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度飢餓中的親人是不能聚在一起的，因為面對一點兒食物必定會你推我讓，誰也不肯下口。
媽媽說，吃過了。祖母說，胃疼。當然全是謊話，連八歲的小弟弟也看出來了，眼巴巴地放下了筷子。
只能躲回學院裡，吃飯的時候去食堂。“文革”時期中國沒有太大的災荒，學院的食堂裡供應還算可以，學生每天花費四五角錢也吃得不錯了。但是，我的極限是七分，而更可怕的是，我不能暴露這個極限，要裝成與其它同學差不多，這真是難死了。
為什麼要裝？因為一旦暴露，造反派同學就會立即判斷我爸爸被打倒了，緊接著一定是兩個單位的造反派聯合抄家、聯合批鬥。學院的造反派在行為方式上更兇狠，一旦上門，我的已經餓得奄奄一息的祖母和媽媽，受得了嗎？
想來想去，不如爭取主動，我和弟弟、表妹一起到爸爸單位走一趟。同時也讓那裡的造反派看一看，一個被打倒對象的身後還有那麼多人要吃飯。
接待我們的是一個瘦個子青年。他表情上的最大特點是笑容燦爛，但轉瞬即逝，眼神不定，眼珠快速轉動，你盯著他看一會兒就會頭暈。
我坐下後把屋子打量一下，看到他腦後牆上貼著“風雷激”三個字，是領袖手寫體，懷疑是他們這個造反隊的名字。
當時社會上造反隊雖然多如牛毛，但起的名字都差不多，例如這“風雷激”就滿街都是。只有我們學院有一個學生自己一個人成立一個造反隊，叫“獨立寒秋”，雖也出於領袖詩詞，卻能給人留下一些印象。可惜這個名字很難與別的詞彙搭配，“獨立寒秋戰鬥隊”？“獨立寒秋造反兵團”？一出現“隊”和“團”，就傷了“獨”的味道，於是他最後改定“獨立寒秋司令部”，雄壯得一派淒涼。這“風雷激”就不一樣了，一見就彷彿能聽到喊聲喧天。
瘦個子青年見我注意這三個字，似乎感覺到我在詢問他們的組織所屬，便立即抖了抖他披著的一件棉布大衣的左袖筒，說：“我們是工總司的。”
那件棉布大衣他只是披著，空空的袖筒一晃盪，把別在上面的一個紅袖章晃到了我們眼前。其實這袖章在街上也見得到，上印一排正宋體紅字，文曰：“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中間印三個手寫體大字：“造反隊”，下緣用黑墨水筆潦草地塗著一個號碼。
“工總司”的司令是王洪文，當時已是赫赫有名，但世事多變，誰也想不到他後來能做到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副主席，最後又判了無期徒刑。王洪文後面還有一大串當時在上海幾乎人人皆知的人物，如王秀珍、陳阿大、耿金章、戴立清、王成龍等等，現在記不全了。我相信眼前這個瘦個子青年見不到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因為當時這個“工總司”在上海管轄的造反隊員已有幾十萬人，有時還號稱幾百萬人，權大勢廣，其中任何一個小司令出來都是保鏢重重，他，還遠沒有到可以接近他們的時候。你看這個屋子就很冷清，與我們談話的，除了他，只有一個毫無表情的中年人。
我以為能見到那個用“語法”把爸爸打倒的戴眼鏡的圓臉矮個子男青年，卻沒有。
“你們屬於什麼司？”他問。顯然是想拉近關係以便談話。
這一個“司”字，現在聽起來容易誤會成“司長”、“局長”裡那個字的含義，其實在當時特指造反司令部的歸屬。上海高等學校系統也成立了很多“司”，管轄人數也動輒數萬。因此在社會上，不管哪個系統，與“司”無關的人少之又少，只侷限於“被打倒對象”及他們的家屬範圍之內。連我中學裡那些可愛的老師，開始受批鬥，後來很快也都是“紅教司”、“上教司”成員了，一個個掛著袖章有點滑稽。有一度，菜場賣菜的，路上掃地的，也都掛著這類袖章。不小心還能遇到一個掛著正宗“工總司”袖章的人，像我眼前的這個瘦個子青年那樣，那就得讓開一點，他沒準要用一些動作來證明他與這個正宗袖章相稱的身份。
剛才那個瘦個子青年一時走神，竟然隨口問我“屬於什麼司”，其實他一出口就發現問錯了。我當時的回答是平平一句：“我們是批鬥對象。”
“哈，這就不太對了，對於被打倒對象的子女，沒必要經常批鬥，只要他們劃清界限就行！”他說著朝我一笑：“你們上海戲劇學院革命樓的造反派頭頭我們專門去接觸過了，政策水平不高，確實不高！”
他不說怎麼不高，只用笑著搖頭的動作表明，我們學院造反派頭頭的態度，比他們更苛刻。但我也立即明白，兩個單位已經聯繫上了。
他們去找我們學院的造反派頭頭，沒有任何其它意圖，只是摸摸我這個人有沒有一點造反背景，影響他們對我爸爸下手。
瘦個子青年既然說到了“政策水平”，為了順勢表演，後面的話就更見“水平”了。
“說到——”他要言歸正題，說出我爸爸的名字了，這個已經被他們天天在標語上打叉、在批鬥時狂喊的名字。我估計他會給我爸爸加一個頭銜，放在名字前面，譬如“階級異己分子”、“走資派”之類，這樣一來就能立即顯示出他的嚴肅性、權威性、宣判性。
他哽住了，也許在一個個頭銜中掂量吧？
“說到——老餘，”沒想到等來的居然是這麼一個親切的稱呼，我的耳朵很不適應，而他卻被自己的“政策水平”激動起來了。
他故意又重複一句：“說到老餘”，看我一眼，笑瞇瞇地，說了下去：“從舊社會過來的人，難免會有一些歷史問題、反動言行，只要正視歷史，坦白交待，革命群眾是會原諒的。我們連末代皇帝、國民黨戰犯都放了嘛，啊？”
他說這些話時儘量壓出嗓門裡的低音部分，以便靠近他心目中的“老革命”。其實“老革命”也已經被他們打倒得差不多，因此皇帝和戰犯也成了他們造反隊放的了。
“遺憾的是”，他沒有用當時的習慣語式“讓人憤怒的是”、“令人髮指的是”，而是選用了當時幾乎不會有人用的委婉外交辭令“遺憾”，可見也有一定的文化。接下去的話就立即升高了溫度：“他到今天還避重就輕，處處抵賴，能推則推，不痛不癢，鈍刀子割肉，半天不見血！因此革命群眾才把他請到單位裡來，好好幫助一下。”
“你們已經看到，我們這裡房子並不寬餘。造反隊幾個常委都擠在一間屋子裡辦公，要騰出一間房子給他住，還要再騰出一間給看守人員住，一下子就要兩間，多不容易！但我們為了幫助他，沒辦法。”
這話我有點聽不下去，便用問題來打斷：“我爸爸到底有什麼問題？”
他嘴角一牽，說：“那就不便對你們子女說了，這是審查紀律。”他顯然不希望我們糾纏在具體問題上，因此繼續往大里說：“企圖搞復辟，就是要讓我們回到舊社會去。要知道，在舊社會，老百姓有冤無處伸，有理無處講，連飯也吃不飽！”
——他萬萬不能提到“連飯也吃不飽”。我們不由自主地站起身來，看了他幾秒鍾，想說什麼，還是沒有說出口。他也警惕地站了起來，看著我們。
我終於開口問那個人：“能不能讓我們見見爸爸？”
那人滿口答應，但他一直緊跟在一邊。我們見到爸爸時，身邊又多了兩個看守人員。
爸爸萎黃憔悴，瞇著眼睛看了我們一會兒，然後叫了我們每個人的名字。讓我感到害怕的是他突然浮起一絲笑意，說：“我不要緊，家裡的事，安徽的叔叔會來幫助，你們要孝順祖母、媽媽。”
說完又是一絲笑意。
最後，他關照我們：“過兩天把那套肩上有漆漬的卡其布制服帶來，我要穿。”
祖母和媽媽在我這裡聽到爸爸可能有自殺的企圖，急了，當天晚上就趕到了爸爸的單位。
媽媽扶著祖母。祖母的“半大腳”一拐一拐地從海防路彎到江寧路，然後向南，走過淮安路口、昌平路口、康定路口、武定路口、新閘路口、北京路口，再朝西，終於到了。那一路沒有公共汽車能完全乘到，老太太這是急急風地去救自己的兒子，昔日繁華的南京路，今夜只剩下了她的腳步。
問了幾個人，推了幾個門，最後看到的，恰恰是一個批鬥會的會場。爸爸已經低頭站在臺上，今天批鬥的話題是：“挑唆子女對革命造反派領導施加壓力”。
會場已經坐滿人，門口一個老頭不知道祖母和媽媽是誰，沒讓她們進入。她們兩個就站在會場外面，從一道門縫裡觀看。這是一個側門，既能看到臺上，也能看到臺下的觀眾。
批判者的發言，嗡裡嗡裡地聽不清楚。
她們兩個，也不想去細聽那些發言了，一門心思看爸爸，看他的神情氣色，以及邊上的人是否對他動手。
這天晚上還好，只有兩個發言者走到爸爸跟前追問一些問題的時候推搡了四五下。還有一次，爸爸的腳可能被蚊子咬了，抬起左腳的腳背去搓右腳的腳肚，被邊上一個造反派看見，說聲“嚴肅點！”踢了爸爸一腳，但踢得並不重。爸爸被踢後向前一個踉蹌，因為毫無思想準備，失去了平衡。
爸爸的踉蹌，引來全場的笑聲。
這笑聲使祖母和媽媽深感訝異，立即轉身去看臺下的觀眾。這一看不要緊，她們看到了阿堅、趙庸、張茂宏，這些“情同手足”的“當年同事”，他們也笑得很愉快。還有不少以前到家裡來過的朋友，也在笑。
媽媽這才嘆了一口氣，說：“這些人心腸也太狠了。他們都知道我家有那麼多人……”
“全是奸臣！”這是祖母用得最重的貶義詞，卻也不小心把他們抬高了。
但是就在這時，媽媽發覺阿堅和趙庸向這道已經展開不小的門縫投來疑惑的目光。他們應該能夠從祖母的一束白髮、半個側臉認出點什麼。
媽媽怕再生出點事來，拉著祖母要走。祖母說，她還要與造反派頭頭論理。媽媽說：“秋雨他們去了一次就這麼批，您我再一出場，他更麻煩了。”
祖母一想也對，就氣咻咻地回家了，一拐一拐。
從爸爸在批鬥會上的神情來看，祖母和媽媽估計他最近還不會自殺。她們覺得，如果很快就要自殺，就不會對那些批判者的“提法”那麼認真地一一抗辯。
這是祖母和媽媽的一次判斷錯誤。
爸爸這人，即便到臨終前一分鍾，也會對某個“提法”認真抗辯，這與很多人都不一樣。幾年前大畫家程十發先生告訴我，他當年被批鬥時常常與京劇大師周信芳先生站在一起，根本不聽那些批判言詞，只是一直低頭注視著周先生的腳，心想這雙“徐策跑城”和“追韓信”的腳居然並不大，於是耳邊也就響起了隱隱的鑼鼓聲。程十發先生的這種瀟灑只屬於藝術家，我爸爸沒有。
爸爸即便像今天晚上那樣被踢了，而且踢得一個踉蹌，也可能無所感覺，他正豎著耳朵在聽今天的批鬥又有了什麼新的“提法”——請注意，是“提法”，而不是“踢法”。
其實，他後來告訴我，他當時正以同樣認真的勁頭在策劃著自殺。他對自己早已無所謂，在意的是這些“提法”將會給我們這些子女帶來多大的災難。
他已經看到，這樣的批鬥，時間越長問題越多，而縮短時間的惟一方法就是自殺。自殺之後必定會有一場陳屍大批判，那畢竟是暫時的，當新的批判對象一批批地挖掘出來，他也就會被人們淡忘。他希望我們這些子女能在人們對他的淡忘中苟且偷生。
他算過，自己已經四十五歲，實在已經活得太長了，因為他的八個兄弟姐妹都沒有活過三十歲，而在安徽的弟弟又比他小得多。他現在惟一等待的，是安徽弟弟的信息。已經兩個多月沒有來信，不知情況可好。
他自己不敢寫信去報告上海的不好消息，因為如果安徽情況很好，去信會是一種破壞；如果那邊情況也不好，去信成了雪上加霜。
他希望那邊一切都好，那麼，家庭有了依靠，他就可以走了，快一點走向人們對他的淡忘。
因此，當媽媽幾天後去看他的時候，他又要求把那套肩上有漆漬的卡其布制服送去。他想穿著這套制服走。
我趕緊向宿舍飛奔。走過學院被稱為“南京路”的一個熱鬧路口，看到一位瘦瘦的老年教師站在那裡示眾，口裡不斷說著“我諷刺，我諷刺……”已經第二天了。我希望媽媽不要為了迎我朝這兒走，看到這個景象。
這位瘦瘦的老年教師已經作古，我也不便提他的名字了，姑且稱他“艾克斯先生”吧。這位先生是早年美國耶魯大學的留學生，“文革”一來也很自然地成了“被打倒對象”，每月領取二十六元生活費。那天他突然貼出一張驚世駭俗的大字報，說對於自己這樣需要改造思想的人，一個月發二十六元的生活費實在太高了，根本用不掉，所以不利於改造。更要命的是他詳細列出了前幾個月他的每一項生活開銷，一算，每月平均只要十八元。
這張大字報如果不是嘲諷，那就是十足的醜惡。但瞭解這位先生的人都知道，他肯定不是嘲諷，而是期望受到特殊的表揚。
這事使當權的造反派們非常尷尬，“怎麼，他比我們還革命？他比中央還革命？”於是只有一個辦法，讓他站在大字報前面，不斷說自己是諷刺。
我反對造反派的一切示眾行為，但對這件事，心情有一點複雜。因為萬一這位先生近乎瘋狂的投機心理得逞，我們全家只有死路一條了。
媽媽總算沒有迎過來，靜靜地站在我們宿舍對門的竹籬下。她不僅看不懂“艾克斯先生”，就連頭頂的高音喇叭也受不了。我們學院的這個高音喇叭是有名的，天天口號震天，鬧得附近華東醫院的住院病人紛紛逃離，鬧得整個靜安寺地區很不“靜安”，何況它現在正懸在我媽媽的頭頂。
媽媽畏縮地站在竹籬前滿臉愁苦。竹籬上也纏滿藤蔓，與媽媽出嫁那天花轎路邊的景緻相同。竹籬衛護著朱家，竹籬導引著餘家，相隔半華里路，一路是花的信息。
此刻媽媽不會有這種回憶，她只覺得嗡嗡喤喤的世界那麼陌生，惟有這纏滿藤蔓的竹籬有點熟悉，可以短暫躲避，躲避在這裡等待她的兒子。
她見到我後的第一句話是：“阿雨沒東西吃了，我知道。”說著把一張早就捏在手裡的兩元紙幣按在我手上。
我不敢問這錢是哪兒來的，只把它擋在媽媽手裡。媽媽沒再推，也沒把手縮回，兩隻手就這樣隔著一張紙幣握在一起了。
她很快說明了今天來找我的原因：祖母叫我給叔叔寫信，寫明家裡的困境。“本來我也可以寫，但你叔叔太重人情禮儀，不習慣哥哥嫂嫂向他求告什麼。你是小輩，說得不合適也不要緊。”
我說：“媽，相信我能寫好。應該把真實情況告訴他。”
第二天，我就把信寄出了。
過了一星期，我計算叔叔的回信應該到了，便趕回家去。
上樓梯時就覺得不對，只聽得兩個人的腳步聲慌慌亂亂，原來祖母和媽媽都搶著來迎我。
媽媽搶先講了那句話：“你叔叔沒了！”
“啊？”我霎時呆住，腦中一片空白。
“是胃病。”這是祖母的聲音，像來自曠遠的亂山。
我立即把臉轉向祖母，突然清醒，這是這位曾經是十個孩子的母親的最小一個兒子的失去！但我還說不出話。
祖母又講了一句：“我已和你媽媽一起去過蚌埠，把骨灰盒——拿回來了。”我以為她會大哭失聲，卻沒有。
當然不是胃病。祖母和媽媽從來不會撒謊，講半句假話就暴露無遺。我把祖母扶坐在椅子上，捂著媽媽的手到門背後，說：“告訴我！”
媽媽直捷地說，叔叔是自殺。祖母知道當時自殺就算犯罪，決心把我們瞞住。
七十五歲的老太太，親自坐夜班火車趕到蚌埠廠區內，到處都是打倒叔叔的大標語。
祖母蓬亂的白髮，飄拂在她最小的兒子被倒寫的名字上。
叔叔只是一個一般的技術人員，不是當權人物，憑什麼打倒他？
媽媽哽咽著說，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到處要抓“牛鬼蛇神”、“反動學術權威”，那裡地方小，找不到什麼權威，就把叔叔算上了，主要是有人揭發他吹捧《紅樓夢》，是放毒。
“《紅樓夢》？”我背脊發涼。居然是為了這本書，這本他一直不許我閱讀，反覆說是“太悲苦”的書！
媽媽還在說：“把他押在垃圾車上全城遊街，他哪裡受得了這等屈辱，回來大聲與造反派辯論，說《紅樓夢》是一部優秀古典名著，結果被說成態度惡劣，再一次遊街。”
“他被打倒後一再抗議都沒有人理他，最後只能……”媽媽頓了頓，又說了下去：“是用剃刀割動脈，搶救過兩次，但你叔叔是何等剛烈的人……”
對於餘家，這是山崩地裂般的一件大事。
沒有時間體味其中的強烈悲情了，只有快速採取一系列應變措施——
表妹以女兒之孝，抱著叔叔的骨灰盒到西郊的古北公墓安葬，全家護送。那天爸爸也請假從關押地出來半天；
爸爸立即明白自己已經完全沒有自殺的權利。在叔叔的幫助也失去之後，他不能聽任全家衣食無著而獨自離去，更不能聽任祖母在失去了最小的兒子後再失去最後一個兒子。他決心重新在關押地思考，今後怎麼辦；
我和表妹決定立即向所在學校申請，爭取第一批下鄉勞動，自食其力；
大弟弟已經十八歲，託人介紹到漁業公司出海捕魚，可以補貼家用；
媽媽操持家務，撫養著兩個未成年的小弟弟。但後來知道，她揹著我們悄悄地去從事無人願意做的體力勞動：替附近一家電機小廠洗鐵皮，成天赤著腳，渾身水淋淋；
祖母雙目發怔，看著雲天，手上又拿起了佛珠。唸的依然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我們從小聽熟了的……
當一切安排停當，我便日日陷入沈思，在沈思中變了一個人。
我的沈思，主要是想重新理解叔叔。
他一生摯愛《紅樓夢》，最終也為這本書死去。他像賈寶玉一樣為逃離骯髒、尋求乾淨而遠行，但最後卻坐上了最骯髒的垃圾車。
為此他寧肯以鮮血來洗滌，洗出一個乾淨的“太虛幻境”來駐足。正是在這裡，出現了賈寶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敢和剛烈。
敗長時間，我一直覺得自己還沒有充分理解他。有一次，隨手翻閱顏真卿的字帖，突然渾身一震，趕快回家問媽媽，那次收拾叔叔遺物，有沒有見到一本字帖？
媽媽說，那時叔叔的宿舍已被多次翻抄，我們去時連一個日記本也沒有找到，哪裡還會有什麼字帖？
我不知那本顏真卿的《祭侄帖》到哪兒去了，腦中又浮現出叔叔當年在福州路舊書店櫃檯前微微顫抖、小心輕問、隆重捧持的動作。
當時叔叔並不知道顏真卿祭侄的史實，但我相信初次接觸的神秘感應。帖子剛剛打開，一種千年難逢的氣韻在向他召喚。後來，他持帖而問、伴帖而行、傍帖而眠，當然早已懂得帖裡的一切。
今天，我這個侄兒捧著《祭侄帖》反祭於他，似乎覺得其間有一種故意倒置的天意，一種悲情浩蕩的預設，一種英雄人格的反饋。我也因此在遊動的墨跡間找到了一種能夠闡述他生死選擇的精神圖譜，聽到他在三次割脈後對我的最後囑咐。
面對毀壞盛唐氣象的叛臣逆賊，文化大師顏真卿全家都舉起了刀戟。他親自率兵抗逆，堂弟顏杲卿被逆賊臠割，連遺體殘骸都無法完整。侄子顏季明也被殺害，留下的只是一顆頭顱。但朝廷對這樣的烈士卻不聞不問，只得由顏真卿自己來祭。這樣的祭文，怎能不大氣磅礡、感天動地？
顏真卿撰寫這篇祭文時四十九歲。二十七年後，七十六歲的他還在另一個叛將前不屈不撓，壯烈捐軀。
在一個混亂而血腥的時代，一代文宗成了一代英雄，而且還擁有一個英雄的家庭，這實在是中華文化史上最珍罕又最響亮的一頁。我相信叔叔對於這篇祭文的很多詞句，都會晨昏吟誦。那麼，此刻也讓我來複誦一段：
…………
土門即開，
兇威大蹙。
賊臣不救，
孤城圍逼。
父陷子死，
巢傾卵覆。
天不悔禍，
誰為荼毒？
念爾遘殘，
百身何贖？
嗚呼哀哉！
吾承天澤，
移牧河關。
泉明比者，
再陷常山。
攜耳首櫬，
及茲同還。
撫念摧切，
震悼心顏。
方俟遠日，
卜爾幽宅。
標而有知，
無嗟久客。
嗚呼哀哉，
尚饗！
我幾次想把這篇祭文翻譯成現代散文，但實在無法放棄這種一頓一泣、一步一哭的慟人節奏。裡邊有些句子，例如“天不悔禍，誰為荼毒？念爾遘殘，百身何贖？”如能借來悼念叔叔，我想不出還有什麼更好的選擇。
然而，完全出乎意料，上天還為我的叔叔安排了一個更隆重的悼念儀式。
雖然隆重，卻很少有人知道。我們默默地隆重在心裡。
事情還須回到安徽。
正當叔叔剛烈地在蚌埠三度割脈而死的時候，在同是安徽的太湖縣，也有一個與我叔叔同齡的男子陷於滅頂之災。但他不能像我叔叔那樣處置自己的生命，因為他已結婚，而且有了三個孩子，一家老小都靠著他。
他的學歷比我叔叔高，是老牌大學生，整個縣城學歷最高的人。他遭難的時間也比我叔叔早，是“右派分子”，也就是在我家從鄉下搬到上海後不久他就抬不起頭來了，到文化大革命，更是變本加厲，天天挨批。
平時，他總是向三個孩子封鎖自己挨批的信息。但有一天他突然得知，一個聲勢浩大的“對敵鬥爭高xdx潮”又要掀起，他和他的妻子，必然要在縣城裡不斷地當街批鬥。這還能瞞得住阿子們嗎？
三個年幼的孩子，看到自己的父母掛著牌子、渾身捆綁著被人毆打，會怎麼樣？
對此他毫無辦法。很想先找孩子們談談，但每次都開不了口，最後終於下決心：要盡最大的努力，把孩子們支出城去。
他想起了自己一九五四年曾以一個抗洪幹部的身份進駐過一個叫葉家灣的小村莊，便決定把三個孩子藏到那裡去。這事通過一個正好上街來的農民，說妥了。三個孩子也就住到了舉目無親的葉家灣。
三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是女孩，才五歲，有一天在村口遇到一個不懂事的農民慌張地對她說，好像看到她爸爸、媽媽在縣城街上挨批鬥。小女孩一聽便不顧一切地一頭撞向那個農民，哭著喊著說是造謠，其實她小小的心裡早有疑惑：爸爸媽媽為什麼把我們放到這個荒村中來呢？我們來了之後為什麼不來看我們呢？現在一聽，便知真相，但她不願承認，只能向著那個農民哭喊。
過了很久，傳來消息，爸爸媽媽可以接孩子回城了。她連續表演了幾夜的歌舞，感謝鄉親們的收留。
多少年後，這個村的鄉親凡有喜事，例如誰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學，必然要放映她主演的電影表示慶祝。
她，就是我的妻子馬蘭。
葉家灣的鄉親都說：『我家馬蘭。”
當我知道這段往事之後，曾經問過岳父馬子林先生：“這麼小的三個孩子，要送走，為什麼不送到親戚朋友家裡去？”
“怕給親戚朋友帶來麻煩。這種麻煩，對於農民，對於村莊，就不太在乎了。”岳父回答。
“葉家灣連一個遠房親戚也沒有？”我問。
“沒有。”
“把三個孩子送到這樣的小村子裡，心裡有沒有一點害怕？”我又問。
“不送更害怕。”岳父說，“馬蘭的性格你知道，多麼強硬。記得她才一歲多一點，剛會走路，那天看到我回家滿臉不高興，她要為我點菸解悶。當時我抽長長的旱菸杆，用一根長香點燃，小馬蘭舉著長香正要為我點，手卻被長香燙痛了。她不哭不吵，只是要把那支傷害了她的長香從香堆裡找出來。我們大人不知她找到後會幹什麼，已經把那支長香藏了起來，小馬蘭爬上爬下非要找到不可，最後終於被她找到了。你猜她怎麼著？居然把那支長香用小腳跺得粉碎，一小截、一小截地碾，連一點兒也不留下。才一歲多一點已經是這個樣子，如果到了五歲看到爸爸媽媽受侮辱，那就可想而知。她一定不會放過，她一定拼命。”
“那一定。”我贊成岳父的判斷。
“更重要的是，小孩子看到父母親被鬥被打，很容易產生對社會、對人類的牴觸。我不希望馬蘭他們有這樣的牴觸。”
這話使我非常感動。
這一對在安徽太湖縣城的街道上被口號聲、辱罵聲包圍著的年輕夫婦，馬子林先生和沈毓秀女士，心裡所想的一切完全出乎批鬥者們的意料之外。他們想的是：“批吧，我們的子女不在。他們不會來報復你們。”
馬蘭多年來一直向我打聽叔叔因《紅樓夢》而死在她家鄉安徽的種種情況。她找來叔叔的照片細看，每次都心事重重。
她已經主演過十五集的電視連續劇《嚴鳳英》，並把它當作一個歷史悼念儀式。這部電視劇在中央電視臺播出時，全國觀眾投入的程度至今還記憶猶新，說“萬人空巷”，並不為過。這就是說，她把這個歷史悼念儀式推向了全國，從而確立了自己所在劇種的道義尊嚴和藝術尊嚴。
她本是一個舞臺劇的演員，由於這部電視劇，同時被評為電視“飛天獎”和“金鷹獎”的最佳女主角。全國觀眾對她所做的一切，從心底裡讚賞。
我叔叔與嚴鳳英只有一歲之差，而且在差不多的時間自殺於同一個省份。叔叔不在文化界，卻同樣為藝術而死，為《紅樓夢》而死。
馬蘭還要為叔叔做點事。
終於，就在叔叔去世二十五週年的祭日裡，黃梅戲《紅樓夢》在安徽首演，轟動全國。
全劇最後一場，馬蘭跪行在臺上演唱我寫的那一長段唱詞時，膝蓋磨破，鮮血淋漓，手指拍擊得節節紅腫，場場如此。
所有的觀眾都在流淚、鼓掌，但只有我聽得懂她的潛臺詞：剛烈的長輩，您聽到了嗎？
這兒在演《紅樓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