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月１３日，星期三
上午１０時３３分
“冰核內包含著發生災難的記錄，”講臺上的演講者用低沉的聲音說道。他是個俄國人，帶有濃重的口音。“這些來自格陵蘭的冰核顯示，在過去的一百萬年裡，已經發生了四次氣候突變事件。其中一些發生得特別快，只用了幾年時間。雖然這些災難事件發生的原理還在研究之中。但它們已經表明，氣候也可能存在連鎖反應。因此，即使較小的變化——包括人為的變化——也會導致極大的災難性後果。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後果的徵兆。最近一些日子以來，世界上發生了最大的冰川崩解，美國西南暴洪造成了大量的人員死亡。不難預測，我們將看到更多的——”
這時，他停了下來，德雷克匆匆走上講臺，在他耳邊說了些什麼，然後又一邊看手錶一邊走下講臺。
“噢，對不起，”那個演講者說，“我好像帶來的是以前的講話稿。唉，這些文字處理程序真糟糕！那是我２００１年一次演講的一部分。我想說的是，２００１年的那次冰川崩解——比美國許多州的規模都要大——和危險的全球性反季節性天氣，包括陽光明媚的西南部，都預示著氣候將更加不穩定。這僅僅是個開始而已。”
莎拉·瓊斯站在臺後與安·加內爾交談著。安是好萊塢傑出律師以及國家環境資源基金會主要贊助者的妻子。她跟往常一樣引人注目，而且喋喋不休。
“我要跟你說一些我聽到的事，”安·加內爾說，“我聽說有一個由工業界支持的運動，要推翻非政府組織。工業界害怕環保運動勢力的不斷壯大，他們拼命、拼命地想阻止它。這些年我們取得了一點點成功，使他們發瘋了，還有——”
“對不起，”莎拉·瓊斯說，“等一會兒，安。”她轉向講臺上的那個俄羅斯演講者。他在說些什麼？她思忖道。
她快步走向記者臺，記者們已排成一排，都把手提電腦打開。他們正在即時獲取會議資料。
她從《洛杉磯時報》的記者本·洛佩茲的肩頭看過去。
本·洛佩茲並不在意；他追求莎拉·瓊斯好幾個月了。
“喂，親愛的。”
“喂，本。不介意我看點東西吧？”
她移動鼠標，開始瀏覽信息。
“當然，沒問題。你身上的香水很香。”
“真糟糕。”她說。
“出問題了嗎？”本·洛佩茲說。
“你明白他的話嗎？”
“唉。可憐的傢伙。也許正在倒時差呢，真令人吃驚。很明顯，他說英語時很費勁……”
原來的講話刪掉了。記錄改了過來。毫無疑問：這個俄羅斯人事先就知道了冰川和洪水氾濫，而且寫進了他的演講稿。當他下飛機的時候，有人忘了告訴他，這是絕不會發生的。
他事先就知道了。
可是現在，記錄上已經改了過來，原來的話也刪掉了。她瞥了一跟後面全程拍攝的攝像機。毫無疑問，剛才的講話也將從錄像上消失。
那個狗孃養的事先就知道了。
“喂，”本·洛佩茲說，“我不知道你為什麼如此不安？跟我說說，好嗎？”
“以後吧，”她說，“我保證告訴你。”她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後向安·加內爾走去。
“如此說來，”安說，“我們面臨的是一場工業界策劃的運動，是一場精心演練、資金充足、影響廣泛的極端右翼分子的運動，其目的是摧毀阻礙它的環保運動。”
經歷剛才的種種之後，莎拉沒心情理會這些喋喋不休。“安，”她說，“你懷疑過自己可能是妄想狂嗎？”
“沒有。不管怎樣，即使是妄想狂也有敵人。”
“現在有多少工業界人士是國家環境資源基金會董事會的成員？”莎拉說。
“喔，不太多。”
莎拉·瓊斯知道，在國家環境資源基金會董事會的三十個成員中，有十二個是工業界人士。現在所有的現代環境組織都是這種情況。最近二十年裡，他們一直有工業界的代表。
“你向董事會成員問起過有關這次工業界的秘密運動嗎，”
“沒有。”她說。她奇怪地打量著莎拉。
“你認為，”莎拉說，“像國家環境資源基金會這樣的非政府組織搞的秘密運動，可能嗎？”
“你在說什麼？”安生硬地說，“莎拉，我們都是良民。”
“是嗎？”
“是啊。”安·加內爾強凋說，“莎拉，你怎麼了？”
在會議廳外的停車場，三泳·塔帕坐在汽車裡，膝蓋上放著手提電腦。他輕輕鬆鬆地進入了記者們所用的無線電高保真網絡，現在正接收會議資料，同時將這些資料保存下來。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擔心被發現，然後再也進不去了。但是現在，他已經得到了包括修改後的全部會議資料。他想，科內爾會喜歡這些東西的。
與此同時，在另一個屏幕上，三泳·塔帕正監測著來自西大西洋佛羅里達海岸以外的衛星圖像。一個巨大的高壓氣團開始旋轉，颶風的雛形開始形成。很明顯，曾經有人打算策劃颶風事件，但不知什麼原因，放棄了。
現在他又在追蹤別的調查線索。科內爾特別關心的是名叫杜伍／２的小型研究潛艇和天蠍座補給船。那艘潛艇和補給船被卡爾加里的一家名叫克魯科的天然氣公司租借，正在南太平洋從事探測海底天然氣礦藏的研究。大約兩個月前，補給船到了新幾內亞島的莫爾茲比港，隨後又離開了，現在停靠在所羅門群島的布干維爾島附近。
在克魯科註冊成為加拿大公司以前，它一直默默無聞，人們對它也無甚興趣。該公司除了一個網站和網址外，毫無固定資產。網站的所有者是克魯科租賃公司，這個公司根本不存在。租金是通過開曼群島上的一個賬戶以歐元支付的。賬戶名是地震服務公司，也在卡爾加里，與克魯科的郵政地址相同。
它們明顯是同一個實體。最初是地震服務公司想租借潛艇。導致了後來納特·達蒙在溫哥華的死亡。
現在，華盛頓的代理機構正在搜索衛星地圖，試圖在所羅門群島的某個地方找到天蠍座，但是所羅門群島被雲層遮住了，衛星掠過時沒有發現船的位置。
這在本質上是件麻煩事。它表明，船已經被人用什麼方法掩藏起來了，可能是開進了一個隱蔽的船塢。
南太平洋的某個地方。
太平洋可是個無邊的世界。
同樣麻煩的是，補給船已經到了溫哥華，裝載了三十噸的“工業設備”，六大箱，每箱五噸。加拿大政府懷疑該公司私自運輸汽車，因此打開了其中一個箱子。海關官員在箱子裡發現了被他們列為‘柴油發電機”的設備。
發電機！
三泳雖然不知道箱子裡裝了什麼，但他清楚不是柴油發電機。因為你沒有必要去溫哥華買一大堆發電機。因此，麻煩大了——
“嘿，你！”
他抬起頭，看見兩個保安正穿過停車場，朝他的車走來。很明顯，他入侵無線電高保真網絡的事敗露了。該走了。他轉動鑰匙，啟動汽車，開走了，在經過兩個保安時，他高高興興地向他們揮了揮手。
“莎拉，發生什麼事了？你剛才呆呆地望著天空。”
“沒什麼，安。”莎拉搖了搖頭說，“在想些事情。”
“想什麼？你為什麼說我是妄想狂？”安把手放在莎拉瓊斯的肩上，“真的。我有點兒替你擔心。”
莎拉想，我還替你擔心呢。
事實上，是莎拉對妄想狂感到不寒而慄。她環視整個房間，目光與德雷克相遇。他正從房間那邊盯著她，仔細打量她。他這樣盯了她多久？他看到她衝向記者臺了嗎？他推斷出那是什麼意思了嗎？他知道她所瞭解的一切嗎？
“莎拉。”安推了推莎拉的手臂。
“唔，”莎拉說，“我真的很抱歉，我得走了。”
“莎拉，我為你擔心。”
“我沒事的。”莎拉說著，起身離開房間。
“我要跟著你。”安說著，也起身離開。
“我希望你不要跟著我。”
“我擔心你的安全。”
“我想我需要獨自呆一會兒。”莎拉說。
“你就這樣對待你的朋友？”安·加內爾說，“親愛的，我認為你需要一點關懷，我看得出來。我能給你。”
莎拉嘆了一口氣。
尼古拉斯·德雷克目送著莎拉離開房間。按照他的要求，安緊緊地跟著她。安·加內爾盡職盡責，緊跟不捨。莎拉設法擺脫她，除非她轉身就跑。但她如果那樣做的話那麼，他們就會採取更加強硬的措施。在關鍵時刻，強硬手段是必需的。比如在戰爭時期。
但是，德雷克懷疑採取強硬手段的必要性。是的，科內爾已經成功地瓦解了前兩次計劃，但那是因為環境解放陣線是一群外行。那群乳臭未乾的毛孩子的自發行動不適合現代化傳媒的需要。尼古拉斯·德雷克已經向亨利說過許多次。但是亨利總是不以為然；他所關心的是推諉，不認識這些人。是的，國家環境資源基金會當然可以否認他們認識這些小丑。真是一群笨蛋！
但這最後一次計劃不一樣。這次計劃的設計要仔細周密得多——應該如此——因為全是專業人士。科內爾決不可能瓦解它。德雷克認為，科內爾甚至不能及時趕到。在特德·布拉德利和安之間，尼古拉斯·德雷克有許多耳目在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自然，他還有一些驚人之舉等著科內爾。
他打開手機，撥了亨利的電話，“我們已經把它們藏起來了。”他說。
“好的。”
“你在哪裡？”
“我正要把消息告訴Ｖ，”亨利說，“現在我正開車去他的住處。”
透過雙筒望遠鏡，科內爾看到銀色保時捷敞篷車開進了海灘上那幢房子的車道。一個高個子、黑皮膚的人走了出來，他身穿藍色高爾夫襯衣和棕褐色休閒褲，還戴著棒球帽和墨鏡。科內爾馬上認出他就是亨利，是國家環境資源基金會公關部的頭頭。
他想所有的人物都出場了。科內爾把雙筒望遠鏡放在防護欄上，停下來思考這意味著什麼。
“先生，你知道他是誰？”站在他身旁的那個聯邦調查局的年輕人說道。他還是個孩子，不過二十五歲左右。
“知道，”科內爾說，“我知道他是誰。”
他們在聖莫尼卡山崖上俯視著海灘和海洋。這裡的海灘從海濱到自行車道有幾百碼寬。緊挨著自行車道是一排房子，然後是喧囂的六車道公路。
即使緊靠公路，這些房子還是驚人地貴——據說，兩三千萬美元一棟，可能還要貴。住在這裡的全是加利福尼亞一些最有錢的人。
亨利拉起他保時捷車上的帆布頂蓋。然後小心翼翼地走到門邊。按響了門鈴。他走了進去，房子異乎尋常地現代，帶弧度的玻璃像珍珠一樣，在清晨的陽光下閃閃發光。
亨利走了進去。門在他身後關上了。
“可是你並不關心到這棟房子來的人。”聯邦調查局的那個人說。
“是的，”科內爾回答，“我不關心。”
“你也不想要一個名單，或者一個記錄——”
“不想。”
“但是它也許可以證明——”
“不，”科內爾說。年輕人想幫忙，但卻讓他心煩。“我什麼都不關心——我只想知道這些人什麼時候離開。”
“比如，他們去度假之類的嗎？”
“是的。”科內爾說。
“萬一他們留下傭人呢？”
“不會的。”科內爾說。
“實際上，先生，我相信他們會的。這些傢伙總是留人照看房子。”
“不，”科內爾說，“這棟房子會被徹底清理。每個人都會離開。”
那個年輕人皺了皺眉頭。“那麼，那是誰的房子？”
“一個叫阿倫·威利的人的。”科內爾說。他還告訴聯邦調查局的那個年輕人：“他是個慈善家。”
“啊哈。他是幹什麼的？不會是某個團伙的成員或者別的什麼吧？”
“你是說，”科內爾說，“那種幹骯髒營生保護神之類的人。”
“按常理，”那個年輕人回答說，“沒有人賺那麼多錢而背後沒有故事。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科內爾說他知道。事實上，阿倫·威利的發家史一與哈羅修·阿爾吉一樣，是典型美國式的。阿倫·威利從開辦廉價的服裝連鎖店起家，在第三世界血汗工廠加工成衣，並以成本三十倍的價格在西方出售。十年後，他以四億美元的價格出售了他的公司。不久，他變成了，用他自己的定義來說，一個激進的社會主義者，一個為世界持續穩定和環境保護的正義事業奔走呼號的鬥士。
他從剝削中賺了那麼多錢，現在他又用這些錢來攻擊這種剝削。他熱情、正直，並且把“Ｖ”添加在他的名字前以表紀念。然而，他的攻擊往往導致大批公司撤離第三世界，而這些公司撤出之後，又被中國企業所取代。因此，從某種角度說，Ｖ·阿倫·威利剝削了工人們兩次——第一次是他賺錢，第二次是花這些錢求得良心上的安慰。他英俊瀟灑不蠢不笨，但卻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不實際的社會改良家。據說，他目前要寫一本關於預防原理的書。
他設立了Ｖ·阿倫·威利基金，通過幾十個包括國家環境資源基金會在內的組織來支持環保這一正義事業。他是個重要人物，值得亨利親自造訪。
“這麼說來，他是有錢的環保主義者了？”聯邦調查局的那個年輕人說。
“對。”科內爾說。
那個年輕人點點頭。“好的，”他說，“但我還是不明白。是什麼讓你相信一個有錢人會讓自己的房子空著？”
“我不能告訴你，”科內爾說，“但他會的。我想知道他們離開的確切時間。”他遞給那個年輕人一張卡片，“打這個電話。”
年輕人看了看卡片：“是這個嗎？”
“是的。”
“什麼時候？”
“立刻。”科內爾說。
科內爾的手機響了。他打開手機，是三泳發的短信：
他們發現了天蠍座補給船。
“我得走了。”科內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