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離開德黑蘭向南進發。
第一站應該到伊斯法罕（Isfaham)，第二站到設拉子(shir.）和波塞波里斯（Pe、e卯lis)，都是歷史文化名城；下一站是向東拐，到克爾曼（Kerman)，進入危險地區，一直到札黑丹（zahedan)，乒襯主東就進人巴基斯坦。這一條行車路線，每站之間相隔五百多公里，大多是一天一站，全在伊朗高原上顛簸，其間辛苦可想而知；但焦心的是路途不靖，真不知會遇到什麼麻煩。
日前問過一位在伊朗住了很多年的記者，有沒有去過克爾曼、札黑丹一帶，他的回答是：“這哪裡敢呀，土匪出沒地帶，毫無安全保證。一家公司的幾輛汽車被劫持，車上的人紛紛逃走，一位胖子逃不下來，硬是被綁架了整
整三個月。更慘的是一位地質工程師，只是停車散步，被綁架了八個月，他又不懂波其社合，天天在匪徒的駐使下搬武器彈藥，最後逃出來時鬚髮全白，神經都有點錯亂了。
我問這是什麼時候的事，他說是不久前。
開始我懷疑他是不是有點誇張，但讀到此間伊朗新聞社的一篇報道，才知道事情確實有點嚴重。
報道所說的事情發生在今年十一月三日，也就是在二十天之前，地點是札黑丹地區。當地警方獲得線索，一些毒品販子將在某處進行錢物交割，便去捉拿。出動的警察是三十九名，趕到那個地方，果然發現五名毒販，正待圍捕，另一批毒販正巧趕到，共四十五名。於是，三十九名警察與四十五名毒販進行戰鬥，歷時兩個小時，結果讓人瞪目結舌：警察犧牲了整整二十五名，只有四人活著！我和幾個同伴反覆閱讀了那篇報道，怎麼也想不明白這場戰鬥為何打成這個樣子。警察缺少訓練，在這些國家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那夥毒品販子也太厲害了。另一篇報道則說，除了毒品販子，那個地區的匪徒劫持外國人質，索要贖金極高。
現在，我們就在向這個地區進發。
即使終於越過了這個危險地帶進人巴基斯坦，那麼，幾乎．所有的人都在警告我們，那兒的情況比伊朗更嚴峻，有很大一部分區域不在政府嚴密控制之內。
當然，再遠的事情更沒法想了。例如已有消息，今冬喜馬拉雅山雪鎖冰封、寸步難行；如果改道繼續向東，在雲南入境，那麼又怎麼通過緬甸？連著名的Discov柳探險隊也沒有走通，原路而回。
由此想起，我們出發至今，無論是每天的報道還是我的日記，基本上都是“報喜不報優”。一是怕給人留下“危言聳聽”的印象，二是麻煩未曾解決時不知如何來寫，一旦解決了又失去了寫的價值。結果給人的感覺是一路上消消停停，輕鬆自在。其實根本不是刀萬回事。到出來才知道，以前旅行時早已習以為常的安全保證和訴求網絡，在這些國家大多不存在。像我們這樣一個在性質上只屬於民間，在形態上卻引人注目的車隊，不尋求保護很危險，尋求保護更危險。
一些本來很遙遠的傳媒概念，如“極端主義分子”、“宗教狂熱分子”、“反政府武裝”、“扣押外國人質”、“製造國際事件”等等，雖非必定遇到，但肯定已從書報跳到我們近旁。文明的秩序當然也存在，但若即若離、時近時遠，很難指望，也沒有資格指望。
到了這裡才知道，許多政府雖然對外態度強硬，對內的實際控制範圍卻不大，自己政府首腦的安全都保證不了，怎麼來保證我們？我們每天走過的地方屬於什麼勢力控制，很不清楚，惟一清楚的是他們與國際社會長期脫離，什麼也說不明白。
以往我們也會興致勃勃地羅列自己到過世界上哪些地方，其實那是坐飛機和火車去的，完全不知道機翼下和鐵道旁的山河大地，有極大部分還與現代文明基本無關。但是，我們研究古老文明的興衰脈絡，顯然不能貪圖現代交通的方便，而必然要去面對。
寫到這裡，不禁又一次為身邊夥伴們的日夜忙碌而感動。每天奔馳幾百公里，一下車就搬運笨重的器材和行李，吃一口肯定不可口的飯，嘴一抹就扛著機器去拍攝。哪兒都是．人生地不熟，也無法預料究竟會看到什麼，鏡頭和語言都從即興感受中來，只想在紛亂和危險巾捕捉一點點文明的蹤跡。拍攝回來已是深夜，必須連夜把素材編輯出來，再由傳送技師傳回香港。做完這一切往往已是黎明，大家都自我安慰說“車上睡吧”，但車上一睡一定會傳染給司機，我們的司機大多是領隊、總務、攝像、技師兼的，昨晚也不可能睡足。於是就在渾身睏乏中開始新的一天的顛簸。前面是否會有危險，連想一想的精力都沒有。
我比別人輕鬆之處就是不會駕車，比別人勞累之處是每天深夜還要寫一篇短文、一篇長文，寫完立即傳出，連重讀一遍的時間都沒有。只能把現場寫作的糙析讓讀者分擔了。好在我的讀者永遠會體諒我，這是多年的交情了，我心裡最明白。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呀日，從德黑蘭去伊斯法罕，夜宿A卜ba旅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