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猶太人的旅程（摘自埃倫。傑斯特羅的手稿）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巴登—巴登……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火車通過打開的柵欄門的那一剎那，一面巨大的紅色卐字旗在柵欄門上飄拂，用德文寫的指示牌開始出現在鐵軌兩側。我們當時正坐在餐車裡，吃的午餐是鹹魚和爛土豆。我們周圍的美國人，他們的面部表情個個都值得上畫。我簡直不忍心看一看我的侄女。後來她曾對我說過，她當時真是嚇破了膽，簡直沒有注意到我們是什麼時候越過國界的。就是現在，她也還是這麼說的。當時我所看見的她臉上的恐怖，就象是個被尼亞加拉瀑布沖走的人。
對我來說，倒還沒有這麼一種如墜懸崖的感覺。我對希特勒上臺之前的德國懷有相當美好的回憶；舉行一九三六年的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時候，我因為要給一家雜誌寫篇文章，曾去德國逗留了幾天，那時節舉目所見，已是卐字旗到處飄揚，我除了覺得內心不安外，並沒碰到更大的問題。我認識幾個猶太人，他們是為商業買賣去德國旅行的；還有少數厚顏無恥之徒，則是專為尋花問柳而去的。他們也都不會碰上多大危險。德國人總是按軌道辦事；這既是他們的美德，同時也是他們可怕的地方。去旅行的猶太人既是在旅遊的軌道上，猶如我是在新聞採訪的軌道上一樣，所以也就安全無恙。我現在就是把希望寄託在條頓民族的這一特性上。有關德國人如何殘暴的那些最可怕的傳聞，即使確有其事，我們現在也是處在外交軌道上。我難以想象反猶主義竟會跳出它的軌道，來傷害我們這條軌道上的人，特別是，如今正在討價還價，要拿我們去和德國間諜交換，很可能以一比五，或是一比四的比例去交換。
儘管如此，在我們剛到的頭幾天，我還是沒太太平平地喘過一口氣。娜塔麗連續一個星期不吃也不睡。她把兒子抱在膝上，眼裡閃爍著一種要跟人家拚命的恐怖神色，看上去似乎有點神經失常。不過，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們也都定下心來。有句老話說得好，最怕人的事情莫過於不知道你要碰上什麼苦難。你最最害怕的事情一旦果真降臨到身上，其實也不見得就象你想象的那麼可怕。布倫納公園旅館裡的生活當然陰森可怕，但是我們現在也已習慣，最最主要的倒還是感到無聊膩煩到了極點。如果今後有人問我，在巴登一巴登到底是什麼最使我感到壓抑，是恐懼還是無聊，我將不得不說：“是無聊，而且遠遠超過恐懼。”
我們和當地居民完全隔絕。我們的短波收音機被沒收，除了柏林的廣播以外，我們聽不到任何其他消息。我們僅有的報紙和雜誌都是納粹出版物，兩份法國報紙上充滿了最下流的德國謊言，但是使用的卻是莫里哀、伏爾泰、拉馬丁和雨果的語言。這簡直是賣淫，這比一個可憐的法國娼妓聽任德國長毛大兵蹂躪還要無恥。如果我是個法國新聞記者，我寧願讓他們把我槍斃，也絕不會如此法汙我的榮譽，琺汙我的高雅的語言。至少，我希望我能做到這一點。
可以閱讀的東西少得可憐，聽不到消息，無事可做，這使禁閉在巴登—巴登的全體美國人的情況一天不如一天，我的情況可能比其他人都要來得嚴重。五個星期，我沒寫過一篇日記。我以前曾為自己的工作習慣而感到自豪，我以前曾象安東尼。特羅洛普一樣文思如湧，下筆萬言，我有許多東西要寫，而且沒其他事情可做，但是我卻聽任這份日記閒擱在那裡，就好象一個年輕的女學生把日記開了個頭，然後就惰性發作，讓那本幾乎是空白的日記本躺在書桌裡發黴，直到二十年後才被已經做了學生的女兒重新發現，惹得她咯咯直笑。
但是，快吹響你的喇叭吧！昨天，紅十字會送來的首批食品到達，人人變得興高采烈，沉悶空氣一掃而光。罐頭火腿！玉米粉牛肉！奶酪！罐頭鮭魚！罐頭沙丁魚！罐頭菠蘿！罐頭桃子！雞蛋粉！速溶咖啡！白糖！人造奶油！單單是寫下這些字眼，我也感到高興。這些美國日常食品看起來賞心說目，吃起來美味可口，對於我們的苟延殘喘的體質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這些德國人天天吃的是土豆、黑麵包、爛疏菜，怎麼竟能打一場大戰？當然，有點兒好的東西都給士兵吃了，但是老百姓呢？！據說，我們的配給比一般德國人多一半。澱粉和纖維素當然也能填飽肚皮，但是光吃這些東西，就連狗也長不大。至於這家著名旅館裡的烹調，那就更不必提了，簡直叫人難以下嚥。瑞士代表安慰我們說，我們並沒受到苛待，全德國的旅館這些日子供應的飯菜要比我們這兒糟得多。至於我們的飲食情況、餐廳裡的奇怪安排、質地低劣的酒、黑市上買來的土豆燒酒、我們在德國“主人”照料下的整個生活情況，我以後會詳加敘述。這些情況都值得記載下來。但是，現在我想首先補敘一下這些天來應該記下的事情。
現在是上午十一點，天氣很冷。我圍裹得嚴嚴實實，坐在陽臺上，沐浴著暗淡的陽光，寫下這篇日記。紅十字會送來的蛋白質和維生素此時在我周身循環流通，我又變得和以前一樣，貪婪地享受著陽光和新鮮空氣，搖動我的筆桿。感謝上帝！
自從離開馬賽以來，我一直消化不良。在盧爾德的時候，我以為不過是一時神經緊張的緣故。但是在火車上吃了那頓糟糕透頂的午餐之後，我便病得很重，自那以來大便一直很不正常。但是今天，我卻感到非常健康，簡直象個年輕小夥子。我暢暢快快地大便了一次（這樣的事情也寫下，實在荒謬可笑，但是這是事實），高興得就想跟一隻剛剛下了蛋的母雞那樣咯咯叫上幾聲。我敢肯定，我的身體之所以這樣奇蹟般突然好轉，決不僅僅是因為營養的關係，此外還有心理因素，我的胃認得出美國食品。對於它的政治敏感，我應表示慶幸。
關於路易斯。
他是全旅館的寵兒。他一天比一天聰明伶俐，一天比一天會說話，越來越討人喜歡。他是在火車上開始把大家給迷住的。在盧爾德的時候，大家很少見到他，但是在車站上，有人給了他一隻精巧會叫的玩具猴子，到了車上，他就跌跌撞撞地跑來跑去，拿著這隻猴子叫大人捏，儘管車廂搖搖晃晃，可是他卻能夠保持平衡，惹得大家讚歎不已。娜塔麗見他玩得這麼高興，也就由他跑來跑去。因為他的緣故，車上的氣氛也不那麼陰鬱沉悶了。他甚至還拿著那隻猴子，走到我們那位穿著制服的德國秘密警察跟前，那德國秘密警察起初猶豫了一下，後來竟也接過那隻猴子，緊繃著面孔捏得它吱地叫了一聲！
車廂裡的人個個爆發出一陣笑聲，至於大家為什麼會笑，要想說清楚其中的原因，恐怕需要專門寫一篇類似梅瑞狄斯論述喜劇精神的論文。德國秘密警察非常尷尬地朝四周看看，然後也哈哈大笑起來；在這一瞬之間，我們大家，甚至也包括那個德國秘密警察，看來都很強烈地感到，這場戰爭實在荒謬絕倫。這件事情成了車上全體乘客的話題，這個手裡拿著一隻玩具猴子的小娃娃也就成了我們在布倫納公園旅館的第一號大人物。
或許，我不該花費這麼多的篇幅，描寫這樣的區區小事，藉以說明這個孩子給人慰藉的天性。最近幾個星期我生了好幾場病（有幾次非常嚴重），我之所以沒采取聽天由命的消極態度，完全是因為我心懷一件大事：在娜塔麗和路易斯安全脫險之前，我不能，也決不甘心就此垮掉。如果有必要，我將拆死保護他們，為了能夠保護他們，我決心同頹喪和疾病作鬥爭。我們的不牢靠的記者證所依仗的就是我那幾篇雜誌上的文章。我們所受到的特殊照顧——高樓上面幾層的一套兩個房間帶陽臺的套間，俯瞰旅館的花園和一個公園——只能是由於我的不過如此的文人地位。我們的生死存亡，到頭來也許要取決於我那本被讀書俱樂部選中的著作能否使我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學術工作者一躍而成為有點兒名聲的人物。
我們這批人裡有許多兒童，但是路易斯最為突出。他成了個享有特權的小精靈，我們的海軍武官是個搜刮東西的好手，路易斯從他那兒得到的食品總是比別人多，比別人好。這個人發現娜塔麗是海軍家屬之後，他便成了她的奴僕。他們之間的關係非常親密，但是（我敢肯定啡常純潔無暇。他常給路易斯送來牛奶、雞蛋，甚至還有肉。雖然禁止使用電熱板，他也照樣給娜塔麗送來一塊，娜塔麗為了便於散發油煙氣味，就在陽臺上燒煮。他想要戲劇小組演出《賣花女》，眼下正在好說歹說，千方百計要她扮演伊麗莎一角。她也確實在考慮答應下來。我們三人常在一起玩紙牌遊戲，或者猜字謎。總之一句話，考慮到我們是處在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國土之上，我和娜塔麗過的實在是一種非常奇特的平凡乏味的生活，我們就好象是乘著三等輪船，在作一次無限期航行的乘客，時時尋找辦法消磨時間。無聊是我們生活中不斷重複的低音基調，恐懼只不過是短笛偶爾發出的尖聲嘶叫。
我們的猶太人身份已經暴露。派駐在布倫納公園旅館的那個德國外交部官員總是故意對我那本《一個猶太人的耶穌》恭維一番。他說起這本書的時候確實頗有見地。起初，我大為駭異，不過，既然明知德國人辦事一向慎密徹底，現在我反而覺得我原先希冀能夠僥倖矇混過去實在是過於天真幼稚了。《世界名人錄》、《作家姓名錄》還有其他各種大本的學術參考書裡，都有我的名字。到現在為止，我的猶太人身份還沒帶來什麼影響，而我的小小名聲倒是對我有所助益。德國人尊敬作家和教授。
我之所以受到殷勤的醫療照顧，肯定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之中如果有誰身體不舒服，我們那位美國醫生——他是個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總喜歡開玩笑地把它叫作“拘留病”，對於我的腸胃病，他也傾向於如此看待，一笑置之。但是到了第三個星期，我的病情變得實在嚴重了，他才提出要求，讓我住院治療。由於這個緣故，我在巴登一巴登的市立醫院遇到了R醫生——即使是用難以辨識的意第緒語字母的密碼，我也不願在這裡寫下他的真名實姓。以後等我有了更充裕的時間，我一定要好好把這位R醫生描繪一番。現在娜塔麗在叫我去吃午飯了。我們把珍貴的紅十字會食品交了一些給旅館廚房，他們答應說一定要燒出點象樣的菜餚。我們現在就要嚐到鹹牛肉雜燴的味道了。我們好不容易終於有了一點辦法可以把那些令人作嘔的土豆變得稍為美味可口一點了。
二月二十一日巴登—巴登昨天夜裡我病得很厲害，今天我也遠遠沒有復原。不過，既然又重新開了頭，我還是決心把日記記下去。單單是在紙上移動我的筆，也會使我感到有了活力。
旅館的廚房把我們的成牛肉雜燴燒得一團糟，使我大為掃興。惱怒無疑觸發了我的消化不良症。難道還有比這更容易燒的菜嗎？但是，結果還是燒得又焦、又硬、又冷、又油膩，簡直叫人噁心。我們吸取了教訓。我和娜塔麗，還有那個海軍武官，把紅十字會送給我們的食品湊在一起，在我們自己的房間裡燒，在我們自己的房間裡吃，至於那些德國大兵，讓他們見鬼去吧！別人也都在這麼幹走廊裡飄蕩著烹調的香氣。
根據最新的傳聞，德國人為了表示文明，為了表示對於宗教的尊重，將在復活節把我們釋放，進行交換。平克尼。塔克雖然親口對我說過，這只不過是一廂情願的幻想，但是謠言還是傳來傳去。我們這群人的心理活動真是饒有趣味。如果把這些心理好好描寫一番，真可以寫出一部可以和《魔山》媲美的長篇小說，遺憾的是，我絲毫也不具備這種創作才能。如果路易斯的年紀不是這麼小，他蠻可能成為我們這群人中的一個托馬斯。曼；他那敏銳的小腦袋說不定此時正在—一記下我們所不能察覺的一切。
說起復活節，這倒使我想起我在盧爾德記下的那段日記，那時我只開了一個頭，講到我的半途而廢的改信天主教一事。那是一件多年以前的往事，說起來叫人傷心難受，好比重新撥燃已經冷卻了的灰燼。不過，如果這本日記在我死後還能留在人間，它就可以成為我在這個世界上匆匆度過的卑微一生的最後遺言。既然如此，還是讓我把此事的主要輪廓信手寫下吧，好在只要一兩段就能說完。我已經講了我與奧斯威辛猶太法典學堂發生隔閡的情形，這是一切後事的關鍵。
我不能把這件事告訴我的父親。對於波蘭猶太人來說，敬重雙親是我們根深蒂固的天性。我的父親是個和藹可親的人，是個農具商，另外也做自行車生意，買賣相當興旺。我們家境不錯，他很虔誠，也很有學問，不過從來不會問一個為什麼。他如果知道我已經變成了一個不信猶太教的人，那他一定會震驚萬分。所以，我繼續是個猶太法典學堂的優秀生，而在心底裡，我卻暗自笑話萊扎老師，笑話我周圍的那些恭順馴服的小蠢貨。
我們的家庭醫生是個說意第緒語的不可知論者。那時候，凡是從大學回來的猶太醫生，身上總是常常帶著豬肉氣味。一天，我不知怎麼心血來潮，到他那兒向他借閱達爾文的書籍。“達爾一溫”——法典學堂裡的悄悄耳語都是這麼叫的——就是當今邪惡世界的撒旦。這個“達爾一溫”，對我來說，他的德文版的書可真難看懂；不過我還是如飢似渴地吞下了《物種起源》，晚上在蠟燭光下偷偷看，白天躲到外面去看。我一生之中第一次違反安息日的戒律，就是在口袋裡裝著一本達爾文的書，來到河邊的草地上。安息日戒律禁止在“公有場地”內負荷重物，而書本也屬於重物之列。說也奇怪，我雖然在精神上已和我的信仰決裂，但是要在禮拜六帶著那本書從我父親的房子裡走出來，例仍是樁很難做到的事情。
後來，那個醫生又把海克爾、斯賓諾莎、叔本華以及尼采的書借給我。我急不可待地把這些書統統看完，就好象青春少年閱讀色情書籍一樣，既是津津有味，又暗自羞愧。我專門先找那些褻瀆宗教的章節，比如對於奇蹟和上帝的嘲笑，對於聖經的攻擊等等。其中有兩本德文的文集我將永遠也不會忘記，一本叫做《科學入門》，一本叫做《現代偉大思想家》，都是綠色平裝廉價書。伽利略、哥白尼、牛頓、伏爾泰，霍布士、休姆、盧梭、康德，這一群輝煌燦爛的偉大人物，就在我，一個十五歲的猶太少年，孤獨一人躺在維斯杜拉河畔草地上的時候，突然闖入了我的思想。我如痴如狂，一連攻讀了兩三個星期，於是我的世界、我父親的世界，統統倒坍、摧毀、破滅、粉碎，變為一堆瓦礫，化為一片塵埃，從此休想恢復，就如倒坍在沙漠之上的奧齊曼迪亞斯的塑像一樣。
我的頭腦從此開了竅。
我的家庭移居美國之後，我成了布魯克林中學的一個異常早熟的奇蹟。我學英語就好比背誦乘法表一般便當，兩年之內我就學完了全部課程，並且取得了進人哈佛大學的獎學金。那時候，無論我的言談舉止，還是衣著裝束，在我的雙親眼裡都已完全美國化了。他們為我哈佛大學的獎學金感到驕傲，但是同時也很擔憂害怕。不過，他們又怎能留難我？我離家上學了。
在哈佛，我是一個奇才。教授們，連同他們的夫人，對我推崇備至；我是許多豪富人家的座上客，我的帶點猶太學堂腔調的英語，他們覺得新穎有趣。我把所有這些寵愛獎掖視為理所當然。我那時年輕漂亮，就象路易斯。亨利一樣，具有某種天生的魅力，對於交談也是頗有天賦。我能使那些文人雅士和我一同分享我因為發現了西部文化而感到的興奮激動。我愛美國；我博覽貫通美國的文學與歷史；我能背誦馬克。吐溫的大部分作品。經過法典學堂的訓練，我有過目不忘的本領。我能滔滔不絕，侃侃而談，既有獨到見解，又能旁徵博引，這使那些波士頓人驚歎不已。同時，我還能夠把一些猶太法典的知識融會於我的談論之中。正是由於這樣，我才在無意之中醒悟到後來使我成名的道理，那就是，如果有人能把猶太教作為那些基督徒本身歷史背景之中受到忽略的一個部分介紹給他們，並且在介紹的時候既保持一定的尊嚴，又稍帶一絲嘲諷口吻，那麼他們一定會深感興趣。三十年後，我寫成了我的《早期基督教中的猶太法典精義》，後來我又把它加以改寫，並且換了一個更加醒目的標題：《一個猶太人的耶穌》，終於使它成了一本暢銷書。
至於後來發生的事情，我無可誇耀，因此我將簡單地一筆帶過。生活畢竟是那麼大同小異！一個有錢人家的千金，愛上了一個窮家庭教師，不過是個老生常談的故事。喜劇、小說、悲劇、電影，大多用的是這個簡單題材。我則是親身經歷了一次。她是波士頓的一位富家閨秀，是個天主教徒。在那二十出頭的年紀，一個人很難聰明理智，一旦墮入情網，那就不可能忠誠老實，不論是對別人，還是對自己。我那活躍的想象，善於論證的能力，這時也作用於我自身，竟然使我果真相信，基督已經進入我的心靈。後來的事情也就非常簡單：天主教才是正統，才是基督教藝術與哲學的寶庫；同時，它自成一個詳盡無遺的典禮儀式的系統，這才是我真正能夠理解的唯一的宗教。我於是改信了天主教。
這是一個膚淺的夢想，一旦醒來，感覺尤其可怕，不過我還是靜靜地渡過了這個難關。由於我所受的教育，在我心靈深處，我依然是——至今未變——從雪地裡走進一座基督教堂時的那個奧斯威辛猶太法典學堂的學童，當他遠遠看到前方牆上——也就是猶太教堂放置聖龕的地方——那個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形象時，他的靈魂深處深受震撼。如果她的家庭沒有把我趕出去，如果她堅決和我站在一起，而不是僅僅淚流滿面，象個溶化著的糖人兒似的呆呆站在雨裡，那我很可能沉淪至今還不知醒悟。我之所以讚美、憐憫、熱愛拿撒勒的耶穌，正如我已經做了的那樣，無休止地研究他、寫他，最最根本的一個前提，是我無論如何也無法對他產生信仰。
既然所有這些都發生在一九三三年以前，而且我又從未採取任何行動“再次改變信仰”，根據紐倫堡法律，從技術上來說，我可以免受對於猶太人的迫害。據我所知，這種豁免權也適用於德國籍的混血猶太人，而我作為一個美國人，如果一旦遇到最壞的情況，當然也可以享受這種寬待。一九四一年，當我的護照問題受到留難的時候，我在梵蒂岡的一個好朋友為我搞到了證明我曾改信天主教的波斯頓來的文件影印副本。我現在依然保存著這些有點暗淡褪色的證件。我迄今沒正式出示這些證件，因為我擔心說不定會把我和娜塔麗分開。絕對不可以出現那樣的情況。只有在我能夠用這些證件幫助她的時候，我才會出示。
至於說到拯救我自己的生命——其實，我已度過了大半輩子。我不想再把關於馬丁。路德的那本書寫下去。我原來打算通過這個宗教改革人物，來結束我對在歷史中演變的基督的描繪。但是，我的這位主人公的粗俗可惡的條頓主義使我越來越感到猶豫，暫且不說他對猶太人的惡言中傷簡直無異於戈培爾博士之流對於猶太人的破口大罵。他是個宗教天才，對此我毫不懷疑。但是他是一個日耳曼天才，因此他其實是個專事破壞的天使。路德最輝煌的成就在於他粉碎了教皇至高無上的權力以及羅馬教廷。他挑剔弱點的洞察力令人驚歎，他的辯才具有極大的煽動性。他對舊制度、舊結構的大膽的仇恨與藐視透發出典型的日耳曼音調，好似條頓堡森林發出的震耳轟鳴，好象雷神手中的鐵錘發出的打擊聲。我們將聽到馬克思發出同樣的聲音——這個由猶太人變成的日耳曼人，身兼這兩個民族的狂熱素質；我們將在瓦格納的音樂和著作中再次聽到同樣的聲音；而當輪到希特勒的時候，這個聲音就使全球震撼。
讓別的人去把路德的偉大之處寫出來吧。我倒是情願接下去寫上幾篇柏拉圖式的對話，象我在哈佛大學的談話那樣的不拘形式，我們這個歷經劫難的世紀裡的一切哲學和政治問題都是我的話題。我沒什麼新鮮見解可以獻醜；但是，我的文筆還算輕鬆流暢，或許能夠博得幾位一心追逐歡樂和金錢的讀者見愛而佇足少待，對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也能關心顧盼一下。
又是一則東拉西扯的日記！但是我已寫下整整六頁。我是忍著腹部劇痛，咬緊牙齒，一字一字寫下的。我感到非常虛弱無力，連從這張椅子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了。我一定是得了什麼重病，絕不是由於心理因素而引起的陣痛。我全身各處都響起了警報。我一定得再去看看醫生。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巴登—巴登我現在感到比在醫院好受些。事實上，能有三天時間擺脫布倫納公園旅館的無聊生活，不再聞到那些糟透了的飯菜氣味，這本身就能減輕許多痛苦。醫院裡的流質食品和牛奶蛋糊對我頗有好處，雖然我敢肯定，這些東西都不過是德國的一些發明天才從石油廢渣和舊輪胎裡提煉出來的玩意兒。我在醫院裡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腸胃檢查。我依然在等待診斷結果。我住院的時間過得很快，因為我和R醫生談了許多。
他希望我回美國以後能夠作證，“另一個德國”依然存在，希特勒政權使它含羞忍辱，噤若寒蟬，惶恐不安；這是偉大詩人和哲學家的德國，是歌德和貝多芬的德國，是許多科學先驅的德國，是魏瑪共和國的先進社會立法議員的德國，是被希特勒摧毀了的進步勞工運動的德國，同時也是心地善良的普通人民的德國，他們在最後舉行的三次大選中曾以逐漸增加的多數拒絕選舉納粹黨，但是最後卻被一些老牌政客如巴本和年邁老朽的興登堡之流所出賣，興登堡在安享了榮譽的頂峰之後，竟將希特勒引入政府，導致如此一場浩劫。
至於隨之而來的情況，他要我想象一下三K黨一旦在美國攫取政權之後的局面。那種局面就是已經在德國出現的局面，他說，納粹黨就是一個大型的德國三K黨。他列舉了一系列的例證：煽動性的火炬遊行，反猶運動，古怪離奇的制服，對於開明思想和外國人的劍拔弩張的盲目仇恨等等。我回答說三K黨只不過是神經失常的一小撮，並不是一個足以左右全國的大黨。然後他又舉出美國內戰之後重建時期的三K黨，一度也曾是頗受敬重的大規模運動，南方許多領袖人物也曾親身參與；而現代的三K黨在二十年代的民主黨政治中也曾起過作用。
極端主義，他說，乃是現代社會中普遍流行的肺結核，它是由於變化過於迅速，舊道德標準逐漸崩潰而引起的一場世界性的不滿和仇恨的傳染病。在局勢比較穩定的國家裡，結核菌由於被封閉在已經結鈣的機體組織之中，它們因此表現為一些危害作用不大的瘋狂舉動。但是一旦發生社會動亂、經濟蕭條、戰爭或是革命，這些細菌就會一擁而出，傳染全國。這種情況已在德國發生，它也可能發生在其他地方，甚至美國也不例外；德國由於這種傳染，現在已經病入青盲，這位醫生說。千百萬德國人對此十分清楚，並且深感沉痛。他本人是個社會民主黨人，德國總有一天必將回到這條道路，這條通向未來、通向自由的唯一道路。德國的文化，以及作為一個整體的德國人民，決不能由於產生了一個希特勒，或是由於他對猶太人的所作所為，便應受到懲處。希特勒時代的最大災難，其實是落在德國人自己身上。這便是R醫生的論點。
那麼，希特勒又何以會受到德國人的普遍愛戴呢？他的解釋是：恐怖，再加上對於報紙和廣播的全面控制，造成了一種好似深受愛戴的假象。但是我寫過幾篇論述希特勒的雜誌文章，我瞭解事實與數字，我瞭解所有的高等學府如何一古腦兒倒向了希特勒，我瞭解德國的許多最優秀的有識之士如何爭先恐後吹捧起這位主宰命運的偉大人物，我也瞭解政、軍、商、法各界人士如何迫不及待、慷慨激昂地向他宣誓效忠。我對這位醫生說，將來在對這一瘋狂時代進行研究的時候，必須進行解釋的一個最主要的事實是，日耳曼民族在精神上幾乎對希特勒作了全面的投降。如果你把希特勒的運動說成是一個三K黨運動，那麼，全體德國人一夜之間要麼是變成了三K黨黨徒，要麼是變成了三K黨的熱情支持者，自由主義、人道主義以及民主精神就好似從來也不曾在這片國土上存在過一樣。
他的反駁是：美國人的頭腦難以理解德國的艱難處境。他們被禁銅在中歐的一塊狹小的赤貧土地之上，許多世紀以來一直生活在俄國的壓力之下，同時又有法國在他們背後不停地騷擾。他們的兩個最大的文化中心，普魯士和奧地利，曾經慘遭拿破崙軍隊鐵蹄的蹂躪。英國又和沙皇俄國相互勾結，迫使德國人民處於虛弱地位達一世紀之久。這一切最後導致了俾斯麥的崛起；正當自由主義風行全歐的時候，他卻頑固地堅持專制主義，致使德國人民在政治上一直未能臻於成熟。到了大蕭條時期，混亂不堪的魏瑪體制開始解體，這時正值希特勒發出了強權統治的清澈有力的呼聲，這個呼聲自然掀起了一片積極和熱情的響應。希特勒利用這個民族最優秀的品質，實現了類似羅斯福新政所帶來的經濟恢復。他在軍事上的勝利吞沒了一個渴望自尊的民族對於他的罪惡傾向的抵制，這當然非常不幸。不過，美國人自己不也同樣崇拜勝利嗎？
我的床上放著一本宣傳部印行的外文雜誌《信號》，裡面有篇用法語寫的莫名其妙的長文，把德軍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說得好似是打了一場大勝仗。當然，身在巴登一巴登的人，對於斯大林格勒一役不可能有多少了解，但是德軍顯然遭到了一次慘敗，這次慘敗很可能就是此次大戰的轉折點，但是《信號》卻把它說成是按計劃行事：第六軍的犧牲加強了東方戰線，挫敗了布爾什維克的作戰行動。我向R醫生問道：依他看來，德國人民是否會不分青紅皂白信以為真？或者，對希特勒的反抗會不會因此增長？
他的回答是：我對歷史的洞察力雖然令人欽佩，但對當前的軍事態勢卻不在行。事實上，斯大林格勒一役的的確確起到了穩定東部戰線的作用。他的兒子是個陸軍軍官，來信時就談到了這一點。不過這畢竟是題外話，我們現在討論的是德國民族的性格和文化。他說他感到十分重要的是，象我這樣一個有聲望的人應該理解他的上述種種觀點，因為不久之後，需要有一個振聾發聵的文壇鉅子，向世界各國人民說明這些道理。
我也曾經想到過，這位醫生可能是德國秘密警察的一個密探，但是我又覺得不象。他的態度非常誠懇。他身材魁梧，頭髮金黃，戴一副厚眼鏡；當他闡明自己觀點的時候，一雙小眼睛露出非常嚴肅認真的神色。他說話時聲音很低，常常下意識地掉過臉去偷看一下空空如也的牆壁。我覺得他是真心實意想叫我相信“另一個德國”確實存在。“另一個德國”當然存在，而且，我相信他就是其中的一分子。遺憾的是，這個“另一個德國”所起的作用實在微不足道。
二月二十七日初步診斷結果是心室炎。治療方法：特別的飲食，臥床休息，繼續服藥。我們這批人之中其他幾位也得了胃潰瘍或類似的消化道疾病。合眾社記者之中有位好酒貪杯的人，上星期已由德國秘密警察監護前往法蘭克福動手術。如果我的病情惡化，也可能給送到法蘭克福接受外科治療。這會意味著離開娜塔麗嗎？我要和平克尼。塔克商量一下。我寧願死在這裡，也決不離開娜塔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