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龐貝古城廢墟，已經是第二次了。奇怪的是，兩次都深感勞累。平平的路，小小的城，卻累過跋山涉水，居然。
開始還不大在意，後來，當腿腳越來越沉重的時候停步尋找可坐下的地方，突然想起，上次也在這裡找過。豈止這裡，舉頭朝前看，一段段路全是最疲倦的圖像，一顛一顛地晃動在前年和今年的陽光下。
想來想去，唯一的原因是，心累。
心累，不是累在廢墟，也不是累在死亡。龐貝古城被火山灰掩埋，發生在公元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今已經有一千九百多年了。一千九百年下來，即便從來沒有遇到過火山爆發的城市也都變成了廢墟，因此很難再讓我們勞於愁思、累於感慨。
但是，有一種震撼卻穿過一千九百多年的時間直接抵達我們身上，而且顯然還會震撼下去，那就是人類群體在毫無預告的情況下集體死亡、霎時毀滅。
日常生活中的單個死亡、漸次毀滅各有具體原因，而龐貝則乾淨利落地洗掉了一切具體原因。不管這個人是否心臟有病，那幢樓是否早有裂縫，也不管這家浴室主人與鄰居有百年世仇，那兩支競技隊的彼此積憤已千鈞一髮，全部一筆勾銷，而且永遠也不再留有印佰，一起無病無縫無仇無憤地納入死亡和毀滅的大網，不得逃遁。因此，走在龐貝廢墟間，每一步都牽連著最純粹的死亡和毀滅，不再羼雜，不再分解，不可躲避，不存僥倖。任何遊客既是旁觀者又不是旁觀者，都在暗暗設想、悄悄移情。
世上也有另一些集體死亡、霎時毀滅的情景發生，例如地震、海嘯和我這次出發前剛去過的日本廣島當年突然遭受原子彈襲擊。這類情景，毀滅得過於徹底，使人難於作毀滅前後的直接對比。龐貝的毀滅獨獨是由於火山灰的堆積，連火山熔漿都未曾光臨，於是千餘年後發掘出來，竟然街道、店鋪、庭院、雕塑一應俱全。不僅如此，街石間的車轍水溝、麵包房裡的種種器皿、妓院裡的淫蕩字畫、私宅中的詭異秘室，全都表明人們剛剛離開，立即就要回來。誰知回來的卻是我們，簡直是仙窟千載、黃粱一夢。
使我久久駐足的是那兩個劇場，一大一小。大劇場是露天座位，我算了一下，可容四五千觀眾；小劇場有頂蓋，可容千餘觀眾。這兩個劇場和一座神廟組成一個結構緊湊的建築群，外面有廣場和柱廊。廣場上的樹現在又長得很大，綠森森地讓人忘記毀滅曾經發生，只以為劇場里正在演戲，觀眾都進去了。
今天我在兩個劇場的環形座位上方分別走了一遍，知道出事那天，這裡沒有演出。
災難發生的時候是中午。在缺少安全光源的時代，夜間演出不多，更多的是下午。那麼如果災難來得晚一點，這兒可能出現臺上臺下混成一體的真正大悲劇。從大劇場觀眾席上支橕遮陽大篷的柱樁遺蹟看，坐在這裡看戲的觀眾會比街上的市民晚一點發現雲色的變化、灰潮的飛瀉，因此也就遲一步感知災禍的將臨。但一旦發現和感知，狀況將更加悽慘。
我們說那天出事的時候沒有演出，是因為十九世紀的考古學家們在清理火山灰的凝結物時沒有在這裡見到可認定為觀眾的大批『人形模殼”。什麼叫“人形模殼”呢當時被火山灰掩埋的人群，留下了他們死亡前的掙扎形體，火山灰冷卻凝固時也就成了這些形體的鑄模硬殼。人體很快腐爛了，但鑄模硬殼還在，十九世紀的考古學家一旦發現這種人形模殼，就用一根管子把石膏漿緩緩注入，結果剝去模殼，人們就看到了一個個活生生的人，連最細微的皮膚皺紋、血管脈絡都顯現得清清楚楚。這個辦法是當時龐貝古城挖掘工作的主持者費奧萊裡Ｇ．Ｆｉｏｒｅｌｌｉ發明的，使我們能夠看到一批生命與死神搏鬥的最後狀態。
我所看到的這種人體遺形，大多是痛苦地躺在地上或臺榻上掙扎，只有極少數靠壁站著。在這樣的災難中居然能站著死亡，讓人頓生敬意。在一個瓦罐製造工場，有一個工人的人體抱肩蹲地，顯然是在承受窒息的暈眩。他沒有倒地，只想蹲一蹲，憩一會兒就起來。誰知這一蹲就蹲了一千多年。更讓他驚訝的是，重見天日之時，發現自己的身體竟然變成了自己的作品，都成了硬邦邦的石頭。
因此，龐貝廢墟中這位抱肩蹲地的工人，彷彿是又一座《思考者》雕塑，思考著人類如何異化為勞動對象，然後以身作則。
龐貝城災難降臨之時，倒是處處閃爍著人性之光。除了很多人體遺形表現出的保護兒童和老人的情景之外，我心中最高大的人性形象是一個有名有姓的人，他就是《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ＧａｉｕｓＰｌｉｎｉｕｓＳｅｃｕｎｄｕｓ。
稱他老普林尼，是因為還有一位小普林尼ＧａｉｕｓＰｌｉｎｉｕｓＣａｅｃｉｌｉｕｓ，是他的外甥，後來又收為養子。這位小普林尼是羅馬帝國曆史上著名的散文作家。羅馬的散文有很大一部分其實是書信，這種傳統是由西塞羅ＭａｒｃｕｓＴｕｌｌｉｕｓＣｉｃｅｒｏ發端的，小普林尼承襲這一傳統，成了寫漂亮書信的高手。我在幾年前曾讀到過中國學者朱龍華教授寫的《羅馬文化與古典傳統》一書，對朱教授細緻分析的從西塞羅到小普林尼的文學表達方法很感興趣，後來就在小普林尼的書信中發現了他向一位歷史學家講述龐貝災難的那一封，其中提到了老普林尼犧牲的過程。這是人類從這場災難中唯一接收到的一個現場倖存者的完整敘述，何況他正巧是個散文家，其珍貴程度，自可想象。
老普林尼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又是當時意大利的一位重要官員，龐貝災難發生時他擔任意大利西海岸司令又稱地中海艦隊司令。真不知道他長達三十七卷的鉅著《自然史》和其它百餘卷的著作是怎麼抽空完成的。
據小普林尼信中記述，出事那天中午，老普林尼聽說天空出現了一片奇怪的雲，便穿上靴子登高觀察，看了一會兒便以科學家的敏感斷定事情重要，立即吩咐手下備船朝怪雲的方向駛去，以便就近觀察。
但剛要出門，就收到了維蘇威火山附近居民要求救援的信。他當機立斷放棄科學觀察，命令所有的船隻都趕到災區去救人，他自己的船一馬當先。燙人的火山灰、燃燒過的碎石越來越多地掉落在船上，領航員建議回去，老普林尼卻說：“勇敢的人會有好運。”他命令再去救人。作為艦隊司令，他主要營救逃在海上或躲在岸邊的人。他抱著瑟瑟發抖的朋友們，不斷安慰，為了讓他們鎮靜下來，自己滿面笑容，洗澡、吃飯，把維蘇威火山的爆發解釋為由爐火引起的火災。他甚至在火山灰中酣睡，直到別人擔心他被埋沒，把他叫醒。最後，他號召大家去海灘，因為那裡隨時可以坐船逃離，但到了海灘一看，火山爆發引起大海發狂，根本無法行船。
大家坐在海灘上，頭上縛著枕頭，以免被碎石傷害。但是，火焰越來越大，硫磺味越來越濃，人們開始慌亂奔逃，卻不知逃到哪裡去。就在這時，老普林尼突然倒地，他被火山灰和濃煙窒息而死，終年五十六歲。
因此，龐貝災難的犧牲者，不僅僅是普通市民，至少還有一位，歐洲古代最博學的科技史家。
小普林尼那年十八歲，竟然僥倖逃出來了。這封信是二十五年之後寫的，那時他已經是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人。
我對這位因窒息而閉眼的老普林尼深深關注，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歐洲較早地瞇眼遠望，看到了中國。
我沒有讀過他的《自然史》，據朱龍華教授在《羅馬文化與古典傳統》一書中的引述，老普林尼已經寫到中國人“舉止溫厚，然少與人接觸。貿易皆待他人之來，而絕不求售也”。他當時把中國人叫成“塞里斯人”。
他說這句話的時間是那麼早，比馬可·波羅來華早了一千二百年，比利瑪竇來華早了一千五百年他是通過什麼途徑知道中國人的這些特點的呢大概是幾度轉說，被他打聽到了。作為一個科學家，他會篩選巴分析，最後竟然篩選出了『舉止溫厚”這個概念，把儒家學說的基本特徵和農耕文明的不事遠征，都包括在裡邊了。
他寫《自然史》的時代，在中國，王充在寫《論衡》，班固在寫《漢書》。龐貝災難發生的那一年，班固參加了諸儒在白虎觀討論五經異同的會議，後來就有了著名的《白虎通義》。這也就是說，中華民族雖然已經擁有了先秦諸子以及屈原、司馬遷，此時還正在構建自己更系統的精神基座。
“舉止溫厚”的王充、班固他們不知道，在非常遙遠的西方，有人投來關注的目光。但那副目光已經在轟隆頒隆的大災難中埋葬，埋葬的地方叫龐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