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５月，近親遭逢不幸，給未亡人寫弔唁信的時候，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已經將近１０年之前的事了，對我自己有深厚影響的人逝世，我終日心境愴然地打發著每天每日，這時，岳母寄來勸我節哀的信。信上說，即使遭受了巨大的傷痛，但隨著時間慢慢推移，它能告訴自己有用的生存的智慧。我想起曾經受過這話的勉勵，就想用同樣的話勉勵對方，但是，就自己來說，巨大的悲痛是不是真的能夠隨著時間的消逝化解得一乾二淨呢，我茫然地俯視著眼下的白紙思考這件事。明確地意識化——這也是在捫心自問的過程中，彷彿手指碰到石頭或別的什麼東西那樣得到確實驗證一般——的結果，是在巨大的悲痛之後有兩種趨勢。其一是確實因為時光流逝而減輕悲哀，其二是有解消之後的悲痛，這悲痛和懷念一起成為記憶。對於這懷念，想把話扯遠說一說，因為這是今年春末的經歷。
長子要從養護學校畢業了，初中和高中的畢業典禮同時舉行，我同妻子前往參加。校長對於每個畢業生都給一張彩色紙，那上面寫的是學生的身體障礙所顯示的情況和特性，據觀察的結果給該學生規定的努力方向等等臨別贈言。有的學生離開行列，步上短短的臺階，在校長面前站好行個禮，就是這麼簡短的動作，行動起來卻是十分不易的。這時，我們看到那孩子終於完成了那些動作，於是禁不住為他高興，那高興似乎是大家共有的一般。有的孩子好像是多動症，不停地手舞足蹈。因為必須順其自然，所以典禮用的時間長了一些，但仍然按原定計劃進行，典禮順利結束。平常週末放學回家時，兒子總是花好長時間和老師道別，可是今天卻對老師脆脆快快地行個禮然後轉身就走，這倒使我頗感意外。可是上了公共汽車一問他，他卻心平氣和地說，今天是畢業典禮，這一天誰都要跟老師道別，如果自己不顧別人和老師沒完沒了地道別，那就不好了。
但是，舉行畢業典禮之前，我卻看到一個小個子少年跟夥伴進行了什麼小小的比賽，他卻傷感地放聲大哭，彷彿身負著全世界的悲哀，心都被深深地刺痛了。假如我的兒子也這樣和那孩子一起縱聲大哭，我自己也可能被那巨大的悲哀所打動。我一邊這樣想一邊注視著那小個子少年。可是他本人悲痛萬分地大哭特哭了一通之後，一會兒臉上卻浮現比誰都心情舒暢的微笑，和他的夥伴玩得特別開心。於是縱情嬉戲，毫無顧忌。沒過多久折騰得過了火，又抽抽噎噎地哭起來了。
總之，對於面帶舒心明朗的微笑而轉眼之間又悲不自勝的這個少年，如果他能給我留下記憶，我想那一定是很值得懷戀的記憶。和這個印象相差無幾，它使我想起自己內心深處業已緩解和癒合的幾宗悲痛之事。
這就是自以為已經想開了的事其實卻沒有想開，以為消逝了卻殘痕猶在的巨大悲痛，可以這樣說，到了中年已過的自己這把年齡，到死為止也不得不生死相隨的銘刻肺腑般的悲痛。然而且隨之而來的是自己想到，既然如此，這些悲痛已經成了自己生涯中的資產。我在信尾說，當作資產的新的巨大悲痛，同時也鼓起積極的與此共生的勇氣。
本來，作為資產的悲痛這樣的話，為了不使它僅僅表達感傷，那就有必要給它下個定義。也就是作為資產的悲痛的定義。它是過去的難以補償的事——（當然）是不能忘卻、也不該忘卻的事——的根源，是自己作為一個以現在的人應有的資質而活著的悲痛。是自己對人的看法，對世界的看法往往以複眼對待的悲哀。如果客觀地來看待自己，那就會把自己看作是一個純粹的人，給其一定的廣度和深度，兩眼生翳，產生了類似資產的悲哀。
把它一般化地顯示，是困難的，在個體的心裡有此自覺，或者在同是個體的親密朋友之間看起來彷彿瞬間的閃光，或者像看好長時間慢慢地滲出來的東西一般的這種資產的悲哀。把它通過文學作品加以客體化，以共通的語言重新處理，反倒令人覺得親切。
今年５月見面的作家們之中，我已經讀了卡特·鮑奈伽特和威廉·斯泰龍的小說，在會議內外和他們交談數次的過程中，我想到，這兩個性格根本不同的人，作為人的資質，我看得出他們各自獨特的資產的悲哀我全都具備。我終於理解，他們為了把它表現在小說裡——還不能說這是唯一表現的目的——而鍛鍊了自己的文學方法和形象創造，才是他們的生命。
關於卡特·鮑奈伽特反覆描寫、敘說的這個世界的悲哀的觀照，已經寫過幾次。也曾寫過對威廉·斯泰龍的《索菲的選擇》印象深刻的文章。現在想再次引用的，是小說裡的自畫像的形式寫的青年時代的斯泰龍現在把他寫成的《躺在漆黑之中》的一節引用於此，同時也等於重讀一遍。“我生了兩個孩子，當了２３年的母親。今天我醒悟到，我早已不是母親，也是我知道再也不當母親的頭一天。／我說了可笑的話。／她開始讀報紙了。又投下原子彈，和日本休戰在即。”斯泰龍失去了處女作上所表現的女兒，悲傷的母親為喪女而痛徹肺腑的日子，她讀的報紙上標題是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如此選擇，一定是有意識的。
斯泰龍在《索菲的選擇》將近結尾時是這樣寫的：“記不得什麼時候我理解了奧斯威辛。這是大膽的話，然而也天真得愚昧無知。無論誰，決不可能理解奧斯威辛。如果寫得更準確，我以為可能是這樣：“遲早我要寫索菲的死與生，寫出來的東西肯定有助於明確宣示，絕對地惡沒有從這個世界上斷種絕根。
奧斯威辛本身作為一個無法說明的東西留在世界上。曾經有過的關於奧斯威辛最深刻的解說，根本不是解說而是回答。問：‘告訴我，在奧斯威辛，神曾經在哪裡？’／於是回答說：‘人曾經在哪裡？’”
從斯泰龍這位母親為長女之喪而哀嘆中看到長崎遭受原子彈災難的消息，直到她對奧斯威辛難以理解的認識，說明一位不幸的女性內心世界生與死的難忘的記憶，如果把它稱之為作為資產的悲哀，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斯泰龍去年出版的評論集《沉靜的塵埃》上，也有表現她心情悲傷的文章：“唱給F·斯柯特·菲茨傑拉爾德的悲歌”，菲茨傑拉爾德是斯泰龍在蔚藍海岸①結識的舊友，因為這位老友家裡兩個孩子相繼去世斯泰龍寫信表示哀悼。菲茨傑拉爾德不僅復了信，而且表明了她對於斯泰龍的悲哀，也就是明確了把悲哀作為資產而活下去的定義（RandomHouse版）。斯泰龍的信上說：
①蔚藍海岸（Rivierd），為意大利和法國交界的地中海海岸，一向以旅遊療養勝地而聞名——譯註。
最親愛的傑拉爾德和薩拉／今天收到電報。整個下午沉浸在對你們的懷念之中，沉浸在回憶我們共有的那幸福的每一天，實在令人傷感不已。把你們聯結於生命的另一個環壞了，而且，如此殘酷無情的兩個打擊之中，哪一個惡意更能逞兇都很難說。這七年之久的戰鬥之後，可以看出你們在其中彷徨著，沉默著。現在如果想寫給你們一些相應的什麼，那就是寫給戰爭奪去了四個孩子的母親那些話，就和林肯的信上說的一樣。你們應得到的同情，已從你們彼此那裡得到了，你們不會永遠永遠地得到安慰。／可是，儘管這樣，你們一定看到更多的家庭在赫諾利亞周圍成長起來，帶著日暮途窮的和平，走向死亡的航海中，一定找到暫時停靠的港灣。對於類似這樣的事，命運再也不會向你們射出比這還要嚴重地打擊而有傷於你們的箭了，本來就沒備下射向你們的箭的箭筒。記不清誰說過，不論多麼深的悲痛，隨著時間流逝，會變成一種喜悅，這是讓人多麼吃驚的話。黃金之盃雖然已經壞了，但它畢竟是黃金做的。不論誰，都不能從你們那裡奪走這些孩子。斯柯特。
把由於遭逢不幸而被強加的痛心的悲哀變成作為資產的悲哀。把這作為資產的悲哀在自己的內心裡使之活性化，我以為這是屬於人的行為，也是惟獨人才有的行為。以此為媒介，活性化了的作為資產的悲哀，時光流逝之後可能成為一種喜悅。
即使還達不到稱之為喜悅的程度，我們往往喚起某一可悲的回憶，不是也可以玩味稱之為靈魂淨化的安慰麼？我想，這和文學的作用是有聯繫的，文學至少要弄明白為什麼要寫。敘說失去孩子的悲痛的過程中，發現被淨化的喜悅的母親，超越實感，覺得是在寫回憶亡友的文章，於是自己首先得到慰藉和解脫，從而達到結晶作用的水平，於是再進一步把個體悲哀的經驗，表達出豐富而極具鼓舞的感動，達到普遍適於完成文學作品的水平，展示出自然相聯的意義。按照從個體的不幸而經過悲哀的感情淨化的救助這個方面理解，這是可能的。
如果思考一下並非個體而是二十世紀人類這樣巨大的規模的已成資產的悲哀，那就會更加明瞭文學的作用了。卡特·鮑奈伽特當過俘虜，他經歷過德累斯頓的地毯式轟炸，他以他尋求到的方法把這段經歷寫成小說。這是不合理的然而卻是世人制造肯定給世人以痛苦的事直接帶來的悲哀。在記憶裡把它不斷地加以改造的過程中，這悲哀就提高而成為世人的資產，終於表現為文學，使人甚至感到因它而獲得救助。鮑奈伽特描寫了德累斯頓遭受地毯式轟炸，例如《屠宰場五號》所記錄的，為一樁雞毛蒜皮的小偷小摸而處死一名士兵，這樣不合理的事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對於那個士兵個人來說，死非其罪當然是無法補償的。但是對於德累斯頓地毯式轟炸這個２０世紀人類悲劇的愚蠢行為，由於鮑奈伽特的介紹而使我們無不予以注視，而且，對該悲劇中倖存下來的人無比信賴，也是通過鮑奈伽特才確認的，我相信，這才是文學的今天的作用。
描寫奧斯威辛空前的慘劇以及為它帶來的後遺症長久困擾、痛苦到最後終於一死的女性，斯泰龍創作的文學可以說也具有和上述相同的作用。確如斯泰龍所寫，即使通過她的作品，人也無法理解奧斯威辛。總而言之，理性上不能超越它，然而讀完《索菲的選擇》之後，我們的感受是，確實依然深深信賴屬於人的行為，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我和斯泰龍談了相當長時間的話——如果把我這個想法向作家說出來，就可能像山村的孩子怕見生人似地妨礙她說話，所以只是一直默默地聽著——全是２０世紀人類受非情悖理的苦，以及經過這種痛苦之後的更生這一主題，瞭解到自己和眼前的這位美國作家都是朝著相同的方向努力的，所以，我認為文學即使現在不也是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橋樑麼？《索菲的選擇》是在敘述者即作家被巨大的悲痛摧垮而睡在海邊，作了個被活埋的令他痛苦的夢，醒來時看到沙灘上嬉戲的孩子們往他身上堆沙子，此刻夜已過去，故事就在這裡結束的。敘述者說：“我自己祝福我的更生，與此同時，孩子們好像用沙子保護我，把我埋上，我緊緊裹在外套之下，像木乃伊那樣直挺挺地躺著，隨他們擺佈。就在這時，我把以下的話寫在心上：‘在涼沙之下，我夢見自己死去／但是我醒來看到黎明／看到燦爛的晨星，在光輝之中，’／不是審判的日子——是個無異於往常的早晨。早晨，一個美麗的、真正的早晨。”總之，斯泰龍描寫回到日常生活中更生的小說就這樣結束了。
２０世紀殘酷的歷史給人類帶來的悲痛，通過文學的表現過程，同時也是對於具有人類規模的普遍性的更生給以鼓舞的過程。它使我重新思考的是，為出席國際筆會而來東京的作家中，有一位曾提問：關於廣島的文學為什麼是必要的？——我在那裡，在那裡我飽嘗了這種悲慘，僅僅憑這兩句話本來就能給他以強力的衝擊！——但是對如此提問我卻得到啟發。前面我已經寫過，我受日本筆會的出版委員會委託，選出了土生土長於廣島、長崎的受難者寫出的經歷，以及外地人追記自己的經歷等等短篇，編輯成集，題名為《面對一無所知的未來》，並且協助出版了英語版的《AtomicafCtermath》。這英語版對外國人參加者一律發給一冊，所以我有責任直接回答這個提問。
方才提問的問題，他如果讀一下業已發給他的英譯本原子彈小說集，他本來自己就能解答的。那時我在奧斯威辛。這句證詞任何時候都會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再加上斯泰龍的小說裡，正如她寫下來的這句話一樣，使懷有巨大悲痛的人，有朝著更生的方向前進的鼓舞力量。奧斯威辛以後，作家費了３０年的努力，
從那時我在奧斯威辛，從她曾經在奧斯威辛這個地點，直到看見跳過悲劇求得更生的方向之處，我以為可以說她是怎樣不停地修築這條路的啊。在這個不停的過程之中，作為資產的悲哀發揮了作用。
說起日本人之中根據遭受原子彈轟炸的經歷而寫的作品，首推前面提過的林京子寫的《空罐》。它描寫的是３０年前，女中學生們遭遇大災大難而倖免於死的同班生們聚會於長崎，在行將停辦的母校暢談往事，並敘述此舉之動機的短篇。年輕的姑娘們所經歷的，是沒有任何意義、完全不合情理的——借用井伏鱒二在《杜若》裡說的話，那就是荒唐誘頂——極其殘酷的事。
如果把它用數字和主要用記述文章表現，就是以下這樣的：“畢業以來，我是第一次看到禮堂。站在門口時我呆立不動，當時我想到的是，在這禮堂裡既沒有舉行過音樂會，也沒有舉行過畢業典禮，而是戰爭結束的當年１０月舉行的追悼死於原子彈的學生和老師們的追悼會。我獻上無言的祈禱，是給那一天死難的朋友們的亡靈。大木她們也是這麼想的吧。我記得特別清楚的是，原和大木被動員到浦上兵工廠作工，工廠被炸而負重傷，她倆被抬來放在禮堂的地板上。原和大木後來傷愈活了下來，但是幾十位女生在老師和同學們眼前死在地板上了。學生一千三四百人之中，光死者就將近３００人，這是從８月９日到１０月開追悼會的數字。被動員到浦上軍需工廠而當時就被炸死的人，在自己家裡死去的人，各種各樣都有。用日本紙和毛筆寫的學生們的姓名，在禮堂的粉皮牆上從頭到尾分四、五段貼才能容得下。”
那麼，如此巨大不合情理的事，是怎樣通過人的感情而被記憶的？如果聯繫前面的那些話，那殘酷的事如何提高到人們作為資產的悲哀就清楚地表現出來了。
每個班由任課教師念學生們的名字。任課教師被炸死的班，由同學期的教師代替念該班學生的名字。唸到每個人的名字時，活著的學生們之間總要發出一陣驚訝聲。過了一陣，驚訝之聲沒了，我們喪魂失魄一樣垂頭喪氣地坐在長靠椅上。三面牆壁前面坐著死難的學生們的父母。追悼會開始之前，那些父母們就眼淚汪汪。流淚變成鳴咽，學生們向坐在中央的父母們走來。原自言自語地說：太讓人傷感了，她這句話在每個人心裡喚起往日的記憶，如實地表達了大家的心境。
從禮堂去了教室，她們邊說著話邊到各個教室，同年級生們不約而同地想起了一個少女。“大木問大家：‘還記得她麼？就是總帶個空罐的絹子。’野田問：那空罐是怎麼回事。大木說：‘那空罐裡裝著她父親和母親的骨灰，每天都帶來。’啊，我不由得叫了一聲。原來那姑娘就叫絹子。她是我的同班同學啦。我還記得，她把雙親的骨灰放在手提式書包裡來上學。她把骨灰放在沒有蓋子的空罐裡。怕骨灰撒出來，罐口蓋上報紙，用紅繩繫好。她一落座就從手提式書包裡拿出課本，然後雙手捧出罐子，把它放在課桌的右邊。一下課她就把罐子捧進書包，然後回家。起初，我們誰也不知道罐子裡裝的是什麼。她也不想告訴別人。遭轟炸之後，我們說話不直率的事多起來了，因此，儘管掛念這回事，但誰也沒問。她捧那罐子時手指的動作十分優美，就更不想問個究竟了。”有一天上課時受到教師責問，這時她才說，父母被燒死，從廢墟拾到的雙親遺骨，還沒有辦埋葬手續，所以只好提來提去。娟子早已成大人了，然而依然獨身，現在當小學教師。她身上還有挨炸時嵌進去的玻璃片，最近開始感覺疼痛。在朋友的記憶中，這位提著雙親骨灰罐的絹子，她本人內心還有另一個那一天的近乎荒唐的記憶。
“並沒有看清遺體，爆炸的閃光衝擊了頭部，整個人都熔化於光中而什麼都看不見了，就在這眨眼之間看見了T老師，當時他對絹子張著大嘴在喊。喊的什麼當然無法聽清。也許僅僅是喊叫，但是絹子卻一直在想，無論如何也要弄明白T教師最後喊的究竟是什麼。”
小說的結尾是這樣的：“據說，絹子明天入院。絹子脊背上長達３０年的玻璃片，這回總要拿出幾個來吧。無影燈光中拿出來的包著白脂肪滑溜溜的玻璃片，放著什麼光彩呢。”
包著白脂肪滑溜溜的玻璃片，這在作品中已有伏線的敘述，從而成為讀者共有的知識。“‘人的身體可真出好東西啊！’大木這樣說。因為據說四、五年前就從大木的背部取出一塊玻璃。醫生割開皮肉取了出來，原來是白棉花一般的脂肪包得結結實實的一個疙瘩。四、五毫米的小玻璃片成了脂肪的核，圓圓的，包得像顆珍珠一般。
人的脂肪把進入人體的玻璃片包起來，經過人的肉體勞動，如果說這就是更生的暗喻，可能有些唐突。但是，人的肉體組織從這類近乎殘酷之處更新生長，向著生命所指的方向，發展下去，如此想法，我們不能不注意到，歸根結底這就是走向更生的思想。長崎挨原子彈轟炸之後，立刻把雙親的遺骨收進罐裡，自己身上一直帶著玻璃碎片的那姑娘的面容，同３０年後才動手術，想繼續工作下去的女教師相聯。而且清清楚楚地提示了這３０年過程之中，非哀的資產的厚而且重的存在感，我以為這才是文學的力量。
而且不僅如此。自己就在那個地方，所以才飽嘗了那裡的悲慘，憑這兩句話就足以給對方強烈的衝擊，因為這是人的呼聲。林京子的短篇，不言而喻，是長崎原子彈慘禍的明確證言，同時也是今天核狀況之下，我們是否能活著走向未來而發出的表明這一希望的聲明。它是至關重要的聲明。由單個傳達於全人類，渴望更生的這一聲明之中，我們能聽到全人類正在走向毀滅，以及不願開倒車的甚囂塵上的不協和音。
今年５月，和幾位有代表性的法國文化人談過一次話。其中有哲學家傑克·德利達·埃特格爾·莫蘭，作家有參加過國際筆會的阿蘭·羅布·格里葉。和美國作家們談的一樣，我如果是發表對方所寫的文章的人，和他們直接的對話是：我不把他們的文章引用於我的文章之中。因為我想到，他們各有獨自的文體，如果引用得不夠恰當，就不能很好地表現他們的思想，甚至妨礙了那些文章的真正原意。但是，因為和他們直接談話，在這個光源的映照之下發現新的側面，再回到他們的著作上來予以重新審視，這倒是常有的事。從這個角度重新介紹他們的工作也往往有之。這首先是我必須重新閱讀他們的原作的良好契機，也是難得的機會。和德利達他們起居與共地談了３天的話，是在舉行日法文化最高級會議時進行的。和國際筆會一樣，因為已出版正式記錄，所以詳細情況就請參照它了。這裡我之所以想把和前面所談的有關課題概略地談一談，是因為對於現在的密特朗社會黨政權給予支持或持好感的法國文化人們，對核狀況的認識和對保有核武器的態度的某種一貫性。
我正如前面所述，在會議上自己的發言中，聯繫日本效法西歐力求現代化的歷史，把廣島、長崎的經驗作為主題之一。與此相對應，法國與會者們各自作了以目前核武器情況為主的發言，因為從現在歐洲的核狀況的緊迫性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我仍然表示感謝。特別是站在個人立場以核狀況為中心的發言，會議主席團為了進行非公開性總結的討論，從東京去箱根的路上，在大型汽車——座位能夠轉動，而且車裡通道也寬敞，談話非常方便的汽車——裡也展開了親切而深入的討論。
德利達其人和他的著作特別是被介紹到我國的情況，給人造成的印象完全相反，會議上答覆聽眾的質疑時，他以周到的教育家的姿態，俯就對方的語言和論理的水平，然後又提到比自他兩方都高的論點——比如就語言來說，把“脫離構築”一詞提高到能夠活用的地步——加以闡述，我對於此人的印象是極好的。他以沉鬱的表情和我談了他讀了我給《Atomicaftermath》寫的序文之後，參加在康奈爾大學召開的“對核的批判”座談會的大致情況。我認為，一方是以最近美國電視片《事情發生的第二天》引發的、群眾大規模的核討論，十分熱烈；一方是敏銳的學院派頭頭腦腦們，以他們的方法來思考核問題上，同樣搞了活性化。我的印象是，如果把開頭第一章所引用的中野重治的話再一次寫在這裡，那就是對於德利達自身來說，包括法國保有核武器在內的核課題也是“此項待續”，也就是還有不少。
至於埃特格爾·莫蘭，我從他的《加里福尼亞日記》上讀到他和製造出小兒麻痺疫苗，把世界兒童從恐懼與痛苦中解救出來的索克博士的對話，特別是索克想起中國人的危機一詞是把危險與機會兩項包括在一起的語言，從這裡開始，主要是莫蘭為主的長篇談話。
莫蘭說明的是，構成法國政府擁有核武器的背景是一般法國人對蘇聯的看法。假如法國國土遭到蘇俄坦克的蹂躪——他說，日本是周圍環海的國家，與法國人民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我敘說了電影腳本美蘇之間開始了核戰爭，這時候在成為國境的海域上的日本參加了戰爭——時，法國進行報復，用它擁有的核彈可以毀滅蘇俄兩三個城市。但如果升級為全面核戰爭，用核武器是不可能毀滅蘇聯勢力範圍內的所有城市，所以，全體民眾對核武器的信賴是幻想，但是，儘管如此，人是靠幻想活著的。莫蘭說這些話時懷著深沉的憂鬱和麵帶苦笑。
國際筆會上，阿蘭·羅布·格利葉說，現代是核狀況下時代的同時，也是超級市場和可口可樂的時代，對於他的這種發言，報刊屢有報道。他在一次座談會上問日本的法國文學家，為什麼只談原子彈給廣島、長崎造成的悲慘而不說東京大空襲造成的悲慘，得到的答覆是很有同感。如果羅布·格利葉向我提出與此相同的問題，我想用下面的話回答他。現在我和他在電視上的談話，可以略見端倪。
說日本人只談廣島、長崎被炸，忘了東京大空襲，這不符合事實。有不少人發動把東京大空襲具體地記錄下來的運動。而且他們都是把廣島、長崎遭受原子彈災害和東京大空襲聯繫起來並給予足夠注意的人，對於核時代的今天和明天一直明確地表示意志的人。他們認為，核狀況是指從異常龐大的常規武器發展出生物化學武器、人造衛星、集工藝技術文明之大成而達到頂點的核武器為主，反對它，而發出號召，要把從廣島、長崎到東京大空襲，以及各地方城市的空襲慘禍的歷史，特別是聯繫個人的悲慘經歷，把如此等等作為一個整體來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