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就從這種心境出發，寫出了反映個人生活的，卻不是私小說的《個人的體驗》。也許，這就是作為小說家的大江先生真正意義上的出發，同時也是日本現代文學一個嶄新的開始……在您創作這部作品前不久，還寫過一部題為《空中怪物阿貴》的小說，其出場人物夫婦倆與醫生共謀，試圖殺死腦後部長著很大瘤子的新生兒。這兩部作品之間的關係……
我運用在那以前寫作短篇小說的技巧來把握這個主題。首先，我需要做一個嘗試，於是就寫出了《空中怪物阿貴》。然後，就想在此基礎之上，再寫一部與此不同的、全新的小說。有一個記者叫做山口瞳，他同時還是一個作家，他就批判我，說是“所謂體驗，不全都是些個人性的東西嗎？這是一個同義重複的題名”。我倒是認為，在這個體驗之中，既有共性的東西，也有個人一般性的體驗。而通過人類共性的體驗創作出來的，就是我們大家的歷史了。在這其中，會出現只有個人才能體驗到的、完全孤立的體驗。考慮到這一點之後，我就寫下了那部作品。我想要重新審視把一般性的、可能的體驗，以非常特殊的形式，緊緊黏附在個人身上的這種手法。這就是創作這部小說的動機。於是，我創造出了鳥這麼個人物，同時也曾努力將其從自己身上分割開來。
當時，我試圖通過創作這部小說來確認一個事實——與智育發育緩慢並患有智障的孩子共同生活下去，那就是自己今後的人生！接著，我就寫了主人公下定決心的那一段，然後流暢地寫完了其後的大約三個頁碼。也就是鳥對岳父岳母說了從醫生那裡聽來的話語——那孩子如果最終可以自己設法吃飯、自己去洗手間，或許就能夠成長起來。這樣一來，也就能夠存活下去了。小說在這裡就結束了。
這部小說剛一出版，就遭到三島由紀夫的批判：“這是一部必須以大團圓收尾的那類小說。”在當時，我覺得那個部分是自然形成的。於是我就反駁說，想要與孩子共同生活下去的決心非常重要，使得主人公作了如此決定。其後，便如同自然湧瀉而出的水流一般寫了下去，而且沒做任何修改。後來，這個反駁又遭到了江藤淳的批判。另外，美國一家出版社在出英文版本時，也曾要求對這一段進行改寫，卻被我拒絕了。然後，就一直到了今天。
——您的這種不愉快心情，在《致令人懷念的歲月的信》裡，也曾做過詳細的敘述。小說裡有一個場面給我留下了強烈印象，是文本中的敘述者兼作家“K君”，從敬愛的義兄那裡收到他特地在“我覺得即便刪去也未嘗不可的部分”下畫上線條的那幾個頁碼：
已經是秋末了。鳥為孩子出院而去腦外科主任處告辭剛一回來，只見岳父岳母圍擁著懷抱嬰兒的妻子，正在特護兒病房前微笑著等候自己。
“恭喜你，鳥，孩子很像你呀。”岳父招呼道。
“是呀，”鳥謹慎地說。嬰兒手術過後只經過一週，便有點兒人的模樣，再過一週時間，長得就開始像鳥了。“我把頭部的X光片借了出來，回去後再請您看。頭蓋骨缺損部位的直徑只有幾毫米，說是目前正在癒合之中。腦子裡面的實質部分並沒有溢出來，因而不是腦疝，只是單純的肉瘤。聽說在割下的肉瘤裡，有兩個乒乓球狀的白色堅硬物體。”
“手術得以成功，真是太好了！”岳父看準饒舌的鳥的話語稍有停歇，便應聲說道。
“手術持續進行並一再輸血時，鳥輸了好幾次血，終於像被吸血鬼德拉庫拉咬住的那位小姐一樣面色蒼白①。”岳母說，“鳥就像奮起的獅子一般活躍。”
嬰兒懼怕急劇變化的環境，畏縮地緊緊閉合上嘴唇，用尚無視力的眼睛窺視著大人們的模樣。
那是我在模仿日本古典中訂正字句的手法，就是那種對於錯處不加塗抹，只畫上記號指出錯誤的手法。當然，至於小說的完成，我現在也還覺得最後那部分存在問題。不過呀，如果把孩子置於當時連生存本身都很困難的狀態，把絕望的青年置於那孩子的身邊，就這樣結束小說的話，那麼，現在當我重新閱讀這部小說的時候，一定會強烈感到自己是背叛了那個希望的作家，背叛了內心裡想要與孩子走向真實的共同生活的希望——設法與孩子和妻子一同活下去的那個可憐希求。對於生活於現實之中的孩子，現在我也許會發現自己是一個無法正視孩子的人。批評家龜井勝一郎②在戰爭時期是國家主義者，戰後則對佛教有很深的研究，他也指責說“這位作家的倫理性存在不徹底之處”，可我認為，咱的倫理就是與這個孩子一同活下去！
在這種時候，就像薩義德說過的那樣，“由於這是人的問題，因此我相信，如果放上一段時間，就會在明亮的方向上看到解決的徵兆”。這實在是處於最為痛苦境地的人對事物的思考方式和感受方式。正是因為這種方式的存在，人類才得以延續至今的吧。長期以來，我一直堅信著這個觀念。
首先，存在著與智障孩子一同生活這個現實，然後，自己決定將其引入文學，寫成小說作品。於是那部小說本身便給了我一個回報——支撐著我本人在其後的生活方式。現實生活就是這樣，光現在與我們共同生活在一起。我認為，這就是小說的魅力之所在。
因此，也可以這麼說：雖然我仍然不相信這種和諧是根據神的意志事先安排的①，但我毫不懷疑地認為，明亮的光線終將照射過來，我就懷著這樣的信念在寫小說，直至今天。而且，作為自己的文學觀而言，這樣認為也未嘗不可，可我本人的死亡這個決定性的東西卻在不斷挨近。我已經七十一歲了，能夠繼續工作的時間正在受到限制。如此一來，與以往那種不可思議的樂觀主義不同，我覺察到這一次將站立在具有決定性的困難面前。而且，對於那個困難，我還是要藉助自己的文學與其進行對抗。我這個作家儘管已入老境，卻不認為已與讀者達成了廣泛而持久的聯繫。毋寧說，我甚至感到自己正陪伴著徹底的孤獨感走向死亡。於是，一如薩義德在《晚期風格》中所論述的那樣，或者如同在我的《致令人懷念的年歲的信》裡的義兄業已說過的那樣，最為粗野的悲痛和痛苦，也許將會顯現出來。不，而是將會清晰地顯現出來吧。
如何才能從事在理念和感情上從正面把握那個狀況的工作呢？當我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就可以最終環視自己的人生了——二十二歲時似乎出於偶然而開始寫作小說，自己的人生也因此而被決定下來。可這一切究竟是好事呢？還是正好相反（笑）？對此，我自己能夠進行判斷。我希望在今後兩年內完成這樣一部作品。或許正是這個意志的力量，正在支撐著現在的我。
——大江先生到底是擁有特殊意志的人呀，而賦予這個特別意志之力量的人，則是光。您的小說真是不可思議，您的實際人生同樣不可思議。
是啊，唯有實際生活才真的是不可思議。即便現在呀，光每天夜晚睡了一覺後要在十二點過一些起床上廁所。夏天倒是沒什麼問題，可一到冬天呀，由於他不能用毛毯把自己包裹得很好，就會經常引發感冒。他的支氣管也不太好，這就比較危險了。因此，除了去國外旅行那段時間外，我會在距離一樓光的房間很近的餐廳，一直工作到深夜的那個時間段。每當他起床去廁所，我就前去床邊照看，用毛毯將其包裹起來。四十多年來，每天夜晚每天夜晚，我把用毛毯包裹兒子作為一天裡最後的工作。那種時刻，我往往會閃過一個念頭——這就是我的“永遠”嗎（笑）？二十來歲那會兒，這是無法想象的人生，我竟會成為四十餘年來每天如此的人。然而，經過四十年之後再來看這個問題，我便覺察到，每天夜晚，在那個短暫的兩分鐘或三分種裡，在深夜中，與光稍微說上幾句話，會給我增添怎樣的精力呀！把光的事情寫在小說裡，總能夠使我面對嶄新的工作，即便在每天的生活中，他也是以這種方式顯現出積極因素的存在。就這一點而言，在他出生之際，家母曾叱責道：“光這個名字呀，還是要比烏鴉那種名字要好（笑）！”當時，我接受了母親的批評，現在看來，情況確實如她所說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