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
那幾天阿來阿長和做油爐的阿良下班後不急著回家，在地下室玩牌賭錢。他們賭是真賭，不是意思意思來點刺激。他們叫我也來幾把，我說：“不賭錢就來。”他們都笑起來說：“高先生有沒搞錯，不來錢的誰跟你來。打牌不玩錢，炒菜不放鹽，你今天出的菜不放鹽有人要沒有，你自己說！”我說：“那我還不如送錢孝敬你們，省得你們麻煩，多費一道手腳，我還落了個人情，說不定哪年在街上碰了還請我喝杯茶。”阿良洗著牌笑嘻嘻說：“你們別叫他，他輸了一塊錢他老婆都查得出來的，會排他屁股的。”阿長說：“不要說他這麼怕老婆，他是要留著錢辦大事業的。”我說：“你們陰一句陽一句，說了都白說了，以為我會往火坑裡跳吧！”在旁邊看了幾次，也明白了怎麼回事，心裡癢癢的起來，有一天終於坐上去說：“來幾手試試。”（以下略去400字……）
一桌子的錢都被他摟過去，那泥塑的臉上露出沉著的笑意，我不甘心又玩了幾盤，怕輸牌也不敢跟，身上一百多塊錢輸光了，又退到一邊去看，捨不得走開，心裡好懊喪，幾分鐘兩天的活又打水漂漂了。阿長要借錢給我翻本，我說：“火坑裡跳一回，屁股上毛也燎了，還敢跳！”阿良說：“贏都是從輸開始的，輸不起的人就贏不了。”阿來說：“高先生不要把錢看得那麼重，輸的不過是錢，幾張紙，又不是命。”我只不做聲。想起該回去了，一看錶，已經趕不上最後一班地鐵，只能搭阿來的車回去。他們到四點多鐘才走，我到家已經快五點了。思文還沒睡著，生氣地問：“這時候才回來，我一直沒睡著，我明天還要上課呢。”我說：“你睡你的，把毯子枕頭丟到地板上，我進來就摸了睡在地板上。”她說：“那也不行。幹什麼去了呢，回這麼晚！”我說：“看他們玩牌忘記了，趕不上地鐵只好等搭他們的車回來。”她說：“我今天九點鐘還有課，那肯定是上不成的了，我乾脆睡覺，反正去了也聽不進去，腦袋裡麵糊糊的一灘稀。”她又埋怨了好久，我也不敢做聲。
十點鐘我掙扎著爬起來去小餐館幹活。思文躺在床上說：“今天按時回來啊，我心裡有點什麼就睡不著，瞌睡過了到現在我都沒睡著，一晚不睡覺怎麼上得成課？考試通不過就不得了。”我說：“好。”出門的時候她又囑咐一遍，我說：“好。”她說：“好就好，別到時候又不記得。”我說：“都刻到腦袋裡面去了。”晚上收工的時候，我瞌睡得眼睛也睜不開，想著家裡那張床不知有多親熱。他們換了衣服又玩牌，叫我也來一個，我說：“我雖然是個傻瓜也不至於不知道錢是不能拿去送人的。”心裡計算著時間，看他們玩了一輪猛的，桌上三百多塊錢都被阿良摟去了。我心裡猛地一振，瞌睡都沒有了。想起思文的話，又捨不得離開，想再看一輪有刺激的。看了有二十分鐘，想想不能再看，就悄悄離開，往地鐵站跑。我照例往人多的車廂上車，一節車廂上只有幾個沉默不語的男人，想著在報紙上看到的車廂行劫的報道，可別這幾個人都是串通一氣的，車一開就都圍攏過來逼我交錢。
我著急地看錶，晚了十幾分鍾，思文又要抱怨了，出了地鐵站我一路跑回去，到了家還不停地喘息。思文果然很生氣說：“又看玩牌去了。”我說：“才晚了幾分鐘呢，是地鐵它自己誤點了，車半天才來。”我這樣說著口氣猶猶豫豫，她不相信我，說：“又哄誰呢，哄鬼去吧。”我想：“要是自己有阿良那樣鎮定就好了，扯個謊也吞吞吐吐，真沒出息。”她又說：“求你做點好事，還要怎麼求呢，就差了沒磕頭了。”我爬到床上躺下，說：“對不起，行個禮。睡吧，睡吧。”她氣惱地用腳把我的毯子蹬下去，說：“睡，睡！瞌睡也氣跑了。”我把毯子拉上來說：“啊呀，不就差了十分鐘嗎，路走快點慢點車來快點慢點差個十幾分鍾也不一定呢。今天我錯也認了，就差沒磕頭了，明天十二點四十到家，晚一分鐘你踢我下床去！”她說：“昨天你是不知道，還不怪你，今天你又還這樣！我怎麼辦，你說我怎麼辦，明天又不上課？佈置的作業還沒寫呢。心裡又煩躁，又打不起精神，也寫不下去。”我爬起來一隻手撐著身子說：“我真的在這裡跟你磕個頭好不？說也說了不止十分鐘了。”
她哭起來，用枕頭蒙了臉。我嘆口氣，說：“值得不值得嘛，十幾分鐘的事！”去搖她的身子，她也不動。她也真的可憐，多少別人難以承受的她都承受了。在國內呢，還可以退一步緩口氣，即使什麼也不爭，清心寡慾也教著現成的大學。可這裡不成，不管多麼苦多麼難多麼大的壓力，都得強打了精神挺下去，沒有退路也沒有喘口氣的機會。還有，國內的父母、親戚朋友還眼睜睜看著你有出息呢！出息那麼容易麼，別人也不是傻子！我已經不想去爭這口氣了，心裡輕鬆一些，可她還想拼了命去爭。什麼叫做“把心一橫”，什麼叫做“打斷牙和了血往肚子裡吞”，我領教了她也領教了。這些都不會寫信回去說，只把漂亮的照片寄回去，父母都放了心。我把去尼亞加拉瀑布玩的照片寄了回去，父親來信說“要好好珍惜”。我要告訴他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累得路也走不穩，告訴他夫妻都要打離婚了，他能睡得著覺？思文比我好強，我還告訴家裡自己現在在幹著什麼，她寫信回去只說好的，時不時還把點美元夾在信中寄回去。誰願說自己在北美混得不行？都把國內的親人朋友做鬼哄。我閉了眼也能想象她母親接了信樂顛顛逢人遍告的神態。
她哭了很久，我東一句西一句勸她，又倒杯牛奶給她喝，說：“醫生說牛奶催眠的。”她說：“冷的。”我又去電爐上熱了，讓她喝了，拍著她的背要她安靜下來。拍了很久我眼睛都睜不開了。她說：“可以了。”我一翻身就睡著了。不知睡了多久，思文把我推醒了，我一看錶是四點多鐘。我說：“我都困得要死了，真的是要死了。”她說：“我到現在還沒睡著，你說怎麼辦？我睡不著你也別想一個人睡。”我說：“求求你，我瞌睡得神經就要斷了。”她嚷起來：“只有你的神經會斷我的就不會！我又不去上課？你給我想辦法！”說著手用力一推，我差一點掉到床下。我不敢跟她爭，閉著眼說些自己也不太明白的話應付著她。她又使勁推我說：“醒來，醒來！”我說：“啊呀呀，積德吧，神經都要斷了！十點鐘還要去做工呢。”她說：“我已經都神經了！你這兩天還睡了，你白天做事也不要動腦筋。跟你說，你去換一個工作可以不？找個白天上班的，別每天深更半夜才跟個鬼魂樣的蕩回來！”我說：“換一個工作？找遍多倫多再也找不到這樣一份工作了，好不容易我走了一次運。我對天發誓，今天下了班就一路跑回來。”她說：“那還是太晚了。你跟老闆說，少要點錢，提前兩個小時下班。”我又氣又好笑，說：“你是老闆就可以，要不你把我們公司買了下來。”她再說些什麼我朦朦朧朧聽不清，她一推我說：“醒著！我知道你捨不得那點錢，就不顧我的死活。”我實在沒辦法了，說：“好，好！我今天請兩個小時的假，十點半鐘回來，衛生留給他們搞去了，讓他們罵我一次。誰叫我罪該萬死竟敢晚回來十幾分鍾？自作自受！”她又側過身去睡說：“那也可以說是自作自受，你先睡吧，我睡不著了再找你。”早上八點多鐘她起來，我驚醒了問：“睡著沒有？”她說：“迷迷糊糊閉了一下眼，不知道睡著沒有。”我馬上說：“不知道就是睡著了。今天你別去上課了。”她穿好了衣服站在地上說：“昨天也別上了，今天也別上了，明天再別上了，拿不到獎學金你給我出？”我說：“又嚇我了，我有好大能耐你也知道。”她嘴聳一聳說：“沒有好大能耐我也不怪你，只是別跟吹氣泡似的說輕巧話。到了這裡，掙扎著也得象個人！”她吃了麵包，牛奶，把書包背在背上去了。我也不敢再睡，看著錶快九點鐘，跑一趟唐人街還來得及。我到唐人街給她買了安神的杞菊地黃丸和人參蜂王漿，又趕去小餐館幹活。
思文的失眠成了習慣性的，幾天也不能安安穩穩睡一覺。這樣她變得非常敏感容易煩躁，因為那天的十分鐘，在道義上我承擔著全部的責任，怎麼說我罵我，我都一聲不吭聽著。每天晚上下班就膽顫心驚，不知這一夜可怎麼過。開始她還堅持著不吃安眠藥，拖了一個多星期，實在不行了，臉都憔悴得變了形，去找醫生開了安眠藥。吃了安眠藥夜裡能睡一會，白天卻昏沉沉做不了事，過了幾天她又不敢再吃。她那樣敏感脆弱，我不敢有些微衝撞，每天下了班就往地鐵站跑，一分鐘也不停留。這樣我成了餐館同事打趣的對象。阿長說：“老高玩幾把也沒關係嘛，太太是老婆，又不是老孃。”阿良說：“別叫老高，她太太等她回去，做點什麼運動才睡得著呢。”又一個說：“老高別聽阿長的，趕快去好了，太太等急了。可惜我老婆沒這份情緒，我沒這份福，不然我也一路跑回去了。”他們一起鬨笑起來，夾著“哎喲哎喲”的怪叫。對他們的玩笑我無動於衷，我從來沒有想過跟他們認真。說得多了我說：“哎喲，哎喲，別把你老婆的神態都現在我眼裡，丟了她的人了。怕老婆是美德，這你們又不知道了！”說著我跑上去，他們還在地下室怪叫，喊著：“老高可留點精神啊，明天忙呢。”上了樓梯我在心裡罵：“可不是得留點精神搗弄你娘呢！”
思文借了催眠的音樂磁帶來聽，我睡意沉沉陪她聽到很晚。”……我的身體很輕，很輕……一隻白天鵝飛過水麵……”聽完一遍她還睡不著，我又把磁帶打回去再放一遍。經常是放了三四遍她還睡不著，我倒是被音樂催得撐持不住。她著急起來更睡不著，拉著我也不讓睡，我只好擰自己的大腿，拼了命打起精神給她數數；“一、二、三……”快數到一千了，她才躺在那裡沒了聲息。我不敢停一直數下去，數到兩千了，輕輕喊一聲：“思文。”沒有反應，我才停了去睡。她睡不了多久又驚醒了，問我幾點鐘。我哀求說：“我神經都快斷了真的快斷了。”她說：“誰叫你把我害得這麼慘，又想不負責了吧。”我說：“實在沒辦法呢，這個學期你休學算了，再這麼拖下去，兩個人都會拖死去了。”她把我一推說：“這個自私的傢伙，只會為自己打算。休學？又拖一個學期，又啊？又把獎學金退回去，又啊？我今年才十八歲，急什麼呢，啊？”我坐起來說：“那我還跟你數數。”她也坐起來說：“數也不用數了，高力偉跟你商量，你出去一下，我打個電話。”我說：“深更半夜的，你給人打電話，人都睡了，不怕吵了他吧！”她說：“那不要你管，你出去十分鐘就可以了。”我說：“要我出去我有什麼辦法，反正告訴你是半夜了。”
我裹了毯子開門出去，聽見裡面門閂“喀嚓”一聲輕響。我就在門口坐下來，樓道里靜悄悄的，燈光照在塑料地板上泛出橙色的光。我頭腦中刺刺的痛，卻又極為清醒。我也懶得去猜想她這個時候打電話給誰，打給誰我也無所謂了，反正不會是打給一個女人。我知道事到如今，我們關係的了結只是時間問題。我對她已經不抱什麼希望，正如她對我不抱什麼希望一樣。我們又在一起生活了幾個月，這種嘗試看來是多餘的，徒然增添了兩個人的煩惱，又耽誤了她的時間。我們之間的關係已經徹底改變再也無法挽回。人是那麼奇怪的東西，他被現實推著走，被現實改造，卻毫無反抗的力量，好象他根本沒有自己的意志。哪怕愛情這回事吧，也沒有力量違抗現實。流行歌曲那種溫情脈脈的撫慰，容易打動人卻不能認真，經歷過了的人才知道那不過是一種人們願意接受的幻覺。和思文的事情既然到了這種地步，一定有它的道理。這個道理我沒有看透，但我知道一定有它的道理，這也是一個人的命運。
正這樣想著，一隻花貓從斜對面的門縫中探出頭來，窺視著我。我朝它招招手，它從門縫中溜出來，在離我幾步的地方蹲下，望著我。我又朝它招手，它又往前一步、蹲下，望著我。這樣對視了一會，我輕輕地把毯子從肩上掀下去，猛地跳起來去追它。那貓來不及縮回門縫裡去，一閃就往樓道那邊跑。我一直追過去，它在轉彎處停下，回頭看見我追過來了，又往前跑。它以為電梯口是一張門，往裡一衝，碰得“咚”地一響，身子一滾，又往樓道盡頭跑。我一直追了過去，把它逼到樓道盡頭。後面是安全門，可它過不去。那貓轉過身來，前爪伏著地，弓起背後身翹起，發出低沉的“嗚嗚”聲。我放慢腳步，盯緊了它，慢慢靠過去，離它幾步的地方停下來。我並不想抓它，也不想踢它一腳，它慢慢走過來我也不會碰它一下。可它嚇成這個樣子，我覺得很好玩。我一點點往前移，它想從一側竄過去，我腳一攔，它又退了回來。我再往前移動半步，那貓身子翹得更高，發出更大的“嗚嗚”聲，在夜的寂靜中聽得清清楚楚。這樣僵持了有兩分鐘，我再往前移動一點點，那貓又把身子往後縮，一衝一衝的想衝過去，我抬起一隻腳，做出攔截的樣子，它不敢衝過來。我怕貓的主人會尋過來，飛快地一回頭，就在那一剎那，那貓一彈，蹦得老高朝我臉上飛過來。我正轉過臉來，看一條影子過來，頭一偏讓開，順勢看去，那貓輕捷地著了地，一溜煙跑了。我慢慢走過去，看見思文站在門口，我問：“有一隻貓看見沒有？”她奇怪地望了我說：“貓？”我說：“一隻貓兒，跑得很快從那邊過來。”她說：“誰還管貓兒狗兒，自己人都管不了。”
進了房子，我也不問她打電話給誰了。她望了我似乎等著我問，我躺下去說：“睡吧。”她說：“你生氣了吧！”我說：“什麼事情生氣？”她說：“剛才叫你出去，你生氣了吧？”我說：“沒生氣呢，這一兩年在老闆那裡忍氣吞聲習慣了，忍來忍去自己人也沒個氣性了。睡吧。”她說：“就知道你是生氣了。”我心想：“我沒生氣一定要我說生氣。”想一想應該說生氣才對。於是說：“好，我生氣了，生氣了。睡吧。”熄了燈躺著，她說：“你也不想問一問我打電話給誰了。”我說：“那我得自覺點是不是？你願意告訴我還會教我到門外等著？睡吧”。她說：“我打電話去紐芬蘭給趙教授，下次電話單來了你可以看是打到紐芬蘭不是。”我說：“好，打給誰也可以，睡吧。”她賭氣似的裹了毯子，背朝著我。我想做出點真生氣的樣子也來不及了，於是說：“誰沒有點自己的事呢，這不奇怪。睡吧。”她沉默一會說：“高力偉我們完了，我們真的沒有一星點點戲了。”我怕她激動起來這一夜又完了，說：“春天晚上還是挺冷的，毯子裹緊點。肚子也餓起來了。”她說：“那你去喝點牛奶。”我說：“算了，讓它餓去，睡吧，睡吧。”
五十二
每天跑兩個地方工作十幾個小時，路上還要兩三個小時，晚上又睡不好，我整天頭昏沉沉的，四肢骨頭相接的地方象是塞了棉花。每天上午出門，象赴湯蹈火似的，幾乎沒有勇氣去想怎麼度過這一天。深夜回來，又擔心著思文這一夜不能安神。每天出門進門時，都是精神上的折磨，過了那一瞬，倒又有豁出去的慷慨，天它要塌下來我也無法迴避。每過去一天，就鬆一口氣，似乎拋開了一點重負，可又不知道希望在什麼地方。人累得吃不下東西，我拼命多喝牛奶。多少次我想辭了韓國老闆娘小餐館那份工，又想到那會推遲了目標的實現，反而延長了痛苦。每天上工下工，我坐在地鐵車廂裡閉了眼抓緊那幾分鐘休息，在心裡默記著經過的站數。有時等地鐵車沒來，我就坐在候車大廳瓷磚地上休息一會，來來往往的人怎麼看我，我也不管它，反正都不認識。沒有體面的人多了一份自由，不必為了維護體面辛苦自己，這使我有點高興。有幾次工作時太疲倦了，我就裝作去解手，在抽水馬桶上坐幾分鐘。
這天晚上下了班，我進了地鐵站，站在往下去的電梯上，眼前突然一片漆黑。我以為是停電了，但電梯還在下行。我摸著下行電梯的扶手，竭力睜大眼睛去仰望天花板上的燈，只感到了模糊一片的暗黃色。我心裡一驚，記起醫生說過勞累過度會出現視網膜脫離。下了電梯我憑印象往一邊靠，摸索著往前去，手碰到了冷冷的牆。我靠著牆坐了下去，轉臉去看那牆。我記得牆是紅色的，現在卻什麼顏色也看不到。就這麼瞎了嗎？想到這裡我心中還是很平靜，好象即使真的有這麼嚴酷我也能夠接受似的。我把五指伸到眼前張合晃動，只感到了一個朦朧的影子。一列地鐵轟隆隆開過來，在站上停下了，我聽到了有人上下的腳步聲。我扶著牆站起來，伸了手慢慢摸過去想摸到車廂的門，腳貼著地面向前滑動，怕一腳踩空了掉了下去。還沒摸到車廂呢，聽見了車門合上的聲音，便停了下來。列車隆隆遠去，隧道深處傳來的“喀嚓喀嚓”聲漸漸消失。我退回去靠著牆，想著今晚又晚回去幾分鐘，思文又要抱怨了。我扶了牆摸著往站臺中間走，這樣下一趟列車來了我可以摸到車廂而不會踏空。估計到了中間，我又靠了牆坐下去，仰了頭竭力睜了眼去看那燈光，仍舊是一片模糊一片的暗黃。我心中那麼平靜我自己也不理解，什麼事情它要來你也沒有辦法。似乎在那一瞬間就決定了，這雙眼真的瞎了，就不必再活下去，解決的方法就是在列車到來的那一剎那，從站臺跳下去，一秒鐘後就完全解決了。
漸漸的燈光強了，我閉了眼，聽見列車聲從南邊傳過來。列車停穩了我睜開眼，欣喜地感到一切都正常了，分明有兩個黑人從對面的車上下來往電梯那邊走。我看得見了，沒事！上了下一趟車我心裡害怕起來，如果剛才真就這麼毀了雙眼，這活著就難了，沒意義了。那樣回國去是不可能了，不敢見父母也不敢見朋友。死也不敢死，死那麼容易，聽見列車開過來，近了，往下一跳就解決了。但自己死了父母也得死，至少也得堅持活到他們去世那一天。我想象著自己怎麼摸索著寫了信回去報平安，人卻不敢回去；想象著自己知道了父親母親去世的消息反而鬆了一口氣；想象著一個沒有了自己這個人的世界一切依然如舊。又想象著自己寂滅了內心一切的想法，每天背了架子鼓下到地鐵站“答答”的敲，來來往往的行人憐憫地望著這個盲人，往紙盒中丟一點錢。又有幾個小孩跑到跟前來仔細觀察，看我是不是真的看不見。列車隆隆開來，我知道身邊有了更多的人，就“答答”地敲得更加起勁，雙手靈活地起落，配合得更加巧妙，鼓錘上纏著紅色的布帶，在空中劃出瀟灑優美的孤線。夜裡地鐵站漸漸寥落，我伸了雙手把紙盒中的錢攏起來，一張張摸著辯別是多少，疊好，塞到口袋中去，背起鼓，一根長竿點著路面，平靜地咀嚼著生命的悲涼，在霓紅燈下慢慢走回去。想到這裡不敢往下再想，在心裡告訴自己，這不是真的！又傻子似的自己笑了，記起早幾個星期看見一箇中國男人在地鐵站拉二胡，有不少人把錢給他，又有人告訴我這個人的母親是某某名人呢。當時我還遺憾自己什麼樂器也不會。還是敲鼓好，敲鼓聲音大，敲鼓容易。我覺得自己這種構想並不那麼拙劣，甚至還是“goodidea”呢。
第二天我辭去了那家小餐館的工作，不敢再做下去，哪怕當自己是頭牛呢，我也得讓這頭牛喘喘氣。韓國老闆娘很遺憾，問我是不是嫌七塊錢一個小時太少了，可以再加五毛錢。我告訴她說，不，我在報社找了一份好工作，每個小時十八塊錢呢。她望了我呆了似的，半天說：“You-relucky，verylucky！”
思文的失眠拖了快一個月，辦法想盡了也不見轉機。她去看了心理醫生，醫生說是焦慮過度引發的情緒失衡，保持心理平衡安靜就會不治而愈。她越想平靜就越平靜不下來，對自己生氣也對我生氣。學校的作業和考試使她焦慮，兩人的關係也使她焦慮，現在又多了一層焦慮，不能消除焦慮的焦慮。
那段時間我總是小心翼翼，生怕觸犯了她，她睡不好已經成了我無可推脫的罪責，因為她情緒失衡是從那天晚上開始的。對這一點我不敢辯駁。看她一天天憔悴不成人形，我也著急起來，在無可奈何中總勸她要多喝牛奶，她不喝就嚇她說，吃再不補上點身體就垮掉了。有幾次我做出很親切溫柔的姿態，她卻推開我說：“算了算了，又何必呢。你也別來安慰我，我也不是小孩說逗就逗了，我要就要真的，你又沒有。”我搓了手在一邊窘迫地笑，說：“要怎樣才是真的呢，怎樣才是真的呢。”她說：“真的才是真的，你自己知道。”我知道自己做得不象，我在心裡恨著自己：“別的地方做得也象，做了三年炒鍋的牛皮吹了臉也沒變色，怎麼這就不行！”這個敏感的人，她太瞭解我了，瞞不過她。哪怕我做了很充分的心理準備，臨場發揮總是不行，被她點了出來。我真的的恨起自己來，恨完了還是不行。這樣幾次之後，我也不好意思再做出那種姿態。我所能做的就是象一個朋友那樣去關照她，哪怕是個朋友呢，也得盡做朋友的責任，我只能如此了。這時我對友情和愛情的區別體會得特別清楚，就隔那麼薄薄的一層紙，卻鮮明地劃出了兩種感情的界線。
這天晚上我陪了她折騰到兩點，音樂也聽了，數也數了，牛奶也喝了，她總算安靜地睡去了。我馬上抓緊時間去睡，也許她過一會就會驚醒過來。睡下去卻睡不著，這一兩年來的種種生活景象，那混亂無序的畫面，一幕幕在心中顯現，象河水一般流淌過來，流過無阻礙的心的河道。躺久了我胳膊支撐著輕輕翻了一下身，思文驚醒了。她問：“幾點鐘？”我一看錶是三點多一點，卻說：“快五點了，你兩點鐘睡的。”她說：“那快天亮了。”我說：“騙你呢，怕你又著急沒睡著，其實才三點鐘，你放寬心睡。”把表伸過去讓她看。又說：“再睡一覺，一說話就讓瞌睡跑掉了。”她說：“你睡了就別動行不行？”我說：“我睡著了，動不動我自己也不知道，剛才我動了沒呢？”她說：“就是你動醒的。”我說：“要不我抱了毯子睡到地板上去好不？”她說：“那由你，我沒有趕你啊。”我說：“睡在地上我還睡得著一些。睡在床上越不想動就越記得這件事就越想動，就越睡不著。”
我把毯子鋪在地板上，半墊半蓋。地板很硬，我有些不適應。但我還是感到好些，壓力消除了，想打個滾也可以。精神上的一放鬆，睡意就上來了。快要睡著的時候，思文叫我：“高力偉，高力偉。”我不理她，把氣出得更粗一些，又轉為輕微的鼾聲。她開了燈把腳伸下來在我背上點一下說：“打什麼鼾呢，你又不打鼾的。”我坐起來說：“還沒睡著？”她說：“你還是睡上來，你睡在地板上我更加不習慣。”我說：“那我會動來動去的。”她說：“實在想動就動一下算了。”我只好睡到床上去說：“你這樣敏感怎麼會不失眠，一星點變化都不適應。”她說：“睡不著了，睡不著了，心裡又煩躁起來。你害得我這樣還怪我敏感。”我說：“春天來了，心裡煩躁一點也是正常的，你不要自己去成天那麼大，越記得煩躁就越煩躁。”她嚷著說：“我煩躁也煩躁不得！心它要煩躁我也沒有辦法！什麼春天不春天，都是你害的又怪春天，開始失眠的時候根本沒到春天。”她把失眠全部怪了我，我心裡本來就不服氣，這時說順了口道：“自己心裡不放鬆，情緒不平衡，老是怪我，醫生都說了是你自己心裡作怪！你越是抱怨我就越是睡不著就越是……”她嚷著說：“還不是你，還不是你！你又想不承認了，你又想翻案了！”她雙腳亂蹬，把毯子蹬下去。我說：“我不清不白背了這個罪名都一個多月了，還要我背多久？”她用腳來蹬我說：“又想翻案，不是你那還是誰！”說著用力一蹬，把我蹬到床下去了！
我扶著地爬起來，笑著說：“亂蹬亂蹬的蹄子！我不翻案好吧，不翻案。”她見我一臉的笑，倒有些意外，望著我不做聲。我說：“下了床就順便去解個手。”到水房解了手，對著鏡子做出可憐的神態，想帶點表演性做得更動人些，卻在鏡中看見一副滑稽的模樣。又自己笑一下，笑紋盪開去凝在嘴角，一副似笑非笑的怪樣。回到床邊我說：“下了床就順便睡在地上算了。”說著把枕頭往地下一扯，又去扯毯子。她把毯子抓了抱在胸前不鬆手，又不做聲。我拉了幾下拉不動，又把枕頭撿回去說：“好了，好了，睡吧，再翻騰幾下就天亮了。”我又怕她會說“對不起”之類的話，又說：“也別說什麼了，我瞌睡得腦袋都要掉下來了，你明天還要上課呢。”她鬆了毯子，熄了燈兩人睡下。我心想：“對不起也不說一句，好，好，這樣也好。”
拖了一個多月，思文的失眠不治而愈。她能睡好了嘆息說：“啊呀呀，一個多月不知怎麼過去的，我以為就是那樣拖下去拖死了呢。”我說：“你要知道你好偉大，你救了兩條命！”
五十三
我和思文都感覺到，再這樣拖下去已經沒有意義，於是心平氣和地討論分手的問題。
不知是誰先說出“離婚”這兩個字。兩個人繞過來繞過去暗示著，還是繞不過這兩個字，終於被誰先說了出來。以前在氣頭上很多次說到離婚，事後兩人又迴避著，現在竟心平氣和說出來了。我們都知道這種冷靜的討論一旦開始，事情就再也無法挽回。
思文也不願這樣拖下去，她對我絕望了。她非常現實，既然分手無可避免，就要趁早，時間對她更加寶貴。我呢，這一年多來，離婚的念頭萌發之後，就象一隻怪獸，順著不同的黑暗路徑，在溼潤的空氣中尋著嗅著，沉重地喘息著，最終都回到那唯一的窩巢中來。現在我們所要做的，只是去辦理這件事。沒有孩子也沒有財產，事情也格外簡單。在那個初夏的週末，我們坐在窗前從中午講到傍晚，她的面孔在暮色中漸漸模糊，象隔了許多歲月的朦朧印象。我們象老朋友一樣說了許多傷心動感情的話，說到認識的那一天，說到一起到黃山去玩，記憶中的細節都活生生描繪了出來。她提到結婚那天我被客人灌醉了搖搖晃晃，她還發了朋友的脾氣。我提到那年考研究生她說兩人都考起了她就要飛到屋頂上去。說著說著好幾次似乎都要改變了話題。有一瞬間我幾乎要動搖了，她再多說幾句我就會哭出聲來把她抱住。但兩人都很清醒地及時剎車轉向，把話題拉了回來。事到如今已經沒有必要再試一試，已經試過很久也沒有意義，感情用事的確很危險，對這一點思文比我看得更加清楚。我們說好不要互相怨恨，她說：“我心裡也不恨你，你是個好人。”我心裡非常沉重，為她的前途擔心，怕誤了她這一生，那樣我就永遠不得安寧。這種想法我不敢說出來，這個好強的人是聽不得這樣的話的。她那種沉著自信的神態給了我一點安慰。
我們說好了星期一到領事館去辦手續，辦了手續她就搬到多大的單身宿舍去，那裡正好空出來一間房子，機會難得。這裡我再住一個月也得搬走，別人已經來催要房子了。她要我借兩千塊錢給她，我同意了。沒有更多的話可說，我開了燈說：“思文，我現在來跟你做個實驗，你把兩隻手交錯這麼叉起來。”她按照我比劃的把手指交叉起來，問：“什麼意思？”我說：“你看你哪隻手的拇指在上面？”她說：“右手拇指。”我說：“你交換一下，叉起來把左手拇指放到上面。”她照我說的做了，說：“挺彆扭的。”說著就鬆開了。我說：“別動，別動，這是做試驗呢。”她又把手指交叉了說：“快點，不舒服呢。”我說：“打比一隻手就是一個人，你明白我的意思沒有？”她說：“有點明白了。”我說：“你說。”她說：“你說。”我說：“不舒服吧？也不是左手有問題，也不是右手有問題。”我說著把左手和右手攤一下，“兩隻手要配合得好才好，不然那兩隻手都難受。手還是這兩隻手，配合不好就只好分開，也不要怪左手，也不要怪右手。”她這時把兩隻手分開，甩幾下似乎想甩掉難受的感覺，指了我說：“也不要怪左手，”又指了自己說，“也不要怪右手。”我說：“是的。”她說：“我們的事其實不是這麼回事，事情到這一步怪你也怪我，只是怪來怪去怪誰也沒用了。”我說：“你要怪我，怪也怪得不怪，不怪才怪呢。不過既然怪我怪誰也沒用了，還是別怪的好。”她說：“你倒會為自己開脫！說到底你到底要多負一點責任。但是我還是接受了你的這種說法算了，求個心安理得，將來也不後悔，兩人配合不好，劈開過有什麼後悔呢？哪怕就自己過一輩子我也不後悔。”她說著帶了哭聲，我心中悽切，連忙岔開了說：“做飯吃去，你還不餓嗎？”
星期天我一覺醒來，已經是十點鐘了。思文還睡著動也不動。我想起要去唐人街買米買菜，輕手輕腳爬起來，怕驚醒她。到廚房燒水衝了一包方便麵，端到門外，輕輕帶上門，坐在樓道的地板上吃。那隻花貓又從斜對面門縫中伸出頭來，衝著我叫一聲。我用筷子敲敲碗，把碗伸過去，那貓馬上縮回去了。我笑一笑，吃完麵把碗放在門口，下樓去了。
快到中午我提了米和菜回來，思文正伏在桌子上寫作業。她見我回來了，馬上放下作業過來接了菜問：“碗是你放在外面的吧？”我說：“是呀，我還以為誰拿走了呢。”她很激動說：“你站在外面吃的？”我說：“我坐在那裡吃的呢。”她望了我的眼說：“也難得你這樣一個好人，離婚的事再商量商量，你願意不願意。”我沒想到這一件小事還會使她激動，說：“商量商量是可以，要真正有決心改變這種局面，你要想好了別衝動，一時的衝動也沒有什麼用。”她訕訕地笑笑說：“那就算了，我跟你說著好玩的呢。”
按原來的約定，星期一思文下了課就到領事館去，我在那裡等她。我騎車去了，等了一會，她穿著那件小碎花連衣裙從馬路那邊斜插過來。她走到跟前，我從草坪上站起來，朝裡面走。她輕輕拖一下我的衣服說：“急什麼呢，我是懂道理的人，會讓你為難嗎？”我跟她站在鐵欄杆外面，她沉默著。我說：“想法又改變了？”她說：“沒有。”我說：“沒有你想說什麼就說。”她沉吟說：“我說一句，你聽就聽，不聽就算了。我們是不是一定要這樣，高力偉你最後最後想一想！”我說：“到這個時候說這些話已經晚了點。”其實她如果作出明顯的表示，我也並不是不能改變主意，我的抗拒並不那麼堅定，但我需要她作出明白表示。我正想著她真表示了我該怎麼辦，她說：“現在進去吧，我也是信口開河問一句。”兩人都在離婚申請書上籤了字，又簽了委託書，委託她的一個朋友在國內辦手續。出來時我冷眼觀察她，似乎也很平靜。我推了單車和她一起走，她說：“就這麼完了，做夢樣的好難想象，可心裡又知道這夢是真的，真的是真的。”我陪著嘆一口氣，不做聲。她說：“你倒沒有事，你回國去一群姑娘都包圍上來了，你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就不知道有什麼樣的命運等著我，可能我這一輩子就這樣了也不知道。”我說：“別說那麼悲觀。講句二意話放在這裡，你先找著試試，實在找不到合適的了再來找我，我這一年半年又不會回國去。”她說：“把這句話先放在這裡。你如果回國去了，找誰也可以，我還希望你找個好的呢，就是不要找那個舒明明，我心裡恨她。”我說：“那不是主要原因，你又不信，我跟她都快一年沒聯繫了，我想她已經有人了。”她說：“那我心裡還是恨她。”我沉默不語，她自言自語似的說：“我心裡恨她。”我說：“回去吃飯吧，你在後面坐了。”我騎了車，她跳到後面坐了說：“最後一次搭你的車了。想起那年你第一次搭了我到你家去，被警察抓了還罰了五角錢，我們說自己是大學生，不敢說是大學老師。”說起過去的事我鼻子一酸一酸的，不敢接口，於是說：“我們也沒有就成了仇人是不是？只是個熟人呢，他的車也搭得。”她說：“我想很多人如果能重新選擇，都不會選原來那個人，看透了。”我說：“又選了別人無非是重新看透一次。”她說：“那我們今天這樣做了毫無意義，只有不想那麼好才有意義。”我說：“天下總還有幾個例外，說不定就被誰幸運撞上了。”到了家她說：“明天你幫我搬家好不？”我說：“那當然。”她說：“下午我就把東西清好。”我說：“要什麼你都拿去，反正我飯在餐館吃。你東西也不多，叫部出租車也裝下了。”她說：“我已經跟趙文斌說好了，他開車來。”我說：“才幾塊錢的事呢，麻煩別人幹什麼。”她說：“已經叫了就算了。”我說：“想不到趙文斌還買了部車，幾個月不見，他派頭就不同了。”她一笑說：“像你這樣摳死了錢不鬆手的，那也沒幾個。到北美來一趟車也沒開過，也可惜了來這一趟。”我說：“再過一年，我就回去了，車也不學了。留在這裡我怕看別人的臉色。老闆臉色不好看，你要賺他的錢也只好看了。白人心裡也有點那個，他笑眯眯的他心裡對你有點那個。在這地方我算個什麼東西呢？”怎麼想自己也不能算個東西。她說：“綠卡呢，綠卡也不等了？一張綠卡抵得五萬塊錢呢。”我說：“綠卡說起來真是個好東西，可惜我又沒福氣消受。”
晚上我下班回家，她還沒有睡。我說：“今天你早點睡呀！”她說：“睡晚的睡慣了，每天你都回得晚。反正這是最後一晚了，最後一晚。”我脫了衣服鑽到毯子裡，她也躺下來。黑暗中兩人似乎有什麼話說，又似乎再沒有什麼可說。沉默著卻等著對方先開口。我想等她先說點什麼，又怕她說什麼，過了一會她還不說話，我似乎又放了心，似乎又有點遺憾。我想說點什麼又找不到話頭，猶豫著終於下決心不再開口，倒了身子去睡。過一會她“嗯”了一聲，我不做聲。她悄聲問：“你睡著了？”我說：“睡著了。”她的手在自己的毯子裡似有意又似無意地輕輕觸我一下，說：“今天是最後一天了。”我說：“知道。”她說：“今天是最後一晚了。”我忽然有點明白了她的意思，又怕領會錯了，說：“真的不好意思，不過──”不好意思。她馬上說：“你別胡思亂想。你想著我是什麼人吧。”
第二天上午她很平靜地搬走了。往趙文斌車上搬東西的時候她還有說有笑的。她的情緒倒使我覺得自己心裡那種隱隱的沉重是沒有必要的。搬了過去，她上樓去開門的時候趙文斌說：“你們怎麼就會離婚呢，象你們這樣離婚的滿世界也只有幾對。下個月要搬到一起再打電話給我。”我說：“你要問我怎麼回事我自己也說不清怎麼，反正就這麼了。”把東西搬到樓上去，趙文斌說還有事，匆匆告辭走了，在門口對我丟個眼色。我心裡想：“真有什麼話說還會要等到現在來找機會說？”思文說：“你也去吧。我自己清理。”她一邊清理一邊哼著小調。我幫她接好電視機錄象機說：“那我這就去了。”她頭也不抬說：“謝謝你了，有空來玩。我的電話明天接通，通了打電話告訴你。”我下樓去，把樓下貼的各種小招貼廣告看了看，出門看見還有一隻提桶放在門角沒拿上去。我提了桶上樓，推門進去，瞥見思文側了身子倚在枕頭上，見了我馬上支了身子站起來。我似乎看見她眼中有淚在閃。還沒看真切呢，她轉過身對著窗子，伸手去拉窗簾，順勢用衣袖在臉上一擦。我放下桶說：“忘在樓下了。”說完也不敢再望她一眼，逃跑似的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