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趕在米開朗琪羅去世前三天出生，彷彿故意來連接一個時代：文藝復興基本完成，近代科學開始奠基。
佛羅倫薩聖十字教堂內的名人靈柩，進門右首第一位是米開朗琪羅，左首第二位是伽利略，也像是一種近距離的呼應和交接。
嚴格説起來伽利略應該算是比薩人。在比薩出生，在比薩求學，又在比薩大學任教。據説他曾在比塞塔上做過一個自由落體的實驗，現在有人經過考證認為這個實驗沒有做過，但世界各國旅人仍然願意把那座斜塔當作他的紀念碑。家鄉也願意，願意那麼大，願意那麼斜，讓世人看看一種因長期蒙冤而傾斜的人生力學結構也可能如此宏偉。
但是，他的靈柩卻安置在佛羅倫薩。不僅如此，在佛羅倫薩阿諾河畔的一個要道口，我看到他的雕塑笑瞇瞇地站在一組指揮交通的紅綠燈上方，好像對這座城市，他還要盡一點義務，哪怕是指揮交通。
我想這是有原因的。
那年羅馬教廷通知七十高齡的伽利略到羅馬受審，伽利略因患嚴重關節炎無法長途坐馬車，請求就近在佛羅倫薩受審，但教廷不許，年輕的托斯卡納暨佛羅倫薩大公費迪南二世派出一乘轎子送伽利略前往，而在羅馬第一個迎接這位“罪人”的，是佛羅倫薩駐羅馬大使尼科利尼，尼科利尼還邀請伽利略住在自己寓所裏。
在如此險惡的形勢下，佛羅倫薩能在自己的地盤裏保護伽利略已經不易，沒想到它居然伸出長長的手臂，把這種保護追隨到教廷所在的羅馬。這不能不使伽利略重新掂量起友情的重量。
年邁的科學家對世事天真未鑿，他困惑地問尼科利尼：“為什麼我的很多朋友以前很支持我，現在一看風頭不對都起勁地攻擊我我對他們做錯了什麼嗎”
尼科利尼笑着回答：“您對人性的瞭解，遠不如對天體的瞭解。您的名聲太大，這就是原因。”
伽利略不解，尼科利尼又説：“小時候見到一羣小雞狠命地圍啄一隻流血的雞，我驚恐地問奶媽怎麼回事，奶媽説，雞和人一樣，只要發現一隻比較出色又遭到了麻煩，便聯合起來把它啄死。”
伽利略睜大眼睛聽着，茫然不解又若有所悟。
這場圍啄的中心活動，是要伽利略讀一份“懺悔書”。連女兒出於對父親生命安全的考慮也來勸他懺悔，他拒絕；但到最後，經過宗教裁判所的“嚴厲考驗”，他還是“懺悔”了。
“懺悔”在羅馬，而在佛羅倫薩，費迪南二世卻説：“我只有一個伽利略。”
憑着這一切，伽利略願意在佛羅倫薩大街上站立千年。但他知道，正是費迪南二世這種唯一性的評價，在不少人心中引起不快，造成了“交通堵塞”。圍啄，是雞羣本能地在排除心中的堵塞。為了不再產生這樣的悲劇，即便讓他指揮交通，也心甘情願。
伽利略的懺悔，是跪在地上做的。懺悔的中心內容，是他曾在著作中認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並且運動着。這位患有嚴重關節炎的古稀老人下跪時一定十分困難，當終於跪到地上之後，他又一次感知了地球。據他的學生文欽卓·比維亞尼回憶，他讀完懺悔詞後還嘆息般地嘀咕了一句：“然而此刻地球還是在轉動”
一位科學家當然不會在內心徹底放棄自己經過長期研究得出的結論，但他在當時當地是否真的説了這句話，我們還沒有看到除比維亞尼一人回憶之外的其它證據。我們能看到的那份懺悔詞是老人逐字逐句大聲宣讀的，當時曾散發到整個基督教世界。懺悔書中最讓人傷心的一段話，是他不僅承認自己有“異端嫌疑”，而且向教廷保證：
……當我聽到有誰受異端迷惑有異端嫌疑時，我保證一定向神聖法庭、宗教裁判員或地點最近的主教報告。
這樣的話無疑是一種最殘酷的人格自戕，因為此間描述的伽利略已經不是一個懺悔者，而是“自願”要成為一個告密的鷹犬。
西方的宗教裁判所一向以殘酷著稱於史，動不動就把一批在宗教觀念上有“異端嫌疑”的人送上火刑柱，但我覺得比火刑柱更惡劣的是普及了一種人格災難。
鼓動人們為了一種看不見、摸不着的所謂觀念上的疑點，毫無顧忌地告密、揭發、反咬、圍攻、賣友。只要做了這樣的惡事，不僅能自保，而且還能瓜分受害者的遺產；如果不肯這樣做，則遲早災難臨頭。這就以對生命最終威脅的方式培植起了人性深處的惡，使之蔓延膨脹，顛覆全社會的人格系統。到了這時候一切胡作非為都能隨心所欲了，如果看到某些人還有人格殘存，就一湧而來，全力摧殘直到那個尚有人格殘存的人當眾放棄人格。
伽利略當眾放棄人格，除了願意成為告密者的“保證”勢必與具體的生理威脅有關外，懺悔卻是確實的。伽利略為什麼作這個選擇歷來各國思想界有過多次痛苦的討論。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有一個令人費解的説法：伽利略“因為自己有理，而不得不請求寬恕。”
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在《伽利略傳》裏把這位科學家的懺悔寫成一個人格悖論，即他在科學上是巨人，在人格上卻並不偉大；但布萊希特認為也有別的多種可能，例如他的一位學生憑藉着他所寫的一部著作證明，老師很可能是故意避開人生的直線在走一條曲線，因為沒有先前的懺悔就沒有後來的著作。
不管伽利略是自恃有理，還是故意走曲線，懺悔的後果總的説來是可怕的。就個人而言，多年囚禁，終身監控，女兒先他九年而死，他後來又雙目失明，在徹底的黑暗中熬過了最後五年；就整體而言，誠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説，這個案件“結束了意大利的科學，科學在意大利歷經幾個世紀未能復甦。”
事情很大，但我總覺得伽利略的心理崩潰與尼科利尼向他講了“雞羣圍啄”的原理有關。
尼科利尼作為一個外交家雖然勘破塵世卻有自己廣闊的流轉空間，他不知道作為一個科學家的伽利略並沒有這種空間，一旦看穿便無法超拔。
既然友情如此虛假，他寧肯面對敵人，用一紙自辱的懺悔來懲罰背叛的“雞羣”和失察的自己。這相當於用污泥塗臉，求得寂寞與安靜。他這樣做不是為了保存生命來繼續研究科學，而是故意讓自己作為社會人的一部分徹底死亡。後來他又有了新的科學著作，只是殘存生命的一種慣性動作。
正是這樣的事件，使我在歐洲期間不管到哪兒都放不過宗教裁判所。看得多了，明白文藝復興雖然以理想方式提出了“人”的問題，卻還遠沒有建立一個基本的人格環境，因此科學文化的近代化無從起步，即便出了伽利略這樣的人也無濟於事，這就給後代一批批人文主義大師提出了艱難的課題。他們在人權和法制上所做的數百年努力，都是從宗教裁判所的反面行徑中起步。
那時候佛羅倫薩已不再耀眼，它只是守護住了自己那些冤屈的兒子們的遺體遺物，靜靜地等待歷史返還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