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佩特拉，我們這個隊伍要有一次人員輪換，攝影師高金光、信息傳送技師周兵、《北京青年報》記者於大公，以及司機楊玉會、孫建剛，都要從這裡直接去安曼機場回國，接替人員昨天已經來到。我妻子也要在今天離開。
又傳來消息，伊拉克大概能進去了。這事幾個月來一直在與伊拉克駐中國大使館聯繫，由於我們無法隱瞞去以色列的行程，怎麼也辦不通手續。幸好在這裡遇到．位旅遊公司的老先生，利用他的私人關係走通了伊拉克駐約旦大使館，只不過我們必須在一切行李物品上撕去希伯來文的標記，簽證時只說去過埃及和約旦。
如果能夠通過老先生把手續辦下來，我們面臨的是一段極艱苦的行程，第一天的駕駛距離是一干二百公里，大概要連續不休息地行駛二十個小時，中間沒有任何落腳地；巴格達食品嚴重益乏，除了勉強在旅館包餐，不要指望在大街上購買到食品。伊拉克之後，伊朗、巴基斯坦的路途更長，巴基斯坦政變後的局勢還不明朗，那石弓也區近年來險情重重，行路安全很難保證；印度水災後傳染病流行，從尼泊爾進西藏，有很長一段距離沒有像樣的路……總之，最麻煩的路程都在以後。
我們正在佩特拉崎嶇的山道門討論著行程，突然一輛吉普車駛來，說由於種種原因，告別的時間提前，要離開的幾位現在就去機場。
告別是一件讓人脆弱的事情。原來說說笑笑遮蓋著，突然提前幾個小時，加上告別的地方不是機場或旅館門口，而是在探訪現場，立即感受到一種被活生生拉扯開來的疼痛。妻子一下子淚流滿面，連蒙古大漢高金光也泣不成聲，引得大家都受不住。
我理解妻子的心情，她實在不放心我走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這充滿未知的艱險長途，這幾天來一直在一遍遍收拾行李，一次次細細叮囑。她很想繼續陪著我，但發現在這樣的路上遇到艱險，妻子的照顧不解決問題，何況國內還有很多事情等著她。
其實她流淚還有更深的原因。這次她從開羅、盧克索、西奈沙漠、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一路過來，一直在與我討淪著各種文明的興衰玄機，她心中的文化概念突然變得鴻檬而蒼涼，這與她平時的工作形成卜大的反差。她和我一樣，本來只想與世無爭地做點自己和別人都喜歡的事情，無奈廣大觀眾和讀者的偏愛引發了同行間的無數麻煩。我們都想在新世紀來到之時一躲了之或一走了之，但在異邦文明的廢墟前，心情變得特別複雜。故國的文明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鮮明地呈現在眼前，我們願意為它奉獻，卻不知如何揮去煩囂。
前兩天在耶路撒冷接到北京兩位朋友的電話，說湖南和廣東的盜版集團又盯上了我的這部日記。輾轉傳來的話與以前差不多：一些資金雄厚的“民間出版渠道”謀求與我合作，如果同意對他們“眼開眼閉”，報刊間的批判文章白可煙消雲散；如果不同意，批判文集都準備好了。妻子聽到這樣的J專活總是半天沉默，她不相信盜版集團真食匕一掌定江山，但環顧四周，文化界很多人對此只是袖手旁觀、幸災樂禍，少數人還助封為虐、落並下石。他們不見得都受盜版集團收買，但在惡性搶劫事件發生時，他們只在趁勢嘲笑被搶劫者，從來沒有對搶劫者發出過一絲阻止的眼神。她一次次問我，“文革”災難是不是這樣被擴大的？我說是。惡人總是少數，但災難如此之大，除了特殊的政治背景，還因為這種群體心理助長了惡、擴充了惡。更荒唐的是，文化人在助長和擴充惡的時候，總是尋章摘句、滿口道義，連惡人也都誤以為自己是“得道多助”了。
但她知道，我會走下去，在不答應他們任何要求、不理會他們任何鬨鬧、也不懼怕他們任何要挾的情況下走下去。她最知道我寧肯停止寫作也不會向他們屈服，寧肯死亡也不會與他們合作。因此她對著我流淚，又怕惹我傷心便戴上了太陽眼鏡，然後搖好車窗，低下了頭。他們的車子走遠了。我們還要用車輪一步步度量遼闊的文明傷心地，然後才能回國。不管回國會遇到什麼，那畢竟是我們的祖國。
我正在出神，我們隊伍裡新來的一位司機在山道口見到了一箇中國女子。在這一帶見到中國人十分稀罕，總會多看幾眼。這位中國女子和她的挪威丈夫在一起，一見到這隊印著中國字的吉普，立即走了過來，見到這麼些中國人，顯得布及激動。我們的司機告訴她，我們將橫穿幾個文明古國，一路返回中國。她一聽，眼圈紅了，轉身與丈夫耳語一陣，又對我們的司機說：“我們想開著車跟著你們，一起走完以後的路程，有可能嗎？”回答說不可能，她便悻悻離去了。
這時，我突然想對已經遠去的妻子說，我們還是不要太在意。來自狹隘空間的騷擾，不應該只向狹隘空間清算。我們的遭遇屬於轉型期的一種奇特生態，需要在更大的時空中開釋和舒展。
我們早就約定，二十一世紀要有一種新的活法。但是，不管我們的名字最終失蹤於何處，我們心中有關中華文明的宏大感受，卻不會遺落。
在佩特拉山日我站了很久，看著遠處的煙塵和雲天，幻閤中默唸著一句告別時怎麼也不敢說出口的話：妻子，但願我們還能見面。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七日，約旦佩特拉，夜宿Silknoad旅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