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遠遠看去，宋代就像一團亂麻。
亂到什麼程度？我想用一句俏皮話來表述：亂到連最不怕亂的歷史學家也越講越亂，卻不知道自己已經講亂，更不知道如何來擺脫亂。
既然如此，所有的中國人也就找到了從亂局中泅身而出的理由。宋代是我們大家的，它再亂，也像祖母頭上的亂髮，等待我們去梳理。我們沒有理由讓亂髮長久地遮蔽了祖母，因為遮蔽祖母也就是遮蔽我們自己。
根據小時候的經驗，祖母是不信任我們梳理的，卻喜歡我們把小手當做梳子在她的頭上游戲。有時她還會高興地說：“對，就這地方，再給我敲兩下！”她長年患有頭痛，我們不經意地碰到了某個穴位。
梳理宋代，情景也差不多。
二
宋代還沒有開門，中國似乎已經亂成一片。
從唐王朝滅亡到宋王朝建立，中間隔了五十幾年。在這短短的五十幾年時間內，黃河流域相繼出現了五個王朝，史稱“五代”；南方又出現了九個割據政權，再加上山西的一個，史稱“十國”。就這樣“五代十國”響響亮亮地作為一個正式名稱進入中國歷史，史籍間也一本正經地排列著“五代本紀”、“十國世家”之類，乍一看還以為是概括了多麼漫長的年代呢。
把十幾個各自獨立的皇帝擠在一起，會出現什麼情景自可想象。更麻煩的是，這些皇帝為了表明自己正統，喜歡沿用歷史上已經出現過的朝代名稱，例如梁、唐、晉、漢、周等，人們不得不一一加一個“後”字來表示區別，也實在讓人頭暈的。
宋朝，就是在這樣的亂局中建立起來的。
結束混亂，這本來是一件好事，誰料想，卻迎來了更大範圍內的危機。原先的五代十國都是漢族政權，而宋朝面臨的是一個又一個強大勇猛、虎視眈眈的少數民族政權。風起雲湧般的馬蹄聲永遠迴盪在耳邊，令人沮喪的戰報不斷從前方傳來，什麼辦法都想過了還是沒有辦法，除了失敗感就是屈辱感，這就是宋朝。
先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遼，立國時間早於宋朝，領土面積也大於宋朝，宋朝哪裡是它的對手？留下的只是楊家將一門抗敵的故事。然後是西北方向的党項族建立的西夏，一次次進攻宋朝，宋朝也屢戰屢敗。再後來，遼的背後女真族建立的金，領土也比宋大，先把遼滅了，又來滅宋，宋朝的剩餘力量南遷，成為南宋。南宋在軍事上更是不可收拾，留下的只是傑出將領岳飛被枉殺的故事。等到蒙古族的騎兵一來，原先的這個族那個族、這個國那個國、這個軍那個軍，全都齊刷刷地灰飛煙滅，中華歷史也就鄭重地走向了唐之後的又一個大一統王朝——元朝，留下的只是文天祥他們英勇拒降的故事。
這麼一段歷史，如果硬要把宋朝選出來作為主角，確實會越想越不是味道：怎麼周邊的力量都與自己過不去？但是，如果從宏觀的中華歷史來看，其他各方也同樣是主角，每一個主角都有自己的立場系統，構成了一重重詭譎不定的旋渦，根本無法受制於同一個價值座標。宋朝固然有英雄，其他各方也有英雄，而且都是中華民族的英雄。宋朝固然受委屈，但也做過不少自以為頗有韜略的壞事，像“聯金滅遼”、“聯蒙滅金”之類，不僅使亂局更亂，而且一再踩踏了政治倫理的底線，也加速了自身的滅亡。
這麼一想，我們在談論宋朝的時候，就不會像過去那樣充滿失敗感和屈辱感了。
在熱鬧的中華大家庭裡，成敗榮辱駁雜交錯，大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站高了一看也就無所謂絕對意義上的成敗榮辱。如果有哪一方一直像天生的受氣包一樣不斷地血淚控訴、咬牙自勵，反而令人疑惑。浩蕩的歷史進程容不得太多的單向情感，複雜的政治博弈容不得太多的是非判斷。秋風起了，不要把最後飄落的楓葉當做楷模；白雪化了，又何必把第一場春雨當做仇敵。
歷史自有正義，但它存在於一些更宏觀、更基本的命題上，大多與朝廷的興衰關係不大。
三
蒙古族的馬蹄使得原來一直在互相較勁的西遼、西夏、金和南宋全都落敗，好像大家一起走向了死亡。是不是這樣呢？不是。
死亡的是朝廷，而不是文明。
朝廷的存在方式是更替型的，必然會你死我活；文明的存在方式是積累型的，有可能長期延續。
兩相比較，朝廷的存滅實在是太小太小的事情了。我一直弄不明白，為什麼中國文人那麼固執，至今還牢牢捧著宮廷史官的職業話語不放，把那些太小太小的事情當做歷史的命脈，而完全不在乎九州大地真實的文明生態。
宋代，最值得重視的是它的文明生態。
一提它的文明生態，它完全改變了形象，立即成了一個繁榮、富庶、高雅、精緻、開明的時代，穩坐在中國歷史的高位上藹然微笑。
這是宋代？
不錯，這是宋代。
宋代的文明生態，首先表現在社會經濟生活上。我本人由於很多年前寫作《中國戲劇史》，花費不少時間研究宋代的市井生活，比較仔細地閱讀過《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夢梁錄》、《武林舊事》等著作，知道北宋時汴京（今河南開封）和南宋時臨安（今浙江杭州）這兩座都城的驚人景象。本來唐代的長安城已經是當時全世界最繁華的所在了，而汴京和臨安的商市比之於長安又大大超越了。
長安的坊和市，都是封閉式的；而汴京的街和巷，則完全是開放式的了。手工行業也比長安多了四倍左右，鱗次櫛比地延伸為一種摩肩接踵式的熱鬧。這一點，我們從張擇端的名畫《清明上河圖》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種熱鬧，在唐代的長安城裡是有時間限制的，一到夜間就閉坊收市了；而宋代的都城卻完全沒有這種限制，不少店鋪的夜市一直開到三更，乃至四更，而到了五更又開起了早市。
這樣的都城景象，是不是一種畸形的虛假繁榮呢？並不。
都城以數量巨大的全國市鎮作為基座，在北宋時，全國的市鎮總量已接近兩千。城市人口占到了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因此，熙熙攘攘的街頭腳步還是會聚了大地的真實。據歷史學家黃仁宇統計，當時的商品流通量如果摺合成現在的價格，差不多達到了六十億至七十億美元。可以斷言，宋代的經濟水平是當時世界之最。
作為城市後方的農村，情況如何？宋代無疑是中國農業大發展的時期。水稻種植面積比唐代擴大了一倍，種植技術更是迅速提高，江浙一帶的水稻畝產量已達到八九百斤。此外，蠶桑絲織進入了專業化生產階段，產量和質量都突飛猛進。
由於農業的發展，中國人口在宋代進入一億大關。
至於科技，宋代也是整個中國古代史的峰巔。例如把原先的雕版印刷推進到活字印刷，把指南針用於航海，把火藥用於戰爭，都是宋代發生的事。這些技術都相繼傳到西方，極大地推動了人類文明。在宋代，還出現了一系列重要的科技著作，像沈括的《夢溪筆談》、秦九韶的《數書九章》、蘇頌的《新儀象法要》、王惟一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宋慈的《洗冤集錄》等，各門學科都出現了一種認真研究的專業氣氛。
說到這裡我需要提供一個時間概念。宋代歷時三百二十年，這期間西方仍然陷落在中世紀的漫漫荒路中，只有意大利佛羅倫薩那幾條由鵝卵石鋪成的深巷間，開始出現一點市民社會的清風。在南宋王朝最終結束的那一年，被稱做歐洲中世紀最後一個詩人的但丁，才十四歲。直到一百七十年後，文藝復興的第一位大師達·芬奇才出生。由文藝復興所引發的歐洲社會大發展，更是以後的事了。
可見，宋代的輝煌，在當時的世界上實在堪稱獨步。
四
宋代的文化，更不待說。
我不想亟亟地搬出蘇東坡、朱熹、陸游、辛棄疾、郭熙、梁楷來說事，而要特別指出宋代所開拓的一個重大文化走向：文官政治的正式建立。
宋朝一開始就想用大批文官來取代武將，為的是防止再出現五代十國那樣的軍閥割據局面。大批文官從哪裡來？只能通過科舉考試，從全國的平民寒士中挑選。為了讓平民寒士具備考試資格，又隨之在全國廣辦公私教育，為科舉制度開闢人才基礎。
按照這個邏輯層層展開，全國的文化資源獲得空前的開發，文化空間獲得極大的拓展，上上下下的文化氣氛也立即變得濃郁起來。
所幸的是，這個邏輯還在一步步延伸：為了讓文官擁有足夠的尊嚴來執掌行政，不在氣勢上輸於那些曾經戰功卓著的武將，朝廷給了文官極高的待遇。有的史學家認真研究過宋代文官的薪金酬勞標準，結果嚇了一跳，認為其標準之高在中國可能是空前絕後的。
不僅如此，宋太祖趙匡胤在登基之初還立誓不殺士大夫和議論國事者，也就是保護有異見的知識分子。這項禁令，直到一百六十多年後的宋高宗趙構統治時才被觸犯。但總的說來，宋代文化人和知識分子的日子比其他朝代要好得多。
請看，文官政治的邏輯一旦建立，正常推延的結果就必然如此。退出的不僅是武將、貴族，而且是以前種種不尊重文化人的思維方式。這樣一來，文化就有可能在權力結構中顯現自己的魅力了。本來朝廷是想利用文化的，而結果文化也利用了朝廷。這種互相利用，最後的贏家是文化。
五
宋代的文官政治是真誠實施的，而不像其他朝代那樣只把文化當做一種裝扮。
平心而論，在中國古代，一切官員都會有一點談論經典、舞文弄墨的本事，一切文人也都會有一點建功立業、修齊治平的雄心。因此，要製造政治和文化的蜜月假象十分容易，要在文化人中選一批諫官、謀士、史筆、文侍也不困難。難的是，能不能選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靈魂來問鼎最有權力的官僚機器？歷來幾乎沒有哪一個時代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宋代回答了。
你看，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這些人如果沒有當政，他們的文化成就也早已使他們取得了一代宗師的地位，但是，他們又先後擔任了朝廷的最高級別行政首腦。兩種頂級高端的對接，會遇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麻煩，因此全世界都很難找到這樣的先例。
我曾經花費不少時間鑽研這些文化大師當政後的各種政見，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種鬥爭，但後來突然醒悟：最重要的不是他們的政見，而是他們是誰。
這正像幾位哲人在山巔舞劍，最重要的不是他們的劍術，而是他們是哲人，他們在山巔。是誰把他們找出來的，又安排到了山巔？
看上去是皇帝，其實背景要大得多。既然認認真真地實施了文官政治，那麼，由文官政治的眼光看出來的官場弊端和社會痼疾能不能進一步消除？這個問題也必須交給文官自己來回答。回答得好不好，決定著中國以後的統治模式。
先是那位一直抱持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種高尚情懷的范仲淹，提出了整頓科舉制度為核心的吏治改革方案，目的是讓宋朝擺脫冗官之累而求其強。十餘年後，王安石更是實施了牽動社會整體神經的經濟改革方案，目的是讓宋朝擺脫冗費之累而求其富，而且立竿見影，國家的財政情況果然大有改觀。但是，司馬光則認為天下之富有定數，王安石式的國富必然導致實質性的民窮，而且還會斫傷社會的穩定秩序，因此反對變法，主張“守常”。我們大家都喜歡的蘇東坡，明顯地傾向於司馬光，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又覺得王安石也有道理。
按照現代政治學的觀點，王安石簡直是一個早期的社會主義者。他的改革已涉及國家的金融管理，而且試圖以金融管理來主導整個行政體制。這在當時自然不可能實現，但他以天才勃發的構想和義無反顧的行動展示了一種政治理想，成為公元十一世紀人類文明史上的一道珍貴光亮。
王安石以及他的政敵司馬光，包括他們前前後後的范仲淹、歐陽修、蘇東坡，都是傑出的人文學者。他們在公元十一世紀集體呈現的高度政治才華，使中國政治第一次如此濃烈地煥發出理想主義的文化品性。
這樣的努力很容易失敗，卻又無所謂失敗。因為我說過，勝敗只是軍事政治用語而不是文化用語。當文化大幅度介入，就只剩下能不能構成積累、是正面積累還是負面積累的問題了。
我對那些年月情有獨鍾，全是因為這幾個同時踩踏在文化峰巔和政治峰巔上的瘦骨嶙峋的身影。他們實在讓人難忘。
有人根據他們的淒涼後事斷言大文豪、大詩人、大學者、大歷史學家不能從政。這就錯了。他們不從政也未必不淒涼，別人從政也未必不淒涼。淒涼是天地對一切高貴人生的自然總結，而不具備任何價值判斷。在我看來，這些人從政確實也有毛病，其中最大的毛病是容易受到漂亮言辭和動人表情的誤導，重用一些不大不小的文人，而在這些文人中則常常擁擠著極高比例的小人。對此，王安石和司馬光兩方面都承受到了。王安石的首席助手呂惠卿最終成了用最險惡的方法揭發王安石的人，而司馬光的鐵桿擁戴者蔡京最終也成了用最瘋狂的手段清算司馬光的人，這是多麼相似又多麼沉痛的教訓！但是，即便把所有的教訓加在一起，也不能得出王安石、司馬光他們不能從政的結論。
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政見對立、各不相讓，但從來沒有人能夠指出他們在個人私德上有任何明顯的瑕疵，或互相之間有任何落井下石、互相陷害的痕跡。他們的對立，是堂堂正正的君子之爭，不夾雜什麼個人利益，因此不傷害對方的基本人格。他們兩人年歲相仿，司馬光比王安石大兩歲，而且在王安石去世的五個月後也去世了。兩顆文化巨星兼政治巨星幾乎同時隕落的年份，是公元一○八六年。王安石去世時司馬光已經病重，極感悲痛，命令厚恤厚葬之。如果事情倒過來，王安石也一定如此，但他沒有這個機會了。
王安石晚年曾在自己鄉居的地方與支持司馬光的蘇東坡見面，他不僅親自騎驢到碼頭迎接蘇東坡，而且兩人還一起住了一段時間。兩人分手時還相約買地毗鄰而居，可見交情已經不淺。為此，蘇東坡寫過一首詩給王安石：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王安石與蘇東坡在一起的時日，一起遊了南京的鐘山。蘇東坡的記遊詩中有“峰多巧障目，江遠欲浮天”兩句。王安石讀了就說：“我一生寫詩，寫不出這樣好的兩句來。”
不錯，這是一個有太多高峰的時代，因此容易互相遮蓋、障人耳目。但高峰畢竟是高峰，都有遠江之眺、浮天情懷。
文官政治的本性是君子政治。不管彼此的政見多麼分歧，只要君子品性不失，事情就壞不到哪裡去。遺憾的是，這種情形只出現在宋代。其他時代被人稱道的那些盛世政績，主要有賴於比較開明的皇帝，與君子政治關係不大。
王安石曾寫過這樣兩句著名的詩：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我想借其中的“我”作為君子政治的象徵。
至於何謂君子政治，可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只不過，那裡裹卷的權術還是太多。
六
宋代文化氣氛的形成，與文官政治有關，但實際成果又遠遠超越了政治。
文化氣氛是一種處處滲透的精神契約。滲透到細處，可以使繪畫靈秀、使書法雅緻、使瓷器造極，甚至使市民娛樂也抖擻起來；滲透到高處，可以使東南西北一大群學者潛心鑽研，友好論辯，形成一個個水準很高的哲學派別，最終又眾星託月般地產生了集大成的理學大師朱熹。
我掐指粗粗估算，大概在宋朝建立一百年後，那些高水準的哲學派別開始出現。這個時間值得注意，表明一個朝代如果上上下下真心著力於文化建設，淺層次的成果二三十年後就能看到，而深層次的成果則要等到一百年之後才能初露端倪。準備的時間長一點，出來的成果也像樣一點。文化的事，急不出來。
像樣的成果一旦露頭，接下來必然林林總總接踵而至，擋也擋不住了。這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黃金時代。宋代哲學思想的黃金時代大約延續了一百三十多年，其間真是名家輩出、不勝枚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楊時、羅從彥、李侗……終於，一個輝煌的平臺出現了，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張栻、陳亮、葉適等一眾精神巨匠，相繼現身。這中間還不包括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的王安石和司馬光。如此密集的高層智能大迸發，只有公元前五世紀前後即中國的諸子百家時期和古希臘哲學的繁榮時期才能與之比肩。
朱熹是一個集大成者。他的學說有一種高貴的寧靜，企圖為中華文明建立一個包羅萬象的永恆體系，併為這個永恆體系找出一個唯理論的本原。用現在的話說，也就是為長期處於散逸狀態的儒家教誨找到宇宙論和本體論的基礎。他找到了，那就是天地萬物之理。因此，他也找到了讓天地萬物迴歸秩序的理由，找到了聖人人格的依據，找到了仁義禮智信的起點。
為此，他在儒學各家各篇的基礎上，汲取佛學和道學的體系化立論法則，對天地萬物的邏輯進行重新構造。他希望自己的思考獲得感性經驗的支持，因此用盡了“格物致知”的功夫，而且他相信，人們也只有通過感性經驗才能漸漸領悟本原。這樣，他就把宏觀構建和微觀實證的重擔全壓在自己身上了，近似於以一人之力挖幾座山、堆幾座山、扛幾座山。這種情景，直到今天想來，還讓人敬佩不已。
朱熹長期擔任地方官，對世俗民情並不陌生，太知道普天之下能夠理解這種高層思維的人少之又少。但是，他沒有因此而停步，反而越來越把自己的思維推向無與倫比的縝密與完整。他是這樣，他的諸多同行，包括反對者們，也努力想做到這樣。這種極為奢侈的精神博弈必須建立在密密層層的文化基座之上，建立在心照不宣的文化默契之上。只有宋代，具有這樣的基座和默契。
正由於對世俗民情的瞭解，朱熹又要在高層思維之餘設計通俗的儒學行為規範，進行教化普及。這種設計，小而言之，關及個人、家庭的涵養觀瞻；大而言之，關及國家、社稷的儀態程序。他想由此使自己的唯理哲學付諸實踐，使天下萬物全都進入合理安排。這種企圖，並沒有流於空想，而是切切實實地變成了“三綱五常”之類的普及性規範，傳播到社會各個階層。
在這方面，負面影響也是巨大的。因為這顯然是以一個抽象的理念壓抑了人性、否定了個體、剝奪了自由。而人性、個體和自由，在中國長久的宗法倫理社會中本來就已經十分稀缺。
好在這是在宋代，朱熹的設計遇到了強大的學術對手，例如陸九淵、陳亮、葉適他們。這些學術對手所播下的種子，將在明代開花結果，尤其在我家鄉的王陽明手上將爆發一場以“心學”為旗幟的思想革命，為近代思維做出重要的遠期鋪墊。順便說一句，王陽明是歐洲文藝復興大師們的同時代人物，他比米開朗琪羅只大三歲。當然，那是後話了。
再回到朱熹。他在公元十二世紀和公元十三世紀交叉的當口上去世，可見公元十二世紀是中國古典哲學的燦爛年代。他是在一箇中午停止呼吸的，據他的學生蔡沉記載，那時候，狂風大作，洪水暴發，巨樹連根拔起，如山崩地裂，其聲震天。
七
在朱熹去世後的十年之內，還有兩個重要的文化人相繼去世：一個是陸游，一個是辛棄疾。
提起這兩位傑出的詩人，立即又讓人想起宋朝風雨飄搖的軍事危難。
很奇怪，這種危難其實所有的人都感受了，包括朱熹和其他哲學家在內，為什麼一到陸游和辛棄疾身上，才讓人加倍地震撼呢？
我想，這就是詩人和哲學家的區別了。詩人是專門來感受時代風雨的。他們捺不下性子來像朱熹他們那樣長坐在屋宇的書架前深思熟慮，而總是亟亟走到廊外領受驟變的氣溫，觀察可疑的天色。他們敏感，他們細緻，他們激動。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衣衫飄飄地消失在荒野間了。人們可以遠遠地聽到他們的聲音，不知是吶喊，還是歌吟。
辛棄疾獲知朱熹去世的消息後，又聽說有關當局嚴禁參加悼念儀式。他立即起身前往，並致悼詞：“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這便是詩人特有的勇敢。如果不是當局嚴禁，辛棄疾倒未必親自前往。
這樣的詩人，面對外族入侵時的心靈衝撞，當然遠遠超過朝廷戰將和廣大民眾。
因此，陸游、辛棄疾不僅成了宋代，而且也成了整個中國古代最爽利、最典雅的抗戰話語的營造者。
但是，在中國歷史上，慷慨激昂的抗戰話語並不缺少，為什麼到了陸游、辛棄疾那裡，便達到了難於企及的高度？
我曾經帶著這個問題，一遍遍誦讀他們的詩句，漸漸得到了一些答案。
首先，他們有理由比別的時代更熱愛神州大地，也就是熱愛唐宋以來展現的臻於充分成熟的赫赫文明，因此由衷地產生了捍衛的責任，這與古代梟雄死士們的氣吞山河很不一樣。
其次，他們有參與軍事、政事的切身經歷，在朔北風塵和沙場劍戟中培養起了一種真正的男子漢氣質，這與其他文人墨客們的紙上縱情大不相同。
第三，他們始終籠罩在屢戰屢敗的陰雲中，巨大的危機感鑄就了一種沉鬱、蒼涼、豪邁、無奈的美學風格，這與尚武時代的長風馬蹄、縱橫九州又大相徑庭。
第四，他們深受唐宋文化的濡養，又處於一個文學寫作特別自由的時代，在表述萬里山河與書生情懷之間的詩化關係上，達到了嫻熟、自如、醇洌的境界，這又非一般英雄豪傑的鏗鏘言辭所能比擬。
正是由於以上這些原因，我們擁有了不管什麼時候誦讀都會心跳不已的那些詩句。
我在動手寫作這篇文章前有一個自我約束：千萬不能多談陸游和辛棄疾。原因是我從十幾歲開始就深深迷上他們了，直到今天，他們詩句中有一些東西還會像迷幻藥一樣讓我失去應有的平靜。什麼東西呢？我前面說了，就是那種要命的男子漢氣質。
那麼，就讓我用最剋制的方式各引他們的一首作品，只引一首，然後，再說一句他們兩人的生命終結。其實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我還是捨不得跳過。
陸游的作品中我選了這一首：
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
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州！
辛棄疾的作品中我選了這一首：
醉裡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極文極武，極壯極悲，極夢極醒，又訴之於極度的開闊和瀟灑。一上口，渾身痛快。
陸游去世時，給兒子留下了一份這樣的遺囑：“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辛棄疾去世時連喊三聲“殺敵”，然後氣絕。
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的頂級詩人是這樣走向死亡的。
陸游企盼的王師和辛棄疾尋殺的敵人，在歷史進程中已失去了絕對意義。但是，這些詩句包含的精神氣質卻留下來了，直指一種剛健超邁的人生美學。我一直不希望人們把這樣的詩句當做歷史事件的寫照，或當做民族主義的宣教，那實在是大材小用了。人生美學比什麼都大，就像當年歐洲萊茵河流域中世紀莊園的大門突然打開，快馬上的騎士手持長劍，黑斗篷在風中飄飄灑灑掠過原野。歷史銘記的就是這個形象，至於他去哪裡、與誰格鬥，都不重要。
有的學者說，宋代扼殺了大詩人陸游和辛棄疾，我不同意。陸游是活到整整八十五歲才去世的，辛棄疾沒那麼長壽，也活了六十七歲。我不知道所謂的“扼殺”是指什麼。是讓他們做更高的官嗎？是讓他們寫更多的詩嗎？在我看來，官不能再高了，詩已經夠多了。
我的觀點正相反：是宋代，造就了他們萬古流芳的人生美學。
宋朝，結束在陸游去世的七十年之後。整整七十年，王師不僅沒有北定中原，最後連自己也消失了。對手是誰？也不是辛棄疾要殺的敵人了，而是換成了浩浩蕩蕩的蒙古軍隊。他們先殺了辛棄疾要殺的敵人，終於反過身來向王師開刀了。
這不能全怪宋朝無能。我在這裡要為宋朝略作辯解：在冷兵器為主的時代，農耕文明確實很難打得過遊牧文明。
宋朝的對手，不管是遼、金，還是西夏，都是騎在馬背上的勁旅，宋朝光靠著《孫子兵法》、抗戰激情，確實很難從根本上取勝。至於成吉思汗領導的蒙古騎兵，更是一股無法抵擋的旋風，從亞洲到歐洲，那麼多國家都無法抵擋，我們怎麼能獨獨苛求宋朝？
其實宋朝也做出過傑出的抵抗。例如眾所周知的“岳家軍”就創造過抗金的奇蹟。直到宋代後期，還出現了堅持抵抗的驚人典範，那是在現在重慶的合川釣魚城，居然抵抗了蒙古軍接近四十年。這是蒙古軍在所到各國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更重要的是，在這四十年中，蒙古軍的大汗蒙哥死在釣魚城下，蒙古帝國產生了由誰繼位的問題，致使當時正在歐洲前線並很快就要進攻埃及的蒙古軍隊萬里回撤。從此蒙古帝國分化，軍事方略改變，世界大勢也因此而走向了另外一條路。元朝的建立也大大地減少了血腥氣。因此有人說：“釣魚城獨釣中原，四十年改變世界。”
釣魚城保衛戰為什麼能堅持那麼久？歷史會記住一位最重要的早期決策者，那就是主持四川軍政的餘玠。他針對蒙古騎兵的弱點，制定了守踞山險、以逸待勞、多用夜襲、嚴控糧食等重要方針，並且安排當地民眾在戰爭的同時繼續從事耕作諸業。這在今天看來，也是克敵制勝的完整良策。可惜餘玠在指揮這場戰爭的十年之後，被朝中的嫉恨者所害。後來的守將繼續堅持他的方針，又守了整整三十年。
前不久有一批韓國餘氏宗親會的老者找到我，說他們的先祖是在宋朝時派到韓國去的高官。我笑了，指了指我身邊的助理金克林，說他的祖先是明朝時從韓國到中國傳教來的教士。我說，人們的遷徙每每超越國界，但有一些人應該被不同源流、不同國家的人共同記住。宋代的餘玠就是一位，他是我們餘家稀有的驕傲，因為在中國歷史上，余姓的名人少之又少。
釣魚城關門那麼久，也畢竟有打開城門的一天。這是大勢所致，只能如此。全國只剩下這座孤城，繼續抵抗已失去任何軍事意義。最後一位主帥王立得知，如果元軍破城，城中十幾萬百姓很可能遭到屠殺，而如果主動開門，就可以避免這個結果。在個人名節和十幾萬生命這架天平上，王立選擇了後者。元軍也遵守承諾，沒有屠城。
一個月後，南宋流亡小朝廷也覆滅了。
只有一個人還保持著不可覆滅的氣節，那就是文天祥。他是狀元、學者、詩人，做了宰相，誓死不屈，把宋代文人的人格力量做了最後的展示。元朝統治者忽必烈對他十分敬佩，通過各種途徑一再請他出任宰相，並答應元朝以儒學治國。但文天祥說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只想捨生求義。
由於文天祥的堅持，民間就有人借各種名目起義，準備劫獄救出文天祥。這對建立不久的元朝構成了很大的不安定成分。忽必烈親自出面勸說文天祥不成，只得一再長嘆：“好男兒，不為我用，殺之太可惜！”文天祥剛就義，忽必烈的阻殺詔旨趕到，卻已經晚了一步。
文天祥留給世間的絕筆書是這樣的：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原來，他把自己的死亡看成是一個實行儒學的文化行為。中國文化一旦沉澱為人格，經常會出現這種奇崛響亮的生命形象。這在其他文明中並不多見。
八
按照中國曆來情緒化的黑白思維，文天祥的捨生求義很容易給元朝和忽必烈打上反面印記。
其實，歷史永遠以一種簡單的外貌掩飾著一種複雜的本質。民眾要求簡單，勾畫出一個個“易讀文本”，並且由此拒絕複雜。這實在是人們的一大誤區。
民眾不願意想象的事情倒很可能是真實的。例如，文天祥就義那天，他心中未必存在對忽必烈本人的多大仇恨；而當時上上下下最不希望文天祥離世的，恰恰正是忽必烈。
歷史只要到了這種讓兩個傑出男子毫無個人情緒地默默對峙的時分，總是立即變得十分深刻，每個時辰都有萬鈞之力。中國人的歷史觀，實在被那種故事化的淺薄深深毒害了，已經難於品味這種互相激賞中的生死對立，已經無法體驗這種相顧無言中的冤家知己。
因此，我想在崇敬地悼念過文天祥之後，立即做出這樣的表述：忽必烈是一位傑出的統治者，他比不少宋朝皇帝優秀得多；元朝是一個很好的朝代，它又一次使中國真正地迴歸於統一，而且是一種更加擴大、更為有效、更不封閉的統一。
元朝社會的實際情況，說起來太長，我只想借用兩副外來的客觀目光。
一位是馬可·波羅。他在元朝初期漫遊中國，看到處處繁榮精彩。對於曾經作為南宋首都、照理應該被破壞得最為嚴重的臨安，他描寫得非常周全細緻。最後的結論是：“毫無疑問，這是世界上最優美和最高貴的城市。”須知，他的家鄉是素以美麗著稱的威尼斯。
由此可知，臨安在改朝換代之際雖然遭到破壞，卻還是把很大一部分文明留下了，而且是高貴的宋代文明。
另一位是歐洲傳教士魯布魯乞，他早於馬可·波羅來到中國，他的敘述從另外一個更深入的文化層面上告訴我們宋代留下了什麼樣的文明生態。魯布魯乞眼中的中國是這樣的：
一種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禮貌、文雅和恭敬中的親熱，這是他們社交上的特徵。在歐洲常見的爭鬧、打鬥和流血的事，這裡卻不會發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樣。忠厚是隨處可見的高貴品質。他們的車子和其他財物既不用鎖，也無須看管，並沒有人會偷竊。他們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會幫著尋找，很快就能物歸原主。糧食雖然時常匱乏，但他們對於救濟貧民卻十分慷慨。
讀著這樣的記載，我有點汗顏，相信很多同胞也會如此。宋代經過了多少戰禍荼毒，留下的文明居然是這樣，真該為我們的祖先叫好。我希望歷史學家們不要再為宋代終於被元代取代而繼續羞辱它了。真的，它沒有那麼糟糕，在很多方面，比我們今天還好。
忽然想起幾年前上海博物館展出《清明上河圖》真跡時的情景。消息傳出，世界各地很多華人紛紛飛到上海，而上海市民則天天連續幾小時排著看不到頭的長隊。熱鬧的街市間，只見當代中國人慢慢移動著，走向張擇端，走向汴京，走向宋代。恍惚間，畫外的人與畫內的人漸漸聯結起來了，邁著同樣從容的步伐。
我和妻子是約著白先勇先生一起去觀看的。長長的隊伍中有人在說，幾位九旬老人，兩位癌症晚期病人，也排在中間。博物館方面得知，立即派出工作人員找到這些老人和病人，請他們先行入場。沒想到，他們都拒絕了。他們說，看《清明上河圖》，就應該恭恭敬敬地站那麼久；我們來日無多，更要抓住這恭敬的機會。
前前後後的排隊者聞之肅然。大家重新收拾心情，整理步履，悄悄地向宋代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