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想是因為自己驚魂未定的緣故。”
她停頓了一會，向前翻看了一下記錄。“好吧，你說自己受到了性騷擾，你也描述了這個女人對你的直截了當的要求。我覺得，既然她是你的上司，你拒絕她，應該會感到有某種危險。”
“嗯，當時我是有這樣的擔心，確實如此。不過我的意思是說，難道我沒有權利拒絕她嗎？現在做的這一切不都是為了弄清這個理嗎？”
“你當然有這個權利。不過我問的是你當時的心態。”
“我非常忐忑不安。”
“儘管如此，你還是沒有想過把事情告訴任何人？你不想讓同事、朋友、家人——比方說親兄弟——或者任何人知道這個經歷，從而分擔一下你的不安嗎？”
“不想，我聯想也沒想過要這樣做。我不知道該如何處理發生的——我覺得自己很震驚，只希望這件事從腦海裡消失，希望這事壓根兒就沒發生過。”
“你事後做過任何筆記嗎？”
“沒有。”
“好吧。剛才你提到沒有把此事告訴自己的妻子。你會說自己是在向妻子隱瞞此事嗎？”
桑德斯遲疑了一下，“是的。”
“你經常向她隱瞞事情嗎？”
“不。但是你知道，這次牽扯到從前的女友，我想她不會同情我的。我不想和她處理這件事情。”
“你有過其他的風流韻事嗎？”
“這不是風流韻事。”
“我問的是個籠統的問題，相對於你同妻子的關係而言。”
“沒有，我沒有過風流韻事。”
“好吧，我勸你馬上告訴你的妻子，要完全開誠佈公。我可以向你保證，如果她現在還沒有發覺這件事的話，那麼她就會發覺的。不管這事有多麼難以啟齒，對你來說要維持住你們的夫妻關係，最有希望的舉措就是對她百分之百的坦誠。”
“好的。”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接著談昨晚上的事。後來的事情如何？”
“梅雷迪思·約翰遜給我家打電話，同我妻子通了話。”
弗爾南德斯揚起了眉毛，“嗯，這你當時意料到沒有？”
“上帝呀，我根本沒想到，她這麼做簡直嚇得我靈魂出竅。不過她表現得很友好，只在電話裡說，上午的會議改為8點半開始。就是今天上午的會議。”
“明白了。”
“可是我今天去上班的時候，卻發現會議實際上是安排在8點開始的。”
“因此你遲到了，感到很尷尬，如此等等。”
“是這樣。”
“你相信這件事情是預先安排好的。”
“對。”
弗爾南德斯瞥了一眼手錶。“我恐怕已經沒有時間了。如果可能的話，請你把今天早上發生的事情給我儘快說一下。”
桑德斯把上午的會議以及自己後來受到的屈辱簡略地敘述了一下，但沒有提起康利-懷特。他說到與梅雷迪思的爭執、和菲爾·布萊克本的交談，以及公司提出給他橫向調職的事情；說到調動將會使他得不到子公司獨立上市時會有的好處，以及他所做的來這兒諮詢的決定。
弗爾南德斯幾乎沒有再問什麼問題，只是不慌不忙地寫著。最後，她把那個黃色的記事本推到了一邊。
“好啦，我想這些足夠讓我瞭解事情的全貌了。你現在感到自己受到了輕視，沒被人放在眼裡。你的問題是：這是不是一起性騷擾案？”
“說得對。”桑德斯點頭道。
“唔，可以說是，不過這一點會有爭議。這是個得由陪審團來判定的案子，我們不知道真的審判起來結果會如何。不過，根據你所提供的情況，我必須提醒你，你的訴訟並不太有分量。”
桑德斯覺得目瞪口呆。“天哪。”
“法律並不是我制定的，我只是坦率地告訴你實情，好讓你作決定時不太盲目。你的處境不妙，桑德斯先生。”
弗爾南德斯兩手一推，使身體離開了辦公桌，開始把文件材料往公文包裡塞。“還有5分鐘時間，不過，還是讓我給你講一下法律上定義的性騷擾是什麼，因為許多委託人並不清楚這一點。1964年的《民權法令》第7章規定工作場所的性別歧視為非法行為，但是我們所稱的性騷擾作為一個實際問題而言，多年來都沒有明確的定義。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同等就業機會委員會遵照《民權法令》第7章的規定，才制定了一些對性騷擾下定義的準則。最近幾年，案例法進一步明確了同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制定的這些準則。因此有關性騷擾的定義現在非常明瞭。根據法律，要使性騷擾訴訟成立，訴訟對象的行為必須包含三個因素。首先，它一定要是性方面的，這意味著，舉例來說，開粗俗猥褻的玩笑不是性騷擾，即使聽者可能會覺得反感。訴訟對象的行為本質上必須是性方面的。根據你告訴我的情況，你的案例具有明確的性因素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
“好。”
“第二，該行為必須是不受歡迎的。法庭區分自願的行為和不受歡迎的行為。比如說，某人和上司發生性關係，這顯然是自願的——並沒有人拿槍頂著這人的腦袋讓其這麼做。但法庭會考慮到該僱員可能覺得除了屈從之外別無選擇，因此，進入這種性關係是不無勉強的——這就是不受歡迎的行為。”
“為了確定某個行為是否不受歡迎，法庭要廣泛地調查與其有關的行為。該僱員在工作場所說過性方面的笑話，因而表明別人說類似的笑話會受其歡迎嗎？該僱員慣常和別的僱員打情罵俏、進行性挑逗嗎？如果確實捲入了風流韻事，那麼該僱員讓其上司進入其寓所了嗎？該僱員去醫院看望上司嗎？或者在並非迫不得已的時候去看上司了嗎？或者有過表明自己主動願意發生這種關係的行動嗎？除此之外，法庭還要弄清該僱員是否明確告訴了其上司該行為不受歡迎，有沒有向別人抱怨過這種關係，或者試圖採取任何行動來避免這種不受歡迎局面的出現。對於在僱員地位較高、因而應該有較多的行動自由時，這一考慮就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可是我並沒有把這事告訴任何人。”
“是的，你甚至連自己的妻子部沒有告訴。就我能做的判斷而言，起碼你沒有明白地把此事告訴她。”
“我覺得不能告訴她。”
“我明白你的心情，但這是你案子中的一個問題。好吧，性騷擾的第三個必要因素是以性別為基礎的歧視。最常見的性歧視是以此換彼——通過提供性方面的好處來保住飯碗或者獲得提升。上司的威脅可以是明白道出的，也可以是含蓄的。我相信你說過，你認為約翰遜女士有能力解僱你。”
“是的。”
“你怎麼會這麼認為？”
“是菲爾·布萊克本告訴我的。”
“明明白白告訴你的嗎？”
“是的。”
“約翰遜女士怎麼樣？那天晚上，她作過取決於性的許諾嗎？她說過任何自己有能力解僱你的話嗎？”
“確切地說，沒有。但這種意思明擺在那裡，空氣裡始終有這種味道。”
“你怎麼知道？”
“她說過諸如‘只要我們在一起共事，就不妨來一點小小的樂趣’之類的話。她還說，我們為公司出差去馬來西亞的途中她想做件風流事，如此等等。”
“你把這句話理解為對你工作所作的沒有言明的威脅嗎？”
“我把此話的意思理解為：如果我想和她相安無事的話，還是和她一起去為好。”
“但你不願這樣做？”
“對。”
“你這麼對她說了嗎？”
“我說我已經結婚了，我們兩人之間的情況已經改變了。”
“唔，在大多數情況下，僅僅這番話就很可能幫你立案，如果有證人的話。”
“可是沒有證人。”
“是沒有。現在只剩下最後一點考慮了，那就是我們所稱的不友善的工作環境。這種環境通常是在這樣的情景下產生的：一個人受到某一種類型事件的多次騷擾，這些事雖然本身並不具有性的性質，但卻可以積累起來，構成以性別為基礎的騷擾。我不認為你僅僅依據這一件事情，就可以斷言工作環境不友善。”
“我明白。”
“你描述的事件本來可以是清清楚楚的，遺憾的是它卻不是。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們就可以轉向騷擾的輔助證據。比如說，你真的被解僱了。”
“我認為實際上我已經被解僱了，”桑德斯說，“因為我正在被強行調離我所在的部門，而且我將不能參與分股。”
“這我知道，但公司提出將你橫向調任這一舉措使事情複雜化了，因為我想公司方面可以非常成功地辯解說：他們除了將你橫向調任以外，並不欠你什麼。他們還可以說：公司從來就沒有許諾過要給你子公司獨立上市時的金蛋；說子公司獨立上市在任何情況下都只是個打算，將來的某個時候或許會實現，也可能永遠實現不了。公司不需要賠償你的希望，你對未來的某種渺茫的、也許永遠不會實現的期望。因此公司會聲稱橫向調任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你若拒絕，理虧在你。他們可以說你事實上是高職，而不是被解僱。這樣一來責任就會推回到你頭上。”
“這簡直荒唐可笑。”
“實際上並非如此。舉例來說，假如你發現自己患了晚期癌症，6個月之後就會死去，你能要求公司把獨立子公司帶來的收益付給你的親屬嗎？顯然不能。子公司獨立上市時，如果你正在公司裡工作，你就參與分股；如果不在，你就不能參與。公司對你的義務不會超出於此。”
“你是說我乾脆就得癌症算了。”
“不，我說的是，你只顧忿忿不平，認為公司欠了你什麼東西，而法庭不會同意這一點。根據我的經驗，性騷擾指控往往帶有這種特點。人們到這裡來時忿忿不平，滿肚子的冤屈，認為自己有某些權利，而實際上這些權利他們根本就沒有。”
桑德斯嘆了口氣。“如果我是女的，情況會不一樣嗎？”
“基本上不會有什麼不一樣。就像眾所周知的那樣，性騷擾很難證明，即使是在最清楚、最極端、最讓人難以容忍的情況下，也難以證明。大多數案子發生時的情況都同你的案子一樣：房門關著，沒有目擊者。結果只能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空口指控。在這種沒有確鑿的旁證的情況下，慣常的偏見經常是對男子不利的。”
“唔。”
“不過即使如此，還是有1/34的性騷擾案子是由男性提出指控的。其中大多數案子是指控男性上司的，不過有1/35的案子是指控女性的。這個數字一直在上升，因為現在工作場所裡女性上司越來越多。”
“這我以前不知道。”
“人們不常討論這一點。”弗爾南德斯邊說邊透過眼鏡框上緣仔細看著桑德斯。“但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而且根據我的觀點，它也是預料之中的事情。”
“你為什麼這麼說呢？”
“性騷擾同權力有關——它是上司對下屬濫用權力的行為。我知道有一種時髦的觀點，說女性與男性有根本的區別，女性上司決不會對僱員進行騷擾。但是我在自己所處的位置上什麼都看到過。我耳聞目睹過你能夠想象得到的任何事情——其中有許多事情我告訴你你都不會相信，這一切使我有另外一種看法。我個人不太同理論打交道，我必須與事實打交道。根據事實，我看不出男性和女性在行為上有多大差別，至少沒有任何可以作為依據的差別。”
“那麼你相信我講的情況囉？”
“我相不相信你這一點沒有什麼可爭議的，有爭議的是從現實的角度來看，你碰到的是不是一件性騷擾案，以及在目前的情況下你該做些什麼。我可以告訴你：你對我說的所有這一切以前我都聽到過，你知道，你並不是第一個要求我代理此類案子的男性。”
“你建議我現在該怎麼做呢？”
“我不能給你提供任何建議，”弗爾南德斯很乾脆地說，“你面臨的決策太難做了。我只能幫你擺一下情況。”她按了一下內部通話系統的按鈕。“鮑勃，叫理查德和艾琳把車開過來，我在大樓前同他們會合。”說完她又回過身來面對著桑德斯。
“我來回顧一下你面臨的諸多問題，”她扳著手指一個一個地往下說，“第一，你聲稱和一個比你年輕，又很有魅力的女子進入了一種親暱的情境，但你拒絕了她。在既沒有見證人也沒有旁證的情況下，想讓陪審團相信你的說法是不容易的。
“第二，如果你提起訴訟的話，公司就會解僱你。在開庭審判前，你要等上3年。你得考慮一下這3年時間裡你怎麼養活自己，如何支付房錢以及其他的費用。我可以把你的案子作為急案處理，但是你仍然要支付審訊過程中的全部直接開支，這至少要10萬美元。我不知道你是否願意用自己的住房作抵押來支付這筆款項。但這個問題是必須解決的。
“第三，訴訟會讓一切公開暴光，在開庭審判的好幾年前，報紙和電視的晚間新聞裡就會報道這件事情。我無法恰當地描述這種情況對你本人，對你的妻子和家庭會有怎樣的毀滅性影響。很多家庭在審訊前的這段時間裡就已經家破人亡了。離婚的、自殺的、生病的都有。情況將會非常的艱難。
“第四，由於公司方面主動提出給你橫向調職，我們就無法明確該就什麼樣的損失要求索賠。公司會聲稱，你沒有什麼好控告的。我們得盡力去爭辯，但即使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在支付了所有的開銷、費用和3年的生命以後，你最多也只能得到二三十萬美元。當然公司還可以上訴，從而進一步延緩這筆款子的償付。
“第五，如果提起訴訟的話，你就再也不能在這個行業裡工作了。我知道這種情況不應該，但實際上再也不會有別的公司來僱用你了。事情就是這樣。如果你已經是55歲的人，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你才41歲。我不知道你是否想在人生的這個當口兒做出這種選擇。”
“天啦。”桑德斯癱倒在椅子裡。
“很抱歉，但法律訴訟的事實就是這樣。”
“可這太不公平了。”
弗爾南德斯披上雨衣。“很遺憾，桑德斯先生，法律和正義之間沒有什麼關係，”她說道，“法律只不過是解決糾紛的方法而已。”她啪噠一聲合上了公文包，向桑德斯伸出手來。“很抱歉，桑德斯先生，我真希望情況不是這樣。如果你有進一步的問題的話，請儘管給我打電話。”
弗爾南德斯急匆匆地走出了辦公室，留下桑德斯一人坐在那裡。過了一會兒，弗爾南德斯的助手走了進來。“我能為你做些什麼嗎？”
“不用，”桑德斯緩緩地搖了搖頭，“不用，我這就走。”
在驅車去法院的路上，弗爾南德斯向同行的兩個資歷較淺的律師敘述了桑德斯的故事。一個女律師問道：“你並不真的相信他嗎？”
“誰知道呢？”弗爾南德斯說，“事情是在關上的房門後面發生的，究竟情況怎樣，永遠也無法知道。”
年輕的女律師搖了搖頭。“我就是不能相信一個女人會這麼做，會這樣放肆地行動。”
“為什麼不會呢？”弗爾南德斯道，“假設這個案子不是性騷擾，而是一對男女間默許的事情，男的聲稱說，在關上的房門後面，女的許諾過將給他一筆很大的好處，而女的否認這一點。你會以女人不會那樣行事，而想當然地認為男的在說謊嗎？”
“那不會，不會的。”
“在那種情況下，你會覺得什麼事情都是可能的。”
“但這件事並不是兩人協議的問題，”女律師說，“這是性行為。”
“這就是說你認為女人在協議問題上的行為難以預料，而在性問題上的行為是千篇一律的囉？”
“哦，不，”女律師道，“這不是千篇一律，因為這是真實的情況。說到性，女人同男人是不一樣的。”
“就像黑人節奏感強，”弗爾南德斯接口道，“亞洲人是工作狂，西班牙裔美國人不能面對……”
“可這不是一回事。我是說，關於這一點是有研究的。男女連相互說話的方式都不一樣。”
“噢，你說的是那些證明女性在商業和戰略性思維方面不如男性的研究吧？”
“不，那些研究是錯誤的。”
“明白了。那些研究是錯誤的，而有關性別差異方面的研究是正確的？”
“唔，當然啦，因為性是根本性的東西，是第一推動力嘛。”
“我看不出怎麼就是這樣。性被用來做各種各樣的事情，被用作和睦相處的手段、息事寧人的方法、挑起事端的藉口：被當作禮物、武器或者威脅。人們使用性的方式可以是十分複雜的。你沒有發現真實情況就是如此嗎？”
女律師抱起雙臂。“我不認為是這樣。”
年輕的男律師第一次開了口：“那麼你對這老兄是怎麼說的？叫他不要打官司嗎？”
“沒有，不過我把他面臨的問題告訴了他。”
“你認為他應該怎麼做呢？”
“不知道，”弗爾南德斯說，“不過我知道他當時應該怎麼做。”
“怎麼做呢？”
“說出來真不好聽，”弗爾南德斯道，“但是事情不是在現實的世界裡發生的嗎？那麼他很可能應該閉上嘴巴同她幹了那事。因為眼下這可憐的傢伙連一點選擇的餘地也沒有。他要是不小心的話，這輩子就完了。”
桑德斯順著下坡路朝先鋒廣場方向慢慢走回去。
雨已經停了，但午後的天仍然陰著，到處都是溼漉漉的。腳下潮溼的人行道陡峭地向下延伸。周圍摩天大樓的頂端消失在低懸的冷霧之中。
他並不很清楚自己本來想從路易絲·弗爾南德斯那裡聽到些什麼，不過他想聽到的肯定不是對他可能丟掉飯碗、把房子抵押出去，以及再也不能工作這種境況的詳細描述。
由於生活中出現的這個陡然的轉變，以及醒悟到自己的命運朝不保夕，桑德斯感到不知所措。兩天以前，他是一個已經安身立命的經理，有穩定的地位和充滿希望的未來。而現在等在他面前的卻是丟臉、羞辱和失業。所有的安全感都煙消雲散了。
桑德斯想到弗爾南德斯問過他的所有問題——這些問題以前他從未想到過。他為何不把事情告訴什麼人呢？他為何不做筆記呢？他為何不明明白白地告訴梅雷迪思，她的挑逗不受歡迎呢？弗爾南德斯在一個由規則和差別構成的世界裡開展工作，這些規則和差別他既不理解，也從未想到過，而現在這些差別卻變得至關重要了。
你的處境不妙，桑德斯先生。
可是……他本來可以怎樣阻止這件事情發生呢？他本該如何做呢？他考慮著各種可能性。
假如在和梅雷迪思會面以後他馬上就打電話給布萊克本，告訴他梅雷迪思對自己進行了性騷擾那會怎麼樣呢？他可以在輪渡上打電話，搶在梅雷迪思投訴以前就提出投訴。那樣的話，事情會不一樣嗎？布萊克本會怎麼做呢？
桑德斯邊想邊搖頭。無論怎麼做，事情看來都不可能有什麼不一樣，因為說到底，梅雷迪思同公司的權力結構有著那樣一種聯繫方式，而自己沒有。梅雷迪思是公司的上場隊員；她有權力，有盟友。這就是目前局勢所傳達出的信息——決定性的信息。桑德斯無足輕重。他只是個搞技術的，只是公司齒輪上的一個輪齒。他的任務是同自己的新上司和睦相處，而這一點他並沒有做到。現在他無論做什麼都只不過是哀號，或者更糟糕的，是告發上司。告發，沒有人喜歡告發者。
那麼他本可以做點什麼呢？
就在想這個問題的時候，他意識到自己不可能在見過梅雷迪思以後馬上給布萊克本打電話，因為他的移動電話電池耗盡，不能使用了。
他腦海裡突然閃過一輛小汽車的圖像——車上有一男一女，他們正驅車去赴一個晚會。有一次是誰對他講了點什麼……一個關於坐在一輛小汽車裡的人的故事。
這幅圖像逗弄著他，他不太能抓住它。
電話不能使用可以有許多原因，最可能的解釋就是鎳鎘電池的記憶效應。新型的移動電話採用可充電的鎳鎘電池。如果電池在兩段使用期之間沒有完全放電的話，就會在一個短時間內重新設置自己。你怎麼也不會知道這種情況何時出現。桑德斯本該事先給電池放電才對，因為它們產生了短暫的記憶效應。
他取出移動電話，打開了開關。指示燈很亮，今天電池供電不錯。
但是有什麼東西……
開著車。
有什麼他沒在想著的東西。
去赴晚會。
桑德斯皺起了眉頭。他抓不住那幅圖像，它懸在他記憶的背面，暗淡得讓人難以發現。
不過那圖像卻促使他開始去想：還有什麼他抓不住的東西。因為在考慮整個情況的時候，他開始有一種惱怒的感覺，那就是說他還忽略了某種東西。他覺得弗爾南德斯也忽略了這個東西。那是她向他問的問題中未曾出現過的某種東西，某種人人都認為是當然的東西，連——
梅雷迪思。
是同梅雷迪思有關係的某種東西。
她投訴他進行性騷擾。她第二天早晨就跑到布萊克本那兒投訴他。她為什麼要那麼做呢？毫無疑問，她對與桑德斯會面中發生的事情感到內疚。也許她害怕桑德斯會投訴她，所以就決定先下手為強，對桑德斯進行投訴。從這個角度看，她的投訴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梅雷迪思如果確實握有權力的話，那麼提出性問題是完全不合理的。她可以同樣輕而易舉地這樣做：上布萊克本那兒去，說，“聽著，同湯姆在一起不行，我對付不了他。我們得變一變。”於是布萊克本就會照著辦的。
然而梅雷迪思沒有這樣做，卻投訴他性騷擾。這樣的控告一定是很令她難堪的，因為騷擾暗含著失去控制的意思，它意味著在一次會面中她未能控制住自己的下屬。按理說，即使不愉快的事情發生過，做頭的也絕不會提起的。
性騷擾與權力有關。
如果一個有力量、有權力的男子對一個身份低微的女助手動手動腳，那是一回事。可是在這案子裡，梅雷迪思是上司，她擁有所有的權力。為什麼她要聲稱受到了桑德斯的騷擾呢？要知道，事實上下屬是不會對上司進行性騷擾的。這種事根本就不會發生。誰要是騷擾自己的上司，那準是瘋了。
性騷擾與權力有關——是上級對下級濫用權力的行為。
對梅雷迪思來說，聲稱受到性騷擾等於是用一種古怪的方式承認，她是從屬於桑德斯的。她是絕對不會承認這一點的。恰恰相反，她上任伊始，正急著要證明自己控制了局面。因此，她提出投訴是不合常理的——除非她想以此作為毀掉他的簡便辦法。性騷擾指控有一個好處，那就是被控告的對象很難翻身。你被假定為是有罪的，除非你能證明自己無辜——而要證明自己無辜是很難的。這種指控可以敗壞任何人的名譽，無論指控本身是多麼的無意義。就這點而言，性騷擾是一個非常有力的指控，是她能夠做的最為有力的指控。
可是後來她又說，她不會去起訴。問題是——
為什麼不去？
桑德斯當街停住了腳步。
問題就在這兒。
她讓我放心，她不會去起訴。
梅雷迪思為什麼不去起訴？
在布萊克本告訴他這句話以前，桑德斯從未對此產生過疑問。路易絲·弗爾南德斯也從未對此產生過疑問。但事實是：梅雷迪思拒絕起訴這點是不合理的。她已經對他提出了投訴，為什麼不起訴呢？為什麼不把事情做到底呢？
或許是布萊克本勸她打消了起訴的念頭。布萊克本總是這麼關心面子。
然而，桑德斯認為事情並非如此，因為正式起訴仍然可以平靜地加以解決，可以在公司內部進行處理。
從梅雷迪思的角度看，正式起訴會有實實在在的好處。桑德斯在數字通訊公司裡頗得人心。他已在公司供職多年。如果梅雷迪思的目標是搞掉他，把他打發到得克薩斯去，公司裡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不滿情緒，那麼為何不讓正式起訴的消息在公司上上下下傳個遍，以利於平息這種不滿情緒呢？為何不使控告成為正式的呢？
桑德斯越想便越覺得，只能有一個解釋，那就是：梅雷迪思之所以不正式起訴是因為她不能起訴。
她不能，因為她有另外的某種問題。
某種別的考慮。
有別的名堂在進行。
我們可以平靜地解決這件事情。
慢慢地，桑德斯開始用不同的眼光來看待一切了。上午的會面中，布萊克本並不是不搭理或者冷落他。完全不是，布萊克本是亂了方寸。
布萊克本感到害怕。
我們可以平靜地解決這件事情，這對大家都是最好的辦法。
對大家都是最好的辦法，他是什麼意思？
梅雷迪思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她能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桑德斯越想便越覺得，她之所以不對他進行起訴，只有一個可能的原因。
他取出移動電話，給聯合航空公司打電話，預訂了3張去菲尼克斯的來回機票。
接著他又給妻子打電話。
“你這狗崽子。”蘇珊罵道。
他們坐在第二水磨石餐廳角落裡的一張桌旁。時間正是下午兩點，餐廳裡幾乎空無一人。蘇珊聽桑德斯講了半小時，其間既沒有打斷他，也沒有說什麼。桑德斯把自己與梅雷迪思會面時以及上午發生的一切源源本本地告訴了她，告訴了她康利-懷特公司的會議、與菲爾的談話以及與弗爾南德斯的會面。此刻他已說完，蘇珊正圓睜兩眼瞪著他。
“我真能學會看不起你的，你知道不？你這狗崽子，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她是你以前的女朋友？”
“我不知道，”桑德斯道，“我不想談論這件事。”
“你不想談論這件事？阿黛爾和瑪麗·安妮跟我在電話裡談了一天。她們知道，可我卻不知道？這是讓我丟臉吶，湯姆。”
“唔，”桑德斯說，“你知道，最近你一直心煩意亂的，再說——”
“住口，湯姆，”蘇珊道，“這同我毫無關係。你不告訴我是因為你不想告訴我。”
“蘇珊，不是——”
“是的，就是這樣，湯姆。昨天晚上我向你問到她的。如果你想告訴我的話，本來就可以告訴我。可你沒有。”她搖了搖頭。“狗崽子，我真沒法相信你是這麼可惡。你把事情弄得真是一團糟。你明白糟成什麼樣子了嗎？”
“明白。”說著，桑德斯垂下了頭。
“別在我面前裝悔過，你這可惡的傢伙。”
“我很抱歉。”他說。
“你很抱歉？去你媽的吧！你很抱歉。耶穌基督啊。我沒法相信你，好個可惡的傢伙。你同你他媽的那個女朋友過夜。”
“我沒有過夜，她也不是我的女朋友。”
“你說什麼？她曾是讓你怦然心動的人。”
“她不是讓我怦然心動的人。”
“哦，是嗎？那麼你為什麼不願告訴我呢？”她又搖了搖頭。“你只回答我一個問題：你同她幹了還是沒幹？”
“沒有，我沒幹。”
蘇珊一邊攪動咖啡一邊目不轉睛地盯著他。“你對我說的是實話？”
“是實話。”
“沒有落下什麼嗎？沒有跳過什麼不太好說的地方嗎？”
“沒有，什麼也沒有落下。”
“那麼她為什麼投訴你呢？”
“你指的是什麼？”桑德斯問道。
“我指的是，她投訴你一定有原因。你一定是做了什麼。”
“不，我沒做什麼。我拒絕了她。”
“嗯哼，可不是嗎？”蘇珊皺起眉頭看著他。“你要知道，這事不只是關係到你，湯姆。它關係到你的全家，關係到我和孩子們。”
“這我明白。”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昨晚你要是告訴我的話，我本來可以幫助你的。”
“那麼現在幫助我吧。”
“喔，現在我們可做不了什麼了，”蘇珊用尖刻挖苦的口氣說道，“她到布萊克本那裡先告了你，這以後我們是做不了什麼的。現在你完了。”
“我並不那麼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