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日本媒體報道大江健三郎榮獲該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我正在東京作學術訪問，一般日本市民都普遍覺得突然，紛紛搶購大江的作品，以一睹平時沒有注目的這位諾貝爾文學獎新得主的文采。
回國後，國內文壇也就大江健三郎獲獎一事議論沸騰。大多覺得突然，主要話題自然是大江得此殊榮是偶然還是必然？日本作家為什麼兩次獲此世界大獎？我還聽到一種議論，似乎大江乃至１９６８年度川端康成獲此獎，主要是客觀因素所決定。甚至以為是諾貝爾文學獎對非西方文學的一種恩賜。《南京週末報》記者袁亦同志特地就這些問題，電話採訪了編者。讀者提出這些問題是很自然的，因為過去我們日本文學工作者努力不夠，翻譯介紹大江文學作品確實是太少太少，大家不太瞭解。
但是，在日本文學家、文學史家和評論家的“批評眼”裡，大江健三郎早已是日本戰後文學史的重要人物。最早肯定大江文學成就的川端康成認為：“大江是具有異常才能的作家。”權威的《戰後日本文學史》用肯定的文字指出：“大江健三郎的出現，在戰後文學史上，的確是一件大事。”“大江健三郎塑造了獨特的形象，創造了獨特的文體，終於成為新時代文學的旗手。”由此可見，大江早已在當今日本文壇確立了自己的地位。
我們不能否認大江乃至其他非西方作家獲諾貝爾文學獎存在一定的客觀條件，但這不是決定性的因素。他們獲獎起決定作用的是主觀的、內在的文學因素。首先，從諾貝爾文學獎發展的歷史來看，自諾貝爾文學獎設立的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６５年以來，獲此獎的西方作家６０人，佔獲獎者總人數的９８．４％，而亞非拉獲獎者僅印度詩聖泰戈爾１人，只佔１．６％。這固然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影響，但我們客觀分析的時候，也不能忽視歐洲文藝復興之後，西方文學處在上升期，並且日益發達。相反，亞非拉文學，包括有著悠久傳統的東方文學，由於歷史的原因——這裡主要是西方對它們推行殖民主義的原因，致使它們的文化和文學漸漸失去應有的光澤。但是，隨著亞非拉民族的覺醒，經濟文化的發展，它們的文化和文學肯定會再度輝煌。正如東方學大師季羨林先生所預言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紀將是東方世紀，東方文化在世界中將再領風騷。”文學發展的歷程也是如此。從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９４年間，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共３０人，其中西方作家２０人，佔６６．７％；亞非拉作家１０人，佔３３．３％。亞非拉作家獲獎的比例有了明顯的提高，反映了在世界範圍內亞非拉文學的自覺和提高，開始改變長期以來文學上歐洲中心主義的傾向。這是亞非拉作家在他們國家和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下，經過長期不懈努力的結果，並非諾貝爾文學獎的恩賜。
其次，從亞非拉作家獲獎的理由來看，儘管因人而異，但也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他們都尊重民族的傳統，併兼備現代的文學理念和技法，因而獲得了成功。以大江之前的東方獲獎者印度的泰戈爾、日本的川端康成、埃及的馬哈福茲為例，就足以證明這一點。諾貝爾獎對泰戈爾的評價是：“泰戈爾十分尊敬祖先的智慧與探索精神。”對川端康成的評語是：“以敏銳的感受，高超的小說技巧，表現了日本人的內心精華”；“川端康成雖然受到歐洲近代現實主義文學的洗禮，但同時立足於日本古典文學，對純粹的日本傳統體裁加以維護和繼承。”對馬哈福茲的評價是：“馬哈福茲融會貫通阿拉伯古典文學傳統、歐洲文學的靈感和個人的藝術才能”，“開創了全人類都能欣賞的阿拉伯語言敘述藝術。”他們的經驗證明，文學的發展首先立足於民族的文學傳統，這是民族文學美的根源。離開這一點，就很難確立其價值的取向。然而，一民族、一地域的文學又存在一個與他民族、他地域的交叉系統，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學交流匯合而創造出來的文學，必然具有超越民族和地域的生命力。也就是說，優秀的文學不僅在一民族、一地域內生成和發展，而且往往還要吸收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域的文學精華，在兩者的互相交錯中碰撞和融合而呈現出異采。
最後，我們不難發現大江健三郎的獲獎，在偶然性中存在其必然性。其理由是：（１）日本的文化大背景，首先是十分尊重和執著傳統，其次是熱烈憧憬外來文化，有消化外來文化的堅實能力和豐富經驗，創造了吸收外來文化的“衝突·並存·融合”的文化模式。這樣的文化環境培育的作家，既是日本的、東方式的，同時也是世界的、現代的。這樣的作家獲得世界的承認，就不會是偶然的了。（２）大江雖然受到薩特和加繆的存在主義的影響，但他吸收存在主義的技巧多於理念，即使是吸收它的文學理念，但也加以日本化了。比如，大江文學既貫穿人文理想主義，致力於反映人類生存環境的改善的題材，又紮根於日本民族的思想感情、思考方式和審美情趣等，並且經常強調他寫作是面對日本讀者。我們從他經常反映的兩個主題——核威脅和殘疾問題——就可以看出這一點。（３）大江學習西方文學技巧的同時，非常強調“民族性在文學中的表現”，他在頒獎儀式後的晚宴上的致辭還提及，他先前對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語》不感興趣，現在他重新發現了《源氏物語》。並且，他在創作實踐中貫徹這種思想。比如，他的獲獎作品《個人的體驗》、《萬延元年的足球隊》運用了日本傳統文學的想象力，以及日本神話中的象徵性。它們立足於現實，又超越現實，將現實與象徵世界融為一體，創造出大江文學的獨特性。尤其是文體和語言都是純粹日本式的。正如一位文學評論家指出的：大江健三郎和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所使用的文體和語言是最日本式的。總之，大江文學具有特殊性、民族性的同時，又擁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義。
我與月梅、中忱和徐曉等同志策劃主編這套“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全五卷），就是為了彌補過去翻譯介紹大江文學工作的不足，同時向讀者提供一次借鑑和學習外國優秀文學的機會。我們的設想，承蒙光明日報出版社及總編輯張勝友先生的理解和全力支持，並且榮幸地獲得大江健三郎先生親授版權和北海學園大學人文學部教授、著名比較文學研究家千葉宣一先生擔任顧問，傾以巨大的熱情，促成此項工作順利進行，同時經過編委會全體同仁和譯者同仁的共同努力，這套作品集才得以在短時間內與讀者見面，在此謹向上述諸先生和同仁一併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