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曼串門訪友，路名和門牌號都沒有用，誰也不記，只記得哪個社區，什麼樣的房子。要寄信，就寄郵政信箱。這種隨意狀態，與阿拉伯人的性格有關。但這樣一來，我們要去訪問蒯先生家，只能請他自己過來帶路了。他家在安曼三圓環的使館區，汽車上坡、下坡繞了很多彎，蒯先生說聲“到了”，我和陳魯豫剛下車，就看到一位紅衣女於芍望過來，她就是蒯太太，本名杜美如，誰也無法想象她已經七十一歲高齡。
他們住在二層樓的一套老式公寓裡，確實非常樸素，就像任何地方依舊在外忙碌的中國老人的住所，但抬頭一看，到處懸掛著的書畫都是大家名作。會客室裡已安排了好幾盤糕點，而斟出來的卻是阿拉伯茶。
杜美如女士熱情健談，陳魯豫叫她一聲阿姨，她一高興，話匣子就關不住了。她在上海出生，到二十歲才離開，我問她住在上海杜家哪一處房子裡，她取出一張照片仔細指點，我一看，是現在上海錦江飯店貴賓樓第一七層靠東邊的那一套。正好陳魯豫也出生在上海，於是三人文談中就夾雜著大量上海話。我們感興趣的，當然是早年她與父親生活的一些情況；她感興趣的，是五十年不講的上海話今天可以死灰復批，曼延半天。
以下是她的一些談話片斷，現在很多不瞭解杜月笙及其時代的讀者很可能完全不懂，但我實在捨不得在地中海與兩河流域之間的沙漠裡，一箇中國老婦人有關一箇中國舊家庭的絮絮叨叨。
“我母親一九二了又年與父親結婚。在結婚前，華格鎳路的杜公館裡，已經有前樓姆媽沈太太、二樓姆媽陳太太、三樓姆媽孫太太，但只有前樓姆媽是正式結婚的，她找到還朱結婚的我母親說，二樓、三樓的那兩位一直欺侮她，為了出氣，她要把正式的名分作為一個布L物送給我母親。我母親那麼年輕，又是名角，也講究名分，一九三一年浦東高橋杜家祠堂建成，全市轟動，我母親堅持一個原則，全家女著淨事阻宗時，由她領頭。那年我兩歲，我母親生了四個，我最大，到臺灣後，蔣家只承認杜家我們這一房。
“父親很嚴厲，我們刁習亥見他也要預約批准。見了面主要問讀書，然後給五十塊老法幣。所以在我心目中他很抽象，不是父親，父親的教育職能由母親在承擔，而母親的撫育職能則由阿姨在承擔。後來到了中學，家裡如果來了外國客人，父親也會讓我出來用英語致歡迎詞。有時我在課堂上突然被叫走，是家裡來了貴客，父親要我去陪貴客的女兒。母親一再對我說，千萬不要倚仗父親的名字，除了一個杜字，別的都沒有太大關係，要不然以後怎麼過日子？這話對我一輩子影響很大，我後來一再逃難、漂泊，即使做乞丐也挺得過去。
“父親越到後來越繁忙，每天要見很多很多客人。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才急匆匆從上海坐船去香港，在船上已經可以看到解放軍的行動。他還仔細地看了看黃浦江岸邊的一家紡織廠，他母親年輕時曾在那裡做工。在香港他身體一直不好，因嚴重氣喘需要輸氧，但又不肯戴面罩，由我們舉著氧氣管朝他噴。母親問他現在最希望的事是什麼，他說希望阿冬過來說話，阿冬就是盂小冬，母親就答應了。父親還就這件事問過我，我說做女兒的是晚輩，管不著。後來他就與孟小冬結婚了。父親去世後孟刁咚只分到兩萬美元，孟小冬說，這怎麼夠……”
陳魯豫打斷說，我們談點愉快的吧，譬如，你們兩人是怎麼認識的？
這下兩位老人都笑了，還是杜美如女士在說：“那是一九五五年吧，已經到了該結婚的年齡，我們幾個上海籍女孩子到南部嘉義玩，?參加了一個舞會，見到了他。但我是近視眼，又不敢戴眼鏡，看不清，只聽一位女伴悄悄告訴我，那位白臉最好，她又幫我去拉，一把拉錯了，拉來一位正在跟自己太太跳舞的男人……當然我最後還是認識這位白臉了，見了幾次面，他壯著膽到我母親那裡準備提婚，正支支聖石島，沒想到母親先開口，說看中了就結婚，別談戀愛了。原來她暗地裡做了調查。
蒯先生終於插了一句話：“我太太最大的優點，是能適應一切不好的處境，包括適應我。”
“是啊，”杜女士笑道，“我遭遇過一次重大車禍，骨頭斷了，多處流血，但最後發現，臉上受傷的地方成了一個大酒窩！”我們一看，果然，這個“酒窩”不太自然地在她爽朗的笑聲中抖動。
她五十多年沒回上海了，目前也沒有回去的於瀏，而不回去的原因卻是用地道的上海話說出來的：“住勒此地勿厭氣。”“厭氣”二字，牙肋準翻譯。她說，心中只剩下了兩件事，一是夫妻倆都已年逾古稀，中華餐館交給誰？他們的兒女對此完全沒有興趣；二是隻想為兒子找一箇中國妻子，最好是上海的，卻不知從何選擇。她把第二件事，鄭重地託付給我。
我看著這對突然嚴肅起來的老夫妻，心想，他們其實也有很多煩心事，只不過長期奉行了一條原則；把一切傷痕都當作酒窩。
酒有點苦，而且剩下的也已經不多。
祝他們長壽，也祝約旦的中華餐廳能多開幾年。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安更，不尾宿為陰呂d旅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