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希·莫利諾的直覺告訴她，她碰上了一件不尋常的事。這可能是一條重大的新聞，可是到目前為止，這事還沒成形，也不具體。此外，也還有一些別的問題。其中一個是，她還不知道她究竟要調查些什麼。另一個是，她需要給《加利福尼亞檢查報》搞別的日常報道工作，這就限制了她進行那捉摸不定的調查的時間。更加重她的困難的是，她還沒有對任何人透露過這件事，特別是沒有跟《加利福尼亞檢查報》那位本市新聞編輯主任談起過。這位主任總是催命似的要你拿出成果，而絲毫不理解，施展巧計和耐心等待有時也是一個優秀記者的極其重要的兩種手段。就南希來說，這二者她都兼備。
自從那次在金州電力公司股東年會上，尼姆·哥爾德曼怒氣衝衝地對她建議說“你為什麼不去調查調查他？”以來，她一直在使用那兩種手段。
“他”指的是戴維·伯德桑。
當然哥爾德曼當時是發了脾氣，根本沒指望她認真對待他的建議。但是經過思考之後，南希卻真的這樣做了。
她早就對伯德桑感到奇怪。南希往往覺得那些總是站在正義的一邊，站在被壓迫者一邊的人們，或者說希望你認為他們是站在那一邊的人們，有些靠不住。而戴維·伯德桑就是這種人，南希通過親身經歷，深知這種滿口“自由”、“人民”、“為人做好事的正人君子們”往往一心想當“老大”，而把別人撇在老遠老遠的後面，撿些殘羹剩飯。她親眼見過的這種情形簡直是多得很——不僅白人裡有，黑人裡也有。
南希的父親，米洛·莫利諾不是一個自由派的以公益為己任的人。他是個建築業的承包商。他一輩子都直言不諱地追求一個目標：把自己從一個出生在路易斯安那①農村的黑人家庭的窮孩子變成一個有錢人。他成功了，而且是老老實實幹成功的。現在，他確實成了一個大富翁。
但是，她的父親，南希注意到，通過提供穩定的就業機會，公平合理的工資，以及尊重別人作人的尊嚴，給他的同族同胞造的福，超過一千名政治活動家之流。那些人，正如人們所說的，是“從來不必出錢付給別人工資的”。
她瞧不起某些自由主義者，包括那些白人。他們做出一副要憑他們個人對三百年來黑人受的奴役贖罪的樣子。這些白痴的行為使人感到：只要是黑人，就從來不會幹出什麼錯事——不會。南希拿這些人尋開心，對他們傲慢無禮，看著他們逆來順受，不計較她不可饒恕的行為。而這唯一的原因，就是她是個黑人。每當他們這樣做，她對他們的輕蔑就更增加一分。
她倒並不看不起尼姆·哥爾德曼。事實上，她反而逐漸喜歡他，佩服他了。不過尼姆要是知道了，他會大吃一驚的。
哥爾德曼恨她戇直，這一點她一也知道。他十分坦率地恨她，從不設法加以掩飾：他恨這樣的記者，也恨這樣的女人。南希十分明白，這種恨，與她的膚色無關，即使她是個白種人、黃種人、或者皮膚略帶紫色，這種恨也是同樣強烈的。就他恨南希·莫利諾這一點上說，哥爾德曼可以說是個色盲。
這倒也好，事情本來就該這樣。因此，南希尊敬他。
她有點反常地喜歡惹哥爾德曼生氣，她自己也認為這是反常的。那才真是叫人高興！當然，過分了也就不好。有兩回她確實弄得他狼狽不堪，可是再繼續這樣搞下去，她也覺得不公平了。再者，這傢伙真是有種，而且正直。而那次聽證會上的絕大多數人，那些卑鄙的“正人君子”是不配這樣的評語的。哥爾德曼在那次會上說了老實話，後來就被人家堵住了嘴。
關於這次聽證會，她不得不照實寫了一篇報道，因為她引以自豪的是她首先是一個好記者，而這就意味著要冷酷無情，把個人的情感和好惡放在第二位。不過這絲毫也沒有妨礙她對哥爾德曼表示同情，衷心為他祝福。
如果有朝一日她能和他更熟悉一些——看來這是不大可能的事——她會告訴他所有這些想法的。
同時，南希·莫利諾還認為，她不再把哥爾德曼當作靶子，而把注意力轉移到戴維·伯德桑身上，這也是合乎邏輯的，也是公道的。
對伯德桑她當然決不讚賞。即使根據她目前進行的初步調查，她也十分肯定這是個冒牌貨，甚至還可能是個騙子手。
在金州公司股東大會後不久，她就悄悄地開始調查伯德桑搞的這個電力為人民服務會。這花了好幾個月的工夫，因為她只能利用工作的餘暇來進行，而有幾段相當長的時間，她根本抽不出空來。不過，儘管進展緩慢，結果還是非常有意思的。
南希發現，伯德桑是在四年前成立這個電力為人民服務會的。那時，通貨膨脹，加上石油價格上漲，使電力煤氣的費用大大增加了。毫無疑問，這些費用的增長給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造成了很大困難。就在這時，伯德桑公開宣佈他是為人民利益而奮鬥的戰士了。
他的浮誇招搖立即引起了輿論界的注意。於是他利用這一點把成千上萬的人拉進電力為人民服務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僱用了一大群大學生挨家為他宣傳。南希找到了幾名給他幹過這種事的人，這些人現在已經大學畢業了，他們無一例外，都對這一番經歷深表不滿。
“我們當時以為做的是高尚的事情，是幫助貧苦大眾，”一個當時的大學生，現在做建築師的人告訴南希說。“但是我們發覺，我們乾的主要是給戴維·伯德桑個人幫了忙。”
這位提供情況的人接著講：“我們出去宣傳的時候，都帶上發給我們的請願書。這都是伯德桑讓人印好的，請願的對象是州長、州的參眾兩院、公用事業委員會等等，應有盡有。請願書強烈要求‘對經濟困難的居民用戶降低電力煤氣價格’。我們挨家挨戶地請人家簽名。真見鬼！你說誰會不籤？幾乎每個人都簽了名。”
另一位替他搞過宣傳的人——一位答應南希在這同一時間來介紹情況的婦女——接著說下去：“伯德桑要我們等到簽了名之後（而不是在簽名之前）就向簽名的人解釋：組織請願這種事是費錢的。請大家給這次請願運動捐款三元好嗎？這三塊錢還包括電力為人民服務會一年的會費。到這會兒，跟我們交談的這些人也覺得我們為這件事出了不少力，應該向我們表示謝意，這一著巧妙地利用了人們的心理，伯德桑對這是非常拿手的。結果很少有人，哪怕是貧苦戶，不肯捐這三塊錢的。”
“我想，這本身也沒有什麼不正當，”那位年輕的建築師說。“除非你認為募捐的款項大大超過電力為人民服務會的實際需要，才是不正當的。但是，伯德桑對待替他幹活的學生的辦法就不同了，那才是地地道道的欺騙。”
“伯德桑答應我們，”那個青年婦女說，“每捐到三元錢拿出一元給我們作工資。但他堅持全部捐款必須先交給他，說是為了入賬，以後再付給我們工資。付給我們錢的時候真是‘以後’了，而且是‘大大以後’了。甚至就是那麼晚，我們實際得到的工資只是本來答應給的四分之一，每三塊錢裡我們實得兩角五分，而不是一元。當然，我們和他爭執過，但他只是一個勁地說我們當初誤會了。”
南希問：“你們當時沒有文字上的憑據？”
“沒有，我們當時相信他。無論怎麼說，他是站在窮人這一邊反對大企業的，或者說我們當時以為他是這麼一個人。”
“另外，”建築師又說，“我們後來才發現，伯德桑有意識地跟我們分別單獨談話。這樣，我們就沒有證人了。可是如果要說我們誤解了的話，那麼我們每個人的誤解居然都是完全一樣的。”
“根本不是什麼誤解的問題。”那年輕女人說，“伯德桑是個騙子。”
南希·莫利諾請這兩個人和一些別的人估計一下總共捐了多少錢。伯德桑在公開聲明中說，電力為人民服務會有兩萬五千名會員。但是和南希交談過的大部分人都相信實際數字要大得多，也許有三萬五千名會員。果然是這樣，那麼扣除了付給別人的工資，電力為人民服務會第一年的收入可能接近十萬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現款。
“你看真是開玩笑，”建築師在南希告訴他這個估計數字的時候說道。“伯德桑的這個行當就是賺錢！”他懊喪地說，“也許我搞錯了行當吧。”
南希發現的另一情況是，電力為人民服務會的捐款活動還在繼續進行。
戴維·伯德桑還在僱用大學生，——總歸有需要打零活掙錢的新一代大學生。他的目標是每年發展更多的電力為人民服務會會員，同時也動員現有會員繼續參加。看上去伯德桑目前不再欺騙僱用的大學生了，他或許意識到他不可能永遠這麼幹而不被人抓住。不過肯定是有一大筆現款又流進了電力為人民服務會。
這筆錢伯德桑是怎麼花的？似乎難於找到一個簡單的答案。不錯，他的確在好幾條戰線上積極地、大聲疾呼地反對金州電力公司，有時還很有成績，於是電力為人民服務會的很多成員就相信他們的錢並沒有白花。不過南希對這卻很懷疑。
在一個會計師的幫助下，南希計算了一番，即使把電力為人民服務會的費用打得最寬，即使把伯德桑個人的薪金也扣去，他也沒法花掉大半數的收入。那麼，剩下的錢呢？最大的可能是，伯德桑既然完全控制著電力為人民服務會，他正在把這筆錢侵吞掉。
不過，南希提不出什麼證據。至少目前還提不出來。
南希的那位會計師顧問說，最終國內稅收局也許會要求電力為人民服務會和伯德桑清算賬目，但他又指出，國內稅收局人力不足是盡人皆知的。因此，很多所謂非盈利機構的賬目從未進行過審計，他們可以搞財務上的騙局而逍遙法外。
會計師問：南希是否希望他秘密地向國內稅收局通個風？她斷然回答：不要。她現在還不想向任何人通風。
南希之所以能夠得到這位會計師的幫助，是因為她父親是這家會計師事務所的大主顧，米洛·莫利諾公司經常延聘的一位律師也同樣幫忙，南希把那些過去受伯德桑僱用的大學生帶到律師那裡去，請他們寫宣誓書，證明他們所說的全是事實。這些人學生也都樂於合作。
她在仔細地積累材料。
南希·莫利諾瞭解到，伯德桑還有來自大學講課和寫作的收入。這當然沒有什麼不正當，也沒什麼奇特可言。但這卻加深了她的好奇心：伯德桑用這些錢究竟幹些什麼呢？接著，她又在一次雞尾酒會上隱隱約約聽到一個傳聞：伯德桑以及電力為人民服務會曾向紅杉俱樂部請求經濟上的支持。南希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即令是事實，她也可以肯定，以紅杉俱樂部的財力和聲望，它是不會和戴維·伯德桑之流打交道的。不過，她多年來就形成了四處打聽的習慣，所以她已經放出了一些觸角。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什麼結果。
接著發生了一件令南希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一月裡有一天，她開著那輛默塞德斯450SL型小轎車，碰巧看見戴維·伯德桑在一條繁華的街道上走著。她不假思索就決定跟蹤他。她把車急忙開到就近一個無人管理的停車場以後，就步行跟在他後面，同時又保持著適當的距離以免被他發現。接著發生的事就象是偵探小說裡的情節一樣。
雖然南希十分肯定伯德桑並沒有看見她，可是伯德桑的行徑卻象是已料到有人要跟蹤他，因而決心擺脫盯梢似的。起先，他走進一家旅館的熙熙攘攘的大廳。他向四周圍掃了一眼，就一閃身走進男廁所。幾分鐘以後他又走了出來，戴著一副墨鏡和一頂軟呢帽，而在這以前，他頭上什麼也沒有戴。他這番喬裝打扮沒騙過南希。然而他的外貌確是改變了。她意識到，如果伯德桑一開頭就是這樣打扮，她可能就不會注意到他了。他從這家旅館的一個旁門走了出去。南希讓他先走了相當一段路之後，才跟了上去。
就在這工夫她幾乎把伯德桑給丟了。因為他在旅館前邊一點的地方，坐上了公共汽車，車子馬上把門一關，開走了。
她來不及回去開自己的車子了。幸好一輛出租汽車開了過來。南希叫住車子。開車的是個年紀輕輕的黑人。她亮出一張二十元的鈔票，對他說：“盯住這輛公共汽車，但不要讓人察覺我們在跟著它。可是每次車子停站的時候，我都要看看誰下車了。”
司機馬上明白了。“行，小姐！您就坐在後邊吧。交給我了，沒錯兒。”
司機聰明能幹，點子很多。他兩次把公共汽車甩在後邊，而每一次又都靈巧地把車子開到靠右邊的那條車道，這樣，在外道上行駛的公共汽車就會從他的車旁駛過。當兩輛車距離很近的時候，南希就把頭轉了過去。但只要公共汽車停下來，有乘客上下，出租汽車就總是開在她可以看得清楚這些乘客的位置上。過了似乎很長的時間，伯德桑都沒有露面，南希甚至懷疑是否到頭來還是把他丟了。後來，在距離他上車地點大約四英里左右的地方，他下車了。
她看得見他東張西望。
“就是那個有鬍子的，”她對司機說。
“我看見他了！”開車的加快速度從他身旁開了過去，也沒朝伯德桑那個方向看一眼，然後就把車子靠邊道停下。“別掉頭，小姐。我在鏡子裡看著他呢！現在他在過馬路。”一兩分鐘以後，司機說：“真見鬼！他又上了另一輛公共汽車！”
他們又跟著這第二輛公共汽車。車子朝相反的方向開，走了一段回頭路。這一回，伯德桑過了幾個街口就下車了，又向四周張望，附近有幾輛出租汽車停著，伯德桑坐上了第一輛。當車子開走的時候，南希看得出他從車子的後窗朝外看。
她作了另一個決定，對司機說：“讓他走吧。把我送回市中心去。”
她是這樣想的：好運不要走過了頭。她希望伯德桑剛才沒有發現她的出租汽車在後面跟著他，可是如果她繼續跟下去，毫無疑問，他是會發現的。他上哪兒去，幹什麼去，要解開這個謎還得另想辦法才行。
“哎呀，小姐！真摸不透您的心思，”開車的在車子換過方向以後嘟囔說，“起先您要跟那個傢伙，咱幹得不錯。可您現在又不幹了。”他接著咕噥說，“連開過去記下那輛車子的牌照都沒辦到！”
因為他出了大力，她決定解釋一下她為什麼不願意跟得太近，不願意被對方發覺。他先是聽著，然後點了點頭說：“明白了。”
幾分鐘以後，這個年輕的司機轉過頭來問：“您還打算了解這個大鬍子上哪兒去嗎？”
“是的。南希說。她越想伯德桑所採取的那些煞費苦心的防範措施，越是深信這裡邊有重大的情況。她一定得了解這個情況。
司機問：“您知道這傢伙常呆在哪兒嗎？”
“你問的是他家的住址嗎？不知道，不過這不難打聽到。”
“也許我們可以作一筆交易，”司機說。“我說的是我，還有我的兩個朋友。他們都沒有工作，但自己有車，車上有無線電話。我車上也有無線電話。我們三個人可以輪流盯這個大鬍子的梢，換來換去，這樣他就不會老是看見同一輛車了。我們三個用電話聯繫。這樣，一個人要休息，就叫另一個來接替。”
“但要做到這一點，”南希指出，“你們就得整天監視著他。”
“這個辦得到。我剛說過，我那兩個朋友沒工作。”
這個主意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她問道：“這得要多少錢？”
“得算一算，小姐。不過不會象您想象得那麼貴。”
“你算好以後，”南希說，“給我掛個電話。”她在一張名片的反面寫下了她的公寓的電話號碼。
那天晚上很晚的時候，司機打來了電話。這時，她已在電話號碼簿裡查到了伯德桑家的住址。
“一星期二百五十元，”那開車的說。“這包括我還有我那兩個朋友。”
她遲疑了一下。這件事真的有這麼重要，值得費這個勁，花這筆錢嗎？她的直覺再次告訴她：值得。
那麼，她應該向《加利福尼亞檢查報》去要這筆錢嗎？南希有些懷疑。如果她去要錢，她就得把她到目前為止發現的一切情況都透露出來，她可以肯定，這樣一來，報紙一定要把有關伯德桑和電力為人民服務會的材料立即公佈。照南希的意見，這樣做目前還為時過早；她十分肯定，情況還遠不止於此，值得再等一等。此外，報社那一錢如命的經理部門，除非萬不得已，是不願意花錢的。
她決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幹下去。她自己先付這筆錢，希望以後能把它收回來。如果收不回來，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災難，儘管這會要破壞她的一條生活準則。
用大多數人的標準衡量，南希·莫利諾算得起是個有錢人。幾年以前，她父親就立下了一筆信託基金，可以按期向她提供相當可觀的收入。不過，出於自尊心，她總是把她私人的財源和職業上的收入分得一清二楚。
這一次，自尊心只好受點委屈了。
開車的說，他希望預支一筆錢，這當然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南希叫他有空的時候到她這裡來拿。
錢拿走之後，有六天工夫她一點消息也沒有。第七天，那個名叫維克裡的年輕司機送來了一份報告。南希沒想到這份報告寫得既詳盡又工整。伯德桑的全部活動都一清二楚，都是正常而無害的，他也根本沒表現出已經發覺有人在盯他的梢。更重要的是，他沒有試圖甩掉任何跟蹤的人。
“這說明一個星期不夠，”維克裡說。“您想再試一個星期嗎？”
南希想，見鬼，幹嘛不再試試呢？七天以後維克裡又來了。他又寫了一份同樣詳細的報告，結果也是否定的。她感到失望了，對他說：“行了，就到此為止了。算了吧！”
那年輕人帶著毫不掩飾的輕蔑神情看著她。“您打算現在就不幹了？想想看，您已經花了多少錢！”當他意識到她有些搖擺不定的時候，他又勸她說，“豁出去！再試一個星期。”
“你應該去當推銷員，”南希說，“不應該開車。”
她考慮了一下。她已經抓到證據，說明伯德桑是個冒牌貨；她仍然相信他是個騙子手嗎？打聽出他那麼鬼鬼祟祟地去的地方，對她打算寫的那篇報道有幫助嗎？最後，她是該減少點損失呢，還是象那個機靈鬼司機說的，豁出去幹？她的直覺又起作用了。直覺告訴她，這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應當是肯定的。
“好吧，小夥子，有你的，”她對維克裡說，“再幹一個星期，以此為限。”
第四天，他們就發現了苗頭。
維克裡先是打電話，後來又在當晚親自到她的住處來了。
“我想你一定想馬上就知道。今天下午大鬍子又竭力甩掉跟著他的人了，就象那天你和我碰見他的情況一樣。”他洋洋自得地說，“這婊子養的沒鬥過我們。”
“就憑我花了這麼多錢，”南希說，“我也希望他沒鬥過你們。”
小夥子一邊咧著嘴笑，一邊把他準備好的書面報告遞給她。報告上寫著，戴維·伯德桑把自己的車從他住的公寓的車房裡開了出去，停在市區的另一頭。下車之前，他戴上了墨鏡和帽子。然後他又坐一輛出租汽車穿過城市往回走，接著又改坐了兩趟公共汽車，兩次汽車的方向截然不同。最後又步行了一段，拐來拐去走到城東頭的一幢小房子門前。
他進了這所房子。房子的地址也抄了下來，寫在報告裡。
“他在裡面呆了兩個鐘頭。”維克裡說。
報告接著說，伯德桑在那以後僱了輛出租汽車，坐到離他自己的車兩三個街口的地方。從那裡他走到自己的車子旁，然後開車回家。
維克裡滿懷希望地問道：“您還想讓我們再監視這個大鬍子嗎？”他又追加了一句，“我那兩個朋友還是沒有工作。”
“有你這個朋友，”南希說，“他們不用擔心工作。”她搖了搖頭。“不用再搞了。”
兩天以後，南希坐在自己的車裡，觀察著戴維·伯德桑鬼鬼祟祟地進去過的那所房子。她在那兒呆了快兩個小時。這時已接近正午時分了。
昨天，也就是維克裡交來最後那份報告的第二天，她的時間是花在寫一篇《加利福尼亞檢查報》交下來的特寫稿。不過，她還沒有把它交給本市新聞編輯部。她打算明天再交。在這期間，她的時間就歸自己支配了。
她監視著的這所房子是克洛科大街一一七號。這是二十年代建成的一排十幾幢一模一樣的房屋中的一幢。十年以前，有一個投機的建築商認定這個地區一定會恢復昔日的地位，成為更高級的住宅區。因此他把這些房子整修了一番。這位建築商打錯了算盤。克洛科大街仍然是老樣子。這是一條平淡無奇、單調乏味的大街，人們住在這裡只是因為住不起更好的地方。整修後的房子又逐漸故態復萌：磚石欠完好，窗戶有裂縫，油漆在剝落，這一切都是最好的見證。
依南希看來，一一七號和其餘的房子沒什麼兩樣。
她小心翼翼地把那輛默塞德斯轎車停在一個街口以外的地方。在那裡她可以清清楚楚看得見這所房子，而自己卻不至於被人看到。還有幾輛別的車子停在那裡，這倒起了一點掩護的作用。她帶來了望遠鏡，但一直沒敢用，怕引起過路人的疑心。
她來這裡以後，街道上簡直沒什麼動靜，一一七號更是一點兒也沒有。
南希既不知道她究竟在等什麼，也沒任何計劃。一上午快過去了，她希望能見到這幢房子的住戶，但這個願望也沒有實現。她開始考慮，她呆的時間是否已經夠長了？也許她現在應該離開這裡，改天再來？這時有一輛車駛過她那輛停著的車子，前兩個小時裡也有幾輛車子這樣開過去的，無意之中，她注意到這是輛破舊的大眾牌有篷貨車，漆成棕黃色。有一邊的玻璃窗是破的，用紙板和膠布馬馬虎虎堵了起來。
南希驟然警覺起來。這輛大眾牌汽車穿過了馬路，就在一一七號門前停了下來。
一個男人下了車子。南希冒險用了一下望遠鏡，只見這人很瘦，頭髮剪得短短的，留著濃密的八字鬍。她估計這人至少有二十幾歲了。跟那輛車子恰恰相反，這人自己倒是衣冠整齊，穿的是一套深藍色衣服，打了領帶。他走到車子的後邊，打開了後門。南希用的望遠鏡倍數很高——她常用這望遠鏡在家裡遠眺港口的船隻。從望遠鏡裡她瞥見這人的兩隻手。這雙手上好象有很多斑痕。
現在他把手伸進貨車，搬出了一個堅實的紅色圓筒。看起來這東西很沉。他把它放在人行道上，又伸進手取出另一個。接著他提起這兩個筒往房子那裡走去。這時候，南希才認出那是滅火器。
這人又在那輛大眾牌汽車和房子之間往返了兩趟，每次搬進兩個紅色的滅火器。前後一共搬了六個。在運進最後那兩個以後，他在房子裡呆了五分鐘光景，然後又出了門，開著車子走了。
要不要跟蹤他呢？南希一時拿不定主意。後來還是決定不跟蹤。之後，她坐著想了一會兒。她不明白，為什麼這麼小一幢房子需要這麼多防火設備。突然，她叫了一聲：“真笨！”她居然沒想到記下那輛車牌照的號碼，這本來是易如反掌的事。現在要做已經太晚了。她責備自己是個不中用的偵探，心裡想著方才她也許應該跟著那輛車子的。
不管怎麼樣，現在該回去了吧？她覺得是該這樣。她伸手去擰發火裝置，但又停了下來。一一七號有了新動靜。她又一次伸手去拿望遠鏡。
一個女人從房子裡出來了。她年紀很輕，身材苗條，穿著一條褪了色的粗藍布褲子和一件粗呢上衣，衣著很不在意。她向周圍掃視了一眼，隨即朝這輛停放著的默塞德斯相反的方向快步走去。
這一次南希可沒猶豫。她發動了汽車，從停車處開了出去。她慢慢地、小心翼翼地開著車跟在這女的後面，一直用眼睛盯住她。偶爾她還把車開到馬路旁邊，為的是不超過這個跟蹤的對象。
這個女人沒朝後看。在她拐彎的時候，南希等了好久才敢跟著拐彎。她剛好趕上看見這個女人走進一家小超級市場。這家市場附有一個停車場，南希把車子開了上去。她鎖上車，跟著走進了市場。
市場裡不怎麼擁擠，買東西的有二十人左右。南希看見她跟蹤的那個女人正在兩排貨架中間的一條走道的另一頭，把罐頭往一輛小推車裡放。南希自己也推了輛小推車，從身旁的貨架上隨意取下幾樣東西放上車子，然後做出漫不經心的樣子，向那個女人走去。
她現在看起來比從遠處看還要年輕，簡直還是個女孩子。她臉色蒼白，金黃色的頭髮蓬蓬亂亂，臉上也沒搽脂粉，右手戴著一隻看來象是臨時湊合著用的手套。顯然，這是用來遮掩畸形或者傷痕的，因為她只用左手。她伸手挑了一瓶馬佐拉牌玉米油，看看瓶子上的標籤。
南希·莫利諾把小車推過了她站著的地方，又陡然一轉身，彷彿忘了什麼東西似的。她的目光剛好和那女人的相遇。南希微笑了一下，高高興興地說道，“嘿！咱們彼此認識吧？”她接著又說了一句，“我想咱們都認識戴維·伯德桑。”
對方的反應來得既快又令人吃驚。這年輕女人的臉色變得刷白，她分明在發抖，那瓶玉米油從她手裡掉了下來，在地上摔得粉碎。
有幾秒鐘誰也沒說話，什麼動靜也沒有，只是那一大灘油迅速地在走道上蔓延開來。接著市場的經理急急忙忙跑了過來，嘴裡嘖嘖有聲，活象一隻焦急的母雞。“天哪！一塌糊塗！這是怎麼回事？”
“這是我的錯，”南希立即說道。“真是抱歉，打碎的這瓶油由我付錢。”
經理不滿地說：“這瓶油錢還不夠打掃地面的吶，是不是？”
“對，不夠，”南希說。“不過您想想，藉此機會您可以運動一下呀！”說著南希挽起了那個女人的胳膊，這時，她正呆若木雞似地站在那裡，好象失去了知覺。
“咱們出去吧，”南希說。這個身穿粗呢上衣和粗布褲的女孩毫不抗拒，放下了手推車，就和南希一起走了。
到了停車場，南希把女孩領向那輛默塞德斯牌轎車。她一打開車門上的鎖，拉開了車門，這個女孩子就似乎警惕了起來。
“不行！啊，不行！我得回家去。”她的聲音緊張得象尖叫。她們一起走出超級市場的時候，她本來已經不發抖了，這時，又開始抖個不停。她發瘋似地望著南希問道：“你究竟是誰？”
“我是你的朋友。瞧，轉過這條街有個酒吧間，我來的時候就看見它了。咱們上那兒去喝點什麼，好嗎？你看起來很需要。”
“跟你說，我不能去！”
“你能去，也一定會去的，”南希說。“因為你要是不去，我今天下午就打電話給你的朋友戴維·伯德桑，告訴他……”
她根本不知道怎麼講下去了，但這句話奇效如神。那女孩二話不說就上了車。南希把她身旁那扇車門關上，自己走到司機座那邊。
只花了幾分鐘就把車子開到了酒吧間，外面就有停車的地方。她們下了汽車，走進了酒吧。裡面光線很暗，黴味撲鼻。
“天哪！”南希叫了一聲。“我們現在簡直得有一隻給盲人領路的狗才行。”她摸索著走到一張角落裡的桌子跟前，遠離開那幾個已經在喝酒的顧客。女孩跟在後面。
她們坐下的時候，南希說：“我總得稱呼你吧。可稱呼什麼呢？”
“伊維特。”
一個侍者走了過來。伊維特要了一杯啤酒，南希要的是代基裡酒。酒送來之前，她們倆誰也沒說話。
這一次，女孩先開口了：“你還沒告訴我你是誰吶！”
南希想，似乎沒理由隱瞞真相。“我叫南希·莫利諾。我是個新聞記者。”
這以前伊維特已經兩次表現過大為震驚的神色，但這一回卻更加厲害。她嘴一下子張得老大，酒杯從手裡滑了下來，如果不是南希一把抓住，也會落得和那瓶玉米油一樣的下場。
“別緊張，”南希勸她。“記者只有在肚子餓的時候才吃人，而我一點也不餓。”
這個女孩耳語似地低聲問，話都說不利落：“你想要我幹什麼？”
“提供點情況。”
伊維特舐了舐嘴唇：“什麼樣的情況？”
“比如，你剛走出來的那所房子裡還有誰住？那裡在幹些什麼？戴維·伯德桑為什麼老上那兒去？先從這些談起吧。”
“這不關你的事。”
南希的眼睛對酒吧暗淡的光線已經習慣了，她可以看得出，這女人儘管頂撞了一下，仍然怕得要命。南希胡亂地開了一炮。“那麼好吧，我看我當初本來就該到警察局去……”
“別！”伊維特幾乎要站起來，但又坐了下去。突然之間，她雙手矇住臉，開始啜泣起來。
南希伸過手去。“我知道你碰上了麻煩。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幫助你。”
她邊哭邊說：“誰也幫不了我。”過了一會兒，她顯然是下了很大的決心才站起身來。“我得走了。”雖然她處於極度痛苦之中，她的舉止還是相當莊重的。
“你聽著，”南希說，“我提出一個交換條件。如果你同意和我再見一面，那麼再見面以前我就不對任何人講這件事，也不採取任何行動。”
女孩子遲疑了一下。“什麼時候？”
“從今天算起三天以後。就在這裡。”
“三天不行。”她又表現出疑懼的神情。“也許一個星期可以。”
看來也就只好如此了。“好吧。從今天算起一個星期，下星期三，同一時間，同一地點。”
伊維特點了點頭，起身走了。
南希開著車子離去的時候，心裡簡直拿不準剛才這個局面她處理得是否得當。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戴維·伯德桑和伊維特在這件事情當中佔什麼位置？南希和伊維特談話時提到警察局，這完全是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的一句話，但當時卻引起這個女孩近乎歇斯底里的反應。這表明有非法活動正在進行。如果情況屬實，那麼這又是哪一種非法活動？這一切真是令人懊惱：問題太多，答案太少，就象是你在玩一局拼板遊戲，最後結果如何，心裡連個影子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