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去紐約的時候，一位精通戰後日本狀況的美國知識分子對我說，最近有一本就歷史教育問題向文部省提出異議的書很暢銷，你聽了是不是很高興呀。我回答他說，不，我不特別高興。
不久前對文部省審定的中學教科書、特別是歷史教科書提出異議的各位專家並非暢銷書作家。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總有一些出了書卻不能暢銷的作者，其中也包括我這樣的並非專家的人，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繼續發出如下所述的批評。
在日本舊憲法之下，超國家主義體制對亞洲做了些什麼？太平洋戰爭給外國帶來了怎樣的悲慘命運？日本國內從廣島、長崎及沖繩到東京，人民遭受了怎樣的苦難？教科書中並沒有詳細記述這些歷史事件的細節，因此必須把它們修改過來。
然而，現在持相反觀點的人的論調佔上風。我們知道戰爭期間，日本人在包括朝鮮半島、中國、菲律賓等地逼迫當地少女當“從軍”慰安婦。而有些人認為應該把慰安婦內容從歷史教科書中刪除，他們甚至為此組織起市民運動。幸而人們為了抗議刪除慰安婦問題也掀起市民運動，才讓這個歷史事實至少在今年使用的教科書裡被寫了進去。儘管有人會為此感到難受，但是為了不讓歷史重演，日本年輕一代應當學到真實的歷史知識。
然而，正如那位日本通的美國人觀察的一樣，現在在日本出版界裡，與教科書問題有關係的國家主義論調非常盛行。最近，某大報紙所作的調查顯示，大多數國會議員贊成為修改憲法進行討論。可以說日本現在即將迎來戰後最大的體制轉換期。
因此，我要重新閱讀一下日本國憲法。儘管我現在還沒有參加媒體的憲法討論或者寫暢銷書的心思，但無論如何，憲法在日本遭受戰爭的嚴重破壞後還是給我們帶來重生的希望，因此我要從維護憲法的角度出發思考各種問題。儘管我至今已經多次提及憲法裡有關天皇的條款，但還是對此耿耿於懷。
不過，在此我並不打算深入討論憲法的問題，我想談一談日本人的想像力。但我還是覺得憲法裡“天皇是日本的象徵，是日本國民統一的象徵”這句話會給日本人的想像力——無論是宗教的想像力，還是文學的想像力——帶來一種決定性的制約。
問題在於“象徵”這個詞。戰後的日本人每當在教科書中接觸到“象徵”這個詞的時候，首先浮現在腦海裡的一定是有關天皇的條款。如果用肯尼斯·伯克的話來說，日語中“象徵”一詞已被憲法、或者現在憲法下的國家體制塗上了戰略色彩並被文體化了。既然憲法在現實生活中如此深入人心，詩人以及小說作家就不能隨便用這個詞了。
雖然這麼想，但看到外語文章中“象徵”一詞被賦予了緊張、豐富的含義時，我總是印象深刻。每當此時，我就又會想到日本憲法裡“象徵”一詞是否用得太正規了。
在此我想引用一下最近讀到的關於“象徵”的精彩的定義，儘管它稍微有些長。因為這個詞確實已被我經常使用，所以我覺得就不必再加括號了。據我所知，最近出版了肖勒姆①散文集的英譯本，下面這段話引自該散文集中的一篇②。
①肖勒姆(GershomScholem，1897-1982)，二十世紀最著名的猶太神秘主義研究學者，出生於德國柏林，在德國受教育並獲得博士學位，1923年遷居巴勒斯坦，死於以色列——譯註。
②《猶太教裡的救世論》(TheMessianicIdeainJudaism)，ShokenBooks出版——譯註。象徵群產生併成長於人類感情富饒的土壤上。具有精神意義的一個獨立的人的世界，圍繞他的世界的一切與他有關係的事物都被賦予有意義的內容時——此時，也只有此時，這種意義就結晶了，並在象徵中證明自己。無凝聚力的現實、人們的眼睛裡看不到任何特別的意圖的現實，是不能用象徵的語言談論的。作為沉默的不成形的事物留下來。為了使這個世界的各種現象結晶為單純的、簡單的、表現特性的形狀，確實需要非常高度的緊張。人類的秘密的某些東西被集中到它的象徵群中。它存在的本身就要求具體的表現。偉大的象徵群在表現它的世界的統一中起著作用。
①以色列國旗上的五角星形狀——譯註。在這篇散文裡，肖勒姆所談的所謂的象徵具體指的是“大衛之星”①。他用充滿頑強的信念和感情的一段話結束了散文，而我們這些非猶太人僅僅引用就需要有勇氣。肖勒姆在辯文中駁道，“有人說，比起‘大衛之星’來，代表滅絕和通往煤氣室的路標這些生命的符號才更符合做新國家的象徵。”
“可是，也有可能考慮和上述觀點完全相反的問題。我們的時代裡，將痛苦和恐怖神聖化的符號具有照耀生命和指出重新建設之路的價值。在它高高升起之前，道路會把我們引向深淵。也有受到最後的侮辱並獲取偉大的一種象徵。”
在日本國憲法中，“象徵”這個詞並非像上述文章那樣用得切合實際。況且戰後時期日本仍處在危機之中，人們也沒能想起足以表現日本人世界的統一、有區別於憲法上條文的更偉大的象徵。產生於人類感情富饒的土壤的成長的象徵，作為與這個世界密切相關的東西表現我們所具有的鮮活的精神意義的象徵，只有在充滿緊張感的現實社會里才能產生的象徵，這樣的象徵是不是日本國憲法裡的“象徵”呢？我們必須重新認真考慮。
如果一種語言使象徵這個詞失去其本真意義，在那裡也很難培養出真正的宗教想像力和文學想像力。我認為難以期望產生一種國民想像力，特別是能照亮生命和重建之路的國民想像力。
作為一個日本人，我受到奧姆真理教的恐怖主義的打擊是很大的。一部分日本人傾向於利用宗教團體來進行犯罪活動，我幾乎是與此同時圍繞日本年輕人參與宗教的形式等構思、動筆、並已經寫完了一本小說。在這一點上，創作和現實對我來說就發生了雙重意義。我在經過數年筆記積累工作後，於1991年下半年開始動筆寫《燃燒的綠樹》。
在爆發海灣戰爭和蘇聯解體事件的這一年，奧姆真理教在富士山腳下建設了後來成為沙林製造廠的地下活動指揮部，即所謂的基地。我將這個教團自那以後的擴大和激進化概括為如下大事記：1992年，預言1997-2001年之間將要發生最後的世界戰爭。在混亂的莫斯科設立支部，暗示準備生物和化學武器。同年，麻原教主親自和幹部們一起赴莫斯科推進教團的武裝化。1993年，用沙林毒氣攻擊創價學會名譽會長失敗。1994年，在松本市施放沙林毒氣，武裝化的勢頭有了進一步發展。1995年，阪神大地震，在警方統一行動查找奧姆組織之前，於東京地鐵施放沙林毒氣，死傷者超過五千人。正是這一年，我發表了一直在寫的長篇小說。
《燃燒的綠樹》講的是年輕人因為對日本社會的宗教團體的教理以及實踐不滿意，為拯救靈魂創建有混雜宗教性質的新教會的故事。他們的宗教領袖在學生運動革命黨派鬥爭中參加過恐怖主義活動。新創建的教會與社會對立，後來又因其內部矛盾導致分裂。我想要描寫的是從接連發生悲劇的痛苦經驗出發走向新岸的過程。
與這部長篇的創作情況相同，我還曾經經歷過在寫小說期間碰到真實發生的事件和我小說的主題及故事情節重合的事。那是1972年，所謂的“聯合赤軍”因內部執行私刑，殺人被曝光而被警察追究，赤軍在日本列島中部的高地上與警察的快速部隊進行了槍戰。在1969年全共鬥運動及大學鬥爭失敗後，一部分活動家們要轉移到以保護環境運動為首的市民運動方針上，另一部分活動家則轉化為革命激進派。這年組成的“赤軍派”與主流派的“京浜安保聯合鬥爭團”在超越所謂大眾街頭鬥爭界限的問題上意見一致，它們互相聯合，於1971年創立了“聯合赤軍”。
我從1969年起構思《洪水觸及我的靈魂》，花費數年時間繼續創作，寫下這樣的情節：政治上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年輕人集體鑽進作為商業樣品製造的面向民間的核避難所，被快速部隊包圍後與之槍戰。在寫作期間的一天早晨，從電視的新聞速報中我看到武裝起來的一個活動家團體佔領了別墅、並與快速部隊進行槍戰的情景。
我被稱為戰後民主主義一代，屬於過激的政治黨派冷嘲熱諷加以批判的人，所以也沒有與他們直接接觸的機會。那麼為什麼我會在他們的武裝力量引發了真正槍戰時，構思出年輕人集體與警察進行的槍戰的情節，並且很具體地寫下去呢？也許那是因為正如同一個時代迫使革命黨派的青年們要面對警察進行槍戰一樣，我自身的文學想像也被這個時代逼迫，構思出不得不進行槍戰的青年。
當我聽到奧姆真理教不加區別進行攻擊的恐怖主義報道時，感受到的打擊和思考“聯合赤軍”槍戰問題時別無二致。我與奧姆真理教的成員們沒有任何關係，那麼我筆下的想建立新教會的年輕人為什麼最後卻成為不得不直接與社會對立呢？
我是這樣考慮的，與上次“聯合赤軍”的槍戰與我的小說創作重合的情況相同，和當今時代追逼現實的宗教集體成為反社會的恐怖組織一樣，自己的文學想像力也被這相同的時代追逼到了那裡。
可是事實上發生的事件與我的文學作品之間也有很明顯的區別。我一面構思自己的小說繼續往下寫，一面探尋這樣的課題——這個宗教集體為突破不得不撞的南牆而發生了悲劇性事件以後，這些當事者有多大可能性才能根據其經驗度過困境抵達新的出發點呢？
然而，我感覺在奧姆真理教的事件上，他們起初就沒有設想他們要超越即將陷入的危機。在活動以不幸的恐怖主義和教團的崩潰告終之後還留下了很多年輕的信徒。在這一事件審理過程中，無論是宗教領袖還是任何干部都沒有明確指出這些人的新的出發點。留在社會上的幹部也無法表示，它們現在只能從外圍打探消息。一個被稱作奧姆真理教的宗教團體就以這樣的組織形式仍然存在著。
我想，這是一個無論與宗教的想像力還是與文學的想像力都毫無關係的可怕而沒有結果的事件，這個團體也只能說就是這樣的宗教團體。而且面對期待用宗教方法拯救靈魂的年輕的日本人，能明確伸出援助之手的其他宗教的想像力也沒有形成。再者還必須承認，通過文學的想像力能給他們帶來精神解放的作品也還沒有寫出來。這其中也包括寫《燃燒的綠樹》的作者的自我批評。
接下來我考慮的是這樣的事情。在自己構思的、實際上已經完成的小說裡面，考慮到了年輕人組成的宗教集體的內部鬥爭，導致分裂，最後崩潰；然而卻沒有考慮他們對外徹底實施進攻性的恐怖主義這一要素。既然奧姆真理教事件確實做出了這樣的示範，今後考慮日本年輕人的宗教集體時，就不能忽視這個要素。
①ElainePagels，美國宗教歷史學家——譯註。
②《靈知派的福音書》(TheGnosticGospel)，VintageBooks——譯註。佩格爾斯①教授在對可以稱為新古典的靈知主義進行研究時談到關於耶穌基督的復活，教會初期的思考方法中可以看到的根本對立以及它的政治作用②。照本宣科地相信耶穌肉體復活的人們——也就是代表教會權力的人們——與被他們視為異端加以否定的人們產生對立。
在此引用代表前者的東正教教父特魯託·裡阿努斯的話如下：正因不合理我才應該信。日本戰後最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之一埴谷雄高稍微改變了一下這句話的形式，把它作為他初期代表作的標題——《因為不合理我才相信》。
他的這種想像力是宗教的想像力。當時正值教會大肆建設、發展期間，也是大危機降臨的最盛期，想像力也因此增強。從而也可用文學的想像力來理解，無信仰的日本文學家們也把它作為自己思想的範例。
另一方面，作為異端人士的代表，佩格爾斯教授所談的內容是關於靈知主義基督教徒的(即早期基督教徒相信神秘直覺的學說)。他們中好像也有過激的人，把期待書本上的耶穌復活的看法叫做蠢人的信仰。
他們主張，復活不是歷史上的單一事件。取而代之的應是象徵化，將現在怎樣才能體驗基督的實際存在當成大事。問題是似乎不應照本宣科，而應做靈魂的展望。
我認為這種思考方式近似於文學的想像力。而且也是表現出作為異教被排擠的人們出於危機性緊張感而發的極高的宗教想像力。我每當接觸到戰後日本社會陸續發生的、有宗教動機的事件，就會感到事件中無論是宗教的想像力，還是文學的想像力都很薄弱。特別是從未感覺到他們的領導層因為宗教的想像力高度集中而煥發出的緊張感。他們在文學想像力方面也往往表現得很渙散。
奧姆真理教宗教領袖的說教就是其典型代表。宗教領袖對信徒的號召力也僅僅是源自教祖和幹部的政治權力，以及由封閉的日本年輕人集團具有的特殊的內部壓力。
我們在媒體上可以看到很多報道說教祖及幹部們——其特徵是後者中的多數不但是主謀犯，而且還是執行犯——被逮捕後，他們手下的每個信徒都感到很茫然，腦子裡只有空虛的印象。這說明信徒個人內心自發的宗教想像力原本就很薄弱。
為了提高這些信徒們的緊張感，教祖在首先強化內部政治框架的基礎上，特別強調外部社會對這個封閉的集體進行攻擊的可能性，以此當做世界末日到來的預言。即使幹部們比下屬的信徒有更多的思考自由，但因為他們已經成為罪犯的幫兇，所以已無法脫離教祖勾勒的神話。
在這些幹部中，好像還有因為被所謂“有搞科研的機會”和能滿足權利慾等誘餌引誘而誤入奧姆真理教的人。但是絕大多數下層信徒還是因生活在日本現代社會而深感不安、不滿及孤立才求助於奧姆真理教的。
日本的文學想像力在制止這些年輕人向封閉的教團靠攏方面無能為力。再重提一下，在“地鐵沙林事件”和教祖及幹部們被逮捕以後，還未看到有人試圖用文學的想像力召喚茫然而空虛的年輕人。其他宗教團體的宗教想像力好像也無法對他們起到現實的作用。
但是，“奧姆真理教事件”是個明確的標誌，它表現了日本大都市有那麼多除了當教團手下的信徒之外別無選擇的深受不安、不滿及孤立感之苦的年輕人。地方的小城市、面臨被消滅的境地的農村地區也潛存著這樣的年輕勢力。
我不由得想起詹姆斯·邦德經常在紙條上寫下的“下一次是火”這句話。我們的社會的底層暗藏著也應稱為巨大岩漿的脆弱層。因為我覺得我們的世紀末-新世紀很難徹底清算少數人操縱的可能性。這是不是意識形態行將終結之後仍會繼續燃燒的新的課題呢？
(莊焰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