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條大河，一直與一片厚厚的雲層相伴隨。
大河應該感謝雲層：長久掩蔭，定期下雨，使之永不幹涸。
但是，大河也有可能產生抱怨：每一道波光都是你的雲影，不知道在你的雲影之外是否還有更遼闊的天宇？
——這是一種比喻。大河，比喻中國文化；雲層，比喻科舉制度。
自從建立科舉，中國文化就與它大規模地親密往來，後來它也成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多少文人向它奔去，再也沒有回來；多少文人終於返回，魂魄還在考場；多少筆墨受它薰陶，變成強大遺傳……
學術界在研究文化傳承的時候，總是習慣於把目光集中投向學說、學派、潮流、人物。其實，比這一切更重要的是制度。制度一旦確立並被有效執行，那麼，一個大國的行政力量就會轉化成空間力量、時間力量和社會心理力量，使文化傳承成為鐵的事實。
中國歷史上，企圖成為制度的文化主張很多，但真正有效的很少。第一項，應該是秦始皇定下了統一全國文字的制度：“書同文。”漢武帝也想建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制度，但他畢生戎馬倥傯，缺少實際執行的可能，結果只是成了一種倡導而已。真正成為一種龐大的制度而行之全國、行之千年的，便是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是人類奇蹟。世界上那麼多偉大的古文明為什麼都一一滅亡？除了歷史教科書中說的那些原因外，還有一個更要命的原因：遼闊的領土缺少大量管理者。在一代開國雄主萎謝之後，這個問題更為嚴重。對此，中國居然找到了解決的辦法。從公元六世紀末開創的科舉制度，通過文化考試選拔各級官吏，時間、地點、程序、內容、法禁都嚴格規定，居然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這在宏觀上創造了兩大正面效果：第一，中國雖大，卻能夠源源不斷地湧現出一批批官吏資源管理各方，使中華文明始終未因徹底失序而潰散；第二，普及了一種“以文取仕”的全民共識，而範圍又沒有太多限制，極大地提升了整個社會崇尚文化的氣氛。
當然，負面效果也是巨大的。例如，科舉制度使中國文化成了官場的附庸，兩者密不可分。結果，文化的創新能力、批判能力、哲思能力、美學能力被大幅度取消。更嚴重的是，這種制度在中國文人中造就了一種“科舉人格”，習慣於忍耐、苦熬、投機、巴結、矯情，滿口道義卻遠離道義，你死我活卻貌似斯文，等等。
中國千餘年的文風、文氣、文脈，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科舉制度所左右。影響之深，可謂深入骨髓，於今未消。
因此，要研究中國文化，萬不可躲過科舉制度。
二
讓我們先回到十九世紀末尾、二十世紀開端那幾年。
在那兒，一群頭懸長辮、身著長袍馬褂的有識之士正在為中華民族如何進入二十世紀而高談闊論、奔走呼號。他們當然不滿意中國的十九世紀，在痛切地尋找中國落後的原因時，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們認為是科舉制度的禍害。
他們不再像前人那樣只是在文章中議論議論，而是深感時間緊迫，要求朝廷立即採取措施。慈禧太后在一九○一年夏天頒佈上諭，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有識之士們認為科舉制度靠改革已不能解決問題，遲早應該從根本上廢止。一九○三年的一份奏摺中說：
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各國。
這些英氣勃勃的沖決性言詞，出於何人之口？一位科舉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間進士張之洞，而領頭的那一位則是後來讓人不太喜歡的袁世凱。
於是大家與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訂一份緊湊的時間表，以後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每次都遞減三分之一，減下來的名額加到新式學校裡去，十年時間就可減完了。
用十年時間來徹底消解一種延續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們還是等不及了。袁世凱、張之洞他們說，人才的培養不比其他，拖不得。如果現在立即廢止科舉、興辦學校，人才的出來也得等到十幾年之後；要是我們到十年後方停科舉，那麼從新式學校裡培養出人才還得等二十幾年。但是，中國等不得二十幾年了——“強鄰環伺，豈能我待”！
這筆時間賬算得無可辯駁，朝廷也就在一九○五年下諭，廢除科舉。
二十世紀的許多事情，都由於了結得匆忙而沒能作冷靜的總結。科舉制度被廢止之後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罵的陳年垃圾，很少有人願意再去撥弄它幾下。唾罵當然是有道理的，孩子們的課本上有《范進中舉》和《孔乙己》，各地的戲曲舞臺上有《琵琶記》和《秦香蓮》，把科舉制度的荒唐和兇殘表現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紀的學生和觀眾感覺到一種擺脫這種制度之後的輕鬆。但是，如果讓這些藝術作品來替代現代人對整個科舉制度的理性判斷，顯然是太輕率了。
科舉制度在中國整整實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選拔出了十萬名以上的進士，百萬名以上的舉人。這個龐大的群落，當然也會混雜不少無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體而言，卻是中國曆代官員的基本隊伍，其中包括著一大批極為出色的、有著高度文化素養的行政管理專家。
科舉制度後來積重難返的諸多毛病，其實從一開始就有人覺察到了，許多智慧的頭腦曾對此進行了反覆的思考、論證、修繕、改良，其中包括我們所熟知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東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設想，這些文化大師會如此低能，任其荒唐並身體力行。
三
談論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有一個慣常的誤會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質上，這是一個文官選拔制度，而不是文學才華和學術能力的考察制度。明白了這一點，對它的許多抱怨就可能會有所緩和。多數狀元詩文不佳，學問不深，這當然是真的，但做官，本來就不太需要那些東西。
我們應該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想一想，如果不是科舉，古代中國該如何來選擇自己的官吏呢？這實在是政治學上一個真正的大問題。
不管何種政權，何種方略，離開了有效的官吏網絡，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僅僅有效還不夠，因為選官吏不比選工匠，任何一個政權都要考慮到官吏們的社會公眾形象，那就需要為他們“創造”一種“資格”。
世襲是一種。這種方法最簡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稱之為“恩蔭”。世襲制的弊病顯而易見，一是領導才幹不能遺傳，繼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輩那樣有效地使用權力，成為嚴重的問題；二是這種權力遞交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削減了朝廷對官吏的任免權。
做官的先天資格不行，因此有的封建主開始“創造”做官的後天資格。平日見到有文韜武略的人，就養起來，家裡漸漸成了一個人才倉庫。什麼時候要用了，隨手一招便派任官職，這叫“養士”。有的君主，在家裡養有食客數千。這種辦法，曾讓歷代政治家和文化人都有點心動，很想養一批，或很想被養。但仔細琢磨起來，問題也不少。
食客雖然與豢養者沒有血緣關係，但是養和被養的關係，其實也成了血緣關係的延長。由被養而成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執行豢養者的指令，很難成為公平的管理者，社會很可能因他們而添亂。更何況，君主選養食客，帶有極大的隨意性。
至於以軍功賞給官職，只能看成是一種獎勵方法，不能算作選官的正途，因為眾所周知，打仗和治國是兩回事。武士誤國，屢見不鮮。
看來，尋求做官的後天資格固然是一種很大的進步，但後天資格畢竟沒有先天資格那樣確證無疑，如何對這種資格進行令人信服的論定，成了問題的關鍵。大概是在漢代吧，開始實行“察舉”制度，即由地方官員隨時發現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後向政府推薦。這比以前的各種方法科學多了，但是不難想象，各個地方官員的見識眼光大不一樣，被推薦者的品位層次也大不一樣。結果，小才任大職，大才任小職，造成行政價值系統的無序。
為了克服這種無序，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便形成了選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這種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專門選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個推薦人物評為九個等級，然後根據這個等級來決定所任官階的高低。這樣一來，有了相對統一的評判者，被評判的人也有了層次，無序開始走向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會發現，這種“九品中正”制的公正與否完全取決於那些“中正官”。這些人物的內心厚薄，成了生死予奪的最終標尺。如果他們把出身門第高低作為主要標尺，那麼這種制度也就會成為世襲制度的變種。不幸事實果真如此，重要的官職全部落到了豪門世族手裡。
就是在這種無奈中，隋唐年間，出現了科舉制度。
我想，科舉制度的最大優點是從根本上打破了豪門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家行政機構的組成，向著儘可能大的社會面開放。
科舉制度表現出這樣一種熱忱：凡是這片國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舉拔上來，而且一定能舉拔上來。即便再老再遲，只要能趕上考試，就始終為你保留著機會。
這種熱忱在具體實施中當然大打折扣，但它畢竟在中華大地上點燃了一種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無數人才陡然振奮，接受競爭和挑選。國家行政機構與廣大民眾產生了一種空前的親和關係，它對社會智能的吸納力也大大提高了。
在歷代的科舉考試中，來自各地的貧寒之士佔據了很大的數量。白居易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了這種不分貴賤的科舉原則：
唯賢是求，何賤之有……揀金於沙礫，豈為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
（《白居易集》卷六十七）
科舉制度的另一個優點，是十分明確地把文化水準看做選擇行政官吏的首要條件。有人會問：難道不管道德品質？科舉制度的設計者認為，道德品質要從他們做官之後的政績上來長期審查，而不可能從科舉考試中來分辨。
那麼，大批書生從政，究竟是加重了社會的文明，還是加速了社會的腐朽？我偏向於前者。況且，由於做了書生才能做官，這種誘惑也極大地擴充了書生的隊伍，客觀上拓寬了社會的文明面。
必須說明，科舉考試中要寫作詩賦文章，使得天南地北無數考生都要長久地投入這種訓練，這對文學本身倒未必是一件好事。有的研究者認為科舉考試對唐宋文學有推動作用，我的觀點正恰相反，認為科舉考試最對不起的恰恰是文學。
文學一進入考場已經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創作。韓愈後來讀到自己當初在試卷中所寫的詩文，“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簡直不想承認這些東西出於自己的手筆。他由此推衍，“若屈原、孟軻、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僕必知其辱焉。”（《答崔立之書》）但韓愈並不因此而否定科舉。
有沒有可能偶爾冒出兩句勉強能讀的詩文？依我看，千餘年來堆積如山的試卷中，最好的是唐代天寶年間的錢起在《湘靈鼓瑟詩》的試題下寫出的兩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直到二十世紀魯迅、朱光潛還為這兩句詩發生過口舌。但也就是這兩句尚可一看，整首詩並不見佳。這很可以理解，正如我前面說過的，科舉考試不是尋找詩人，而是尋找官吏。
四
傷害了文學，倒是問題不大。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所遇到的最大困境，產生在包圍著它的社會心態中。
本來是為了顯示公平，給全社會盡可能多的人遞送鼓勵性誘惑，結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舉賽場，一切有可能識字讀書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敗榮辱全都抵押在裡邊，科舉考試的內涵大大超重。
本來是為了顯示權威，堵塞了科舉之外許多不正規的晉升之路，結果別無其他選擇的家族和個人不得不把科舉考試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惡戰，創設科舉的理性動機漸漸變形。遴選人才所應該有的冷靜、客觀、耐心、平和不見了，代之以轟轟烈烈的焦灼、激奮、驚恐、忙亂。
早在唐代，科舉制度剛剛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裝飾，太重的渲染，把那些被錄取者捧得暈頭轉向。
進士們先要拜謝“座主”（考官），參謁宰相，然後遊賞曲江，參加杏園宴、聞喜宴、櫻桃宴、月燈宴等等，還要在雁塔題名，在慈恩寺觀看雜耍戲場，繁忙之極，也得意之極。孟郊詩中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張籍詩中所謂“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萬裡盡傳名”，就寫盡了此間情景。
據傅璇琮先生考證，當時的讀書人一中進士，根本應付不了沒完沒了的熱鬧儀式，長安民間就興辦了一種營利性的商業服務機構叫“進士團”，負責為進士租房子，備酒食，張羅禮儀，直至開路喝道，全線承包。“進士團”的生意一直十分興隆。
這種超常的熱鬧風光，強烈地反襯出那些落榜者的悲哀。照理落榜十分正常，但是得意的馬蹄在身邊竄過，喧天的鼓樂在耳畔鳴響，得勝者的名字在街市間哄傳，輕視的目光在四周遊蕩，他們不得不低頭嘆息了。
他們頹唐地回到旅舍，旅舍裡，昨天還客氣地拱手相向的鄰居成了新科進士，僕役正在興高采烈地打點行裝。有一種傳言，如能夠得一件新科進士的衣服，下次考試很是吉利，於是便厚著臉皮，怯生生地向僕役乞討一件。乞討的結果常常是討來個沒趣，而更多的落榜者則還不至於去做這種自辱的事，只是關在房間裡寫詩。
這些詩寫得很快，而且比前些天在考場裡寫的詩真切多了：
年年春色獨懷羞，強向東歸懶舉頭。莫道還家便容易，人間多少事堪愁。
——羅鄴
十年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塵。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
——溫憲
落第逢人慟哭初，平生志業欲何如。鬢毛灑盡一枝桂，淚血滴來千里書。
——趙嘏
為什麼“莫道還家便容易”？為什麼“淚血滴來千里書”？因為科舉得失已成為一種牽連家庭、親族、故鄉、姓氏榮辱的宏大社會命題，遠不是個人的事了。
李頻說“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王建說“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都是當時實情。因此，一個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還是他的家屬，在心裡上都是千難萬難的。
據錢易《南部新書》記載，一個姓杜的讀書人多次參加科舉考試未中，正想回家，卻收到妻子寄來的詩：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
這位妻子的詩句實在是夠刻薄的，但她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著夜色偷偷回來的心情卻十分真實。
收到這首詩的丈夫，還會回家嗎？因此不少人硬是困守長安，下了個死決心，不考出個名堂來絕不回家。這中間所造成的無數家庭悲劇，可想而知。《唐摭言》卷八載，有一個叫公乘億的人一直滯留在京城，參加一次次科舉考試，離家十多年沒有回去過。有一次他在城裡生了場大病，家鄉人傳言說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長途來奔喪，正好與他相遇。他看見有一個粗衰的婦人騎在驢背上，有點面熟，而婦人也正在看他，但彼此相別時間太長，都認不準了。託路人相問，才知道果然是夫妻，就在路邊抱頭痛哭。
這對夫妻靠著一次誤傳畢竟團聚了，如果沒有誤傳，又一直考不上，這位讀書人可能就會在京城中長久待著，直到垂垂老去。錢易《南部新書》就記載過這樣一位屢試不第的老秀才，在京城中等著明年春試。除夕之夜，全城歡騰，他卻不能回家過年，正沮喪著，聽說今夜宮中有儺戲表演，就擠在人群裡混了進去。
不想進去後就被樂吏看成了表演者，一把推進表演隊伍，跌跌撞撞地在宮內繞圈，繞了幾百轉，摔了好幾跤。又要他執牛尾表演，做各種動作，鬧騰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老人已累得走不動路，被人抬回旅社，一病六十日，把春天的科舉考試也耽誤了。看來，老人還得在京城熬下去。
不知道這位老人是否還有老妻在家鄉等著，他們分別有多少年了？不知道他有沒有子女，這些子女是否在掛念孤身在外的老父親？除夕之夜他在宮中轉圈時，明明體力不支為什麼不早一點拔身而出？難道他在儺戲的扮演中獲得了某種有關人生惡作劇的感悟？
由於屢試不第的沉重壓力，一旦中舉之後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喜報到處，怪事叢生，但次數一多，怪事也被適應，反被人們看作正常了。我在《玉泉子》中讀到這樣一則記載——
一位級別很高的地方官員設春社盛宴，恭邀一位將軍攜家人參加。將軍的家屬人數不少，還帶來一位已出嫁的女兒。這女兒嫁給一個叫趙琮的讀書人，趙琮多年科舉不第，窮困潦倒，將軍的女兒抬不起頭來，將軍全家也覺得她沒臉見人，今天既然一起跟來參加春社盛宴了，便在她的棚座前掛一塊帷障遮羞。
宴會正在進行，突然一匹快馬馳來，報告趙琮得中科舉的消息，於是將趙琮妻子棚座前的帷障撤去，把她攙出來與大家同席而坐，還為她妝扮，而席間的她，已經容光煥發。
使我驚異的是，在趙琮考中之前，他妻子也是將軍的女兒，竟然因丈夫落第而如此可憐，而對這種可憐，將軍全家竟也覺得理所當然！
家屬尚且如此，中舉者本人的反應就更復雜了，一般是聽到考中的消息欣喜若狂，疑是做夢。“喜過還疑夢，狂來不似儒”（姚合），狂喜到連儒生的斯文也丟得一乾二淨。
有的人比較沉著，面對著這個盼望已久的人生逆轉，樂滋滋地品味著昨天和今天。請看那個及第者曹鄴自己的描寫，得了喜訊之後，首先注意到的是僮僕神情的變化，然後想到換衣服。而從舊衣服上，又似乎還能看到前些年落第時留下的淚痕。有的人故作平靜，平靜得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例如韓偓及第後首次騎馬去赴期集，這本是許多進士最為意氣昂昂的一段路程，他竟是這樣寫的：
輕寒著背雨悽悽，九陌無塵未有泥。
還是平日舊滋味，漫垂鞭袖過街西。
他把得意收斂住了，收斂得十分瀟灑。
不過這種收斂的內在真實性深可懷疑。對於多數士子來說，考上進士使他們感到一種莫名的輕鬆，長久以來的收斂和謙恭可以大幅度地解除。雖然官職未授，但已經有了一個有恃無恐的資格和身份，可以在社會上表現真實的自己了。
這中間，最讓人瞠目結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摭言》卷二所記的那位王泠然了。
王泠然及第後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任御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筆給高昌宇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的大意，我可以把它譯成白話文：
您現在身處富貴，我有兩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內為我找一個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內為我找一個官職。我至今只有這兩件事遺憾，您如果幫我解決了，感恩不盡。當然您也可能貴人多忘事，不幫我的忙，那麼說老實話，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職的升遷難以預料，說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與您一起並肩臺閣，共處高位，到那時我會側過頭來看您一眼，你自然會深深後悔，向我道歉。請放心，我會給您好臉色看的。
這封無賴氣十足的信，可以作為變態心理學研究的素材。但我更看重它隱藏在文詞後面的社會普遍性。
當年得中的士子們如果有機會讀到王泠然的這封信，也許會指責他的狂誕。但就他們的內心而言，王泠然未必孤獨。
五
面對著上述種種悲劇和滑稽，我們不能不說：由一代又一代中國古代政治家們好不容易構想出來的科舉制度，由於展開方式的嚴重失度，從一開始就造成了社會心理的惡果。
這種惡果比其他惡果更關及民族的命運，因為這裡包含著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急劇退化。
科舉制度實行之後，中國的任何一個男孩子從發矇識字開始就知道要把科舉考試當做自己的人生目標。一種在唐代就開始流行的說法叫“五十少進士”，意思是五十歲考上進士還算年輕，可見很多知識分子對科舉的投入是終身性的。這樣的投入所產生的人格惡果，不僅波及廣遠，而且代代相傳。
科舉像一面巨大的篩子，本想用力地顛簸幾下，在一大堆顆粒間篩選良種，可是實在顛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篩的種子全給顛蔫了，顛壞了。
科舉像一個精緻的閘口，本想會聚散逸各處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過於險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又渾又髒。
在我看來，科舉制度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遺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伺機心理。
科舉制度給中國讀書人懸示了一個既遠又近的誘惑，多數人都不情願完全放棄那個顯然是被放大了的機會。機會究竟何時來到，無法預卜，唯一能做的是伺機以待。等待期間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想的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歷來有這種心理的人，總被社會各方稱讚為“胸有大志”。因此，這已經成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
伺機心理也可稱作“翻身心理”。本來，以奮鬥求成功，無可非議，但中國書生的奮鬥不滿足自然漸進，而是企盼一朝發跡。成敗貴賤切割成黑白兩大塊，切割線前後雙重失態。
他們有世界上最驚人的氣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難堪的困厄和屈辱，因為他們知道，迷迷茫茫的遠處，會有一個機會。然而，機會只是機會，不存在合理的價值選擇，不存在人生的終極關懷。所以，即便在氣量和耐心背後，也隱潛著自私和虛偽。
氣量和耐心也會碰撞到無法容忍的邊界，他們就發牢騷、吐怨言，但大抵不會明確抗爭，因為他們明白只有把一切不滿上升到官方競爭才高度有效。於是中國書生也就習慣了這種怪異的平衡：憤世嫉俗而又宣佈與世無爭，安貧樂道而又天天都在嫉恨。從總體而言他們的人生狀態都不大好，無論是對別人還是對自己。他們缺少透徹的思維，獨立的堅守，無私的奉獻，響亮的饋贈。他們的生活旋律比較單一：在隱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隱忍。
其二，騎牆態勢。
科舉制度使多數中國讀書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間的騎牆派，兩頭都有瓜葛，兩頭都有期許，但兩頭都不著落，兩頭都不誠實。
科舉選拔的是行政官員，前不久還是困居窮巷、成日苦吟的書生，包括那位除夕之夜誤入宮廷演了通宵儺戲的老人，一旦及第授官之後便能處置行政、裁斷訴訟？便能調停錢糧、管束賦稅？即便留在中央機關參與文化行政，難道也已具備協調功夫、組織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諒，他們是文人，是書生。但是，作為文人和書生，他們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為他們自從與文化接觸，就是為了通過科舉而做官，作為文化自身的目的並不存在。
結果，圍繞著科舉，政治和文化構成了一個糾纏不清的怪圈：不太嫻熟政治，說是因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說是為了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無以定位，皆不著邊際，既無所謂政治道義，也無所謂文化良知。
“百無一用是書生”，這或許是少數自省書生的自我嘲謔，但在中國，常常因百無一用而變得百無禁忌。在政治和文化之間騎牆的中國文人，特別擅長把一切文化行為納入政治架構。一會兒作政治批鬥，一會兒作政治表演，而等到真的政治風暴來臨，他們大多集體隱身，或變節為奸。因此，所謂“騎牆”，總是一腳蒼白，一腳混亂。
其三，矯情傾向。
既然科舉的成敗關及家族的全部榮譽，於是所有的親情牽累也就必須顧全大局，暫時割捨，奉獻給那種沒有期限的苦讀、別離和期待。一來二去，科舉便與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劇，皆是例證。
那些不敢回家的讀書人，可以置年邁的雙親於不顧，可以將新婚的妻子扔在鄉間，只怕面子不好看。這樣做，開始是出於無奈，但在無奈中也漸漸滋生出矯情和自私。
鐵石心腸地輕視親情，卻並不排斥肉慾，那位王泠然開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項就是要一個女人。俗諺謂“書中自有顏如玉”，也是這個意思。中國書生中的偽君子習氣，大多由此而生。
不知道當年書生中，有幾個曾突然領悟到科舉對自己的人格損害？我相信一定會有不少，否則我們就讀不到那麼多鞭辟入裡的記載了。但是，一種由巨大的政治權力所支撐的國家行為，怎麼會被少數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這少數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麼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當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進士，一高興就到長安平康里的妓院玩樂。令新科進士們驚訝的是，其中很多妓女才貌雙全，在詩文修養、歷史知識、人物評論等方面都不比自己差。她們只是因為性別，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
“那個題目，你是怎麼起、承、轉、合的？”妓女詢問，新科進士敷衍了事地作了回答。
妓女聽了一笑，說：“起得尚可，承得拙了，轉得不錯，合得乏力。”進士一聽，大驚失色。他人格的最後支撐點，倒塌在他以為沒有支撐點的女子面前。
幸好發現一條史料，說福建泉州晉江人歐陽詹，進士及第後到山西太原遊玩，與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約返京後略加處置便來迎娶。由於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終於成疾，臨終前剪髻留詩。歐陽詹最後見到這一切，號啕大哭，也因悲痛而死亡。
這件事，好像可以成為戲曲題材，而我感興趣的只是，終於有一位男人，一個進士，在他的人格結構深處，進士的分量不重，官職的價值不高，卻可以為愛情付出生命的代價，即便這種愛情的外部形象並不高雅。
他的死亡，以一種正常人情的力量，構成了對許多進士殘缺人格的比照。
六
縱觀歷史，對科舉制度弊病的發現和整治，大致可分為兩大截：唐宋為良性整治階段，明清為惡性整治階段。這說起來太複雜，我本想避開，但後來一想，其中有一些內容可能具有跨越時代的參考價值，還是說一說吧。
直到今天，選拔行政官員的制度，還是會遇到一系列麻煩，而很多麻煩是古今相通的。因此，我想帶著讀者一起回到古代，站在那些頭腦清晰、智力充裕的宰相、內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禮部侍郎和諸多考官的立場上，看看他們在執掌科舉制度時，究竟遇到過哪些逃不開的麻煩。然後，再設身處地地想一想，有沒有排解的辦法。
當頭遇到的一個麻煩，是科舉考試要不要與推薦結合起來。
粗粗一想，我們也許會斷然反對推薦，以保證考試的純淨性。但是考試的純淨性遠不是選拔的準確性。如果選拔不準確，考試的純淨性又有什麼意義？
應考者的社會經驗和生命狀態究竟如何？對自己的判斷和期望又是什麼？這比書面答卷更為重要，需要靠別人推薦和自我推薦來陳述。因此在唐代，推薦在科舉考試中佔據很大的地位，算不得作弊。
公元八二八年，崔郾受朝廷之命離長安赴洛陽主持科舉考試，臨行前公卿百官盛宴餞送。太學博士吳武陵在席間向崔郾推薦杜牧，而且當場朗讀了杜牧的《阿房宮賦》。崔郾聽了也大為讚賞，吳武陵就直截了當地說：“那就請您讓他做頭名狀元吧。”崔郾也不隱瞞，說：“頭名狀元已經有人了。”一問下來，不僅頭名有了，第二、第三、第四名也有了，杜牧就成了第五名。這事使主考官崔郾很高興，他當即在席間宣佈：“剛才太學博士吳武陵先生送來一位第五名。”
公元八三七年，高鍇主持科舉考試，他平日在當朝高官中最佩服的是令狐綯，於是在一次上朝時便問令狐綯：“您的朋友中誰最好？”令狐綯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李商隱。”這一年，李商隱及第。連李商隱也知道自己及第主要是因為令狐綯推薦，就把這一事實寫在《與陶進士書》中。
這兩件事，現在說起來實在有點要不得。有趣的是，當時大家並沒有覺得這樣做有什麼不好，可以朗聲推舉，可以坦然磋商，可以當眾宣佈，可以詳細記述。但如果不是這樣，主考官就不知道杜牧寫過《阿房宮賦》，就不會對李商隱的名字產生特別的注意了。好在我們都瞭解杜牧和李商隱，知道沒有任何一種考試能把他們那樣美麗的才華考出來，因此誰都願意站出來推薦他們。這種推薦究竟是公平還是不公平的呢？照我說，與其是失落了杜牧和李商隱去追求公平，寧肯要保留著杜牧和李商隱的不公平。
事實上，那種拒絕試卷之外的其他信息，只憑試卷決定一切的做法，毛病更多。來應考的人成千上萬，試卷如洪流翻滾，閱卷人能夠仔細品鑑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閱卷人都上了年歲，時間趕得又那麼緊，看不了多久就會陷於疲憊和麻木，不會從他們眼裡漏掉一個人才的說法，只是騙騙局外人罷了。在這種情況下，連考官和閱卷人也極想知道一些推薦信息，使他們在試卷的汪洋中抓摸到一些重點審讀對象。
對此，在這方面有深刻體驗的柳宗元說得最好。他認為朝廷取士，不妨讓考官們在閱卷前對出色的應試者有所聞，即所謂“先聲”：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惟兵用之，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鹹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不能遺士者，偽也。惟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必目必專，以故少不勝。
《河東先升集》卷二十二，《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柳宗元是我們所信賴的，他的這種說法當然不是在為私通關節辯護。
如果允許推薦，那麼順理成章也應接受應試者的自薦。一般說來，他們比別人更知道自己的優勢所在，在考試之前打理一下平生最得意的作品，尋找社會名流中最懂行的人看一看，說幾句話，使自己在候選人中比較引人注意。這種做法，在唐代屬於正常之舉。唐代科舉考試中所風行的“行卷”，便是應試者們自我推薦的一種方式。程千帆先生說：
所謂行卷，就是應試的舉子將自己的文學創作加以編輯，寫成卷軸，在考試以前送呈當時在社會上、政治上和文壇上有地位的人，請求他們向主司即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推薦，從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種手段。這也就是一種憑藉作品進行自我介紹的手段；而這種手段之所以能夠存在和盛行，則是和當時的選舉制度分不開的。
《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第三頁。
一度，主考機構也要求應試者把自認為滿意的舊作上繳，以供選拔時參考。士子們在選編自薦材料的時候不經意地編出了不少文集，否則很多詩文有可能早就失散了。例如皮日休的《文藪》和元結的《文編》，當初都是為自薦編成的。他們兩人也都在編定自己文集的第二年進士及第，看來自薦的作用不小。
大詩人王維因自薦而成為頭名狀元的故事載於《集異記》，明代傳奇《鬱輪袍》也講這個故事，聽起來很有趣味。
故事說，當初年輕的王維以驚人的文學天賦和音樂才華遊歷於長安上層社會，特別為岐王所看重。科舉考試將至，誰若能成為長安京兆府的第一名人選上送，則極有希望奪魁狀元。王維聽說，對此事有決定權的公主心中已另有人選，就請岐王幫忙。岐王深知王維的才學有競爭力，要他準備好舊詩十篇、琵琶一曲，五天後再來。
五天後王維如期而至，岐王拿出像樣的衣服要他穿上，共赴公主府第，名義上是向公主奉獻酒樂，王維充作樂師。公主見王維奏曲精妙，大為讚賞，岐王便說：“他不只精通音樂，文詞更是無人可比。”王維當即把準備的詩卷獻給公主，公主一看更為驚異，說：“這些詩，都是我平常反覆誦讀的，一直以為是古人佳作，沒想到竟然出之於你的手筆！”於是以上賓之禮，與王維暢談。
王維言談間詼諧幽默，不能不讓在座的其他賓客深深欽佩。岐王便對公主說：“如果今年京兆府第一名由這位青年來承當，就會十分風光。”
公主說：“那為什麼不讓他去應試呢？”
岐王說：“這位老弟心氣頗高，不作為第一人選，他是絕不會去應試的，但聽說貴公主已決定了別的人作為第一人選。”
公主笑道：“那算什麼呀，也是別人託的。”
等岐王和王維一離開，公主就召來了考官。於是，王維成了京兆府上報的第一人選。
歷史學家認為，這個故事在具體情節上的真實性雖然很可懷疑，但《集異記》所傳達出來的社會氛圍和上層交往關係，卻十分可信。
白居易所寫的一封自薦信，讓我對這件事有了最可靠、最感性的瞭解。這封信是貞元十六年（公元八○○年）應進士試前寫給當時任給事中的陳京的，所以名為《與陳給事書》，現收在《白居易集》卷四十四內。我把他的這封信，翻譯成了白話文：
這些天，您府上拜謁者如林，自薦者如雲，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希望您為他們吹噓張揚。我不來拜謁，只差遣家僮送一封信給您，說明我的目的與他們不一樣，就憑這一點，您也該特別關注一下了。
我只想誠懇求教，因為無數事實證明，一個人瞭解別人容易，瞭解自己困難。很傑出的人，往往自信不足；很糟糕的人，卻又自以為是。幸好有明白的考官，讓他們各歸其位。
您是天下文宗，當代權威，因此我願意向您袒露自己的內心：我白居易是個平民，上無朝廷援助，下無鄉紳抬舉，敢於到京城來應試完全是憑了文章，到時候等考官作出公平裁斷。但我的文章究竟是可進還是可退，自己卻不甚清楚，因此請您幫我裁定一下。特送上雜文二十篇、詩一百首，請您在公餘之暇隨手翻翻。如果覺得可進，請發一句話，我一定加倍努力；如果覺得不可進，也請發一句話，我就甘心退藏。是進是退，我心中已鬥爭多時，現在就等您一句話了。
白居易的這封信寫得不卑不亢。陳京到底有沒有發話，我們並不清楚，所知道的只是，白居易當年果真進士及第。
把以上所舉的杜牧、李商隱、柳宗元、皮日休、元結、王維、白居易的例子加在一起可以得出一個印象，在他們那些年代，科舉考試只是一個契機，圍繞著它，進行著一場選拔人才的大動員。
人才們自己也踴躍起來，走出苦讀的書房，離別偏僻的鄉邑，踏入京城的社交圈，試著進行多方面的生命呈示和精神溝通。做法上確實很不規範，但某種原始性的可喜魅力也就隱藏在這種不規範之中。
但是能不能因此而永遠無視規範呢？又不能，因為原始性的可喜魅力很容易因無序而轉化為可惡，不設置足夠的規範必然會把事情徹底搞糟。
科舉考試中的推薦，既被允許，久而久之自然會有大量陰暗伎倆產生。即便是王維、白居易、杜牧、李商隱他們那樣的上好詩文，也敵不過陰暗伎倆。因此，當初像他們那樣大大咧咧地推薦，也就會完全失效。唯一的辦法，是制訂嚴密規範來與陰暗伎倆作鬥爭，這是令人沮喪又不得不為之的事。
創業之初的健康與大方，終於被警覺和瑣碎所代替。
到了宋代，推薦理所當然地被阻止了，為了防止考官接受試卷外的信息，實行“鎖院”制度，即考官一旦被任命就須住入貢院，斷絕與外界的一切來往，直到發榜的那一天。長的時候，一鎖就是五十來天，也夠悶人的。
唐代試卷不糊名，敞敞亮亮地讓考官知道這是那位考生的卷子，宋代就把名字糊起來了。再後來，怕考官認出筆跡，乾脆僱一幫子人把所有的考卷重抄一遍再交給考官，以杜絕作弊的可能。
其實作弊是杜絕不了的。科舉考試決定著一個人的全部升沉榮辱，總會引得不少人拼著性命來做手腳。官方發現後立即採取相應的對策，而一切對策又很快激發出更高明的作弊手段，真是循環往復，日臻精微。
我曾參觀過一堆中國古代科舉考試的實物，發現自宋以後，作弊和反作弊成了一場士子和官方層層遞進的智力競賽，結果是兩方面都走向卑下。士子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挾帶，把必然要考到的《四書》、《五經》、前科中舉範文和自己的猜題習作，縮小抄寫後塞在鞋底、腰帶、褲子、帽子裡，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有的乾脆密密麻麻地寫在麻布襯衣裡。
堂皇的經典踏在腳底，抖索的肉體纏滿墨跡，一旦淋雨或者出汗，爛紙汙黑也就與可憐書生的絕望心情混作一團，一團由中國文字、中國文明、中國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
作弊挾帶的也不見得全是無能之輩。例如一○一二年的一次考試，搜出挾帶者十八人，於是重考，十八人中還是有十二人合格。由此我一直懷疑，許多主持著考試的考官說不定當年也有未被查出的作弊歷史，儘管他們在文化才能上還是合格的。
作過弊的考官對作弊的防範只會更嚴，也許是為了掩飾自己，也許是因為深諳訣竅，他們會想出許多搜查挾帶的機智辦法；未曾作過弊的考官，則長期對作弊者保留著一種真誠的氣惱，今天有權了，氣惱也就化作了峻厲。
無論是機智還是峻厲，最終還是要交給看守考場的士兵來操作。有時還公開懸賞，搜出一個挾帶者獎賞一兩銀子。士兵們受此刺激，立時變成凶神惡煞，向全體考生撲來。
據說連明太祖朱元璋知道士兵們對於應考的士子們渾身上下都要細細摸查的做法後也大不以為然，對大臣們說：這些都是讀過聖人詩文的人，怎麼能像對付盜賊一樣來對付？但是即便朱元璋也無法阻止一種整體機制的必然惡果，明代的搜查更加嚴格。據《霞外捃屑》卷五所記，考場門口出現的情景是：“上久冰凍，解衣露立，搜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裸腹赤趾，防懷挾也。”
到清代，考生頭上的辮子也要解開來查過，還要察看肛門，實在有辱斯文。為了防止在羊皮襖裡挾帶，規定考生進考場穿的羊皮襖不能有面子，只能把單張羊皮穿在身上。一眼看去，考場內外一片白花花，宛若一大堆紛亂的羊群。
這景象在我想來是怵目驚心的。這兒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一群讀書人，只能以動物的形態，來表白自己對文化的坦誠？只能以最醜陋的儀仗，來比賽自己的文明？
說起來作弊在唐代也有很多，但那時既然允許推薦和自薦，整體氣寬鬆，不太把這種小手小腳當一回事。詩人溫庭筠就是一個作弊的高手，老是在考試中替別的考生寫文，當“槍手”，遠近聞名。公元八五八年會試，考官們為了防止他再一次作弊，故意把他的座位另行擺出，直瞪瞪地注視著他，看到他寫完一千多字的文章早早交卷退場了，也就鬆了一口氣。但是萬萬沒有想到，就在這一次，他已經為八位考生完成了試卷！
事情到了清代就不同了，如果有人做“槍手”替別人考試，查出後在考場門外戴枷示眾三個月，然後再萬里流放。
七
一種巨大的不信任，橫亙在考場內外。
乍一看，考場門口如狼似虎的兵士顯示著考官對考生的不信任，實際上這只是整體不信任的一部分。在我看來，推薦和自薦的行不通，首先不在於考官對考生的不信任，而在於社會對考官的不信任。
宋代曾有人正確地指出，推薦人才之所以具有可信度，是因為“其取人畏於譏議，多公而審”（《容齋隨筆》卷五《韓文公薦士》）。推薦錯了人，整個社會都會譏議，這是任何自愛的正派人都不願意的，因此必然力求公正和慎審。只要珍惜自己的社會聲譽，也就有了整體意義上的默契和保證，一切推薦、擔保、允諾都因公正而變得合理，反之，則會破碎。
但是，我們的考官很難維護住自己的聲譽，原因不在於品質而在於機制。品質再好的考官，在機制上也具有多方面的可攻擊性，因此是極其脆弱的。
其一，權力網絡上的可攻擊性。
考官在官場上，也是不大不小的官員。是官員，就有上下左右需要顧及和忌避的地方，這與考場法則有根本性的矛盾。
他當然可以宣言只顧考場不顧官場，但如果真是這樣，他裁斷考卷的權力是誰給的？反過來，倘使太顧官場，他作為考場主宰者的文化形象又會汙漬斑斑。多數考官都想在兩相平衡中稍稍偏向於文化形象，但事實上很難做到。
唐德宗貞元年間，禮部侍郎權德輿主持考政，皇帝的寵臣李實暗示他幾個必須照顧的人選，權德輿拒絕了。李實大怒，乾脆公然提出二十個人的名單要權德輿接受，而且二十個人的前後名次也排定了。李實對權德輿說：“你可以按照我排的名次一一錄取，否則，你就會被貶謫到外地，到那時後悔莫及。”這下權德輿不能不陷於矛盾之中了：按照李實的話辦，必然被社會恥笑；但不按他的意思辦，他一定會到皇帝那裡誣奏，如何是好。幸好不久后皇帝死了，李實不能再胡作非為。但李實對權德輿說的那番話，歷來有很多考官都聽到過，他們不可能都正巧遇到皇帝死亡、改朝換代。他們會怎麼做，可想而知。
其實，比權德輿受到李實威脅再早些年，另一位主持考政的禮部侍郎令狐峘的遭遇更能說明問題。令狐峘擔任主考官以來，高官中薦託的人很多，但名次數額有定，當然不能全部滿足，因此很有一些人力圖扳倒他作為報復。就在這種情況下，他收到當朝宰相楊炎的一封信，要他照顧一位有背景的考生。他怕照宰相的意思做了被別的官員揭露，甚至也怕宰相是有意試探，想來想去不知所措，只得把宰相的來信上繳給皇帝。
皇帝見信後把宰相找來問了一下，宰相楊炎見自己寫給令狐峘的信竟在皇帝手裡，十分氣憤，就向皇帝反訴令狐峘。皇帝總是更相信宰相的，聽完之後就罵令狐峘是奸人，把他貶了。在這裡，作為主考官的權力不堪一擊。
在朝廷各位高官中，考官的是非特別多。公元八二○年禮部侍郎李建主持科舉考試，事後朝廷認為他“人情不洽”，讓他改任刑部侍郎。而事實上並不是“人情不洽”而是他沒有遵從幾項請託。白居易後來說他“在禮部時，以文取生，不聽譽，不信毀”；徐松說他“蓋不聽譭譽，故不免於遭謗也”。但白居易、徐松說這些話的時候，均已蓋棺。
令狐峘們一個個被貶了，李建們一個個被調任了，只有那些絕不像他們那樣做的考官們誠惶誠恐地在考場上正襟危坐。他們明白，考場只是官場的附庸，自己的基本身份只能是馴順的官員而不能是剛正的學者。既然最要命的是“人情不洽”，那麼，沉下心，換成人情練達。
練達是為了自我安全而機敏斂藏，是為了避謗躲毀而察言觀色，是為了左右逢源而多方溝通。練達在無奈中，勞累在靈活中，失落在機巧中，消融在宦海中。
其二，座主聲譽上的可攻擊性。
一個文官由朝廷任命而主持全國選拔人才的科舉考試，社會聲譽之高簡直無與倫比。朝廷為了強調科舉考試的權威性，也有意抬高考官的聲譽。上文提到過的唐代進士及第後有“拜謝座主”的儀式，便是其中一個措施。座主就是考官，進士拜謝座主，既有真誠的感激，也有實利的考慮。座主既受朝廷任命，自稱門生必為自己增光，也許今後會出現更多提攜的機會。
拜謝那天，新科進士們由狀元帶頭，騎馬來到考官宅前，下馬後恭敬而立，把名紙呈進去通報。被迎進庭院後，列隊向東而立，考官則向西而立面對他們，接受拜謝。
集體拜揖、狀元致辭、各別拜揖，然後每位進士一一自報家門，儘量把自己親族中有點名堂的人物一起扯上。碰巧，也會有考官同宗親戚中了進士，而這位進士在輩分上反倒是考官的叔叔，那可怎麼辦呢？按照慣例，進士必須自稱為侄，而尊考官為叔。（參見《唐語林》卷八補遺）
讓叔叔張口叫侄子一聲叔叔，他們兩人都會震顫，但震顫得最強烈的是封建宗法秩序：僅僅做了一任考官，竟然可以讓家族倫理結構為之顛倒！
不僅如此，門生對座主的報答也是終身性的。連柳宗元都說：“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出者，非人也。”（《河東先生集》卷三十，《與顧十郎書》。）柳宗元等人都十分厭惡門生中那種一開始畢恭畢敬，到後來忘恩負義的人物，而他們的厭惡在當時幾乎也成為一種社會共識。絕大多數門生會永久地效忠座主，不願被大家目為“非人也”的渣滓。因此，作為座主也就擁有一筆比什麼都要貴重的生命財富。
以賢明著稱的唐代主考官崔群與夫人的一段對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夫人勸他什麼時候為子孫置幾處莊園，崔群笑著說：“別擔心，我已在全國各地置下了三十處最美的莊園。”夫人大為驚訝，崔群解釋道：“前年我做主考官時，錄取了全國各地的考生三十人，他們每人都是一所最美的莊園啊！”把一個個門生比作一座座莊園，實在將座主和門生的關係表達得淋漓盡致。
不管荒蕪不荒蕪，這些有趣的談論顯然掩蓋了一個最根本的前提：科舉考試是國家行為，考試的結果怎麼轉眼成了考官的私有財產？
柳宗元不是主張過門生對座主的忠誠嗎，但他又討厭文壇上那些拉幫結派之徒，憤怒地指斥他們“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有不諾者，以氣排之”。（《河東先生集》卷二十五，《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講人道序》。）柳宗元的厭惡很能代表當時的文化良知，但這種幫派之風恰恰與他稱頌過的座主和門生的關係直接牽連。
唐代名相李德裕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這位政治家的仕途十分坎坷，一直處於大起大落之中，但他只要復出當權，總要對科舉制度作一些實質性的改革，尤其努力消解座主和門生之間的膠固關係。他在《停進士宴會題名疏》中指出，及第進士是國家挑選的“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寖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會昌一品集》補遺。）為此，他提出：不要再叫座主、門生這些名號；進士們錄取後可以去參見一次考官，今後再也不允許成群結隊地去拜謁了；曲江宴、雁塔題名之類立即停止；及第進士三五人自己慶賀宴樂一下可以，但不許把當年所有及第者全都集中起來盛宴。
李德裕的這些措施，顯然是針對由科舉考試所形成的幫派的。但隨著李德裕的又一次被貶，這些措施也就煙消雲散。
但是，一切有頭腦的政治家或遲或早都會重新發現李德裕所指出的問題。北宋建隆年間朝廷明確下詔，不準把主考官稱為“恩門”、“師門”，錄取考生也不準自稱是某某考官的“門生”，違者就算犯法。對於這個問題，說得最尖銳的是清代學者顧炎武。他指出，正是座主和門生的關係，導致歷來“朋黨之禍”。也就是說，科舉制度直接造成了社會禍亂之源。這與科舉制度的初衷，就完全背道而馳了。
其三，文化資格上的可攻擊性。
既然考官們在權力和聲譽上都難以自立，那就只剩下文化上的資格了。但可悲的是，他們在文化資格上也沒有把握。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中國文人評鑑文化水平的標尺往往不在於宏觀識見而在於細節記憶。一有細節上的記憶失誤，立即哄傳為笑柄。
中國文化擁集著多少細節啊，但人們總是在一筆之誤、一字之差、一名之混中來否定一個人的整體文化。考官對考生是這樣，社會對考官也是這樣。這種傳統一直延伸下來，直到今天，有些歷史學家在嘲謔科舉考試是一場不學無術的騙局時，往往也動用了一些文化細節，這是不公正的。由此可以推想在古代，考官們為了避免任何一點文化缺漏，將會承受多大的心理磨難。
《明史紀事本末》記載，明正德六年（公元一五一一年）的一次會試，考試後公佈的一份優秀考卷中有一個知識性的誤差，即在行文中不小心把孔子褒揚的十個弟子和後來配享的十個弟子有點混淆。考官閱卷時可能忽略了這一點。落第考生知道後大譁街市，寫出大字報到處張貼。所有的考官都覺得丟了臉，自認晦氣不敢吭聲。
在這種心態下，可能產生的笑話反而更多。乾隆年間一個考生在考試前外出遊玩，在路邊見到兩棵槐樹之間有一口井，不知怎麼就記住了。臨到考試，他怨恨自己肚子裡典故太少，便決定杜撰幾個出來，靈機一動寫出一句“自兩槐夾井以來”，如此等等。這一來，閱卷的考官緊張了，心想那一定是我沒有讀到過的典故。為了掩飾，給予佳評，這位考生竟被取為解元。
我們可以設身處地為這位考官想一想，他實在不能保證浩如煙海的中國文化典籍中絕對沒有“兩槐夾井”一說。不怕一萬隻怕萬一，因而只能閉一隻眼睛算這個考生“用典有據”。
這種麻煩連一些大學問家也經常遇到。一八九二年廷試，閱卷大臣發現一份考卷中有“閭面”二字不可解，問主持其事的宰相翁同龢是否可能是“閭閻”的筆誤。翁同龢以知識廣博聞名，低頭一想說，以前在書中見過以“閭面”對“簷牙”，應該算對。事後問那位考生，確是筆誤，這一下翁同龢鬧了笑話。
但我們在笑翁同龢的時候不會太暢快，因為深不可測的中國文化幾乎能為任何一種肯定和否定提供依據，因此學問越大越會遇到判斷的困惑。
那麼，考官應該以哪一條水平線來與考生對位？誰也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下，有的考官甚至完全不相信有客觀標準，只相信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在左右著棄取，便暗暗地用抓鬮的辦法來領悟“文昌帝君”的旨意。例如清道光年問的穆彰阿，就是這麼幹的。
考官們在文化資格上還受到更惡性的挑戰，即由文化細節而直接誘發政治威懾。考官們不僅避不開朝廷的斧鉞，而且也躲不過考生的利劍。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元七三六年李昂任考官，考生李權通過親戚鄰居的關係來走門路，性子剛直的李昂召集起考生當眾責斥李權，並把李權文章中不通的句子摘抄出來貼在街上。於是李權決定報復，他找到李昂，出現了以下一段對話——
李權：古人說過，來而不往非禮也。我的文章不好，現在大家都知道了；主考大人也有不少文章在外界傳流，我也想切磋一下，可以嗎？
李昂：有何不可！請吧。
李權：有兩句詩，“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閒”，是主考大人寫的嗎？
李昂：是的。
李權：您詩中用了“洗耳”的典故。大家都知道，這個典故是說古代的堯帝在他的衰老之年不想再統治天下了，要把自己的權位禪讓給許由，沒想到許由不僅不想掌權，而且根本不想聽讓他做官的話，認為那是最壞的話，聽到後還到水邊去洗耳朵。
李昂：……
李權：今天我們的皇上年富力強，還遠沒有衰老到退位的年歲，而且皇上好像也沒有把皇位讓給主考大人的意思，您洗耳朵幹什麼呢？
聽了李權這番話，李昂身為考官卻惶駭萬狀，一下子軟了下來。李權的做法，讓我們很容易聯想到“文革”災難中“造反派”暴徒通過“咬文嚼字”來誣陷栽贓的伎倆。
以前我們更多地關注科舉考試中考生們的悲哀，結果造成一種印象，似乎是一群邪惡而又愚蠢的考官在胡鬧。但是，當我們的視線一旦停留在考官們身上，發現他們也處在一種極其脆弱又極不被人信任的困境中，那麼我們就會明白：科舉考試本身是一個全方位的悲劇。
對中國來說，這是一種千年的需要，又是一種千年的無奈。抓住它，滿手芒刺；丟棄它，步履艱難。
八
科舉考試最終的敗落，在於它的考試內容。
其實，這也是一個千餘年傷透了腦筋的老問題。歷來很多有識之士一而再、再而三地為此而唇槍舌劍，激烈爭論。考試主持者們也曾做過一系列試驗，一次次地改革考試內容，力圖使它更適合於選拔管理人才。
考試中究竟是側重詩文經典，還是側重社會實務，是人們討論的一個難點。在唐代有很長一段時間，十分重視時務策論，例如元結任州試考官時曾出過這樣幾個試題：
一、你認為應該如何消解當前的強藩割據？
二、你認為應該如何使官吏清廉，斷絕他們的僥倖所得？
三、你認為應該如何使戰亂中流離失所的百姓重新耕種？
四、你知道粟帛估錢的情況嗎？
在大詩人杜甫出的試卷中，有“華陰的漕渠如何開築為宜”、“兵卒如何輪休”等題目。白居易則問考生“如何改進各級官員的薪俸制度”、“如何解決當前社會上出現的農貧商富的問題”等等，都非常切於實用。
這些試題今天看起來仍然覺得不錯，但我們也不能褒揚過甚。沉溺於詩賦考試固然太侷限了，但是，能對身邊的現實問題發表一點議論的考生，大多算不上什麼人才。
更何況，在考試中討論身邊的具體問題，閱卷的困難很大。考官自己對這些具體問題的看法，很容易成為一種取捨標準，但這是不公正的。正因為這樣，一些大學者倒並不傾心於這方面的改革，他們覺得科舉考試也就這麼回事了，靠幾道試題來斷定什麼考試有用，什麼考試無用，未免顯得武斷。
蘇東坡說：
自文章而言，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策論、詩賦均為無用。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科取士，不過如此而已。
（《東坡奏議集》卷一）
“均為無用”、“不過如此而已”，真是大家口吻。
柳宗元說得更透徹，他認為試題的變來變去並不會改變取士的方向，不要企望試題出現了什麼方面的內容就會選拔到什麼方面的人才。考生總是那些讀書人，朝廷側重考什麼內容，他們就作什麼方面的準備。
蘇東坡和柳宗元的看法高人一籌，但作為稀世大才他們對人才的要求，與科舉考試想選拔的人才有較大的距離。
就一般人才的選拔而言，考試內容還是重要的。一定的試題定向，標誌著國家對人才的需求重點，也會對全國應試者的自我塑造起一個引導作用。可惜自宋代至明清，國家對人才的需求標準越來越不明確，只靠著一種歷史慣性消極地維持著科舉。為了符合上下古今多方位的意識形態要求，考試內容越來越僵硬。終於，出現了八股文。
用八股文取士，不僅內容限定、格式限定，而且許多聯接虛詞也是限定的。當然，這至少給考官閱卷帶來了不少方便，也使不同的考生納入了一種相同的可比性之中。
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內容。這是一種毫無社會責任和歷史激情，不知究竟要選擇什麼樣的人的昏庸考試方式。全國士子為通過這項考試一年又一年地鑽研八股文的寫法，結果造就了大量的廢物。
對此，清代醫學家徐靈胎隨手寫的一首“道情”表達得很清楚。文中的“時文”，即指八股文：
讀書人，最不濟。背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破題，兩句承題。搖頭擺尾，便道是聖門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一期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見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
事情到了十九世紀後期，國際參照系生楞楞地出現在中國文人前面，無情的對比強烈到讓人眩暈。一千多年前當科舉制度剛剛盛行的時候，中國在世界上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啊，怎麼考了一千多年，反而成了這副模樣？
是中國上了科舉制度的當？或是科舉制度上了中國的當？或是它們彼此上當？或是大家都上了一種莫名的歷史魔力的當？
據齊如山回憶，直到十九世紀晚期，中國大地仍然愚蠢地以科舉制度抵拒著商業文明。一個人參加了一次哪怕是等級最低的科舉考試，連秀才也沒有考上，在當時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見知縣時可以有座，也可以與官員們同桌用餐。與此相反，一個商人，即便是海內巨賈、富甲一方，見知縣時卻不會有座，也不準與官員們同桌用餐。
於是，在我眼前出現了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歷史造像：一個讀了幾年死書而沒有讀出半點門道的失敗者傻乎乎地端坐著，一個已經創造了大量財富而且有可能給中國帶來新的活力的實踐者像僕役一樣侍立著。這一歷史造像，離我們並不遙遠。
那麼，十九世紀晚期的科舉考試是什麼樣子的呢？周作人回憶道，那是大寒季節，半夜起床，到考場早早坐定，在前後左右一片喧囂中等到天亮。天亮後有人舉著一塊木板過來，上面寫著考題，於是一片喧囂變成了一片咿唔，考生們邊咿唔邊琢磨怎麼寫八股文了。一直咿唔到傍晚，時間顯得緊張，咿唔也就變成呻吟：
在暮色蒼茫之中，點點燈火逐漸增加，望過去真如許多鬼火，連成一片；在這半明不滅的火光裡，透出呻吟似的聲音來，的確要疑非人境。
（《知堂回想錄》）
齊如山對此還作了一個小小的補充，即整整一天的考試是無法離座大小便的，於是可想而知，場內汙穢橫流，惡臭難聞。
讀到這類回憶我總是驀然發呆：燦爛的中國文明，繁密的華夏人才，究竟中了什麼邪，要一頭鑽進這種鬼火、呻吟和惡臭裡邊？
出於時代的壓力、國際的對比，一九○一年慈禧下令改革科舉。考試內容里加中外政治歷史。四書五經仍考，但不再用八股文程式。同時，開設新式學堂，派遣學生到國外留學。
為了迎合中外政治歷史的內容，有一次考官出題時把法國的拿破崙塞進去了，而且因為粗粗地知道他與中國項羽一樣是一位以失敗而告終的勇猛戰將，便出了一道中外比較的試題：《項羽拿破輪論》。出題的考官趕時髦，但來自全國各地的考生怎麼跟得上呢？一位考生一開筆就寫道：
夫項羽，拔山蓋世之雄，豈有破輪而不能拿哉？使破輪自修其政，又焉能為項羽所拿者？拿全輪而不勝，而況於拿破輪也哉？
（見舒蕪《項羽拿破崙論》、吳小如《〈項羽拿破崙論〉及其他》）
這位考生理所當然地把“拿破輪”看成是一個行為短語；什麼人伸手去拿一個破輪子。
項羽有沒有拿過破輪子他不知道，但八股文考試鼓勵空洞無物的瞎議論，文章也就做下去了。
我想，這位考生敢於做這篇文章，倒也真有一點“豈有破輪而不能拿哉”的氣概。科舉考試在當時確實已成為一個破輪，它無論如何不能再向前滾動了。為了不讓這個破輪使整個大車傾翻，在喊聲鼎沸中，科舉制終於被廢除。
但是，廢除了科舉制度的中國有了新式教學，卻沒能從制度上解決管理人才的選拔問題。
新型的學者在成批地產生，留學外國的科學家在一船船地回來，但管理他們的官員又是從何產生的呢？
科舉制度給過我們一種遠年的浪漫，一種理性的構想，儘管這種浪漫的構想最終不成樣子。但是，今天當我們還沒有構建起一種科學的官吏選拔機制，那就還沒有資格來嘲笑它。
九
科舉實在累人。考生累、考官累，整個歷史和民族都被它搞累，我寫它也實在寫累了。我估計，讀者也一定已經讀得很累，那就到此為止吧。走筆至此，滿心悵然。
作為一箇中國人，我應該對它低頭致敬。它以一千三百年的驚人堅持，在這麼遼闊的土地上實現了一個夢幻般的政治學構思。那就是，通過文化考試在全國男子中選拔各級管理者，使中華文明越過無數次滅亡的危機而浩蕩延續。正是這種延續，使我們有可能汲取千年前的偉大精神力量，知道什麼是永恆的高貴，什麼是不朽的美典。
作為一個文化人，我又要對它搖頭長嘆。它為了朝廷統治的人才需求而設置的文化關口，看似重視文化，實質敗壞了文化，尤其是敗壞了整個民族的集體文化人格。在歷代考生咿咿唔唔的文本誦讀聲中，中國文脈漸漸失去魂魄。
因此，由於它，中華文明一直保持著宏大存在，卻又未能走向強健。
十萬進士，如果站在一起，會是黑壓壓的一大片，望不到邊。這是人類智能最大的聚合體，沒有什麼事情想不明白。只不過，當時他們每個人都只能想到與自己生命相關的一小段。現在把一小段、一小段全都連在一起了，他們便都陷入了沉默。對於科舉制度的整體結果，不管是正面結果還是負面結果，他們會很驚訝，卻不會過度興奮和沮喪。但他們一定都懷有期待，期待這片他們所熟悉的土地，能出現他們不熟悉的文化景象。
十萬個聰明人的沉默和期待，實在會讓後代心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