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德國東部小城邁森，心裡有點生氣。他們居然自稱，這是世界第一流的瓷都。
須知我來自中國，出生於著名的越窯故地。
為此，我特意要到他們的瓷廠看看。一看真生氣了，那裡居然人山人海，擠滿了世界各國來客，而所標瓷器的價格，簡直把我們嚇了一跳。世界的瓷都究竟在哪裡？但是，有一件事使我產生了一點驚慌的回憶，那就是我看到了邁森瓷器的標記：兩把交錯的彎劍。這個標記我非常眼熟，幾乎聯結著生命的起點，稍稍一想就記起來了，那正是我小時候家裡一座瓷鍾的標記，我出生的時間就是由這座瓷鍾來記錄的。這就是說，邁森瓷器不僅早早地傳入了中國，而且轉彎抹角地滲透到了越窯故地。那是不是也太囂張了一點因為他們的展覽一開頭就明確寫出，他們的瓷器製作，兩百年前來自中國。接下去的展覽更是用實物表明，那時代中國數千年的瓷器工藝早已發展到了爐火純青，而他們則只能學造可笑的仿製品，至多也是依葫蘆畫瓢。
歷史態度非常坦誠。
再看下去，我漸漸變得恭敬起來。當他們終於學到了中國瓷器工藝的訣竅，立即開始了自己獨立的發展歷史。不管科技工藝多發達，他們儘量堅持瓷器的手工成分，尤其是那些高層產品，由工藝師筆筆手繪。但他們這樣做又沒有陷入保守，而是主張不斷創新，與現代生活密切相聯。我小時候見到的瓷鍾，就是一個例子。
果然，一位正在手繪的工藝師放下筆對我們表示歡迎，並高度評價了中國古代的瓷器藝術。我們問他邁森的特殊經驗，他笑了笑說，邁森的標記是兩把交錯的彎劍，其實邁森真正的兩把劍是：嚴守名牌專利，堅持年年創新。一靜一動，大靜大動，便是邁森劍術。
我聽出了他的弦外之音：中國的工藝文明，何以在近代失足科隆大教堂一二四八年動工，一八八Ｏ年建成，前後造了六百多年。
六百多年造下來，風格居然完全統一。哥特式建築的挺展、俏麗、輕盈，到這裡變成了拔地的冷峰、觸天的石林，黑壓壓地堆壘出一種固執而雄偉的民族精神。這種無言的秘語，不廢棄、不忘卻、不走樣，經久如一，真不容易。
他們也有屠夫狂漢，但總的說來，絕大多數民眾敢於保護傑出，保護高度，而不會贊成代代自毀、年年自損。結果，連這麼高的尖頂，也逃過了戰火和妒火。
聯想到了中國。
科隆教堂開始建造的時候，中國還在南宋，元好問剛剛寫完“醒復醉，醉還醒”不久；而造好之時，李鴻章已經在籌建上海機器織布局，上海已經有自來水和電報了。
這麼長的時間，經歷了元、明、清三朝，改朝換代，天翻地覆，地面上的象樣建築，能保存多少天際的尖頂，能維持多久科隆大教堂的尖頂已經做成模型陳列在廣場上，用世界各種文字說明。
正對教堂大門的，是中文。
人家當然不是要故意勸喻我們什麼，但我們中國人看了，或許會有所自省。
連鬢鬍子的西門子先生死於一八九二年，但早在二十年前，他已為中國提供了第一臺電報機。那年月中國的災禍接連不斷，全由那個鍵盤艱難地敲出，嘀嘀噠噠如泣如訴。
今天來到慕尼黑西門子公司總部，看著他的塑像，很想告訴他，在他死後四十多年，公司派駐中國南京的一位代表，利用國際身份，在日本侵略軍的屠刀下救出了大批中國人。
他的名字叫拉貝，據說與納粹有過一點瓜葛，晚境寂寞；但古城南京可以證明，萬千亡靈可以證明，他是好人。
現在西門子公司的職員，幾乎無人知道他。但正是他，曾讓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的首都在遭受大難時，把西門子公司看作是和平和人道的化身。我想不起世間還有哪家企業，取得過這種身份。
如有可能，請在西門子的歷史上，加上他的大名。
教皇的衛士
這曾經是世間特別貧困的地方。
貧困帶來戰亂。但荒涼的中部山區有一位隱士早就留下遺言：“只須衛護本身自由，不可遠去幹預別人。”
話是對的，卻做不到。太窮了，本身的一切都無以衛護，干預別人更沒有可能。但是，別人互相干預的時候來僱傭我們，卻很難拒絕。
結果，有很長一段時間，歐洲戰場上最英勇、最忠誠的士兵，公認是瑞士兵。瑞士並沒有參戰，但在第一線血灑疆場的卻是成批的瑞士人；更觸目驚心的是，殺害他們的往往也是自己的同胞，這些同胞受僱於對方的主子。
瑞士人替外國人打仗，並不是因為人口過剩。他們人口一直很少，卻緊巴巴地投入了這種以生命為唯一賭注的營生。說是“賭注”又於心不忍，因為賭注總有贏的可能，但他們卻永遠贏不到什麼，即便打勝了，贏的是外國主子，還有作為中介商的本國官僚，自己至多暫時留下了一條性命。
這樣的戰爭，連一點愛國主義的欺騙都沒有，連一點道義憤怒的偽裝都不要，一切只是因為僱傭，卻不知道僱傭者的姓名和主張，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發動這次戰爭。為了一句話為了一口氣為了一座城堡為了一個女人都有可能。
這是一場千里之外陌生人的對弈，卻把兩群瑞士人當作了棋子。
說起來這樣的戰爭真是純粹，只可憐那些棋子是有血有肉、有家有室的活人。刀劍剌向同胞，殺喊和慘叫中裹卷的是同一種語言，與雙方主子的語言都不相同。可能，側耳一聽那喊聲有點熟悉，定睛一看是久未謀面的親戚，但刀劍已下，喊聲已停，只來得及躲避那最後的眼神———這種情景，應該經常都在發生。
經過幾百年這樣殘酷的訓練，我相信這個族群必然會淡漠理義和感情。這在瑞士的思維領域和創作領域都能看出一點蹤影。
這種訓練的正面成果，是養成了一種舉世罕見的忠誠。忠誠不講太多的理由，有了理由就成了邏輯行為，不再是純粹的忠誠。因此，戒備森嚴的羅馬教皇從來不對貼身衛士精挑細選，只有一個要求：瑞士兵。
直到今天，羅馬教廷的規矩經常修改，他們的多數行為方式也已緊貼現代，唯有教皇的衛士，仍然必須是瑞士兵。
但是，除了教皇那裡，瑞士早已不向其它地方輸送僱傭兵。這是血泊中的驚醒，恥辱中的自省，他們畢竟是老實人，一旦明白就全然割斷，不僅不再替別人打仗，自己也不打仗，乾脆徹底地拒絕戰爭。
他們太熟悉戰爭又太不熟悉戰爭。熟悉的，是刀刃血拼；不熟悉的，是戰爭的發動及其理由，戰爭的推進及其計謀，戰爭的結束及其善後。嚴格來說，他們還不大知道如何為自己而作戰。
於是他們選擇了中立。
其實，他們原來也一直中立著，因為任何一方都可以僱傭他們，他們沒有事先的立場；如果有了立場就要因僱主的不同而一次次轉變，多麼麻煩，因此只能把放棄立場當作職業本能。
從接受戰爭的中立，到拒絕戰爭的中立，瑞士的民族集體心理實在是戰爭心理學的特殊篇章，可惜至今缺少研究。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已經為它的中立提供了奇蹟般的機會，而它，也成了世界的奇蹟。
瑞士沒有出現鐵腕人物，也沒有發現珍貴礦藏，居然在一百多年間由一個只能輸出僱傭軍的貧困國家躍上了世界富裕的峰巔，只因它免除了戰爭的消耗，還成了人才和資金的避風港。中立是戰爭的寵兒，也是交戰雙方的需要。
也許，這是戰神對他們的補償戰神見過太多瑞士兵的屍體，心軟了。
那年月瑞士實在讓人羨慕。我曾用這樣幾句話描述：人家在製造槍炮，他們在製造手錶，等到硝煙終於散去，人們定睛一看，只有瑞士設定的指針，遊走在世界的手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