及博斯普魯斯海域的黑白幻想，至今仍是噩夢的材料。我父母起初向我講述的這名歹徒，是個窮困的年輕漁夫，但日子一長，大家便把他塑造成民間的凶煞惡鬼。他答應用他的划艇帶一個婦女跟她的孩子出海，在博斯普魯斯海峽航行，後來卻決定強xx她，於是把她的孩子們扔進海中。報紙給他起了個綽號叫“薩拉札魔頭”。而我母親因為害怕在我們位於黑貝里亞達的夏日別墅附近撒網捕魚的漁夫當中，可能躲著另一個殺人犯，於是禁止哥哥和我在外面玩，即使在我們自己的花園。我在噩夢中看見漁夫把孩子們扔進海浪裡，孩子們的指尖死命抓住船身。我聽見他們的母親在漁夫用槳猛擊他們頭部時發出的慘叫聲。直到現在，當我瀏覽伊斯坦布爾報上的謀殺案消息（我喜歡做這件事）時，仍會透過黑白影像看見這些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