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了好多德國朋友，都不知道黑格爾的墓在哪裡。後來在旅館接到一位長期在這兒工作的中國學人的電話，他是我的讀者，知道我的興趣所在，沒說幾句就問我想不想去祭拜一下黑格爾墓地，我一聽正中下懷。這位中國學人叫於興華，我沒見過，於是約好在勃蘭登堡門附近的國會大廈門口見面，他與太太開車來接我。
費裡德利希大街往北走，一條泥地小巷通向一個極不起眼的公墓，雜亂、擁擠、骯髒，很難相信這是歐洲陵園，如果不是他們夫妻帶領，我即使拿著地址也不敢進來。
我跟著他們在密密層層的墓廊間行走，等著出現一個比較空闊的墓地，誰知正是在最密集的地方停了下來。於興華說這就是，我將信將疑地看了他一眼，然後再看墓碑，將黑格爾的全名按字母排列拼了兩遍，沒錯，再細看生卒年份也對，那麼，十八號墓穴安葬的果真是黑格爾和他的夫人。斜眼一看，隔壁十九號，則是費希特和夫人。從公墓路邊張貼的一張紙上知道，茨威格也在裡邊，找了三圈沒找到。
這些大師在人類文化領域都頂天立地，沒想到在這裡卻摩肩接踵，擁塞於如此狹窄的空間。我不知道處處認真的德國人，為什麼這件事做得這麼潦草。大概有一個特殊的歷史原因，因為我在別的地方也看到過一些不太重要的文化人墓地，德國人都做得很講究。相信這裡不久就會有一次重大修繕。
我們三人在墓地間轉悠了那麼久，只在長長的雜草間見到一個活人，是一個埋頭讀書的男青年。問他茨威格的墓，他立即禮貌地站起來搖頭，然後向東邊一指：“我光知道布萊希特在那裡。”
布萊希特的墓稍大，卻地處邊角。忽然想起，那個讀書的男青年身邊的雜草間，還安置著一輛小小的嬰兒車，裡邊有一個嬰兒在熟睡。這是這位男青年的孩子嗎他為什麼願意把小生命停息在這麼冷僻而陰森的所在這不便問，只知道今天下午我們在這裡見到的活人不是一個，而是兩個。
墓園、荒草、嬰兒、書籍，再夾雜幾聲鳥鳴；看書看到一半左右環顧，一個個驚天動地的名字從書本滑向石碑，這兒是許多文化靈魂的共同終點。我重新遠遠地打量了一下那個男青年，心中產生了一點莫名的感念。是他，消解了這個墓園的荒涼和寂寞。
如果沒有墓園裡的這些長眠者，荒涼、寂寞的將是外面的世界。
其實，世間智者的歸宿處，正是後人靜坐、靜讀的好地方。緊靠著偉大的靈魂消閒半日，即便默默無語，也會使人們的生死觀變得更加健康。可惜我們中國的殯葬文化缺少這種境界，常常使長眠者過於孤苦，或過於熱鬧。
擺格爾的美學，我曾研習和講授多年，但今天站在他的墓前，想得最多的倒是他的國家理念。這是因為，我現在正旅行在榮辱交錯、分分合合的德國，有太多的信號天天從正面和反面誘發著這個話題。
歐洲長期以來實行教權合一，很多人只知有教，不知有國。大約從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開始，互相之間打得熱火朝天，打得教皇權威大損，打得人們重新要以“民族國家”的概念來謀求領土和主權。
國家因戰爭而顯得重要，戰爭由國家來證明理由。“民族國家”的內涵，最早是由炮火硝煙來填充的。經過拿破崙戰爭，這一切都被描繪得更加濃烈，但當時在黑格爾的視野中，法國、英國、俄國都已經成為統一的主權國家，而他特別寄情的日耳曼民族居然還沒有。這使他產生了一種焦灼，開始呼喚國家，並對國家注入一系列終極性的理念。他認為國家是民族精神的現實化，因此應該享有最終決定的意志。他甚至肯定普魯士是體現“絕對精神”的最好國家。
我在黑格爾墓前想到他的國家理念，也由於看到與他相鄰的是費希特。對民族感情的直露表現，費希特更強過黑格爾。拿破崙入侵普魯士，對他刺激極大，並由此確認德意志人的天職就是建立一個正義的強權國家。這位哲學家已經按捺不住自己的社會責任，經常走出書齋和課堂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費希特最典型的演講詞是：朋友，你胸中還存在著德意志的心臟嗎那就讓它跳動起來吧你身上還流動著德意志的熱血嗎那就讓它奔騰起來吧
記得早年在一本書上讀到，有一次費希特患病的夫人出現了危險的症狀，他本該留下侍候，但原先約定的一次重要演講來不及推掉了，只得忍痛前往。沒想到等他心急火燎地回來，夫人的病情居然有所好轉，他激動地流著眼淚與夫人擁抱親吻。人們說，正是這種擁抱親吻使他傳染上了夫人的病，而且因此去世。現在我看著他們夫妻倆的合葬墓想，世間多數廣場演講者的家裡，總有一位妻子等著，等得非常殷切，絕不會不等他回來就獨自離去；一次次等待，直等到長眠在一處。
他們無法預料的是，長眠在他們隔壁的是黑格爾夫婦，黑格爾生前把費希特的激情演講凝鍊成了國家學說。這兩家的小小墓區所迸發過的情感和理念，曾對德國產生過巨大的負面作用。尤其是費希特對於國家擴充慾望的肯定，黑格爾關於戰爭是偉大純潔劑的說法，增添了普魯士精神中的有害成分。但總的說來，墓主對以後的災難沒有太大的責任，因為他們不能想象由此而生髮的極端性行動。
費希特的老師是康德，但康德與他們有很大的不同。康德終身靜居鄉里，思維卻無比開闊。他相信人類理性，斷定人類一定會克服反社會傾向而實現社會性，克服對抗而走向和諧，各個國家也會規範自己的行為，逐步建立良好的國際聯盟，最終建立世界意義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會”。正是這種構想，成了後來歐洲統一運動的理論根據。
康德的世界藍圖沒有國界，結果他的居息地也就早早地劃出了德國。
其實“民族國家”觀念和“歐洲統一”觀念，看似牴牾，卻組成了近代歐洲政治哲學的悖論結構，兩者互為基礎，互為前提，相反相成，渦旋滾動。目前看來，原先東歐一些國家，往往更側重於民族國家觀念，而歐洲的其它部分，則更側重於康德的理念。
我本人也更喜歡康德，喜歡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歡他隱藏在嚴密思維背後的遠見。民族主權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歐洲的血火歷程早已證明，對此張揚過度必是人類的禍殃，而人類共同的文明原則，一定是最終的方向。
歐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別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這種立場。
我很注意康德提出的“反社會傾向”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接近於我們現在所說的“反人類”，而康德所說的社會就是人類有秩序的和諧組合。在他心目中，用人類的整體理性來克服反社會狀態，遠比費希特強調的民族精神和黑格爾強調的國家學說重要。事實早已證明，而且還將不斷證明，很多邪惡行為往往躲在“民族”和“國家”的旗幡後面，我們應該撩開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類、反社會、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龐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這件事上，不應有民族和國家的界限。
可惜，由於康德的學說太平靜，從來未曾引起社會激動。
這次我去不了康德家鄉，只能在黑格爾的墓地抬起頭來，向那裡遙望。但我已打聽清楚了去的路線，下次即使沒人帶路也能直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