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乾隆一朝確實不算窩囊，但須知這已是18世紀（乾隆正好死於18世紀最後一年），19世紀已經迎面而來，世界發生了多大的變化！乾隆打了那麼多仗，耗資該有多少？他重用的大貪官和又把國力糟蹋到了何等地步？事實上，清朝，乃至於中國的整體歷史悲劇，就在乾隆這個貌似全盛期的皇帝身上，在山水宜人的避暑山莊內，已經釀就。
但此時的避暑山莊，還完全沉湎在中華帝國的夢幻之中，而全國的文化良知，也都在這個夢幻的邊沿或是陶醉，或是喑啞。
1793年9月14日，一個英國使團來到避暑山莊，乾隆以盛宴歡迎，還在山莊的萬樹園內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會招待，避暑山莊一片熱鬧。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們派使臣常駐北京，在北京設立洋行，希望中國開放天津、寧波、舟山為貿易口岸，在廣州附近撥一些地方讓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國貨物在廣州至澳門的內河流通時能獲免稅和減稅的優惠。本來，這是可以談判的事，但對居住在避暑山莊、一生喜歡用武力炫耀華夏威儀的乾隆來說卻不存在任何談判的可能。他給英國國王寫了信，信的標題是《賜英吉利國王敕書》，信內對一切要求全部拒絕，說“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從無外人等在北京城開設貨行之事”，“此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也許至今有人認為這幾句話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凜然大義，與以後清廷簽訂的賣國條約不可同日而語，對此我實在不敢苟同。
本來康熙早在1684年就已開放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歡迎外商來貿易，過了70多年乾隆反而關閉其他海關只許外商在廣州貿易，外商在廣州也有許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準學說中國話、買中國書，不許坐轎，更不許把婦女帶來等等。我們閉目就能想象朝廷對外國人的這些限制是出於何種心理規定出來的。康熙向傳教士學西方自然科學，關係不錯，而乾隆卻把天主教給禁了。自高自大，無視外部世界，滿腦天朝意識，這與以後的受辱捱打有著必然的邏輯聯繫。乾隆在避暑山莊訓斥外國帝王的朗聲言詞，就連歷史老人也會聽得不太順耳了。這座園林，已摻雜進某種凶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