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呂赫是中國大陸地圖出版社的譯名，臺灣譯成布魯日。據比利時的朋友說，布呂赫更接近他們的發音。
在中世紀，它是著名的港口重鎮。馬蹄石路，運河疏林，最高的是風車，最多的是城門。白石樓房已成黑色，地窖窗口緊貼河岸，記憶著千年前的貨物裝卸、潮起潮平。據說本來每家的小媳婦最愛坐在門口編織花邊，後來旅遊者多了，她們便躲進屋去，悄悄美麗又悄悄蒼老，留下一街安靜。
全城很少紅綠燈，卻有心照不宣的交通規則：行人第一，馬車第二，腳踏車第三，汽車最後。那你就放心走去吧，笑看馬韁緩緩拉住，車輛恭敬讓行。軀體是機械的上帝，軟弱是強硬的主人，在這裡，只有人，才是萬事萬物的紅燈。
由此，想到了與城市生態有關的一系列問題。
記得十幾年前讀西方几位未來學家如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的著作，知道人類在新的信息手段面前已不必群體聚集、當面交往，因此城市文明將漸漸流散開來，獲得個體化分解。這種預言是以先進科技的普及為前提的，卻正恰契合我心底“文人宜散不宜聚”的陳年嚮往，因此深感欣慰。但是，多少年過去了，信息手段的先進程度和普及程度已遠遠超出了預言家們的預言，但城市的個體化分解卻並沒有按照預言變成現實。
其實早在托夫勒他們預言之前，人們已經在多方抱怨現代化的大型城市。人口擁擠、交通堵塞、空氣汙染、費用高昂、犯罪頻繁，都是抱怨的內容。反映在文化心態中，人們越來越多地詛咒鋼鐵水泥的森林和工業化的陷阱，暢想小橋流水的村野、隔窗笑語的鄰居。讚美城市已成為一種庸俗，散居鄉村才是一種時髦。
既然背離大城市是那樣必要，信息手段又使這種背離成為可能，那麼，為什麼這股潮流至今還沒有構成強勢西方講究實利估算，事實證明，居住在鄉村或郊區小鎮的費用，要比城市裡高。背離城市是以汽車的存在為條件的，正是這個條件，使背離的人們要面對漫長的驅馳。例如，夫妻很難保證在同一個郊區工作，孩子的教育和就業，只有城市才能提供最好的機會，而退休老人最需要的高水準醫院，一般也在城市。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刻意住在鄉村，會浪費多少驅馳的能源，增加多少空氣的汙染。
城市因集中而容易使分散的難題一併解決，並使解決的費用有可能分割得最低。例如對於汙染的集中治理，目前世界各國都是城市超過農村，其它設備和能源的人均供應，在城市裡也會經濟得多。
這就是說，在人類需要重新調整自己與自然的關係的時候，城市是迄今利用地球資源最經濟的生態；人們如果繼續向大自然擴張，對個體和整體都是一種昂貴的耗費。
正因為如此，世界各國直到今天都沒有出現人口由城市向鄉村流散的大潮，而且在可以預想的將來，整體趨勢仍然是向城市聚集。當年未來學家們指出了新的信息手段為流散提供了可能，而事實證明，這種手段為聚集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因為計算機的發展既然減輕了企業的空間負擔，那麼，縮小了的空間更沒有必要搬到遠郊，反而增加了躋身於市中心的便利。
這中間一個最有爭議的問題是向大城市聚集的移民潮。很多證據證明，這股大潮增加了城市的負擔，降低了生活的質量，平添了意外的災難；但也有一些學者指出，城市的每次大發展都與移民有關，而歐洲很多城市的發展其實還有待於移民，問題是提高移民的質量。一個城市發展程度越高，移民的整體水平也越高，不符合要求的移民只能移向他方。
然而這只是說著痛快，在實際操作上，這些國界越來越鬆散的歐洲國家，該如何來選擇移民質量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這是城市遇到的最大隱懮，至今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
從一路上走過的歐洲各國來看，倫敦和巴黎的市民搬離城市的比例稍高一些；幾個貧困國家像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則不會出現這種趨向，因為那裡的農村還荒漠一片；德國、瑞士、奧地利等國家城鄉並榮，處於一種平衡狀態。很多有識之士認為，既要避免“城市病”又要阻止對農村的擴張，行之有效的辦法是兩個：一是在市郊營造設施齊全的小區；二是在城內擴大自然空間。
那麼，文化韻味和審美意態也只能在這多種生存方式中各別挖掘，而不宜誇張對於村野生態的嚮往情懷了。
總之，我們躋身其間的大城市雖然毛病多多，卻還沒有到可以大聲詛咒、大步背離的時候。知道遠處有森林綠坡、小鎮馬蹄，但我們註定要與平庸和喧鬧一起棲宿。
那個巨人
我終於來到了滑鐵盧。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一頭雄獅在這裡倒下。歐洲的王室鬆了一口氣，重新從這裡抬起驕傲的腳步。
古戰場的遺址上堆起一座山丘，山丘頂上鐵獅威武。但這頭鐵獅並非紀念那頭雄獅，而是相反，紀念對他的制服。
山丘的泥土全部取自戰場，這小小的兩公里擁擠過十幾萬廝殺的人群，每一寸都浸泡過鮮血。當時剛剛獲勝的威靈頓將軍長長一嘆，說：“勝利，是除了失敗之外的最大悲劇”
山丘由列日市的婦女背土築成，因為她們支持過拿破崙，這是懲罰性的勞役。
為什麼獨獨要讓婦女們來承擔這個勞役說是她們的男人正在接受更大的懲罰。但在我看來，那是出於勝利者們對那個失敗者殘存的嫉妒。男人間的嫉妒往往與女人有關，因此必然會讓支持過他、崇拜過他的她們，來確認他的失敗，這可能是對他最大的羞辱。
女人們用柔軟的雙手捧起泥土，哪裡還分得清什麼勝方敗方只知道這是男人的血，這是不幹的土。加幾滴我們的眼淚進去拌一拌吧，至於這座山丘的含義，我們心裡清楚。
滑鐵盧戰場遺址，自然由當年的勝利者保存和修復，但奇怪的是，幾乎所有的遊人在心中祭拜的，都是那位騎著白馬的失敗者。那座紀念山丘，兩百多級高高的臺階，連小阿也在那裡步步攀登。一隊比利時的小學生全部爬到了頂部，一問，他們只知道拿破崙，不知道威靈頓。他們是小孩，而且並不是法國的。因此，當年壘築這座山丘的意圖，已經全部落空。
以往我們習慣於把戰爭分作正義和非正義兩種，說起來很明快，其實事情要比這種劃分複雜得多。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是非分明的戰爭比較好辦，第一次世界大戰分起來就有一點麻煩了。如果分不清就說成是『狗咬狗”，那麼，多數古戰場就成了一片狗吠，很少找得到人的蹤影。
戰爭雙方，如果沒有逾越人類公理的底線，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後留下的只有意志的比照、智謀的競賽、人格的對壘，成為永久的話由、寫作的題材。《三國演義》裡的馬蹄硝煙，蘇東坡如此悠悠緬懷，羅貫中如此娓娓道來，只因為那已是審美意義上的征戰。
滑鐵盧的戰事之所以與敦刻爾克大撤退、諾曼底登陸不同，是因為雙方都沒有逾越人類公理，因此一起成了後代的審美對象。審美一旦開始，勝敗立即退居很次要的地位，人們投注的是人格視線，即便是匹馬夕陽、荒原獨吼，也會籠罩著悲劇美。因此，拿破崙就有了超越威靈頓的巨大優勢，正好與勝敗相反。
審美心理曲線是一條長長的拋物線，以值得關注的奇異強勢作為起點。人們關注拿破崙由來已久，尤其是他從放逐的小島上直奔巴黎搶回皇位的傳奇，即使不喜歡他的人也會聲聲驚歎。滑鐵盧只是那個漂亮行程的一個終點。可憐威靈頓，雖然勝利，卻只有點而沒有線。誰有那麼好的視力去關注一個孤零零的點呢，因此難怪比利時的小學生不知道他，反而爬著他的勝利高坡，來懷念他的手下敗將。
其實豈止是今天的小學生，即便是戰事結束不久，即便不是法國人，大家說起滑鐵盧，也已經作為一個代表失敗的詞彙。可見，人們都把拿破崙當作了主體，都不自覺地站到了他的一邊。
亞里士多德說，詩比歷史更真實、更普遍。他所說的詩，泛指美學行為。
滑鐵盧遺址中有一個房子是雨果構思《悲慘世界》的地方，那麼，詩中的滑鐵盧也擁有一個自己的指揮前沿。
雨果提起拿破崙時總是反覆地念叨著“那個巨人”、“那個巨人”，其實發出這個聲音的也是巨人。“那個巨人”不知道身後會有一個文化巨人對他那麼關注，這關注將把他隆重地送入另一部歷史，一代代觀者如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