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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奧傑劉廣告公司的代表基思·耶茨-布朗,心裏又緊張又着急,因為紀錄片《汽車城》沒有一個分鏡頭劇本就在進行拍攝了。

    “一定要有劇本,”一兩天前,耶茨-布朗從紐約打來電話,向巴巴拉·扎勒斯基提出了抗議。“如果沒有劇本,我們怎麼能從這兒來保護客户的利益,提建議呢?”

    當時巴巴拉在底特律,心裏真想對廣告業務部監察説,這計劃説什麼也用不着麥迪遜街來插手。一插手,正在攝製的這部如實反映、一針見血的電影,就會變成中看不中吃、無害也無益的大雜燴了。不過,這話她沒有説出口,只是把導演韋斯·格羅佩蒂的意見重複了一遍。格羅佩蒂是個多才多藝的人,聲望極好,足以使他的觀點得到重視。

    “你把一大堆廢話寫在紙上,也抓不住底特律內城的氣氛,因為我們現在還不瞭解那是什麼種氣氛,”格羅佩蒂曾經這麼説過。“我們就是帶着這一套頂呱呱的攝影機和錄音機,到這兒來找出個眉目的。”

    那導演,一臉鬍子,身材短小,看上去活象一隻毛茸茸的麻雀。頭上老是戴着一頂黑色貝雷帽。他聽到人家的話往往充耳不聞,但是眼裏一見形象,頓時怦然心動。他接着説:“我要內城裏的爺們、娘們、哥們告訴我們,他們對自己到底是怎麼想的,對我們這批臭要飯的是怎麼看的。那指的是他們的憎惡、希望、挫折、歡樂,連同他們是怎樣呼吸的,吃飯的,睡覺的,私通的,流血流汗的,還有他們看到的是什麼,聞到的是什麼。我要把這一切都拍到電影裏——他們的嘴臉,聲音,不是排演出來的一切的一切。説到語言嘛,我們不妨讓那種廢話扯到哪裏就哪裏。説不定我會踢幾個人的屁股,惹他們發火,但是,不管怎麼樣,他們都會開口講話,趁他們講話時,我就讓攝影機象婊子瞟人那樣瞟來瞟去地打轉,對底特律嘛,他們怎樣看,我們就怎樣看,借內城的眼睛來看底特律。”

    這倒也頂事,巴巴拉對耶茨-布朗打包票説。

    格羅佩蒂用的是拍攝“真實電影”①的技巧,他帶着一隻手提攝影機和極少幾件可以叫人分心的道具,同手下一組人跑遍內城,説服人家在影片上坦率、隨便、有時候是感人肺腑地説話。巴巴拉通常跟隨攝影隊一起出去,她知道格羅佩蒂的天才多少是在於他有本領選擇鏡頭,還有本領讓選中拍攝的那些人分心,不去顧到鏡頭和燈光正對着他們。誰也不知道這矮個子導演在人家的耳朵裏嘁嘁喳喳講了些什麼,人家才開口説話的;有時候,他會連續好幾分鐘,説着悄悄話。這卻引起了人家種種反應:高興,蔑視,親善,反對,愠怒,無禮,警覺,氣憤,有一次還怒火中燒——這是一個話説得滔滔不絕的年輕黑人激進分子發出來的。

    ①當代資產階級電影藝術的一個流派。

    格羅佩蒂一看準反應來了,頓時跳到後面,攝影機早已在導演暗示下搖動了,整個面部表情和脱口而出的話就此抓住。此後,格羅佩蒂無限耐心,把這過程再重複一遍,直到他得到了他一心追求的東西——個性的一瞥,雖然有好的有壞的,有可愛的有野蠻的,但都是重要的和真實的,而且也沒有訪問者笨拙的干擾。

    巴巴拉早已看過拍好的樣片和毛樣,心頭非常興奮。在攝影藝術上,大有卡什①人像照的質量和深度,再加上格羅佩蒂象變戲法那樣配上的扣人心絃的生動性。

    ①當代加拿大籍攝影師,以拍攝人像照著名。

    “既然我們把這部影片叫做《汽車城》,”基思·耶茨-布朗一聽到巴巴拉講了這一切情況,就發表意見説,“也許你應當讓格羅佩蒂弄弄明白,影片上既要有人,也要有汽車,我們指望在銀幕上看到幾輛,最好是我們客户的汽車。”

    巴巴拉感到廣告公司監察正在重新考慮,要不要撤銷賦予她的全權。但是,他也會知道,不管拍攝什麼電影,都必須有人絕對負責。除非奧傑劉公司把她調職或者解職,她就是這麼個負責人。

    她向耶茨-布朗保證説:“影片裏會有汽車的——客户的汽車。我們雖不重點拍攝汽車,但也不藏掉,這樣,大多數人一看,就會認出是什麼樣的汽車。”她接着又描述了一下在汽車公司裝配廠裏的拍攝情況,特別着重講到內城困難户招僱計劃,還有那個羅利·奈特。

    在裝配廠拍攝那當兒,近頭的其他工人並沒有發覺羅利是攝影機搖動的中心。這一則是為羅利着想,他是希望這樣做的,再則是為了保持真實氣氛。

    人事處的倫納德·温蓋特,在佈雷特·迪洛桑多的公寓裏同巴巴拉會面的那天晚上,就對她的計劃感到了興趣。他有條不紊地把這一切都安排妥當。

    裝配廠裏的人只知道廠裏的一角要拍入電影,目的卻沒有説明,另一方面工作還是照常進行。只有韋斯·格羅佩蒂、巴巴拉、攝影人員和錄音人員才明白,有不少時間,看樣子象在拍攝,其實並沒有拍;拍下的一呎呎片子大都是以羅利·奈特為主角的。

    當時只是錄下裝配廠裏發出的鬧聲,事後巴巴拉也聽錄音帶放了一次。

    那是種夢魘般可怕的噪音,作為一個個鏡頭的背景,倒有不可思議的效果。

    過一天,格羅佩蒂和手下的一組人要上內城,到羅利·奈特和他的女朋友梅·盧住的公寓裏去訪問,趁此把羅利·奈特的聲音錄下,以後再配到片子上去。到那天,倫納德·温蓋特也會在場。佈雷特·迪洛桑多也會在場,不過,這一點巴巴拉並沒有向基思·耶茨-布朗彙報。

    在電話裏,基思·耶茨-布朗告誡道:“要記住我們在花着客户的大筆錢,以後還得向他們説明用途呢。”

    “我們還沒有超過預算,”巴巴拉彙報説。“看來客户對我們過去所做的一切也表示滿意。至少董事長是這樣。”

    她在電話裏聽到了個聲音,大概是基思·耶茨-布朗從椅子上蹦起來了吧。

    “你已經跟客户的董事長聯繫過了!”哪怕她説出教皇也罷,美國總統也罷,對方也不至於這麼一跳三丈高吧。

    “他到現場來看過我們拍攝。第二天,韋斯·格羅佩蒂就拿了一些片子,到董事長的辦公室裏去放過。”

    “你竟讓那個滿嘴髒話的嬉皮士格羅佩蒂,到十五層ド先シ潘粒*“看來韋斯倒認為他跟董事長處得挺不錯。”“他認為這樣!你竟沒有親自去?”

    “那天我去不成。”

    “啊,我的天!”巴巴拉眼前彷彿看到了廣告公司的監察,臉色煞白,一隻手敲着腦袋。

    她提醒他説:“你不是親自告訴我,説董事長有興趣,我也可以隨時向他彙報。”

    “可不是想做就做。可不是事先不通知我們這兒就去了,通知了,我們就可以想好你應當講什麼話。至於叫格羅佩蒂獨自一個人去……”

    “我本來打算告訴你説,”巴巴拉説,“客户的董事長第二天給我打了個電話。他説他認為我們公司的一套想象值得稱讚——這都是他的原話——首先就想到請韋斯·格羅佩蒂來拍攝,還勸我們繼續讓韋斯自由發揮,因為這種電影應該是導演為中心的影片。董事長説他在給公司的一封信裏把這些話都寫上了。”

    她聽到話筒裏吐出了口粗氣。“我們還沒有收到信。等來了……”歇了口氣。“巴巴拉,想來你幹得不錯。”耶茨-布朗變得低聲下氣了。“但是,不要,請不要碰運氣,客户的董事長一有什麼事,馬上就通知我。”

    她答應了,之後耶茨-布朗,依然緊張不安的,又説了一遍,他希望他們有個劇本。

    現在,幾天過去了,還是沒有劇本,韋斯·格羅佩蒂準備開拍包括困難户招僱計劃和羅利·奈特的最後一本片子了。

    傍晚。

    他們八個人一起擠在那個熱得悶人、陳設簡單的房間裏。

    這是底特律,特別是內城,常有的一個風絲全無的炎炎夏日。甚至到了現在,太陽已經下去了,室內室外的熱氣,還是多半沒有散去。羅利·奈特和梅·盧是八個人中間的兩個,因為這裏是他們目前暫時居住的地方。不管照什麼標準來看,房間都小得很,但起居睡覺全在這一間,隔壁的一間壁櫥大小的“廚房”裝有一隻僅有冷水龍頭的水盆、一隻破舊的煤氣灶和幾個簡陋的木板架子。馬桶澡盆都沒有。這樣的設備全在下一層樓,是同其他六户人家合用的。

    羅利一臉不痛快,似乎是後悔不該同意捲進了這件事中。梅·盧有點孩子氣,長着細細的腿、瘦瘦的臂,看來象是地下鑽出來的一根野草,一副模樣有些害怕,後來,不管天熱還是戴着黑貝雷帽的韋斯·格羅佩蒂,心平氣和地向她講了些話,她才慢慢好了一點。

    導演的後邊,是攝影師和錄音員,他們的器具設備尷尷尬尬地擺在這侷促的地方。巴巴拉·扎勒斯基跟他們站在一起,她的筆記本打開着。

    佈雷特·迪洛桑多,在一旁望着,看到巴巴拉象往常那樣把黑眼鏡推到了頭髮裏,只覺得有趣。

    攝影燈都關着。大家心裏都明白,等燈一開,房裏就會更熱起來。

    倫納德·温蓋特,汽車製造商的人事處長,也是公司的高級黑人領導,用一方乾淨的麻紗手帕抹掉臉上的汗水。他和佈雷特兩個人都靠着牆,儘量少佔一些地方。驀然間,雖只有兩個技師看到了格羅佩蒂的信號,但燈開了,錄音帶轉動起來了。

    梅·盧眨巴着眼睛。導演還是好聲好氣跟她談話,她聽了就點點頭,神情平靜了。於是格羅佩蒂倏一下,穩穩當當退到了後面,離開了攝影機的照程。

    梅·盧彷彿除了心裏的念頭以外,什麼也沒有覺察到,順口説道:“發愁也沒用,用不着照人家説的那樣去為前途發愁,因為象我們這號人,看來總好象沒有什麼前途。”她聳了聳肩。“現在看來也沒什麼兩樣。”

    只聽得格羅佩蒂一聲喊。“停!”

    攝影燈熄了。導演走過來,又對梅·盧咬了下耳朵。幾分鐘後,大家都默默等着,攝影燈剎時又亮了。格羅佩蒂溜了回去。

    梅·盧的臉上有了虎虎生氣。“不消説,他們拿走了我們的彩色電視機。”

    她朝房間那頭空着的一角瞅了一眼。“兩個傢伙來拿的,説是我們第一次付了錢,從此就沒再付過。有一個傢伙想打聽一下,為什麼我們要買?我對他説,‘先生,要是我今天付了錢,今天晚上我就可以看電視了。今日有酒今日醉嘛。’”她的嗓門壓低了一些。“可惜我沒告訴他,‘誰知道明天怎麼樣?’”

    “停!”

    佈雷特向身旁的倫納德·温蓋特悄悄説道:“這是怎麼回事啊?”

    黑人處長還在抹着臉。他低聲説:“他們遭到了困難。當初他們兩個生平第一次有了點現錢,因此他們亂來了,買傢俱啊,買一架彩色電視機啊,還用分期付款買東西啊,其實錢是付不出的。現在,有幾件東西給收回去了。事情還不僅僅如此吶。”

    在他們的前面,格羅佩蒂正在安排梅·盧跟羅利·奈特對調位置。現在羅利面對着攝影機。

    佈雷特問了一句,還是輕聲輕氣的,“還發生了什麼其他事情?”

    “那就是所謂‘扣發被告工資’,”温蓋特説。“這是指一項過了時的臭法律,政治家一致認為這應當改一下,但是誰也不動手。”

    韋斯·格羅佩蒂低下了頭,照老樣子跟羅利説話。

    温蓋特告訴佈雷特説:“奈特的工資已經扣發了一次。這星期又有了法院的第二次裁決,根據工會的協議,扣發兩次工資就等於自動滾蛋。”

    “媽的!你能想個辦法嗎?”

    “也許能。這要看奈特了。等這完了,我跟他談談。”

    “難道他該把他知道的情況都在影片上抖出來嗎?”

    倫納德·温蓋特聳聳肩。“我對他説過,不必這樣做,因為這是他私人的事。不過看樣子他只當耳邊風,那姑娘也一樣。也許他們都不在乎;也許他們還以為可以幫其他什麼人的忙吧。我可説不上。”

    巴巴拉湊巧聽到了,她回過頭來。“韋斯説這是整場戲的一景。再説,他也會抱着同情心來加以剪輯的。”

    “我要不是這樣想的話,”温蓋特説,“我們也不會到這兒來了。”

    導演還在向羅利交代如何拍攝。

    温蓋特,雖然講得輕,可是語氣深沉,他告訴巴巴拉和佈雷特説:“奈特所以有那麼樣的遭遇,問題一半是在於我們的態度——中流砥柱的態度;那就是説,象你們兩個和我這樣的人。好,我們幫助象這兩個小傢伙的一類人,但是我們一幫了忙,就要求他們有我們中等階級的一套標準,也就是按照我們的方式生活了好多年,我們才獲得的一套標準。在錢上面也一樣。即使奈特從來沒有碰到過錢,對此道還不習慣,我們也要求他好象一生都有錢那樣去處理錢,如果他處理不當,那怎麼樣呢?那就把他揪到法院裏,扣發工資,把他開除。我們可忘了,我們中間有很多人手頭有的是錢,卻還是安排不好,負了債。可是,就讓這傢伙也這麼樣幹一下吧”——黑人處長朝着羅利·奈特頭一點——“我們的制度早就要把他扔回垃圾堆裏去啦。”

    “你總不至於讓這種事發生吧,”巴巴拉嘟嘟囔囔説。

    温蓋特不耐煩地搖搖頭。“我的能力有限。可是象奈特那樣的人有不少呢。”

    攝影燈亮了。導演朝他們瞅了一眼,這一眼就是通知他們不要出聲。在這寂靜的燠熱房間裏清清楚楚響起了羅利·奈特的嗓音。

    “不消説,你在這兒過活,就會看出世道來。比方説,不管人家怎麼講,日子多半不會好過起來。除了這以外,什麼也長不了。”冷不防,羅利臉上掠過一絲微笑;接着,彷彿後悔不該笑似的,頓時沉下臉來。“所以最好不要存什麼指望。這樣,一旦失去了什麼,就不至於痛心。”

    格羅佩蒂叫了一聲:“停!”

    拍攝工作又繼續了一個鐘頭,格羅佩蒂哄着騙着,耐着性子,羅利講了他在內城和他仍在上工的那個汽車裝配廠裏的經歷。這年輕黑人工人的話儘管簡簡單單,有時候還説得結結巴巴,可是道出了事實真相,勾出了他的真實寫照——不褒不貶,恰如其分。巴巴拉曾經看過早先拍下的幾本片子,她深信正式發行片一定會是部非常激動人心的紀錄片。

    拍完了最後一個鏡頭,攝影燈熄了,韋斯·格羅佩蒂摘掉了黑貝雷帽,用一方骯髒的大手帕抹了抹腦袋。他向兩個技師點了點頭。“拆掉!好了。”

    大家向羅利和梅·盧道了聲“再見”,就魚貫而出,只有倫納德·温蓋特留下不走。佈雷特·迪洛桑多、巴巴拉·扎勒斯基和韋斯·格羅佩蒂都要到底特律記者俱樂部去吃一頓趕不上時間吃的晚飯,温蓋特要過一會再去。

    黑人處長等着另外幾個人穿過房外那條僅僅裝着一個小支光的燈泡、油漆剝落的簡陋過道,橐橐橐走下那破舊的木頭樓梯,到了下面街上。一股垃圾臭味,從過道門外飄了進來。梅·盧把門關了。

    她問:“你要喝點酒嗎,先生?”

    温蓋特剛要搖頭,就改變了主意。“好的,麻煩你啦。”

    那姑娘從不點兒大的廚房裏的一個架子上,拿來了酒瓶。瓶里約莫有一時高的甜酒。她平平均均分成了兩杯,加了冰和可口可樂,把一杯遞給了温蓋特,一杯給了羅利。三個人在這間一室幾用的房間裏坐了下來。

    “電影界的人,今晚用了你們這個地方,會給你們點錢的,”温蓋特説。

    “錢不會多;向來不多。可我會幫你們拿到手的。”

    梅·盧沒有把握地笑了一下。羅利·奈特沒有吭聲。

    黑人處長啜了一口酒。“你知道扣發工資的事情嗎?第二次的?”

    羅利還是不作聲。

    “今天干活時有人告訴了他,”梅·盧説。“據説他再也領不到支票了?對嗎?”

    “他有一部分拿不到。不過,他要是丟了工作,那不管怎麼樣,再也拿不到支票了——不管哪個人,都一樣。”温蓋特接下去就解釋“扣發被告工資”是怎麼回事——根據法院裁決,扣發工人的工資,把扣發的工資交給債權人。他又補充了一句,説汽車公司和其他廠商老闆都討厭這個“扣發被告工資”制度,但是沒法可想,只能服從法律。

    果然不出温蓋特所料,無論是羅利·奈特還是梅·盧,都不瞭解頭一次扣發工資的事,羅利也不知道,按照公司和工會合訂的規章,第二次扣發工資,可以把他開除。

    “這裏面有個道理,”温蓋特説。“扣發工資給發薪部門增添了不少工作,這就要公司花錢。”

    羅利脱口罵了聲:“狗屁!”他站起身,在房裏打轉。

    倫納德嘆了口氣。“假如你要聽聽我的真心話,我可以告訴你,我想你説得對。這就是為什麼我要盡力想法幫你忙的道理。如果你要我幫忙的話。”

    梅·盧瞟了羅利一眼。她舔了舔嘴唇。“他要你幫忙,先生。他最近總是沉不住氣。他一直……他啊,真是心煩。”

    温蓋特不由得納悶起來,不知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如果羅利象梅·盧説的那樣,只是今天才知道扣發工資的事,那麼他顯然不是為此而發愁的。他決定不去打破砂鍋問到底。

    “我只能辦這麼一件事,”黑人處長告訴他們説,“那就是請人替你們管財務,盡我們力量幫你們達到收支相抵,想辦法讓你們從頭來起,你們也必須明白,只有你們要求這麼辦,我才能這麼辦。”

    他接着又解釋説這套辦法如何管用。這本來是克萊斯勒汽車公司名下一個工廠的人事科長吉姆·羅布森設想出來的,目前其他公司都照此辦理了。

    他告訴羅利和梅·盧,此時此地他們就必須把全部債務的清單交給他。

    他會轉給羅利廠裏的一個高級人事人員。那人事人員是在業餘時間辦這個額外差使的,他會把單子查閲一遍,看看到底欠了多少錢。接着就給債權人一一打電話,盡力勸他們同意把分期付款的期限放長,每期數目減得公道些,另一方面,將扣發工資撤銷。通常債權人是同意的,因為否則只有一個結果:當事人免不了失業,這一來,他們就什麼也到不了手,工資扣不扣發都一樣。

    接下來還會向職工提出一個問題:每週的最低生活開支是多少?這次的對象就是羅利·奈特。

    一旦決定這麼辦了,每星期都會把羅利的支票半途攔住,送往人事處。

    每星期五,他就上人事處報到,在支票上背書,交給那經辦一切的人事人員。

    温蓋特告訴他們説,那人事人員的辦公室裏,通常擠着五十來個工人,他們都有經濟困難,正在幫助他們達到收支相抵。大部分人都表示感激。

    之後,那人事人員就會把羅利的支票存在一個特別户頭裏——用的是那人事人員的姓名,因為公司並不正式參與這樣的安排。從這個户頭裏,他照商定的數目給債權人開出支票,給羅利開出另一張支票——結餘工資,作為必要的生活費用。等到所有的債務都還清了,那人事人員就功成引退,羅利又照常領取他的支票了。

    帳目可以公開審查,經辦這種事務,無非是幫助經濟有困難的工人,不收任何費用。

    “這對你們來説可不容易,”温蓋特警告説。“要辦成功,你們就只能靠很少幾個錢過活了。”

    看樣子羅利正要反對,梅·盧趕緊插嘴了:“我們可以這樣辦,先生。”

    她看看羅利,温蓋特發覺她眼睛裏既有威嚴又有孩子氣的深情。“你會這麼辦的,”她一口咬定。“是的,你會的。”

    羅利似笑非笑,聳了聳肩。

    可是,明擺着羅利·奈特還在發愁——真的發愁,倫納德·温蓋特這麼猜想——為了另外什麼事發愁吧。他又一次納悶起來,不知這究竟是什麼道理。

    “我們坐在這裏,”倫納德·温蓋特一來,巴巴拉·扎勒斯基就説道,“一直在猜測那兩人能不能對付得了。”

    這夥人中只有巴巴拉是記者俱樂部會員,她做了其他三人的東道主。她、佈雷特·迪洛桑多和韋斯·格羅佩蒂一直在酒吧間裏等着。這會兒,他們四個人搬到了餐室的一隻桌子旁。

    就記者俱樂部來説,底特律的記者俱樂部也列為全國最好的一個。那裏地方不大,經營得法,烹調絕妙,人人都向往在那裏當個會員。説也奇怪,雖然記者俱樂部跟汽車工業天天都有激動人心的密切關係,但是,四面牆上簡直沒有什麼裝飾叫人一看就能想到這種關係,有人認為,這正是心虛的流露。唯一的一件,客人一進門就迎面看到,是從一九四七年一份報上剪下的令人喪魂的第一版,頭條新聞寫道:福特逝世死於點油燈無暖氣之屋相形之下,有關戰爭和宇宙飛行的情況,倒裝點得異常突出,或許這就是報人有時候患遠視症的證據吧。

    他們一叫好酒,温蓋特就回答了巴巴拉的問題。

    “但願我能説一聲是的。可是我沒有把握,原因就在於制度上。這一點,我們剛才已經談到過。象我們這樣的人,多少可以同制度周旋一下。象他們那種人,卻多半辦不到。”

    “倫納德,”佈雷特説,“今天晚上聽起來你倒象是個革命家了。”

    “聽起來象是革命家,並不等於就是革命家呀。”温蓋特陰鬱鬱地笑笑。

    “我並不認為我有勇氣;再説,我也不夠資格。我有個美差,銀行裏有存款。

    不管哪個人,一有了這些,就要牢牢保住,不讓這一切化為烏有。但是我也要對你講明:我知道我那個種族的人為什麼成為革命家。“

    他拍了拍上裝裏鼓出來的一疊東西。這是他臨走前梅·盧給他的一束單據。都是些發票,分期付款契約,信貸公司的催款通知。温蓋特出於好奇心,早在汽車裏逐一翻了一下,他看到的一切,不由他不驚奇,冒火。

    他把他跟羅利和梅·盧談話的內容對其他三個人複述了一遍,略去了一些不便外傳的數字,但是,不聽這些,他們反正也弄得懂是怎麼回事,他也發覺他們都關心這件事。

    他説:“你們見過他們放在那間房裏的傢俱。”

    其他三個人點點頭。巴巴拉説:“那不算好,但是……”

    “不必説假話了,”温蓋特對她説。“你我都清楚,那是一堆表面好看的破爛貨。”

    佈雷特不同意説:“那又怎樣!要是錢多他們買不起……”

    “可你哪裏知道他們是買不到,出了錢也買不到好的。”温蓋特再一次拍拍口袋裏的單據。“我只是看了看發票,看來發票上開的價格比傢俱的實價,少説也要高出五倍。那兩個人,憑他們付的錢,説得確切些嘛,就是憑他們簽字的一張信貸合同,本來是可以從吉·爾·赫德森或者西爾斯那樣有名的傢俱店裏買到上等貨的。”

    巴巴拉問:“那麼他們為什麼買不到呢?”

    倫納德·温蓋特伸出雙手,放在桌上,探出了身子。“因為,我親愛的、天真的、有錢的朋友們啊,他們根本分不出好壞。因為,從來也沒有人教過他們,怎樣東掏西挑或者用心購買。因為,如果你手頭從來沒有過現錢,去學這一套可沒多大意思。因為,他們到了黑人區一家白人開的鋪子裏,那裏把他們給騙了——就是這麼着!因為這樣的鋪子有許許多多,不光是底特律有,其他地方也有。我知道。我們見過其他人也走上這條路。”

    一桌人寂然無聲。他們要的酒都端來了,温蓋特一口口啜着加冰的純蘇格蘭威士忌酒。過了一會,他説下去了:“他們買進的傢俱和其他一些東西,還給他們帶來個小小的問題,要他們付信貸費呢。我算了一下。照我看來,利息好象是在一角九和兩角之間。”

    韋斯·格羅佩蒂輕輕打了個唿哨。

    巴巴拉問道:“你們的人事人員,照你剛才講的,找債權人談話時,他能不能想一點辦法,把傢俱帳單或者信貸費減低一些呢?”

    “信貸費嘛,也許可以辦到。”倫納德·温蓋特點點頭。“這件事,我自己可能去打個交道。要是我們打個電話給信貸行,用上我們公司的名義,他們往往會聽從,也會公道一些。他們明白,大汽車廠商如果存心要壓他們一下,是有種種辦法的。但是,講到傢俱嘛……”他搖了搖頭。“那可休想有辦法。那幫騙子手會發笑的。他們把垃圾貨儘量抬高價格出售,然後打個折扣,把單據轉讓給信貸公司。支付這筆差額的,就是象羅利那樣根本付不起錢的小八拉子。”

    巴巴拉問:“他的飯碗保得住嗎?我指的是羅利。”

    “只要不出其他事情,”温蓋特説,“我想我能打包票保住。”

    韋斯·格羅佩蒂催促道:“看在老天爺份上,不要再談下去了!讓我們吃吧!”

    這天晚上,佈雷特·迪洛桑多,一反常態,大半時間都不出聲,在接下來吃飯的時候,他還是那樣沉默。今晚佈雷特看到了羅利·奈特和梅·盧的生活條件;他們在那座破敗不堪、一股垃圾臭味的公寓裏的那間簡陋斗室;那一帶不計其數的其他樓房,或者是不相上下,或者是等而下之;內城大部分地區普遍流行的病痛和貧困,這一切深深打動了他的心。以前他也到過內城,走過那裏的街道,但是,剛才幾個鐘頭裏的見識和沉痛心情,以前卻從未有過。

    當初他所以要求巴巴拉讓他看看今晚的拍片,一則是出於好奇,一則是因為她整顆心都放在這個計劃上面,近來難得和他見面。他萬萬沒有料到,自己在思想感情上竟然也深深陷了進去。

    倒不是説他以前沒有發覺底特律黑人區的種種問題。當他看到住房方面可怕到極點的情況,他決不會蠢得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不搬到別的地方去呢?佈雷特早已知道,那裏的人,特別是黑人,在經濟方面和社會方面,都捆住了手腳,動彈不得。儘管內城的生活費用很高,但是郊區的生活費用還要高,哪怕郊區肯讓黑人搬去,也不行。何況有的郊區還不許黑人搬去,依然用上成千種微妙的和不怎麼微妙的手法,在實行種族歧視呢。譬如説迪爾博恩吧,那裏是福特汽車公司的大本營,優點有不少,算到底,最後一項就是沒一個黑人居民,原因是中等階級的白人人家把黑人當做冤家對頭,凡是那坐穩交椅的市長搞出來的刁鑽促狹手法,他們都支持。

    佈雷特也知道,在當地的一九六七年暴動之後,成立了用心良苦的新底特律委員會,最近又改稱為新底特律公司,他們曾經出力幫助內城建設。基金全部湊齊了,有些住房也開始興建了,可是,正如一個委員指出的:“我們是通告長篇累牘,磚頭少得可憐。”

    另一個委員想起了塞西爾·羅得斯①臨死前的一句話:“做了的太少——要做的太多。”

    ①十九世紀末英國資本家、殖民主義者、血腥剝削和殘殺非洲(南非)黑人的劊子手。

    這兩句話都出於個別人之口,他們眼看到各個組織,包括市政府、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等等組織只幹出微乎其微的事,都感到不耐煩了。雖然一九六七年暴動已經過去幾年了,可是,除了時斷時續的修修補補之外,根本沒做一件事,把所以掀起暴動的環境來個徹底改善。佈雷特不由得納悶:如果這麼多人合在一起,都失敗了,那麼一個人,個別一個人,能指望搞出什麼名堂來呢?

    於是他記起了:有人在談論到拉爾夫·納德時,曾經提出過那個問題。

    佈雷特感到巴巴拉的眼睛在看他,就向她轉過臉去。她微微一笑,但是,對他的沉默卻不説什麼;如今彼此都非常瞭解,無論是各人的情緒也好,之所以有這樣情緒的原因也好,都用不着説明了。佈雷特暗自想道,巴巴拉今晚不能再美了。在剛才談論那時,她一臉虎虎生氣,流露出興趣,智慧,熱情。在佈雷特認識的姑娘中,只有她,他最最看重,這就是為什麼他不管她一直死也不肯跟他同牀,還是同她見面的緣故。

    佈雷特知道,巴巴拉對自己能參加這部影片的攝製,能同韋斯·格羅佩蒂一起工作,感到十分滿意。

    這會兒格羅佩蒂把盆子朝後一推,用餐巾抹了抹嘴巴和鬍子。這矮個子電影導演,依然戴着黑貝雷帽,剛才一直在吃斯特羅加諾夫式牛肉加麪條,大口大口喝着奇昂蒂紅葡萄酒,把飯菜衝下去。他滿意得嗯嗯的響。

    “韋斯,”佈雷特説,“你真想捲進——真正捲進——你拍電影的那些個主題裏去嗎?”

    導演一臉驚訝。“你是指搞改革運動的胡鬧嗎?把人家刺一下嗎?”

    “是的,”佈雷特應道,“我就是指那種胡鬧。”

    “去它的!不錯,我有興趣;非有興趣不可。不過,興趣一過,我還是拍我的電影,小夥子。就是這麼回事。”格羅佩蒂摸摸鬍子,把餐巾沒有揩掉的一段麪條拿掉。他又補上一句説:“不論一地金鳳花,還是一條下水道——我一知道在那兒,我要的就只是正確的鏡頭,攝影機的角度,照明,音響的配合。捲進去才叫胡鬧呢!捲進去要賠上全部時間吶。”

    佈雷特點點頭。他沉吟道:“我也是這麼想的。”

    在汽車裏,佈雷特一面開車送巴巴拉回家,一面説:“搞得不錯,是嗎?那影片。”

    “真不錯!”她坐在前座靠近中間的地方,緊偎在他身邊。他打橫裏一轉臉,就會碰到她頭髮,他已經碰到過好幾次了。“我真替你高興。這你也知道。”“是的,”她説。“我知道。”我不願意跟我一起生活的女人不做一點特殊的事,完全是她自己的事。“”假如我同你在一起生活,這點我會記住的。“自從幾個月前,那天晚上他們談到一起生活以來,他們誰都是第一次提到可能一起生活的事。”你又想過沒有?“想過,”她説。“就此而已。”佈雷特等着,徑自穿過傑斐遜路口的車輛,到了克萊斯勒高速公路上,他才問道:“願意談談這件事嗎?”她搖搖頭表示反對。“影片還要拍多久?”

    “大概再要一個月。”“你會忙嗎?”“我想會的。怎麼?”“我準備出門一次,“佈雷特説。”到加利福尼亞去。“但是,她一追問他原因,他卻不告訴她是為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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