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裡，我剛進入法國文學專業，就學習了口語體語言、敘述體語言以及文章體語言在法語中的差異，瞭解到在我出生前後，也就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開始活躍起來的作家之中，有一位叫做路易-費迪南·塞利納①的作家，他把與口語體語言相近的文體帶進了法國文學的世界。就日語的文字表述形式來說，指的是眾所周知的省略斷句法，即省略號……可是，那種只要不切斷語句，文章就能夠以一直接續的形式持續下去，創造了那種近似於口語的文章的人，就是剛才說到的塞利納。
當時，我所想到的是以下這些內容：說到日語，口語體語言與書寫體語言的差異並不是很大不是嗎？在我國，明治時代出現的言文一致文體，也就是將書寫體語言與口語體語言合而為一的那種文體，不是一直延續到當代文學嗎？我還回想起，在養育了我的那座靠近四國山脈中央部的小村子——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現在叫內子町大瀨）裡，身為孩童的我感覺到存在著兩種語言。其一是每天說話的語言，在我的印象中，這種語言是作為那些沒有權利的弱勢者的語言而被創造出來的。這些被村裡的大人用於回答權勢者問話的語言，確實有一種卑屈的感覺，無力顧及自己的倫理觀。儘管我還是孩子，卻也意識到，在生活中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是無法進步的。
那時還處於戰爭時期。我家從上代傳下來的行業，是把作為紙幣原材料的黃瑞香那種植物的纖維進行精製並交送內閣印刷局。為了把這些原材料交送出去，需要將其做成具有一定重量和體積的捆包。我父親為此設法制作了一臺設備，用那臺設備捆包，有關方面決定將其作為愛媛縣“大後方”民間產業的一個小小實例進行展示。縣政府的知事便來視察了，他的部下命令我父親用那臺設備演示捆包過程。在實際工作時，那臺設備需要兩個人從兩側保持壓力的平衡，可當時正處於戰爭時期，家裡從事體力勞動的人都被徵集走了，只留下父親一人在家，父親就表示“無法操作”。同知事一起來的警察署長卻用“你這傢伙，給我演示！”或是“給我演示！”這樣的語言命令父親。我知道父親是在賭氣了，他站了起來，在設備兩側往返來回地走動，開始設法操作那設備……這件事給我留下了非常強烈的印象，意識到在口語體語言中，存在著擁有這種權利的人用於強制別人的語言，以及弱勢者無力反抗的語言，我的父親就屬於那種無力反抗的人。
說到弱勢者的語言，記得當我母親問及“這件事怎麼樣呀？”時，對方就會答以“還行，只是……”然後便不再答理。“還行，只是”這句話語中有兩個意思，在說了“那件事還行”之後，如果再綴上“只是”以進行強調，那就有了“還行，只是也還有問題”這種保留性語義，其中便包含了否定的意思，我也就無從知道母親的判斷了。這就是村子裡常見的口語體語言。那時我就在想，用這樣的語言交談可不行。
——細說起來，對於大江先生而言，所謂“物語”，據說您在老家主屋後的獨間裡，讓祖母和母親用唱歌一般的冷靜語調講述的“奧福”傳說，是您最初聽說的故事吧。您在《我這個小說家的歷程》中是這麼寫的。
是的。而且，那個“物語”的講述方式之所以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是因為平常使用那種曖昧的口語體語言的母親和祖母，此時卻在用另一種全然不同的講話口吻為我講述村子裡的傳承故事，有關村裡小小歷史的故事。於是，講述那些故事時的說話口吻，當然也有讓聽者產生興趣的用意，使得話語顯得非常清晰，與平常講述事實以及信息時完全不同，是在有意識地對內容進行編排。作為聽眾，當時我是這麼想的：存在著像這樣講述物語的口語體語言以及日常會話的口語體語言，而最為重要的，是有意識地注意到敘說方式，並用那種經過選擇的敘說方式來講述已經被說過很多遍的事物，這就是講述物語故事的方法吧。因此，我決定完整記下母親和祖母所說的那些話語，還曾記錄在了紙面上。
——這個世界上存在著不該漏聽並應該記錄下來的話語……早在您還幼小的時候，您就自覺到了這一切。那個“奧福”物語故事，當然也是極為有趣，非同尋常。據說您每當傾聽這個故事時，心口就撲通撲通地跳。由於聽到的只是一個個斷片，便反而刺激了您的想象。
是啊，都是故事的一個個斷片。祖母講述的話語呀，如果按照歌劇來說的話，那就是劇中最精彩的那部分演出，所說的全都是非常有趣的場面。再繼續聽下去的話，就會發現其中有一個很大的主軸。而形成那根大軸的主流，則是我們那地方於江戶時代後半期曾兩度發生的暴動，也就是“內子騷動”（1750）和“奧福騷動”（1866）。尤其是第一場暴動，竟成為一切故事的背景。在龐大的奧福暴動物語故事中，祖母將所有細小的有趣場面全都統一起來了。
奧福是農民暴動的領導者，他試圖顛覆官方的整個權力體系，針對諸如剛才說到的，其權力乃至我們村子的那些權勢者。說是先將村裡的窮苦人組織起來凝為強大的力量，然後開進下游的鎮子裡去，再把那裡的人們也團結到自己這一方來，以便凝聚成更為強大的力量。那場暴動的領導者奧福，儘管遭到了滑稽的失敗，卻仍不失為一個富有魅力的人。我就在不斷思考奧福這個人的人格的過程中，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時代。
——“奧福”就是其後在《同時代的遊戲》和《M/T與森林中的奇異故事》等作品中，經過種種變形之後存在於其中的那個人物吧。在大江家，家長為孩子講述物語故事以及孩子傾聽那些傳說，應該是作為生活的組成部分而進行的，不過，據說曾是士族的大江家祖先，您都聽說了哪些內容？
我從祖母那裡只聽說，曾祖父曾在下游的大洲藩教過學。他處於漢學者的最基層，值得一提的是，他好像屬於伊藤仁齋①的譜系，因為父親也很珍惜《論語古義》以及《孟子古義》等書。我也不由得喜歡上了“古義”這個詞彙，此後便有了《奇怪的二人組合》這三部曲中的Kogi②,也就是古義這麼一個與身為作者的我多有重複的人物的名字。
——另一方面，大江少年無意間注意到柿樹枝頭閃爍著光亮的水滴，“受到了使得自己的生活方式足以發生巨大變化的影響。”也就是說，“顯然，我藉助那微微顫動著的柿樹葉片，發現了圍擁著峽谷的那座森林的整體狀態。如果我總是不去細加觀察的話，這一切便不值一提，換言之，便都是一些死物。因此，我現在無法不去注視那些樹木和小草。於是，作為被周圍深深吸引了的心不在焉的孩子，我被國民學校③的校長給盯上了，幾乎每天都要遭到毆打。儘管如此，我也不打算改變自己生活方式中的這個新習慣，及直到戰後，在長時間凝視著觀察雨水的水滴之後，寫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首‘詩’（引自《我這個小說家的歷程》）。”
這首詩就是後來廣為人知的以下四行：
雨水的水滴上
映照出外面的景色
水滴之中
另有一個世界
這個用眼睛仔細觀察世界的兒童大江健三郎，早在剛滿十歲的時候，就已經存在於世了……
是啊，被老師叱責是一個轉機，使得我體會和覺悟到“如果不認真觀看，就等於什麼也沒看”。這就是我自己發現的、我少年時代的智慧。此外，我還早早地意識到了一個問題——要把自己看到以及想到的事物，用語言表述出來。至於寫下這首“詩”的起因，我記得很清楚，剛才已經引用過了。當時我在國民學校四年級，好像發生了一連串對我非常重要的變化。
首先，我發現了何為“思考”。那時，我認為人們只要進行思考，便也能夠在轉瞬間作出回答，一如電子計算機那樣，只要按下鍵鈕，無論三次方程式還是其他什麼問題都可以即時解答出來，我覺得這就是所謂思考，因而尊敬能夠當場如此答覆的人。所謂思考，就是運用像是上蒼降賜的能力進行回答，可自己卻是那種不慢吞吞思考便無法得出結論的無能之輩。我注意到，唯有運用語言將其一個個累積起來並使之不斷清晰和加強，才是在進行思考。當時我還有另一種感覺，總覺得自己的夢想已經破滅了。
也是在那一時期，我意識到自己並不是一個仔細觀察事物的人。那時我們曾步行一個小時左右前往海邊的一個小鎮，遠足歸來後，老師讓寫有關大海的作文。我是這樣寫的：“我為自己生活在山裡而感到慶幸。假如我家在海邊的話，波浪就會總在眼前滾動，濤聲也將回響在耳邊，那可就無法安靜地生活了（笑）。”於是老師就告訴我：“對於居住在海邊的那些人，你所寫的這些內容是很失禮的。”他還說，“我是第一次來到這個村子並在這裡生活，卻覺得山村裡的人粗粗拉拉、吵吵鬧鬧。”
我對老師的話語感到不滿，回家後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氣得連晚飯也沒能吃下去。早晨起床後肚子早已經空空蕩蕩，便沿著我家屋後那個叫做彎拐河灘上的鋪石小道，往下面的河灘走去，摘下柿樹上已經成熟的果實吃了下去。一邊吃著那柿子，我一邊看著河對面的山體。四周好像並沒有起風，可山林中樹上的枝頭卻在搖擺，樹梢也在搖擺。此前我認為靜止不動的山林，卻在如此搖曳、擺動。接著，我轉而注視眼前的柿樹樹葉和細小的枝條，它們已經被露水打溼，而自己正映現於那露水之上。看著眼前的景象，我意識到此前從不曾認真觀察過，也不曾仔細傾聽過，卻深信不疑地認為山中是寂靜和靜止的。
於是當時我就在想，今後要認真觀察事物，也要仔細傾聽聲音。不久之後，便開始熱心於觀察外界事物，以至被大家說“只要和大江一起行走，他不一會兒就停下腳步，或是觀看或是傾聽，真是個滑稽的傢伙”。
——令堂親手把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以及《尼爾斯騎鵝歷險記》交給你，也是在那個時期吧？
得到那兩本書，是在稍早一些時候，因此當時已經認真閱讀過了。“觀看”和“傾聽”，是將零亂的事物連接起來，而這種連接之中，便有“物語”故事了。讓我再度清晰地意識到理解了這個規律的，正是那些書，它們發揮了很大作用。
——說到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應該是一九四四年，當時正處於太平洋戰爭末期，而且，在您祖母於那一年去世之後，令尊不久後也突然亡故了。村子裡還發了大水。那是一個現實社會在你的視野裡急劇展開的時期吧？
就像你所說的那樣，父親和祖母都是一九四四年死去的。我出生於一九三五年，因此，是在我九歲的時候。
當時祖母年事已高，疾病纏身。她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物，經常作出死去的模樣，或是嚇唬我們，或是逗我們發笑。後來當她真的死去時，倒也沒有感受到過於強烈的衝擊。
然而，父親……在立冬前一天，孩子們轉著圈用稻草紮成的棒子敲擊地面，為了給他們派發賞錢，父親一直在客廳裡喝著酒，直至夜深。作為家裡的孩子，我就坐在父親的身旁。父親平日裡並不與我多說話，可那天晚上卻對我講了許多。聽說，父親當天夜晚還對母親說起過，說是我的話語非常有趣。就在那天深夜，父親亡故了。估計是心臟麻痺。翌日一大早，母親就起了床，對我們說：“爸爸去世了，因此你們不能面向西方吐口水，男孩子不能站立著小便。”不久，幫助料理喪事的四鄰來到家裡，母親便將父親穿用過的西裝等物品送給了那些鄰居。那些換上父親遺物以為紀念的人，便著手葬禮的準備工作。當時我在想，啊，“世界”就是這樣在改變呀！
說到我自身，是一個並不被村裡的小夥伴們敬重的孩子。不過，由於父親的去世，那一天便被賦予一種特別身份。當時村子裡正流行踩高蹺，歲數大一些的孩子做了一副高蹺，就請我優先踩用那高蹺。那可是一副非常高的高蹺，踩在那上面都能看到家裡二樓窗子裡了。我還記得，踩著那高蹺行走起來，村子的景觀在眼裡就完全變了模樣。
那一年暴風雨頻發，尤其在秋天的颱風季節裡，好像每個星期都在下大雨，颳大風。我家屋後的小田川也動不動就氾濫成災。那一陣子，只要一下雨就停電，我們幾個孩子便在黑暗中圍坐在母親周圍。家裡點上忽明忽暗的蠟燭，屋外颳著大風，整座森林都被大風吹得嗚嗚作響，河水也發出巨大聲響湧流而下。那是一九四四年，由這個國家發動的戰爭正處於可怕的狀態之中，就連孩子們也聽說了這一切。當時，母親經常獨自待在記賬的房間裡，嘆息著“該如何是好呀？”，我在心裡則一遍遍地回答說：“已經走投無路了！”父親去世了，我們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將會如何，不知道國家又將走向何方。我們陷於這種不安的、恐懼的、即便抗拒也隨之被拒之一旁的暴力性現實之中。我知道了這一切，是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這兩年間。
——你們兄弟姐妹當時處於什麼狀態？令堂又是怎麼鼓勵健三郎這個少年的？
我們兄弟姐妹一共七人，最上面是姐姐。我叔叔當時在滿洲的新京①那座中國東北部的大都市經營古董，剛才說到的大姐就去了那裡當幫手。大哥那時是海軍預科練習生，雖然只有十六七歲，卻為加入海軍航空隊而接受了專業訓練。我的二哥在松山的商業學校讀書。再就是比我稍微大一些的二姐，然後是妹妹和弟弟，另外還有我。因此，能夠指望得上的男丁，家裡也就只有我了。就是這麼一種狀態。
對於母親來說，竟沒有一個可以靠得住的人，又存在糧食不足的問題，於是母親在我家與河流之間的河灘上開拓出旱田來，在那裡種上蔬菜，面色陰暗地勞作不休。
——那是一段非常困難的時期啊……很多作家都是一九三五年出生的，各自寫了十歲前後有關戰敗的記憶，這是因為有著強烈的時代刺激的緣故嗎？
從學齡說來，同屬於一個年級的人之中，有劇作家井上廈①。他有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父親，在他父親去世後，便由他母親一手拉扯著長大成人。他生活在都市裡，而我生活在山村中，我們都經歷過生活的種種變故，度過的少年時期多有相似，因而我對他抱有一種親近感。儘管自己顯然是一位知識分子，卻沒在大學裡擔任教職，也不在公司或政府裡工作，經歷了波折四起的青年期之後，最終成為了劇作家的，是井上廈先生。比我小上兩歲，孩童時代好像在橫濱遭遇了大空襲的，則是古井由吉②先生。此人是德國文學專家，卻辭去了大學教師的工作，走上了作家的道路。
我們在巨大的變故——經歷過戰爭，那戰爭後來因戰敗而結束，進駐軍以及佔領軍來了，新的國家體制開始建立——之中度過了十歲至十四歲那幾年光陰，因此，我們知道社會是變動之社會，我們的心境難以穩定。至於穩定的未來以及社會的繁榮，則是連想也不曾想過。戰爭以及戰敗前後那些巨大變故，造就了我們這些小說家和劇作家。早在孩童時代，就已經知道“物事變故”，而這一切對於想象力的生成和發展是非常有效的。
還有那位雖是巴勒斯坦人，卻生長在埃及，後來在美國接受了大學教育，終生在紐約擔任大學教授的愛德華·薩義德①，他也出生於一九三五年，後於二〇〇三年故去了。作為巴勒斯坦人，他作了具有社會影響的發言並付諸行動，度過了確實屢經波折的人生。他是一個境況優裕的家庭的兒子，接受了精英教育，確實是一位與我年歲相同並具有同輩感覺的友人。
——在日本，這也算是度過向戰後學制過渡的初中、高中時代的那一代人了。
是這樣的。我六歲時進入的那所學校，叫做大瀨國民學校，是仿效德國學制的產物，在戰爭結束後又持續了兩年。我和井上廈先生同屬於一個孩子群體，進入國民學校學習，其後又從國民學校畢業的那個唯一的孩子群體。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一九四六年頒佈新憲法並於翌年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實施。與此同時，教育基本法得以制定併成立了新制中學。如果我們村子裡不成立那種新制中學，我就無法繼續升學了。當時，從我們村子步行可及的周邊地域內沒有舊制中學，如果要去上學，就只能在松山租住民房以便就近往來於學校了。而能夠做到這一切的，哎呀，就只能是非常優秀的孩子了。由於父親故去，我對繼續升學之事便斷了念想。然而，村裡卻建立了新制中學，於是所有孩子就都可以繼續升學了，我也歡天喜地的去了那所學校。據說教育基本法是孩子們今後的教育之根本，我便請老師讓我看了看，還將其抄寫在紙上，覺得這是為孩子們制定的一部很好的法律，儘管這部法律面對的是國家，而非我們孩子（笑）。
老師們也非常熱心地學習嶄新的民主主義體制，經常對我們說什麼“你們，要自主性地去幹！”、“要民主性地去幹！”等。那時，我被推選為兒童農會的負責人，也辦了個小小的實業，是職業課老師和我一起做的。我們倆從大人的農協那裡借來當時的十萬日元，搭建了設有哺育雞雛大溫箱的小屋，養了兩百隻小雞並賣給了農家。
其後，我加入新組建的棒球部並擔任游擊手。那時又能讀書，又能自由自在且充實地生活。初中畢業後，便自然而然地升到了鄰鎮的新制高中。
——您是一九五〇年四月升入高中的，當時還處於佔領之下，可以想象，戰後的混亂以及粗野的氛圍，在農村的各個角落也捲起了形形色色的漩渦了吧。翌年，您從當地的縣立內子高中轉學到松山東高中的高二年級，這其中有什麼緣故嗎？
根據愛媛縣轄內的學區制劃分，此前去了松山、宇和島、大洲那些近郊的學生，要回到原籍所在地轉入本地的高中。在高年級學生裡，也有一些人曾當過軍隊的預科練習生，這種人糾集在一起，擴展了藉助暴力控制同學的網絡，一旦被高年級或棒球部裡那些不良少年的小團伙給盯上，就會吃上很大苦頭。我的身上原本就有一種無所顧忌的個性，加之在新制中學所感受到的自由氛圍，便不加思索地在作文裡寫了棒球部那些倚仗暴力的事例。於是，我也被畫入了被盯梢的那類同學，雖說也曾進行一些抵抗，卻還是覺得沒必要再在這所學校裡待下去了。我就向母親說了自己的想法，母親便表示“那也可以吧！”現在細想起來，估計母親曾去學校和校長先生商量過此事。高一第三學期時，班主任就對我說：“已經定下來了，你就轉校去松山吧。”我覺得，老師大概是想從遭受校內小團伙迫害的學生中拯救出一個人來，況且，校內這個小團伙與鎮上的不良少年好像也有所勾結。這位老師還幫我尋找可以租住的民房，母親也四處籌措費用，我就這樣轉學到松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