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墨是用來書寫歷史的，但它自己也有歷史。
我一再想，中國文化千變萬化，中國文人千奇百怪，卻都有一個共同的載體，那就是筆墨。
這筆墨肯定是人類奇蹟。一片黑黝黝的流動線條，既實用，又審美，既具體，又抽象，居然把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族群聯結起來了。千百年來，在這塊遼闊的土地上，什麼都可以分裂、訣別、遺佚、湮滅，唯一斷不了、掙不脫的，就是這些黑黝黝的流動線條。
那麼今天，就讓它們停止說別人，讓別人說說它們。
是不是要寫“書法簡史”？我的企圖似乎要更大一點。
但是開筆，還是從自己寫起。
一
在山水蕭瑟、歲月荒寒的家鄉，我度過了非常美麗的童年。
千般美麗中，有一半，竟與筆墨有關。
那個冬天太冷了，河結了冰，湖結了冰，連家裡的水缸也結了冰。就在這樣的日子，小學要進行期末考試了。
破舊的教室裡，每個孩子都在用心磨墨。磨得快的，已經把毛筆在硯石上舔來舔去，準備答卷。那年月，鉛筆、鋼筆都還沒有傳到這個僻遠的山村。
磨墨要水，教室門口有一個小水桶，孩子們平日上課時要天天取用。但今天，那水桶也結了冰，剛剛還是用半塊碎磚砸開了冰，才抖抖索索舀到硯臺上的。孩子們都在擔心，考試到一半，如果硯臺結冰了，怎麼辦？
這時，一位樂呵呵的男老師走進了教室。他從棉衣襟下取出一瓶白酒，給每個孩子的硯臺上都倒幾滴，說：“這就不會結冰了，放心寫吧！”
於是，教室裡酒香陣陣，答卷上也酒香陣陣。我們的毛筆字，從一開始就有了李白餘韻。
其實豈止是李白。長大後才知道，就在我們小學的西面，比李白早四百年，一群人已經在蘸酒寫字了，領頭那個人叫王羲之，寫出的答卷叫《蘭亭序》。
我上小學時只有四歲，自然成了老師們的重點保護對象。上課時都用毛筆記錄，我太小了，弄得兩手都是墨，又沾到了臉上。因此，每次下課，老師就會快速抱起我，衝到校門口的小河邊，把我的臉和手都洗乾淨，然後，再快速抱著我回到座位，讓下一節課的老師看著舒服一點。但是，下一節課的老師又會重複做這樣的事。於是，那些奔跑的腳步，那些抱持的手臂，那些清亮的河水，加在一起，成了我最隆重的書法入門課。如果我寫不好毛筆字，天理不容。
後來，學校裡有了一個圖書館。由於書很少，老師規定，用一頁小楷，借一本書。不久又加碼，提高為兩頁小楷借一本書。就在那時，我初次聽到老師把毛筆字說成“書法”，因此立即產生誤會，以為“書法”就是“借書的方法”。這個誤會，倒是不錯。
學校外面，識字的人很少。但畢竟是王陽明、黃宗羲的家鄉，民間有一個規矩，路上見到一片寫過字的紙，哪怕只是小小一角，哪怕已經汙損，也萬不可踩踏。過路的農夫見了，都必須彎下腰去，恭恭敬敬撿起來，用手掌捧著，向吳山廟走去。廟門邊上，有一個石爐，上刻四個字：“敬惜字紙。”石爐裡還有餘燼，把字紙放下去，有時有一朵小火，有時沒有火，只見字紙慢慢焦黃，熔入灰燼。
我聽說，連土匪下山，見到路上字紙，也這樣做。
家鄉近海，有不少漁民。哪一季節，如果發心要到遠海打魚，船主一定會步行幾里地，找到一個讀書人，用一籃雞蛋、一捆魚乾，換得一疊字紙。他們相信，天下最重的，是這些黑森森的毛筆字。只有把一疊字紙壓在船艙中間底部，才敢破浪遠航。
那些在路上撿字紙的農夫，以及把字紙壓在船艙的漁民，都不識字。
不識字的人尊重文字，就像我們崇拜從未謀面的神明，是為世間之禮、天地之敬。
這是我的起點。
二
很多事，即使參與了，也未必懂得。
我到很久之後才知道，那些黑森森的文字，正是中國文化的生命基元。它們的重要性，怎麼說也不過分。
其一，這些文字證明，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已經徹底擺脫了矇昧時代、結繩時代、傳說時代，終於找到了可以快速攀援的麻石臺階。如果沒有這個臺階，在那些時代再沉淪幾十萬年，都是有可能的。有了這個臺階，則可以進入哲思、進入詩情，而且可以上下傳承。於是，此後幾千年，遠遠超過了此前幾十萬年、幾百萬年。
其二，這些文字展現了一種幾乎不可能的可能，那就是，遼闊的山河，諸多的方言，紛繁的習俗，都可以憑藉著這些小小的密碼而獲得統一，而且由統一而共生，由統一而互補，由統一而流動，由統一而偉大。
其三，這些文字一旦被書寫，便進入一種集體人格程序，有風範，有意態，有表情，又協和四方、對話眾人。於是，書寫過程既是文化流通過程，又是人格修煉過程。一個個漢字，千年百年書寫著一種九州共仰的人格理想。
其四，這些文字一旦被書寫，也進入一種集體審美程序，有造型，有節奏，有徐疾，有韻致。於是，永恆的線條，永恆的黑色，至簡至樸，又至深至厚，推進了中國文化的美學品格。
……
我曾經親自考察過人類其他重大的古文明的廢墟，特別注重那裡的文字遺存。與中國漢字相比，它們有的未脫原始象形，有的未脫簡陋單調，有的未脫狹小神秘。在北非的沙漠邊，在中東的煙塵中，在南亞的泥汙間，我明白了那些文明中斷和湮滅的技術原因。
在中國的很多考古現場，我也見到不少原始符號。它們有可能向文字過渡，但更有可能結束過渡。就像地球上大量文化遺址一樣，符號只是符號，沒有找到文明的洞口，終於在黑暗中消亡。
由此可知，文字，因刻刻畫畫而刻畫出了一個民族永久的生命線。人類的諸多奇蹟中，中國文字，獨佔鰲頭。
中國文字在苦風淒雨的近代，曾受到遠方列強的嘲笑。那些由字母拼接的西方語言，與槍炮、毒品和科技一起，包圍住了漢字的大地，漢字一度不知回應。但是，就在大地即將沉淪的時刻，甲骨文突然出土，而且很快被讀懂，告知天下：何謂文明的年輪，何謂歷史的底氣，何謂時間的尊嚴。
我一直很奇怪，為什麼這個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族群臨近滅亡時最後抖摟出來的，不是深藏的財寶，不是隱伏的健勇，不是驚天的謀略，而只是一種古文字？終於，我有點懂了。所以我在為北京大學的各系學生講授中國文化史的時候，開始整整一個月，都在講甲骨文。
三
一般所說的書法，總是有筆有墨。但是，我們首先看到的文字，卻不見筆跡和墨痕，而是以堅硬的方法刻鑄在甲骨上、青銅鐘鼎上、瓦當上、璽印上。更壯觀的，則是刻鑿在山水之間的石崖、石鼓、石碑上。
不少學者囿於“書法即是筆墨”的觀念，卻又想把這些文字納入書法範疇，便強調它們在鑄刻之前一定用筆墨打過草稿，又惋嘆一經鑄刻就損失了原有筆墨的風貌。我不同意這種看法。
用筆墨打草稿是有可能的，但也未必。我和妻子早年都學過一點篆刻，在模仿齊白石的陰文刀法時，就不會事先在印石上畫樣，而只是快刃而下，反得鋒力自如。由此看甲骨文，在那些最好的作品中，字跡的大小方圓錯落多姿，粗細輕重節奏靈活，多半是刻畫者首度即興之作，而且照顧到了手下甲骨的堅松程度和紋路結構，因此不是“照樣畫葫蘆”。
石刻和金文，可能會有筆墨預稿，但一旦當鑿刀與山岩、鑄模強力衝擊，在聲響、石屑、火星間，文字的筆畫必然會出現特殊的遒勁度和厚重感。這是筆墨的損失嗎？如果是，也很好。既然筆墨草稿已經看不到了，那麼，中國書法有這麼一個充滿自然力、響著金石聲的開頭，可能更精彩。
也許我們可以說：中國書法史的前幾頁，以銅鑄為筆，以爐火為墨，保持著洪荒之雄、太初之質。
我在殷商時的陶片和甲骨上見到過零星墨字，在山西出土的戰國盟書、湖南出土的戰國帛書、湖北出土的秦簡、四川出土的秦木牘中，則看到了較為完整的筆寫墨跡。當然，真正讓我看到恣肆筆墨的，是漢代的竹簡和木簡。
長沙馬王堆帛書的出土，讓我們一下子看到了十二萬個由筆墨書寫的漢代文字，雲奔潮卷般讓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是中國書法史上的盛大節日，而時間又十分蹊蹺，是一九七三年底至一九七四年初，正處於那場名為“文革”的民粹主義浩劫的焦灼期。這不禁又讓人想到甲骨文出土時的那一場浩劫，古文字總是選中這樣的時機從地下噴湧而出。我不能不低頭向大地鞠躬，再仰起頭來凝視蒼天。
那年我二十七歲，急著到各個圖書館尋找一本本《考古》雜誌和《文物》雜誌，細細辨析所刊登的帛書文字。我在那裡看到了二千一百多年前中國書法的一場大回湧、大激盪、大轉型。由篆書出發，向隸、向草、向楷的線索都已經露出端倪，兩個同源異途的路徑，也已形成。
從此我明白，若要略知中國書法史的奧秘，必先回到漢武帝之前，上一堂不短的課。
漢以前出現在甲骨、鐘鼎、石碑上的文字，基本上都是篆書。那是一個訂立千年規矩的時代，重要的規矩由李斯這樣的高官親自書寫，因此那些字，都體型恭敬、不苟言笑、裝束嚴整，而且都一個個站立著，那就是篆書。
李斯為了統一文字，對各地繁縟怪異的象形文字進行簡化。因此他手下的小篆，已經薄衣少帶、骨骼精練。
統一的文字必然會運用廣遠，而李斯等人設計的兵厲刑峻，又必然造成緊急文書的大流通。因此，書者的隊伍擴大了，書寫的任務改變了，筆下的字跡也就脫去了嚴整的裝束，開始奔跑。
東漢書法家趙壹曾經寫道：
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功並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隸書趨急速耳。
《非草書》
這就是說，早在秦末，為了急迫的軍事、政治需要，篆書已轉向隸書，而且又轉向書寫急速的隸書，那就是章草的雛形了。
有一種傳說，秦代一個叫程邈的獄隸犯事，在獄中簡化篆書而成隸書。隸書的名字，也由此而來。如果真是這樣，程邈的“創造”也只是集中了社會已經出現的書寫風尚，趁著獄中無事，整理了一下。
一到漢代，隸書更符合社會需要了。這是一個開闊的時代，眾多的書寫者席地而坐，在几案上執筆。寬大的衣袖輕輕一甩，手勢橫向舒展，把篆書圓曲筆態一變為“蠶頭燕尾”的波盪。
這一來，被李斯簡化了的漢字更簡化了，甚至把篆書中所遺留的象形架構也基本打破，使中國文字向著抽象化又解放了一大步。這種解放是技術性的，更是心理性的，結果，請看出土的漢隸，居然夾雜著那麼多的率真、隨意、趣味、活潑、調皮。
我記得，當年馬王堆帛書出土後，真把當代書法家看傻了。悠悠筆墨，居然有過這麼古老的瀟灑不羈！
當然，任何狂歡都會有一個像樣的凝聚。事情一到東漢出現了重大變化，在率真、隨意的另一方面，碑刻又成了一種時尚。有的刻在碑版上，有的刻在山崖上，筆墨又一次向自然貼近，併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叮叮噹噹間，文化和山河在相互叩門。
畢竟經歷過了一次大放鬆，東漢的隸碑品類豐富，與當年的篆碑大不一樣了。你看，那《張遷碑》高古雄勁，還故意用短筆展現拙趣，就與飄灑盪漾、細筆慢描的《石門頌》全然不同。至於《曹全碑》，雋逸守度，剛柔互濟，筆筆入典，是我特別喜歡的帖子。東漢時期的這種碑刻有多少？不知道，只聽說有記錄的七、八百種，有拓片的也多達一百七十多種。那時的書法，碑碑都在比賽，山山都在較量。似乎天下有了什麼大事，家族需要什麼紀念，都會立即求助於書法，而書法也總不令人失望。
說了漢隸，本應該說楷書了，因為楷出漢隸。但是，心中有一些有關漢隸的淒涼後話，如果不說，後面可能就插不進了，那就停步聊幾句吧。
隸書，儘管風格各異，但從總體看，幾項基本技巧還是比較單純、固定，因此，學起來既易又難。易在得形，難在得氣。在中外藝術史上，這樣的門類在越過高峰後就不太可能另闢蹊徑、再創天地。隸書在這方面的侷限，更加明顯。例如，唐代文事鼎盛，在書法上也碩果累累，但大多數隸書卻日趨肥碩華麗，徒求形表，失去了生命力。千年之後，文事寥落的清代有人重拾漢隸餘風，竟立即勝過唐代。但作為清隸代表的金農、黃易、鄧石如等人，畢竟也只是技法翻新，而氣勢難尋。在當代“電腦書法”中，最醜陋的也是隸書，不知為什麼反被大陸諸多機關大量取用，連高鐵的車名、站名也包括在內。結果，人們即便呼嘯疾馳，也逃不出那種臃腫、鈍滯、笨拙的筆畫。
四
這下，可以回過去說楷書的產生了。
歷史上有太多的書法論著都把楷書的產生與一個人的名字連在一起。這個人叫王次仲，河北人。《書斷》、《勸學篇》、《宣和書譜》、《序仙記》等等都說他“以隸字作楷法”。但他是什麼時代的人？說法不一，早的說與秦始皇同時代，晚的說到漢末，差了好幾百年。
有爭論的，是“以隸字作楷法”這種說法。“楷法”，有可能是指楷書，也有可能是指為隸書定楷模。如果他生於秦，應該是後者；如果生得晚，應該是前者。
我反覆玩味著那些古代記述，覺得它們所說的“楷法”主要還是指楷書。但是，我歷來不贊成把一種重要的文化蛻變歸之於一個人，何況誰也不清楚王次仲的基本情況。如果從書法的整體流變邏輯著眼，我大體判斷楷書產生於漢末魏初。如果一定要拿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人做標杆，那麼，我可能會選鍾繇（151—230）。
鍾繇是大動盪時代的大人物，主要忙於筆墨之外的事功。官渡大戰打得最激烈的時候，他支援曹操一千多匹戰馬，後來又建立一系列戰功，曾被魏文帝曹丕稱為“一代之偉人”。可以想象，這樣一位將軍來面對文字書寫的時候，會產生一種什麼樣的心理沙場。
他會覺得，隸書的橫向佈陣，不宜四方伸展；他會覺得，隸書的扁平結構，缺少縱橫活力；他會覺得，隸書的波盪筆觸，應該更加直接；他會覺得，隸書的蠶頭燕尾，須換鐵鉤銅折……
但是，他畢竟不是粗人，而是深諳筆墨之道。他知道經過幾百年流行，不少隸書已經減省了蠶頭燕尾，改變了方正隊列，並在轉折處出現了頓挫。他有足夠功力把這項改革推進一步，而他的社會地位又增益了這項改革在朝野的效能。
於是，楷書，或曰真書、正書，便由他示範，由他主導，堂堂問世。他的真跡當然看不到了，卻有幾個刻本傳世，不知與原作有多大距離。其中那篇寫於公元二二一年的《宣示表》，據說是王羲之根據自家所藏臨摹，後刻入《淳化閣帖》的。因為臨摹者是王羲之，雖非真品也無與倫比，並由此亦可知道鍾繇和王羲之的承襲關係。從《宣示表》看，雖然還存隸意，卻已解除隸制，橫筆不波，內外皆收，卻是神采沉密。其餘如《薦季直表》、《賀捷表》都顯得溫厚淳樸，見而生敬。
鍾繇比曹操大四歲，但他書寫《宣示表》和《薦季直表》的時候，曹操已在一年前去世，而他自己也已七十高齡了。我想，曹操生前看到這位老朋友那一幅幅充滿生命力的黑森森楷書時，一定會聯想到官渡大戰時那一千多匹戰馬。曹操自己的書法水平如何？應該不會太差，我看到南朝一位叫庾肩吾的人寫的《書品》，把自漢以來的書法家一百多人進行排序。分為上、中、下三等，每等之中又各分三品，因此就形成了九品。上等的上品是三個人：張芝、鍾繇、王羲之。曹操不在上等，而是列在中等的中品。看看這個名單中的其他人，這個名次也算不錯了。《書品》的作者還評價曹操的書法是“筆墨雄贍”。到了唐代，張懷瓘在《書斷》中把曹操的書法說成是“妙品”，還說他“尤工章草，雄逸絕倫”。
八年前我訪問陝西漢中，當地朋友說那裡有曹操書法碑刻，要我做一個真偽判定。我連忙趕去，碑刻在棧道的石門之下，僅有兩字，為“袞雪”。字體較近隸書而稍簡，比不上鍾繇，但也顯現一點功力。我看了一下河道和棧道，立刻告訴當地朋友，這大概是真跡。因為把此地風光概括為“袞雪”，在文學功力上正像是他。而且，處於蜀地，別人偽造他題詞的理由不太充分。我覺得這是他於匆匆軍旅間的隨意筆墨，應景而已。
偶然讀到清代羅秀書《褒谷古蹟輯略》，其中提到曹操寫的兩個字，評述道：“昔人比魏武為獅子，言其性之好動也。今觀其書，如見其人矣……滾滾飛濤雪作窩，勢如天上瀉銀河，浪花並作筆墨舞，魏武精神萬頃波。”
在我看來，這種美言，牽強附會。曹操不會在山水間沉迷太久，更不會產生這種有關獅子和浪花的幼稚抒情。
大丈夫做什麼都有可能，唯獨不會做小文人。曹操寫字，立馬可待。他在落筆前不會哼哼唧唧，寫好後也不會等人鼓掌。轉眼已經上馬，很快就忘了寫過什麼。
五
看到了曹操的書法，又知道後人評論他的書法“尤工章草”，可見他的隸書沒怎麼往楷書這面拐，而是直奔章草去了。
章草是隸書的直接衍伸。當時的忙人越來越不可能花時間在筆墨上舒袖曼舞，因此都會把隸書寫快。為了快，又必須進一步簡化，那就成了章草。章草的橫筆和捺筆還保持著隸書的波盪狀態，筆筆之間也常有牽引，但字字之間不相連接。章草的首席大家，是漢代的張芝。後來，文學家陸機的《平復帖》也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等到楷書取代隸書，章草失去了母本，也就順從楷書而轉變成了今草，也稱小草。今草就是我們所熟悉的草書了，一洗章草上保留的波盪，講究上下牽引，偏旁互借，流轉多姿，產生前所未有的韻律感。再過幾百年到唐代，草書中將出現以張旭、懷素為代表的狂草，那是後話了。
人類，總是在莊嚴和輕鬆之間交相更替，經典和方便之間來回互補。當草書歡樂地延伸的時候，楷書又在北方的堅巖上展示力量。這就像現代音樂，輕柔和重金屬各擅其長，並相依相融。
草書和楷書相依相融的結果，就是行書。
行書中，草、楷的比例又不同。近草，謂之行草；近楷，謂之行楷。不管什麼比例，兩者一旦結合，便產生了奇蹟。在流麗明快、遊絲引帶的筆墨間，彷彿有一系列自然風景出現了——
那是清泉穿巖，那是流雲出岙，那是鶴舞雁鳴，那是竹搖藤飄，那是雨叩江帆，那是風動岸草……
驚人的是，看完了這麼多風景，再定睛，眼前還只是一些純黑色的流動線條。
能從行書裡看出那麼多風景，一定是進入到了中國文化的最深處。然而，行書又是那麼通俗，稍有文化的中國人都會隨口說出王羲之和《蘭亭序》。
那就必須進入那個盼望很久的門庭了：東晉王家。
是的，王家，王羲之的家。我建議一切研究中國藝術史、東方審美史的學者在這個家庭多逗留一點時間，不要急著出來。因為有一些遠超書法的秘密，在裡邊潛藏著。
任何一部藝術史都分兩個層次。淺層是一條小街，招牌繁多，攤販密集，摩肩接踵；深層是一些大門，平時關著，只有問很久，等很久，才會打開一條門縫。跨步進去，才發現林苑茂密，屋宇軒朗。王家大門裡的院落，深得出奇。
王家有多少傑出的書法家？一時扳著手指也數不過來。祖父王正生了八個兒子，都是王羲之的父輩，其中有四個是傑出書法家。王羲之的父親王曠算一個，但是，伯伯王導和叔叔王廙的書法水準比王曠高得多。到王羲之一輩，堂兄弟中的王恬、王洽、王劭、王薈、王茂之都是大書法家。其中，王洽的兒子王珣和王珉，依然是筆墨健將。別的不說，我們現在還能在博物館裡凝神屏息地一睹風采的《伯遠帖》，就出自王珣手筆。
那麼多王家俊彥，當然是名門望族的擇婿熱點。一天，一個叫郗鑑的太尉，派了門生來初選女婿。太尉有一個叫郗璿的女兒，才貌雙全，已到了婚嫁的年齡。門生到了王家的東廂房，那些男青年都在，也都知道這位門生的來歷，便都整理衣帽，笑容相迎。只有在東邊的床上有一個青年，坦露著肚子在吃東西，完全沒有在乎太尉的這位門生。門生回去後向太尉一描述，太尉說：“就是他了！”
於是，這個坦腹青年就成了太尉的女婿，而“東床”，則成了此後中國文化對女婿的美稱。
這個坦腹青年就是王羲之。那時，正處於曹操、諸葛亮之後的“後英雄時代”，魏晉名士看破了一切英雄業績，只求自由解放、率真任性，所以就有了這張東床、這個太尉、這段婚姻。
王羲之與郗璿結婚後，生了七個兒子，每一個都擅長書法。這還不打緊，更重要的是，其中五個，可以被正式載入史冊。除了最小的兒子王獻之名垂千古外，凝之、徽之、操之、渙之四個都是書法大才。這些兒子，從不同的方面承襲和發揚了王羲之。有人評論說：“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東觀餘論》）。這個評論可能不錯，因為相比之下，“源”是根本，果然成就了王獻之，能與王羲之齊名。
更讓人瞠目結舌的是，這個家庭裡的不少女性，也是了不起的書法家。例如，王羲之的妻子郗璿，被周圍的名士贊之為“女中仙筆”。王羲之的兒媳婦，也就是王凝之的妻子謝道韞，更是聞名遠近的文化翹楚，她的書法，被評之為“雍容和雅，芳馥可玩”。在這種家庭氣氛的薰染下，連僱來幫助撫育小兒子王獻之的保姆李如意，居然也能寫得一手草書。
李如意知道，就在隔壁，王洽的妻子荀氏，王珉的妻子汪氏，也都是書法高手。脂粉裙釵間，典雅的筆墨如溪奔潮湧。
我們能在一千七百年後的今天，想象那些圍牆裡的情景嗎？可以肯定，這個門庭裡進進出出的人都很少談論書法，門楣、廳堂裡也不會懸掛名人手跡。但是，早晨留在几案上的一張出門便條，一旦藏下，便必定成為海內外哄搶千年的國之珍寶。
晚間用餐，小兒子握筷的姿勢使對桌的叔叔多看了一眼，笑問：“最近寫多了一些？”
站在背後的年輕保姆回答：“臨張芝已到三分。”
誰也不把書法當專業，誰也不以書法來謀生。那裡出現的，只是一種生命氣氛。
自古以來，這種家族性的文化大聚集，很容易被誤解成生命遺傳。請天下一切姓王的朋友們原諒了，我說的是生命氣氛，而不是生命遺傳。但同時，又要請現在很多“書法鄉”、“書法村”的朋友們原諒了，我說的氣氛與生命有關，而且是一種極其珍罕的集體生命，並不是容易模擬的集體技藝。
這種集體生命為什麼珍罕？因為這是書法藝術在經歷了從甲骨文出發的無數次始源性試驗後，終於走到了一個經典的創造平臺。像是道道山溪終於會聚成了一個大水潭，立即奔瀉成了氣勢恢宏的大瀑布。大瀑布有根有脈，但它的會聚和奔瀉，卻是“第一原創”，此前不可能出現，此後不可能重複。
人類史上難得出現有數的高尚文化，大多被無知和低俗所吞噬，只有少數幾宗有幸進入“原創爆發期”。爆發之後，即成永久典範。中國現代學者受西方引進的進化論和社會發展論影響太深，總喜歡把巨峰跟前的丘壑說成是新時代的進步形態，惹得很多不明文化大勢的老實人辛勞畢生試圖超越。東晉王家證明，後世那種以為高尚文化也會一代代“進化”、“發展”的觀念是可笑的。
在王羲之去世二百五十七年後建立的唐朝是多麼意氣風發，但對王家的書法卻一點兒也不敢“再創新”。就連唐太宗，這麼一個睥睨百世的偉大君主，也只得用小人的欺騙手段賺得《蘭亭序》，最後殉葬昭陵。他知道，萬里江山可以易主，文化經典不可再造。
唐代那些大書法家，面對王羲之，一點兒也沒有盛世之傲，永遠地臨摹、臨摹、再臨摹。他們的臨本，讓我們隱約看到了一個王羲之，卻又清晰看到了一群崇拜者。唐代懂得崇拜，懂得從盛世反過來崇拜亂世，懂得文化極品不管出於何世都只能是唯一。這，就是唐代之所以是唐代。
公元六七二年冬天，一篇由唐太宗親自寫序，由唐高宗撰記的《聖教序》刻石。唐太宗自己的書法很好，但刻石用字，全由懷仁和尚一個個地從王羲之遺墨中去找、去選、去集。皇權對文化謙遜到這個地步，讓人感動。但細細一想，又覺正常。這正像唐代之後的文化智者只敢吟詠唐詩，卻不敢大言趕超唐詩。
同樣，全世界的文化智者都不會大言趕超古希臘的哲學、文藝復興時期的美術、莎士比亞的戲劇。
公元四世紀中國的那片流動墨色，也成了終極的文化座標。
——說了那麼多文化哲學，還應回過頭來記一下東晉王家留下的名帖。太多了，只能記王氏父子的留世代表作。例如，王羲之除了《蘭亭序》之外的《快雪時晴帖》、《姨母帖》、《平安帖》、《奉橘帖》、《喪亂帖》、《頻有哀禍帖》、《得示帖》、《孔侍中帖》、《二謝帖》等。王獻之的《鴨頭丸帖》、《廿九日帖》，以及草書《中秋帖》、《十二月帖》等等。
任何熱愛書法的人在抄寫這些帖名時，每次都會興奮。因為帖名正來自帖中字跡，那些字跡一旦見過就成永久格式，下筆如叩聖域。
這麼多法帖中，我最寶愛的是《蘭亭序》、《快雪時晴帖》、《平安帖》、《喪亂帖》、《鴨頭丸帖》、《中秋帖》六本。寶愛到什麼程度？不管何時何地，只要一見它們的影印本，都會頓生愉悅，身心熨帖，陰霾全掃，紛擾頃除。
六
王家祖籍山東琅琊，後遷浙江山陰。因此，前面說的那個門庭，也就坐落在現今浙江紹興了。我在深深地迷戀這個門庭的時候，又會偶爾抬起頭來遙想北方。現在，可以暫離南方的茂林修竹，轉向“鐵馬西風塞北”了。那裡，在王羲之去世二十五年之後，建立了一個由鮮卑族主政的北魏王朝。
北魏王朝無論是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還是遷都洛陽，都推進漢化，崇尚佛教，糅合胡風，鑿窟建廟。這是一系列氣魄雄偉的文化重建工程，需要把中國文明、世界文明、農耕文明、遊牧文明通過一系列可視可觀、可觸可摸的藝術形態融會貫通，於是，碑刻也隨之興盛。刻經、墓誌、像記、山詩、摩崖、碑銘大量出現，又一次構成用堅石壘成的書法大博覽。我們記得，上一次，是以《張遷碑》、《曹全碑》為代表的東漢隸碑的湧現。
北魏的諸多碑刻簡稱“魏碑”，多為楷書。這種楷書深得北方之氣，兼呈山石之力。在書寫技術上，內圓外方，側峰轉折，撇捺鄭重，鉤躍施力，點畫爽利，結體自由，寫起來乾脆迅捷。總體審美風格，是雄峻偉茂、高渾簡穆。
我曾多次自述，考察文化特別看重北魏，因此在那一帶旅行的次數也比較多。古城、石窟、造像等等且不說了，僅說魏碑，我喜歡的有：《孫秋生造像記》、《元倪墓誌》、《元顯儁墓誌》、《高猛夫婦墓誌》、《張黑女墓誌》、《崔敬邕墓誌》、《張猛龍碑》、《賈思伯碑》、《根法師碑》，等等。南朝禁碑，但也斑斑駁駁地留下一些好碑，如《瘞鶴銘》、《爨龍顏碑》和《蕭澹碑》。
對於曾經長久散落在山野間的魏碑，我常常產生一些遐想。牽著一匹瘦馬，走在山間古道上，黃昏已近，西風正緊，我突然發現了一方魏碑。先細細看完，再慢慢撫摸，然後決定，就在碑下棲宿。瘦馬蹲下，趴在我的身邊。我看了一下西天，然後藉著最後一些餘光，再看一遍那碑……
當然，這只是遐想。那些我最喜愛的魏碑，大多已經收藏在各地博物館裡了。這讓我放心，卻又遺憾沒有了撫摸，沒有了西風，沒有了古道，沒有了屬於我個人的詩意親近。
山野間的魏碑，歷代文人知之不多。開始去關注，是清代的事，阮元、包世臣他們。特別要感謝的是康有為，用巨大的熱誠闡述了魏碑。他的評價，就像他在其他領域一樣，常常因激情而誇大，但總的說來，他宏觀而又精微、凌厲而又剴切，令人難忘。
至此，一南一北，一柔一剛，中國書法的雙向極致已經齊備。那麼，中國藝術史的這一部分，也就翻越了崇山峻嶺而自我完滿。前面就是開闊的曠野，雖然也會有草澤險道，但那都屬於曠野的風景了，不會再有生成期的斷滅之危。
接下來，那個既有鮮卑血緣又有漢族血緣、既有魏碑背景又有蘭亭迷思的男人，將要打開中國文化最輝煌的大門。他，就是前面提到過的唐太宗李世民。我們已經說過，在他即將打開的大門中，唯有書法，他只收藏輝煌，而不打算創造。
七
受唐太宗影響，唐初書法，主要是追摹王羲之。然而那些書法家自己筆下所寫，更多的倒是楷書，而不是行書。他們覺得行書是性靈之作，已有王羲之在上，自己怎敢揮灑。既然盛世已至，不如恭恭敬敬地為楷書建立規範。因此，臨摹王羲之最好的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全以楷書自立。
虞世南是我同鄉，餘姚人。褚遂良是杭州人，也算大同鄉。但經過仔細對比，我覺得自己更喜歡的還是湖南人歐陽詢。三人中，歐陽詢與虞世南同輩，比虞大一歲。褚遂良比他們小了三、四十歲，下一代的人了。
歐陽詢和虞世南在唐朝建立時，已經年過花甲，有資格以老師的身份為這個生氣勃勃、又重視文化的朝代制定一些文化規範。歐陽詢在唐朝建立前，已涉書頗深。他太愛書法了，早年曾在一方書碑前坐臥了整整三天，這倒是與我當初對魏碑的遐想不謀而合。後來他見到王羲之指點王獻之的一本筆畫圖，驚喜莫名，主人開出三百卷最細縑帛的重價，歐陽詢購得後整整一個月日夜賞玩，喜而不寐。在這基礎上，他用自己的筆墨為楷書增添了筆力，以尺牘的方式示範坊間，頗受歡迎。
唐朝皇帝發現他，開始還不是唐太宗李世民，而是唐高祖李淵。李淵比歐陽詢小九歲，至於李世民則比他小了四十多歲。李淵在處理唐皇朝周邊的藩屬關係時，發現東北高麗國那麼遙遠，竟也有人不惜千里跋涉來求歐陽詢的墨跡，十分吃驚，才知道文人筆墨也能造就一種籠罩遠近的“魁梧”之力。
歐陽詢的字，後人美譽甚多，我覺得宋代朱長文在《續書斷》裡所評的八個字較為確切：“纖穠得體，剛勁不撓。”在人世間做任何事，往往因剛勁而失度，因溫斂而失品，歐陽詢的楷書奇蹟般地做到了兩全其美。他的眾多法帖中，我最喜歡兩個，一是《九成宮醴泉銘》，二是《化度寺碑》。
唐代楷書，大將林立，但我一直認為歐陽詢位列第一。唐中後期的楷書，由於種種社會氣氛的影響，用力過度，連我非常崇拜的顏真卿也不可免。歐陽詢的作品，特別是我剛才所舉的兩個經典法帖，把大唐初建時的風和日麗、平順穩健全都包含了，這是連王羲之也沒有遇到的時代之賜。
歐陽詢寫《九成宮》時已經七十六歲，寫《化度寺碑》早一年，也已經七十五歲。他以自己蒼老的手，寫出了年輕唐皇朝的青春氣息。那時，唐太宗執政才五、六年，貞觀之治剛剛開始。
歐陽詢是一個高壽之人，享年八十五歲。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用小楷寫了《千字文》留給兒子歐陽通。這個作品是精緻的，但畢竟人已太老，力度已弱。清代書法家翁方綱在翻刻本的題跋上說：“此《千字文》，及垂老所書，而筆筆晉法，斂入神骨，當為歐帖中無上神品。”這種說法，我完全不同意。如果在歐陽詢的畢生法帖中，《千字文》“無上”了，那麼置《九成宮》和《化度寺碑》於何處？由此，我對翁方綱本人的書法品位也產生了疑惑。
書法需要經驗，也需要精力。小到撇捺，大到佈局，都必須由完滿充盈的精氣神掌控，過於老邁就會力不從心。因此，常有不同年齡的朋友問我學書法從何開始，我在打聽他們各自的基礎後，總會建議臨摹《九成宮》和《化度寺碑》。
比歐陽詢小一歲的虞世南，實實在在擔任了唐太宗的書法老師。他的小楷《破邪論序》，頗得王羲之小楷《樂毅論》、《黃庭經》神韻，但我更喜愛的則是他的大楷《孔子廟堂碑》。恭敬清雅，舒捲自如，為大楷精品。我特別注意這份大楷中的那些斜鉤長捺，這是最不容易寫的，他卻寫得彈挑沉穩，讓全局增活。
這種筆觸，還牽連著一樁美談。
說的是，唐太宗跟著虞世南學書法，寫來寫去覺得最難的是那個“戈”字偏旁，尤其是斜鉤，一寫就鈍。有一次他寫一幅字，碰到一個“戩”字，怕寫壞，就把右邊的“戈”空在那裡。虞世南來了，看到這幅字，就順手把“戈”填上去了。
唐太宗一高興，就把這幅字拿到了魏徵面前，說：“朕總算把世南學到家了，請你看看。”
魏徵看過後說：“仰觀聖作，唯戩字的戈法頗逼真。”也就是說，只有這個偏旁像虞世南。
唐太宗一驚，嘆道：“真是好眼力！”
這件趣事，讓我們領略了初唐的文化氛圍。唐太宗、虞世南、魏徵的心理，都很健康。結果，唐太宗本人也因謙虛勤勉而書法大進。我曾評他為中國曆代帝王中的第一書法家。第二是誰？我在宋徽宗趙佶和唐太宗的“兒媳婦”武則天之間猶豫再三，最後選定趙佶，因為他畢竟創造了一種“瘦金體”，而武則天雖然也寫得一手好字但缺少創新。之所以猶豫，是因為我不喜歡“瘦金體”。
既然說到了武則天，就可以說說受到這位女皇帝欺侮的書法家褚遂良了。褚遂良被唐太宗看重，不僅字寫得好。在政治上，褚遂良也喜歡直諫不諱，唐太宗覺得他忠直可信，甚至在臨終時把太子也託付給他。誰都知道，在中國朝廷政治中，這種高度信任必然會帶來巨大禍害。褚遂良在皇后接續等朝政大事上堅持著自己的觀念，結果可想而知：逐出宮門，死於貶所，追奪官爵，兒子被害。
文化人就是文化人，書法家就是書法家，涉政過深，為大不幸。我想，褚遂良像很多文化人一樣，一直記憶著唐太宗和虞世南的良好關係，誤以為文化和權勢可以兩相幫襯。其實，權勢有自己的邏輯，與文化邏輯至多是偶然重合，基本路線並不相同。
幸好褚遂良還留下了很多優秀的書法作品，這是他的另一生命，逃離了權勢互戕而永不死亡的生命。現在到西安大雁塔，還能看到他寫的《雁塔聖教序》。那確實寫得好，與歐陽詢、虞世南的楷書一比，這裡居然又融入了一些隸書、行書的筆意，瘦瘦勁勁，又流利飄逸。在寫這份《雁塔聖教序》的第二年，他又寫了大楷《陰符經》。這份墨跡最讓我開顏的，是它的空間張力。所喜的是，這種張力並不威猛，而是通過自由的流動感取得，這在歷來大楷中，極為罕見。除了這兩個碑外，他寫於四十七歲時的那個《孟法師碑》，我也很喜歡。一箇中年人的方峻剛勁，加上身處高位時的考究和精到，全都包含在裡邊了。
褚遂良的這幾個帖子，至今仍可以作為書法學者的奠基範本。
八
唐代書法，最繞不開的，是顏真卿。但對他，我已經寫得太多，說得太多、再重複，就不好意思了。
顏真卿的生平，我在為北京大學各系學生開設的中國文化史課程中已經講述得相當完整，可以參見已出版的課堂記錄《四十七堂課》。整部中國文化史，在人格上對我產生全面震撼的是兩個人，一是司馬遷，二是顏真卿。顏真卿對我更為直接，因為我寫過，我的叔叔餘志士先生首先讓我看到了顏真卿的帖本《祭侄稿》，後來他在“文革”浩劫中死得壯烈，我才真正讀懂了這個帖本的悲壯文句和淋漓墨跡。以後，那番墨跡就融入了我的血液。
我在上文曾經提過，平日只要看到王羲之父子的六本法帖，就會產生愉悅，掃除紛擾。但是，人生也會遇到極端險峻、極端危難的時刻，根本容不下王羲之。那當口，淚已吞，聲已噤，恨不得拼死一搏，玉石俱焚。而且，打量四周，也無法求助於真相、公義、輿論、法庭、友人。最後企盼的，只是一種美學支撐。就像冰海沉船徹底無救，抬頭看一眼烏雲奔卷的圖景；就像亂刀之下斷無生路，低頭看一眼鮮血噴灑的印紋。
美學支撐，是最後支撐。
那麼，顏真卿《祭侄稿》的那番筆墨，對我而言，就是烏雲奔卷的圖景，就是鮮血噴灑的印紋。
康德說，美是對功利的刪除。但是，刪除功利難免痛苦，因此要尋求美的安慰。美的安慰總是收斂在形式中，讓人一見就不再掙扎。《祭侄稿》的筆墨把顏真卿的哭聲和喊聲收斂成了形式，因此也就有能力消除我的哭聲和喊聲，消解在一千二百五十年之後。刪除了，安慰了，收斂了，消解了，也還是美，那就是天下大美。
不知道外國美學家能不能明白，就是那一幅匆忙塗成、紛亂迷離的墨跡，即使不誦文句，也能成為後人的心理興奮圖譜和心理釋放圖譜，居然千年有效，並且仍可後續。
為此，我曾與一位歐洲藝術家辯論。他說：“中國文化什麼都好，就是審美太俗，永遠是大紅大綠、鑲金嵌銀。”
我說：“錯了。世界上只有一個民族，幾千年僅用黑色，勾畫它的最高美學曲線。其他色彩，只是附庸。”
說到這裡，我想不必再多談顏真卿了。他的楷書，雄穩飽滿、力扛九鼎，但有了《祭侄稿》，那些就都成了崑玉臺階、青銅基座。
順便也要對不起柳公權了。本來他遒勁的楷書也可以說一說的，何況我小時候曾花兩年時間臨過他的《玄秘塔碑》。但是，後人常常出於好心把他與顏真卿拉在一起，提出“顏筋柳骨”的說法，這就把他比尷尬了。同是楷書，顏、柳基本屬於相近風格，而柳又過於定型化、範式化，缺少人文溫度，與顏擺在一起有點相形見絀。文化對比，素來殘酷。
柳公權的行書，即便沒有與顏真卿做對比，也不太行。例如他比較有名的行書《蘭亭詩》就有字無篇，粗細失度，反覺草率。
九
唐代還須認真留意的，是草書。沒有草書，會是唐代的重大缺漏。
我說的是唐代的重大缺漏，而不是研究者的重大缺漏。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就牽涉到書法和時代精神的關係問題了。
偉大的唐代，首先需要的是法度。因此，楷書必然是唐代的第一書體。皇朝的最高統治者與絕大多數楷書大師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權等等都建立過密切的關係。這種情形，在其他文學門類中並沒有出現過，而在其他民族中更不可想象。上上下下，都希望在社會各個層面建立一個方正、端莊、儒雅的“楷書時代”。這時“楷書”已成了一個象徵。
但是，偉大必遭兇險，兇險的程度與偉大成正比。這顯然出乎朝野意外，於是有了安史之亂的時代大裂谷，有了顏真卿感動天地的行書。顏真卿用自己的血淚之筆，對那個由李淵、李世民、李治他們一心想打造的“楷書時代”作了必要補充。有了這個補充，唐代更真實、更深刻、更厚重了。
這樣，唐代是不是完整了呢？還不。
把方正、悲壯加在一起，還不是人們認知的大唐。至少，缺了奔放，缺了酣暢，缺了飛動，缺了癲狂，缺了醉步如舞，缺了雲煙迷茫。這一些，在大唐精神里不僅存在，而且地位重要。於是，必然產生了審美對應體，那就是草書。
想想李白，想想舞劍的公孫大娘，想想敦煌壁畫裡那滿天的衣帶，想想灞橋、陽關路邊的那麼多酒杯，我們就能肯定，唐代也是一個“草書時代”。
唐代的草書大家，按年次，先是孫過庭，再是張旭，最後是懷素。但依我品評，等級的排列應是張旭、懷素、孫過庭。
孫過庭出生時，歐陽詢剛去世五年，虞世南剛去世八年，因此是一個書法時代的交接。孫過庭的主要成就，是那篇三千多字的《書譜》。既是書法論文，又是書法作品。這種“文、書相映”的互動情景，古代習以為常，而今天想來卻是奢侈萬分了。
《書譜》的書法，是恭敬地承襲了王羲之、王獻之的草書規範。但是，一眼看去，沒有拼湊痕跡，而是化作了自己的筆墨。細看又發現，這個帖子幾乎把王羲之、王獻之以及他們之後的全部“草法”，都彙集了，很不容易。
清代書法家包世臣曾在《藝舟雙楫》中，把《書譜》全帖三千多字的書寫狀態，分作四段來評析：第一段七百多字“遵規矩而弊於拘束”；第二段一千多字“漸會佳境”；第三段七百多字“思逸神飛”；最後一段則“心手雙暢，然手敏有餘，心閒不足”。這種逐段評析，對於一個書法長卷來說，很有必要，也很中肯。
孫過庭的墓誌是陳子昂寫的，而比他小三十歲的張旭，則開始逼近李白的時代了。當然，他比李白大，大了二十六歲。
張旭好像是蘇州人，但也有一種說法是湖州人。剛入仕途，在江蘇常熟做官，有一位老人來告狀，事情很小，張旭就隨手寫了幾句判語交給他，以為了結了。沒想到，才過幾天，那位老人又來告狀，事情還是很小。這下張旭有點生氣，說：“這麼小的事情，怎麼屢屢來騷擾公門！”
老人見張旭生氣就慌張了，幾番支吾終於道出了實情：他告狀是假，只想拿到張旭親筆寫的那幾句判語，作為書法精品收藏。
原來，那時張旭的書法已經被人看好。老人用這種奇怪的方式來索取，要構思狀子，要躬身下跪，要承受責罵，也真是夠誠心的了。張旭連忙下座細問，才知老人也出自書法世家，因此有這般眼光。
張旭曾經自述，他的書法根柢還是王羲之、王獻之，通過六度傳遞，到了他手上：
自智永禪師過江，楷法隨渡。永禪師乃羲、獻之孫，得其家法，以授虞世南，虞傳陸柬之，陸傳子彥遠。彥遠，僕之堂舅，以授餘。不然，何以知古人之詞。
（轉引自《臨池訣》）
這種傳法，聽起來蜿蜒曲折，但在古代卻是實情。那時雖然已經出現碑石拓印，但傳之甚少，真跡更是難見，因此必須通過握筆親授。而握筆親授，又難免要依賴親族血緣關係，“書譜”在一定程度上也呼應著“家譜”。因此，中國古代書法史也就出現了非常特殊的隱秘層次，一天天晨昏交替，一對對白髥童顏，一次次墨池疊手，一卷卷絹縑遺言……不是私塾小學，不是技藝作坊，而是子孫堂舅、家法秘授，維繫千年不絕。這種情景，放到世界藝術史上也讓人歎為觀止。我雖無心寫作小說，但知道這裡埋藏著一部部壯美史詩，遠勝宮廷爭鬥、市井恩怨。
家族秘傳之途，也是振新祖業之途。到張旭，因時代之力和個人才力，又把這份好不容易到手的祖業作了一番醒目的拓展。他也精於楷書，但畢生最耀眼處，是狂草。
狂草與今草的外在區別，在於字與字之間連不連。與孫過庭的今草相比，張旭把滿篇文字連動起來了。這不難做到，難的是，必須為這種滿篇連動找到充分的內在理由。
這一點，也是狂草成敗的最終關鍵。從明、清乃至當今，都能看到有些草書字字相連，卻找不到相連的內在理由，變成了為連而連，如冬日枯藤，如小禽絆草，反覺礙眼。張旭為字字連動創造了最佳理由，那就是發掘人格深處的生命力量，並釋放出來。
這種釋放出來的力量，孤獨而強大，循範又破範，醉意加詩意，近似尼采描寫的酒神精神。憑著這種酒神精神，張旭把毛筆當做了踉蹌醉步，搖搖晃晃，手舞足蹈，體態瀟灑，精力充沛地讓所有的動作一氣呵成，然後擲杯而笑，酣然入夢。
張旭不知道，他的這種醉步，也正是大唐文化的腳步。他讓那個時代的酒神精神，用筆墨畫了出來，於是，立即引起強烈共鳴。
尤其是，很多唐代詩人從張旭的筆墨中找到了自己，因此心旌搖曳，紛紛親近。在唐代，如果說，楷書更近朝廷，那麼，狂草更近詩人。
你看，李白在為張旭寫詩了：
楚人盡道張某奇，心藏風雲世莫知。
三吳郡伯皆顧盼，四海雄俠正追隨。
李白自己，歷來把自己看成是“四海雄俠”中的一員。
杜甫也在詩中說，張旭乃是“草聖”，“揮毫落紙如雲煙”。
在張旭去世後才出生的新一代文壇領袖韓愈，也在《送高閒上人序》中，寫了長長一段對張旭的評價，結論是：
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
由此可見，張旭的那筆狂草，真把唐詩的天地攪動了。然後，請酒神作證，結拜金蘭。
張旭的作品，我首推《古詩四帖》。四首古詩，兩首是庾信的，兩首是謝靈運的。讀了才發現，他的狂草比那四首詩好多了。形式遠超內容，此為一例。原因是，筆墨形式找到了自己更高的美學內容，結果那些古詩只成了一種“運筆藉口”。
此外，我又非常喜歡那本介乎狂草和今草之間的《肚痛帖》。才六行，三十字，一張便條，“忽肚痛不可堪……”，竟成筆墨經典。明代文學家王世貞評價此帖“出鬼入神”，可見已經很難用形容詞了。我建議，天下學草書者都不妨到西安碑林，去欣賞一下此帖的宋代刻本。
我從《肚痛帖》確信，張旭說他的書法傳代譜系起於王羲之、王獻之，一點不假。《十七帖》和《鴨頭丸帖》的神韻，竟在四百年後還生龍活虎。
唐代草書，當然還要說說懷素。
這位出生於長沙的僧人，是玄奘大師的門生。他以學書勤奮著稱歷史，我們歷來喜歡說的那些故事，例如用禿的毛筆堆起來埋在山下成為“筆冢”，為了在芭蕉葉上練字居然在寺廟四周種了萬棵芭蕉，等等，都屬於他。
他比張旭晚了半個世紀。在他與張旭之間，偉大的顏真卿起到了遞接作用：張旭教過顏真卿，而顏真卿又教過懷素。這一下，我們就知道他的輩分了。
李白寫詩讚頌張旭時，那是在讚頌一位長者；但他看到的懷素，卻是一位比自己小了二十幾歲的少年僧人。因此他又寫詩了：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獨稱步。
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掃卻山中兔。
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鬥。
恍恍如聞鬼神驚，時時只見龍蛇走。
有了李白這首詩，我想，誰也不必再對懷素的筆墨再作描述了。
我只想說，懷素的酒量，比張旭更大。僧人飲酒，唐代不多拘泥，即便狂飲，懷素也以自己的書法提供了理由。我曾讀到一個叫李舟的官員為他辯護，說：“昔張旭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為也，餘實謂之狂僧。以狂繼顛，誰曰不可？”
張旭被稱為“草聖”，懷素也被稱為“草聖”，一草二聖，可以嗎？我借李舟的口氣反問：“誰曰不可？”
對於懷素的作品，我的排序與歷代書評家略有差異。一般都說，“素以《聖母帖》為最”；而我則認為：第一為《自敘帖》，第二為《苦筍帖》，第三為《食魚帖》，第四才是《聖母帖》。
藝術作品評判，很難講得出確切理由，但一看便有感應。好在都是懷素自己的作品，孰前孰後問題不大。我相信，他的在天之靈會偏向於我的排序。
十
就像中國文化中的很多領域一樣，唐代一過，氣象大減。這在書法領域，尤其明顯。
書法家當然還會層出不窮，而且往往是，書運越衰，書家越多。這是因為，文化之衰，首先表現為巨匠寥落，因此也就失去了重心、失去了嚮往、失去了等級、失去了裁斷，於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而且，猴子總比老虎活躍得多、熱鬧得多。也許老虎還在，卻在一片猿啼聲中躲在山洞裡不敢出來，時間一長，自信漸失，虎威全無。
我的文化史觀，向來反對“歷史平均主義”。“歷史平均主義”在現代，也可以稱為“教科書主義”，即為了課程分量的月月均衡，年年均衡、總是章章節節等時等量，勻速推進。這種做法，必然會把巨峰削矮、大川填平，使中國文化成為一片平庸的原野，令人疲憊和困頓。
我之所重，在文脈、文氣、文勢。這些似乎無可名狀的東西，是文化的靈魂。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書法的靈魂史，在唐代已可終結。以後會有一些餘緒，也可能風行一時，但在整體氣象上與唐代之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因此，請原諒本文由此走向簡約。
宋代書法，習稱“蘇、黃、米、蔡”四家。
蘇東坡，我衷心喜愛的文化天才，居然在書法上也留下了《寒食帖》。在行書領域，這是繼《蘭亭序》、《祭侄稿》之後的又一傑作。我知道歷來有很多人不同意，認為蘇東坡只是以響亮的文學之名“兼佔”了書法之名。明代的董其昌甚至嘲笑蘇東坡連用墨都穠麗得像是“墨豬”。但是，我還是高度評價《寒食帖》，因為它表現了一種倔犟中的豐腴、大氣中的天真。筆墨隨著心緒而偏正自如、錯落有致，看得出，這是在一種十分隨意的狀態下快速完成的。正因為隨意而快速，我們也就真實地看到了一種小手卷中的大筆墨、大人格。因此，說它“天下行書第三”，我也不反對。
然而，我卻不認為蘇東坡在書法上建立了一種完整的“蘇體”。《寒食帖》中的筆觸、結構，全是才氣流瀉所致，如果一個字、一個字地分拆開來，會因氣失而形單。所以，蘇字離氣不立。歷來學蘇字之人，如不得氣，鮮有成就。其實，即使蘇東坡自己，他的《治平帖》、《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合卷》、《與謝民師論文帖》，也都顯得比較一般。
這就是文化大才與專業書家的區別了。專業書家不管何時何地，筆下比較均衡，起落不大；而文化大家則憑才氣馳騁，高低險夷，任由天機。
黃庭堅也就是黃山谷，曾被人稱“蘇門學士”之一，算是蘇東坡的學生了。有人把他列為宋代第一書法家，例如康有為就說：“宋人書以山谷為最，變化無端，深得《蘭亭》三昧。至其神韻絕俗，出於《鶴銘》而加新理。”
這裡就可以看出康有為常犯的毛病了。評黃庭堅為宋書之最，不失為一種見解，但說他的字“變化無端”、“神韻絕俗”，顯然誇張。
黃庭堅認為《蘭亭》有“寬綽有餘之風韻”，所以自己的字也從“寬綽”上發展，一般以欹側取勢，長筆四展，撇捺拖出。這種風格，可以贊之為“恣逸舒展”，卻未免鋒芒坦露，筆畫見俗，又雷同過多。因此，康有為說他“變化無端”，我卻認為他“變化太少”；康有為說他“神韻絕俗”，我卻認為他“拖筆見俗”。他的這種寫法本也可以，但與《蘭亭》三昧，頗有距離。
他的行書，較有代表性的是《松風閣詩卷》。相比之下，他的草書《李白憶舊遊詩卷》和《諸上座帖》更好一些。因為有了較大變化，不再像行書那樣拖手拖腳。但是，他的草書與唐代的張旭、懷素還是遠不能比。原因是中氣不足，通篇筆墨並非自然貫注，而有刻意鋪排的表演感。酒神不見了，只見調酒師。
他自稱草書得氣於懷素的《自敘帖》。有一次他在幾個朋友前執筆揮毫，受到稱讚，但其中一位朋友客氣地批評說：“你如果能夠真的見到懷素《自敘帖》真跡，一定更有所得。”黃庭堅一聽心裡不痛快，但後來果然見到了《自敘帖》，“縱觀不已，頓覺超異”，才知道當初那位朋友的批評是有道理的。
雖然有了這次心理轉折，但我們還是沒有在他以後的草書中看到太多懷素的風貌。明代畫家沈周把他也奉為“草聖”，那就失去分寸了。哪有那麼多“聖”？
在宋代，真正把書法寫好了的是米芾。書界所說的“米南宮”、“米襄陽”、“米元章”、“米顛”、“米痴”，都是他。
少有這樣一位書法家，把王羲之、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全都認認真真地學了一遍，而且都學得相當熟練。然後，所有的“古法”全都成了自己的手法，刷、刷、刷地書寫出來。那些筆法都很眼熟，但又無法確定是誰的“古法”，它們被交相取用，又被交相破格，成就了一個全能而又峭拔的他。
我本人在學書法過程中，曾從米芾那裡獲得過不少跳蕩的愉悅感、多變的豐裕感、靈動的造型感。但在趨近多年後才發現，他所展現的，更多的是書法之“術”，而不是書法之“道”，因此反而又倒逆到他的源頭上去了。
不錯，在正峰、側峰、藏峰、露峰的自然流轉上，在正反偏側、長短粗細的迅捷調度上，米芾簡直無與倫比。但是時間一久，我們就像面對一個出神入化的工藝奇才，而不是面對一種出自肺腑的生命文化。
米芾對自己摹習長久的唐代書法前輩有相當嚴厲的批評，例如說歐陽詢“寒儉無精神”，說虞世南“神宇雖清，而體氣疲苶”，等等，這當然是後代的權力。他認為唐代的毛病是過於遵“法”，因此他要用晉代之“韻”來攻，這倒很有見地。遺憾的是，他在晉“韻”、唐“法”之後，又提出了自己的所謂宋“意”，卻有點不知所云了。他的“意”包括意趣、色調、氣骨、精神等等，範圍很大，內容很泛，交疊很多，如果把這一切都一起打包，命名為宋“意”，與晉“韻”、唐“法”相提並論，在理論上實在有點混亂，而且對晉、唐也失之片面。
實踐家一玩理論，常常會陷入這種雲遮霧罩的谷地。如果理論家再跟著鬧，那就更混亂了。
米芾的書法，多為行草。我最喜歡的，一是《蜀素帖》，二是《苕溪詩卷》。此外，《多景樓帖》、《研山銘》也不錯。
宋四家最後一位是蔡襄。但也有人說，他應該排在第一位。蘇東坡本人也這麼說過，有自謙之嫌，姑且不論；而明代學者盛時泰的看法更有一種鳥瞰式的比較：
宋世稱能書者，四家獨盛。然四家之中，蘇蘊藉，黃流麗，米峭拔，皆令人斂衽，而蔡公又獨以深厚居其上。
（《蒼潤軒碑跋》）
可以相信蔡襄是“深厚”的，晉、唐皆通，行、草並善，而且也體現了自己的特色。但是，文化大河需要的，是流動，是波浪，是潮聲，是曲折，是晨曦晚霞中的飛雁和歸舟，是風雨交加時的吶喊和搏鬥，而不是僅僅在何處有一個河床最深的靜潭。
蔡襄什麼都好，就是沒有自己的生命強光。看他的書法，可以點頭，卻不會驚歎。這種現象，在古今中外文化史上所在多有。因此，我還是把他放在宋書第四位。
蔡襄的字帖中，他自己得意的《山居帖》我評價不高。倒是《別已經年帖》和《離都帖》，都還不錯。
十一
元代不到百年，漢人地位低下，本以為不會有什麼漢文化了，沒想到例外迭出。不僅出了關漢卿、王實甫、紀君祥，一補中國文化缺少戲劇的兩千年大憾，而且還出了黃公望，以一支閒散畫筆超越宋代皇家畫院的全部畫家。書法的運氣沒這麼好，卻也有一個趙孟頫，略可安慰。
在我看來，趙孟頫的書法，大大超過了黃庭堅和蔡襄。他的筆下，那麼平靜、和順、溫潤、嫻雅，實在難能可貴。他的眾多書帖，也很適合做習字範本。行草最佳者，為《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紈扇賦》、《赤壁賦》。晚年那本《玄都壇歌》向被評為代表作，反不如前面三本，原因是太過精細，韻力已失，出現較多軟筆鼠尾。行楷佳者甚多，如《膽巴碑》、《福神觀記》、《玄妙觀重修三門記》、《妙嚴寺記》。其中有幾本，介於行楷和楷書之間。楷書佳者，有《汲黯傳》、《千字文》。
趙孟頫的問題，是日子過得太好了，缺少生命力度。或者說，因社會地位而剝奪了生命力度。他是宋朝宗室，太祖子秦王的後裔。誰知宋元更替後受到新朝統治者的更大重視，成了元代文化界領袖。這種經歷，使他只能尊古立範，難於自主創新。他總是高高在上，汲取不了民間大地粗糲進取的力量。
順便提一句，他的兒子趙雍所寫《致彥清都司相公尺牘》及《懷淨土詩帖》等，水準不低於他。
明代書法，與文脈俱衰。但因距今較近，遺蹟易存，故事頗多，反而產生更高知名度。大凡當時的官員、士人、酒徒、狂者、畫師，再不濟也有一手筆墨，在今天常被稱為“一代書家”。尤其近年在文物拍賣熱潮中，這種顛倒歷史輕重的現象越來越多。那些原來只敢用於對晉唐經典的至高評語，也被大量濫用於後世平庸墨跡，識者不可不察，否則就不能被稱為“知書達理”了。
大概從十五世紀末期開始吧，蘇州地區開始產生一些文化動靜。幾個被稱為“吳中才子”的人如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擅長書法，被比他們稍晚的同籍學人王世貞稱之為“天下書法歸吾吳”。當時其他地區的文墨可能都比較寥落，但他的口氣卻讓人很不舒服。因為這幾個人的筆墨程度，實在扛不起“天下書法”這幾個大字。說了這幾個大字，人們就有權力搬出王羲之、顏真卿、歐陽詢他們來了，這幾個才子該往哪裡躲？
這幾個才子中，多年前我曾關注過文徵明。他在八十多歲的高齡還能寫出清俊遒媚的行書，讓人佩服一位蘇州老人的驚人健康。那時，與他同齡的唐寅已經去世三十多年了。文徵明的缺點與其他幾位才子相近，那就是雖嫻熟而少氣格。他們如果書寫自己的詩文，讓人一讀就覺得流暢有餘而文采疲弱，那就反過來會把書寫的筆墨再看低幾度。當然，文徵明的行書比之於唐寅還是高出不少。論草書，幾個吳中才子中最好的是祝允明，代表作有《前後赤壁賦》、《滕王閣序並詩卷》。當然，比黃庭堅的草書還差很多，更不必與說張旭、懷素他們比了。
明代書法，真正寫好了的是兩人，一是上海人董其昌，二是河南人王鐸。而王鐸，後來還活到了清朝。
董其昌明確表示看不起前輩書家文徵明、祝允明。論者據此譏其“自負”，我卻覺得他很有道理，也有資格。他又認為，自己比趙孟頫更熟悉古人書法，但趙孟頫反而求熟練，而自己反而求生疏，結果，“趙書因熟得俗態，吾書因生得秀色”。這種說法有點傲慢，卻契合文化哲學。他的字，蕭散古淡、空靈秀美，等級不低，只是有時寫得過於隨意，失了水準。這一點他自己也承認，說自己平日寫字不太認真，如果認真了，會比趙孟頫好。
我對他的《尺牘》、《李白月下獨酌詩卷》都有較高評價，前者匯融古人，後者得見自己。但是，《試墨帖》又把後者的特點往前推了，飛動有餘而墨色單薄，太“上海”了。
與董其昌構成南北對照，王鐸創造了一種虎奔熊躍的奇崛風格，讓委靡的明代精神一振。
我曾多次自問，如果生在明代，會結交董其昌還是王鐸？答案歷來固定：王鐸。王鐸的筆墨讓我重溫闊別已久的男子漢精神，即用一種鐵鑄漆澆的筆畫，來宣示人格未潰、浩氣猶存。更喜歡《憶遊中條語軸》、《臨豹奴帖軸》、《杜甫詩卷》的險峻盤紆結構，以一種連綿不絕的精力曲線，把整個古典品貌都超越了，實在是痛快淋漓。
我認為，這是全部中國書法史的最後一道鐵門。
在這一道鐵門外面，是一個不大的院落了。那裡，還有幾位清代書家帶著紙墨在棲息。讓我眼睛稍稍一亮的，是鄧石如的篆隸、伊秉綬的隸書、何紹基的行草、吳昌碩的篆書。
除此之外，清代書法，多走偏路。或承臺閣之俗，或取市井之怪，即便有技、有奇、有味，也局囿一隅，難成大器。歷史已入黃昏，文脈已在打盹，筆墨焉能重振？只能這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