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真真假假
銀河證券第一年的租金，我拿去還了銀行的貸款。後來大家都有意見，為什麼不拿來發獎金？事後我心裡也有點後悔，前任落下的虧空，我著那個急幹什麼？上了臺也得拿錢買個好口碑才是。第二年的錢拿到手，我跟馮丘幾位商量了，決定拿五百萬出來發獎金。消息傳出去，廳裡都轟動了，都說好，好，好！算下來，平均每人有一萬多呢。獎金到年終再發，可得先訂出一個方案。廳裡召集中層幹部開了個會，討論分配方案，大家的一致意見，就是不能搞平均主義。這與我原來的想法不同，我的想法是差距拉小一點，不要讓群眾拿了獎金還罵人。可會上的意見一邊倒，我若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就顯得孤立了。丘立原說：“什麼叫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就是觀念更新，拋棄平均主義。中央政策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廳裡怎麼體現?當然我們富也富不到哪裡去，可日子還是要過吧。現在上面反腐倡廉抓得緊，以前各處室還能搞點小動作，現在也不敢了，不然過了線，自己都還不知道怎麼就犯了法呢。怎麼辦？大家也只有靠廳裡。當然另外有辦法的人是例外。”他眼睛不朝我這邊看，可我還是強烈地感到了他在暗示什麼。在那一瞬間就下了決心，早晚得把這個異己分子弄走，甚至弄下來，把自己的人培養起來。馮其樂說：“我們應該用政策來體現貢獻的大小，擬一個文件先發下去，把標準定下來，不搞暗箱操作。”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導向漸漸明瞭，倒使我覺得自己原來構想是不對的。說到底是政策要向職位傾斜。話可以有很多說法，但不論怎麼說，都必須圍繞著這個結論來說，結論是既定的，理由可以慢慢找，幾條理由總是找得到的。我要到部裡出差幾天，就指定辦公室黃主任去草擬這個文件。等我出差回來，黃松林馬上拿了草案向我彙報。他把廳裡的四百來人分成了九個等級，第一等就是我一個人，五萬，馮丘幾位是二等，四萬一，丁小槐他們是三萬，而普通幹部是四千五，工人則只有二千八。他說：“這個方案是廣泛徵求了意見的。”我說：“二千四千的人你徵求了沒有？他們佔了百分之八九十呢。”他說：“他們，他們，……要按他們的意見，人人都是一萬三最好，那不是平均主義嗎？”又說：“我是比照了隔壁化工廳的分配方案，又向馮副廳長彙報了，才這麼定的。”黃松林去了我把這份名單反覆看了，覺得他還是動了腦筋的。畢竟我還要靠丁小槐他們做事，不把他們安頓下來，工作就無法開展，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哪怕我真有辦法換一批人上來吧，事情也不會有什麼改變。我知道那些拿二千四千的人白興奮了一場。他們會罵人，會感到心寒，會罵我是強盜，撕下臉皮來搶錢了。但也只能如此，要罵在心裡罵幾句也是應該的，只要當著我的面乖乖地笑著就行了。我還真能去追求人格形象追求口服心服？坐在這個位子上，我的第一任務就是按照實力把各種利害關係擺平，擺平了才能運作下去，我才能坐得住。所以公正並不是我的目標，自從我放棄了重建崇高的努力，放棄了對自己的神話造型之後，就更不是我的目標了。有人要在心裡慷慨激昂，罵我是強盜，那也只好由他去。他們不在這個位子上，不知我的難處啊！
晚上我還是到馮其樂家去了，提出把上面的人壓下來幾千塊，把下面的人提上來一千塊。我說：“新班子成立才一年多，讓別人在心裡嘀咕，也許還罵幾句，也沒什麼意思。”他說：“化工廳按這個比例貫徹下去了，風平浪靜。”我說：“跳我想沒有人敢跳出來，只是不太好。”他說：“每人加一千，也起不了什麼作用，每人減幾千，那個影響就大了。我們也應該給辦事的人一個寬鬆的環境，不要逼他們去犯錯誤，中國文化還有個養廉的傳統呢。養廉養廉，廉是養出來的。”我嘆一口氣，知道結論是鐵定的，圍繞這個結論可以有很多論證，反正是這些人自己在論證。好處到了手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那七八條理由也是捏出來的。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大會小會上形成一種氛圍，讓所有人的思維進入已經設計好了的軌道，平均主義要不得!拒絕進入了不要緊，有了氛圍就不會有人有足夠的勇氣跳出來了。畢竟大多數人是從眾的，只有那樣他們才會有安全感，而眾人的心理，那樣一種氣氛，要靠輿論來引導。宣傳工作非常重要!人到了一定份上，想法就不同了，他認為什麼東西自己都應該拿最好的，而且得到最多。他們的思維方式就是如此，我也沒有辦法改變大家的想法。這時電視正在放一個關於“三講”的節目，是山東某縣的縣長在講話，說要把群眾同意不同意，滿意不滿意，樂意不樂意當作標準。我指了電視說：“老馮你也看看，現在是什麼時候?”他哼哼幾聲說：“我倒要去看看，那裡就不是中國？每人一萬三，就同意了，滿意了，也樂意了，可能嗎？有了一些人的不滿意，才會有另一些人的滿意。天下就沒有人人都滿意的事。”這倒也是真的。要在份上的人不為自己謀點什麼，那不可能，於是要群眾口服心服，那也不可能。我不能去追求那種不可能的可能性，我首先得讓那些重要人物同意了滿意了樂意了才行。我要靠他們做事，口說無憑，非多喂幾口不可，我只能如此，道理講到天上去，也只能如此。
在最後的定稿會上，我堅持把自己的標準降到第二等。大家都不同意，丘立原說：“池廳長咱們實事求是，你該得的，理直氣壯！”這話從他口裡出來，我感到不是什麼好話，是要在火上烤我啊！這樣一來我就成了唯一的目標，他們都滑脫了。為了幾千塊錢，我值得？丁小槐也站起來慷慨陳辭：“池廳長該不該拿一等？該！這不是位子決定的，而是貢獻決定的。”我心裡想，又添一把火來烤。最後我說：“大家為我好，就不要為一個人設一個等級了，不要讓群眾說我們因人設政。”話說到這個份上，就沒人再堅持了。儘管因人設政已經成為了一條遊戲規則，但我決不能當這個出頭鳥，讓人家的槍來打。
文件發了下去，我知道很多人會感到心寒，議論紛紛甚至群情激憤，把什麼難聽的話都講了出來。我想到了尹玉娥在中醫學會一手叉腰一手指指點點跳腳罵人的神態。她不會點名，但在罵誰是很清楚的！“讓他們買了好東西吃了拉痢疾，吃不了再帶到棺材裡去！”反正我聽不見，也就算了，神仙也沒有辦法叫所有的人都口服心服。
九月份那幾幢宿舍樓快蓋好了，基建處擬了一個選房的方案。這件事我沒有管，是馮其樂管的，方案出來後交給我簽字。我看了這個方案的主要目標，就是要讓在臺上的幾位領導排在前面。有兩條是特地為我設計的，正廳級比副廳級高五分，博士畢業的加五分。以前排隊選房，廳級不分正副，這次加上了。廳裡還有兩個處長在讀在職博士，但沒畢業。我心裡排了一下隊，按這個方案，我可以排在第一位，雖然我的工齡沒有別人長。馮其樂煞費苦心，但這太明顯了，要別人說話的。董柳看了這個方案說：“反正又不是你定的，你謙虛幹什麼？你是廳長，當仁不讓！”的確不是我定的方案，但別人早就為我精心算計過了。在這個份上的人，是無須自己過問的，說法就像影子一樣緊緊地跟在身後跑。我說：“我說不是我定的，老百姓也不是大傻。”她說：“反正我就是看中了三樓東頭的那一套，朝西當西曬，高了難爬樓，低了光線不好。”我說：“好事情都被你想到了，別人脖子上頂著的不是個腦袋，倒是隻南瓜?”她說：“我去看那套房子都看出感情來了，別的我培養不出感情。”跟她說不通，我就不說了。有了這麼好的房子，以前想都不敢想，當西曬又算什麼？多爬一層樓，或光線差點又算什麼?人不能把好事都想絕啊！第二天我跟馮其樂說了，要他把那兩條劃了。他試探說：“那，那……”我說：“我不敢太過，太過會轉到反面去的。”他說：“那我再仔細算一下，至少保證廳裡幾個人不頂天立地吧。”
名單出來了，《群眾衛生報》的老戴排在了第一。他原是省人民醫院的主任醫生，到廳裡來當主編有好幾年了。我排在第五，我覺得這種安排很好，老戴不是什麼官，排了第一，別人要說什麼也說不出口了。當天晚上老戴的妻子到我家來，一進門就說：“池廳長還住這樣的房子，全省的廳長沒有幾個！”這話說得不倫不類，我不是馬上就要搬了嗎？人家都是在顯微鏡下看我的好，發現那麼一點點就大驚小怪地嚷。她又說：“老戴在家裡說新班子好，池廳長好，不然他哪能排得上，還別說排在前面了。”我說：“老戴是主任醫師，本就相當廳級，工齡又長。他不排前面誰排前面？廳裡尊重知識尊重人材，也不是掛在口裡說的。”她說：“感謝領導，感謝領導！有了這個面子，我家老戴沒分到都沒有意見，本來他就沒作打算的。”她又跟董柳在一邊嘀嘀咕咕好一會，去了。
選房那天我沒到場，是董柳去的。回來她告訴我，還是選到了三樓東頭的那一套。我簡直不相信，問老戴選的是哪一套？她說是二樓西頭。我忽然醒悟了，還有另一隻手在安排。我說：“那天你跟老戴夫人都說了什麼？她讓了你，還讓了廳裡幾個人，連廳裡幾個人都讓了你，有什麼意思！”董柳說：“人家不選我有什麼辦法？人家主動提出來，我也沒說我一定要哪一套。她問我哪一套最好，我總可以說吧。”我說：“這是一場戲，你就是導演。”她幾乎要哭了說：“我沒導，我也沒演，我說自己最喜歡哪一套那也是實事求是，我不會撒謊，我還沒學會，要我說違心的話我也說不出！黨不是要求我們實事求是嗎？”
在深秋時分我搬進了新居，房子的裝修和佈置都是董柳去弄的，我基本沒管。房子裡全部鋪的吉象牌地板，傢俱也全部換過了，電視機換成了日本松下牌的家庭影院。據董柳說，總共花了近二十萬塊錢，光地板的材料就去了三萬多，如果是別人，還要多花幾萬塊錢。有誰在其中幫了忙，我也懶得問了，但我知道用不了多久，這些人就會冒出來，求你辦件什麼事。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法則，只是我不必用自己的東西作為回報罷了。搬家那天是星期六，來了好幾個人幫董柳安排。到下午人都去了，房子裡變得非常安靜。窗外的陽光明晃晃照著，似乎是一個初春的日子。房前的樹枝光禿禿伸向天空，一絲暖風吹了進來。我忽然覺得這一切都不真實，安靜不真實，房子不真實，連我自己也不真實。一時間我覺得自己飄在虛幻之中，進入了另外一個空間。一切都與十四年前我來到這個大院時設想的不同，不可能的事情都可能了，但可能的事情都沒有成為可能。為什麼會這樣？我自己也想不明白。我得重新認識自己，這並不容易。八年前我剛進入圈子的時候，我給自己帶上了面具，那時我對自己說，我不過是為了上去做點事而不得不如此罷了，那時我也沒有想過會有這麼多的好處送到眼前來。戴了面具的我不是真實的我，真實的我是大山深處三山坳村的一個平民，是揣著幾塊錢去搞鄉村調查的那個學生。可自己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虛假與真實竟換了位置，真真假假混沌一片也分不清了。坐在廳長的位子上我沒了面具感，反而是到湖區去慰問災民時就像戴了面具。說到底人不是一個神話，說到底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