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勞福德·斯隆在日復一日的等待期間的本能反應，是給派往秘魯工作的哈里·帕特里奇打電話，向他詢問：“有什麼新情況嗎？”可是他剋制自己沒有這樣做，他明白不去打擾帕特里奇、讓他按自己的想法去工作是至關重要的。斯隆對帕特里奇的信心，超過他對可能被派往秘魯的任何一個別的工作人員。
斯隆剋制自己的另一個原因是，哈里·帕特里奇一直對他十分體貼、關心，常常在夜晚和清晨打電話到拉奇蒙特的斯隆家裡，告訴他最新的進展及有關的背景。
可是，自從他上次從秘魯打來電話到現在已有好幾天了。
克勞福德·斯隆一方面因為沒有接到電話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只能設想那裡沒有新情況可以通報他。
他想錯了。
斯隆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是，帕特里奇已經斷定利馬和紐約之間的一切通訊聯繫——電話、衛星轉播、郵件——不再是安全可靠的了。他在採訪奧勞茲將軍的過程中，這位反恐怖分子警察部隊司令明確表示帕特里奇的行動受到監視。從此以後，看來電話會被竊聽，郵件會受檢查，而衛星轉播，只要有一定的設備，則可能被任何人收看，使用不同的電話線路也不能保證不洩漏秘密。
需要謹慎從事的另一個原因是，利馬如今到外都是新聞記者，包括其它電視網派來的電視臺工作人員。這些人競相報導斯隆綁架案，尋找案情的新突破口。為此，帕特里奇盡力做到避開這批新聞工作者，但是由於CBA已對綁架案作了出色的報導，他明自自己的行蹤、自己的所見所聞，同行們會很感興趣的。
鑑於上述原因，帕特里奇決定不和別人談論——尤其不用電話談論——他去萬卡韋利卡街的所見所聞。他命令CBA工作小組的其他人遵守同樣的規定，並告誡他們有關籌劃救援小組前往新埃斯佩蘭薩的事，必須嚴守機密。甚至對CBA的紐約總部也得暫時保密。
因此，紐約時間星期四的上午，克勞福德·斯隆對於利馬前一天的重大突破一無所知，照常去上班。他10點55分到達CBA的總部，只比平日稍微晚到一會兒。
聯邦調查局的一位年輕的工作人員伊凡·昂加爾，前一天晚上睡在拉奇蒙特的斯隆家裡過夜，現在他陪伴斯隆上班。聯邦調查局仍然派出警衛人員，以防止有人企圖綁架斯隆。還有謠傳說，其他電視網的節目主持人也受到警衛人員的保護。可是，既然原先的綁架分子的下落已經查明，所以對斯隆家裡和辦公室電話的24小時晝夜監聽也就撤消了。
聯邦檢查局的特工人員奧蒂斯·哈夫洛克仍然給綁架案纏住，不能脫身。星期二在哈肯薩克發現了綁架分子的據點以後，他又帶領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在那兒進行搜索。斯隆還知道，聯邦調查局的另一個監視目標是蒂特婆羅機場，因為這一機場離哈肯薩克很近。他們對飛離這一機場的所有航班和飛行記錄仔細審查，時間是從綁架案發生之時起到獲悉人質到了秘魯之日為止。但這一工作進展緩慢，因為在這13天之中，飛離該機場的飛機數量很大。
在CBA的新聞部，當斯隆進入一樓的大廳時，身穿制服的警衛輕鬆隨便地向他致意，但大廳裡見不到紐約市警察的蹤影，儘管在綁架案發生以來的一個多星期裡，他們一直在這裡協助警衛工作。今天，川流不息的人群像往常一樣在大樓裡進進出出。儘管進入大樓的每一個人都要受到接待人員的檢查，斯隆以為CBA的保衛工作已經回到先前那種寬鬆的老樣子，斯隆在昂加爾的陪同下，由大廳乘電梯到四樓，然後走進自己的辦公室。他的辦公室與馬蹄形辦公室毗鄰，他一進去，在那兒工作的幾個人都對他抬起頭來向他問好。斯隆把他辦公室的門開著。昂加爾則拿了一張椅子坐在外面。
斯隆脫下雨衣，掛在衣帽鉤上。這時他發現辦公桌上有一個白紙包，看上去很像那種送飯上門餐館的泡沫塑料食品盤。他們大樓附近有好幾家這樣的餐館，在CBA工作人員中做了不少生意，只要打個電話給他們，馬上就會把快餐和午餐送來。既然斯隆沒有訂購任何東西，因為他通常是在餐廳用餐，他認為這盒食品一定是送錯了。
但是，使他感到驚訝的是，用白繩子包紮得很整齊的這一盒子上，竟寫著“C·斯隆”的字樣。他漫不經心地從抽屜裡拿出一把剪刀，把繩子剪斷，然後把盒子打開。他剝開了好幾層白紙，才看到包在最裡面的東西。
他目瞪口呆地望了好兒秒鐘，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後他尖叫了一聲，這是一個人受到折磨時發出的一聲震耳欲聾的尖叫。附近的幾個工作人員立即抬起頭來。聯邦調查局的工作人員昂加爾從椅子上跳了起來，衝進辦公室，並隨即掏出了手槍。但裡面只有斯隆一個人，他一聲又一聲地尖叫，他臉色灰白，睜大著眼睛，發瘋似地瞪著紙包裡的東西。
其他人也跳起來，湧向斯隆的辦公室。有的進了辦公室，但有十幾個人堵在門口。一位負責製作節目的婦女湊近斯隆的辦公桌，看見紙盒裡的東西，不禁喊道：“我的天哪！”她感到噁心，趕緊走了出來。
昂加爾仔細看了看，只見盒子裡有兩個手指，上面血跡斑斑。他抑制住自己的感情，立即採取行動。他對辦公室內外的人群喊道：“請大家走開！”他一邊喊，一邊拿起電話，按了按接線員的鍵鈕說：“我要警衛——快！”他聽到電話裡的回答，立即厲聲說：“我是聯邦調查局特工昂加爾。我命令你：從現在起，不準門衛放走大樓裡的任何一個人。這條命令沒有例外，如果有人不服從，可以使用武力。你下完命令，立即給市警察局打電話，請求援助。我馬上去一樓大廳。我要一個警衛人員在那兒等我。”
昂加爾在下達命令時，斯隆已經癱倒在椅子裡。正如有人後來所說的那樣：“他看起來就像死過去一樣。”
節目製作的主要負責人查克·英森從外面越聚越多的人群中擠了進來問道：“這兒出了什麼事？”
昂加爾認出英森，招手叫他來看這白盒子，接著又對他說，“這兒的一切都要維持現狀。我認為你最好把斯隆弄到別處去休息，然後把門鎖上，等我回來再開。”
英森點點頭，他已經看見了盒子裡的東西，他和別人一樣，注意到了這兩個手指很小，顯然是孩子的手指。他轉過身來面對斯隆，用眼睛向他提出那個無可迴避的問題。斯隆好不容易才點了點頭，輕輕地說了聲：“是的。”
“噢，天哪！”英森低聲說道。
斯隆似乎要癱了下來。英森雙手扶著他，慢慢地走出了辦公室。門口的人群很快讓出一條路來。
英森把斯隆帶到了自己的辦公室。他一路上迅速發出命令。他告訴一位秘書說：“把斯隆辦公室的門鎖上，除了那個聯邦調查局的特工，誰也不讓進。然後對總機講，叫值班醫生到這兒來，就說斯隆先生休克了，可能要服用鎮靜劑。”接著他對一位節目製作人說，“把這兒發生的事告訴唐·凱特林，叫他到這兒來；我們需要為今晚的新聞節目作些準備。”他對其他人說，“大家回去工作吧。”
英森的辦公室有一扇可以眺望馬蹄形辦公室的大玻璃窗，需要時可放下軟百葉簾。英森扶著斯隆坐在椅子上，便放下軟百葉簾。
斯隆漸漸恢復了自制力，雖然他身體前傾，雙手捧著臉。此時，極度痛苦的他，既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對英森說：“那些人知道尼基和鋼琴。他們是怎麼知道的呢？是我說出來的！就是我說的！是在綁架發生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
英森語氣溫和地說，“我想起來了，克勞夫。但當時你在回答一個問題，不是你主動提起這件事的。不管怎麼說，準能預見到……”他停住不講了，因為他知道，此時此刻這樣評說毫無用處。
後來，英森曾對別人說過：“我可服了克勞夫，他真了不起了！多數人遇到那種情況，一定會請求完全滿足綁架分子的要求。可是克勞夫自始至終都明白我們不應當、也不能那樣做，並且從未動搖過。”
有人輕聲敲門，進來的是一位秘書。她說：“醫生馬上就來。”當大樓裡和正要離開大樓的每個人的身份得到證實並講清他們呆在裡面的事由以後，不準人們離開大樓的禁令便解除了。這包藏有手指的紙包很可能早就進了大樓。鑑於餐館的服務員常在大樓進進出出，沒人發現什麼異常情況。
聯邦調查局開始對附近的幾家餐館進行調查，企圖弄清是誰把這包東西帶進樓來的，但一無所獲。儘管CBA的警衛應當檢查所有投遞和送貨人員的身份證，但事實證明警衛的檢查既不能長期堅持，又往往敷衍塞責。
在拉奇蒙特斯隆家的房子裡，聯邦調查局檢查了尼基的臥室以後，對這兩個手指是否是尼基的任何懷疑都煙消雲散。尼基臥室裡留下的大量指紋，與放在克勞福德·斯隆辦公桌上那紙包裡的兩隻斷指的指紋完全吻合。
正當CBA新聞部的工作人員普遍感到憂鬱的時候，又送來了一樣重要東西，這一次東西是送到斯通亨奇的。星期四中午過後不久，一隻小包裹被送到馬戈特·勞埃德—梅森的辦公室。包裹裡是森德羅送來的一盒錄像帶。
由於送錄像帶是預料之中的事——他們六天前收到的“光明時刻已經到來”的文件講過星期四要送錄像帶來——馬戈特和萊斯利·奇平翰早已安排妥當，立即派人將帶子送給新聞部主任。奇平翰得知帶子已到，便召集唐·凱特林和諾曼·耶格。他們三人在奇平翰的辦公室裡秘密地觀看錄像。
他們三人很快都發現無論從技術上還是從表現手法上，帶子質量很好。錄像的標題《世界革命：森德羅指引道路》顯現在以秘魯最吸引人的景色為背景的圖像之上。這些景色是：雄偉的安第斯山高聳入雲，銀白色的冰川靜臥其間，壯觀的馬丘比丘要塞令人望而生畏，一望無際的綠色叢林，乾旱的沿海沙漠帶以及波濤洶湧的太平洋。是耶格聽出帶子開始部分使用的氣勢雄壯的伴奏音樂。貝多芬第三交響樂——英雄交響樂。
“他們也有一些懂行的製作人，”凱特林喃喃自語說。“我預料中的帶子要比這粗糙多了。”
“這並不奇怪，真的，”奇平翰說。“秘魯不是一個死氣沉沉的地方，他們有不少有才能的人，還有最好的設備。”
“森德羅有的是錢，買得起好設備。”耶格補充說。“加上他們手段高明，無孔不入，到處滲透。”
甚至在後面的許多偏激的解說過程中，大部分圖像也是一些活動的情景——利馬的騷亂，工人罷工，警察和遊行示威者之間的衝突，政府軍襲擊安第斯山村後的慘狀。“我們代表世界，”錄像帶上的畫外音評論說，“世界爆發革命的條件己經成熟。”
半小時的錄像以另一段貝多芬音樂結束，圖像是更多的自然美景。
“好吧，”奇平翰最後說，“就按我們以前說定的辦，我把這盤帶子放進我的保險箱。只有我們三人看過錄像。我提議我們不跟任何人談論我們看過的內容。”
耶格問道：“你還是按照卡爾·歐文斯的主意辦——謊稱我們收到帶子時帶子已經損壞了，對吧？”
“我的上帝！我們還有別的辦法嗎？我們當然不能用這盤錄像帶來代替星期一的晚間新聞。”
“我想我們也別無選擇。”耶格也承認說。
“只是我們必須懂得，”凱特林說，“他們相信我們的可能性現在不大了——尤其是在西奧多·埃利特奧和《巴爾的摩明星報》搞得一團糟以後。”
“該死的，這我知道，”新聞部主任的聲音充分反映出過去幾天中他所承受的精神壓力。他看看鐘：3點53分。“唐，4點鐘的時候打斷正常的電視節目，抽播一條新聞簡報，就說我們已經收到了綁架分子的一盤錄像帶，但帶子有毛病，我們無法修夏。現在由森德羅決定是否再送一盤替換的錄像帶給我們。”
“好極了！”
“同時，”奇平翰接著說，“我去找一下負責與電臺聯繫的公關人員，向各電臺發一份聲明，催促他們反覆向秘魯廣播。現在我們開始行動吧！”
CBA新聞部發布的假消息及時、廣泛地傳播了出去。鑑於秘魯的時間比紐約晚一個小時——美國仍在用夏時制。而秘魯不用——CBA的聲明在利馬的電臺、電視臺的晚間新聞中播出，並在第二天的報紙上刊登。
此外，在當天早些時候的新聞節目中，也報導了尼古拉斯·斯隆的父親發現了兒子被切斷的兩隻手指。
在阿亞庫喬，森德羅的領導人注意到了這兩條報導。至於第二條新聞，即錄像帶受到損壞一事，他們根本不信。他們想到需要立即做的事情，就是採取比切斷尼基的兩隻手指更強硬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