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還是成立了兩個制定擺脫車臣危機方案的小組。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索洛馬京為自己的先見之明感到高興：尋找讓“總統親自作出決定”的工作已經提前開始了。紹利亞克曾經答應盡力而為，因此索洛馬京本人沒有親自同他見面。帕維爾-紹利亞克也沒有露面，但是他通過電話對索洛馬京說：
“我明白您的擔心和用意。我不大瞭解政界的事，在過了兩年與世隔絕的生活後，就更不瞭解了。但是，我擁護穩定的方針，安於本分。對於現任總統，我很滿意。我不追求政治方針的改變，也不渴望社會變革。因此我準備幫助您，使一切原封不動。”
索洛馬京對紹利亞克的諾言頗感滿意，但沒有向他解釋自己的真正動機，也沒有向他表明自己的擔心已達到何種程度。
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的悲哀之處就在於內心世界的一些弱點，從性格看，他的確和管院子的用人有某些相似之處，他既有奴僕的心態又有愚昧紅衣主教的虛榮心。那時，許多年前的一天，有一位共青團的領導人（他是高年級的一個學生）在一次星期六義務勞動時，走到六年級的孩子們跟前，這些學生正認真地把學校走廊的玻璃擦得錚亮，他以挑剔的目光掃視了一下幹活場面，把嘴一撇輕蔑地說：
“瞧你們這幫幹活的人！好像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哪個大叔在擦玻璃。你們生活在這棟樓裡，在這裡學習，把玻璃擦得乾淨又明亮，你們自己也會感到舒服的。而你們是怎麼幹的？真是越擦越髒。你們大家都看一看，這個男孩子擦過的玻璃多麼乾淨。他真正下了功夫，是以一個少先隊員的姿態乾的，而你們卻圖省事。你們最好以他為榜樣。”
索洛馬京聽了這話後臉都紅了。大家總愛戲弄他，說他是媽媽的乖兒子，因為他已經沒有父親，媽媽還要幹兩份工作，而他的妹妹還很小，索洛馬京經常忙個不停，他要到商店買東西，還要送妹妹上幼兒園，或者從幼兒園接她回來，在家還要擦地板和擦玻璃。在幹家務事方面他嚴格約束自己，當小夥伴們約他去踢足球或者去看電影的時候，他都拒絕，並藉口說“媽媽不准許＼實際上他媽媽這個時候在上班。但他不能那樣說，只是說：
“我不能去，我還要洗土豆，還得用絞肉機絞肉，然後還得把妹妹從幼兒園接回來。”
但願小夥伴們以為他有一個嚴格要求的媽媽，因此他得到了“媽媽的乖兒子”的雅號。於是乎突然有人開始誇起他來了，不是在誰也聽不見的時候悄悄地誇他，而是公開地當著眾人誇他，而且誇讚的正是使他感到難為情的那些事。索洛馬京這時已經注意到了，同班同學向自己投來驚奇的目光，於是就加倍努力擦玻璃，高興得想唱起來和跳起來。有一位小女孩他從二年級起就喜歡上她，但是不好意思與她坐同桌。這個女孩子是優等生，是機器製造廠廠長的女兒。這時她第一個沉不住氣了，很有禮貌地向他請教說：
“索洛馬京，請你讓我看看你是怎麼擦的。我擦呀擦，可是玻璃上的一些汙點仍然擦不乾淨。”
“得用報紙擦，”他把自己幹家務事的小竅門低聲告訴她，“在擦拭最難擦的髒地方時，報紙比啥都好使。你瞧，拿一張報紙，把它揉成一團，使勁地擦，什麼樣的汙點都能擦掉。”
“而你是從哪兒拿的報紙？”小姑娘也低聲問道。
“報紙是我從家帶來的。昨天就已經通知我們了，我們負責擦二層樓的窗戶。”
“你能把報紙給我點嗎？”
當然，他不會拒絕。他不僅把從家帶來的舊報紙給她用，還把一些小常識告訴她。
星期一，早晨學生列隊集合，在對星期六義務勞動進行總結時，還是那位共青團的領導幹部、一個十年級的學生提到了維亞切斯拉夫-索洛馬京，向全校學生大力表揚了他幹活努力和態度認真。這位共青團的領導人長得很英俊：高高的身材，寬寬的肩膀，兩道高高向鬢角揚起的眉毛，滿頭濃密的秀髮從前額向後披覆過去。索洛馬京用欣賞的目光看著他，心中明白，這位團幹部對他的誇獎他永遠也報答不完，對此他本人沒有懷疑。後來也沒人用“媽媽的乖兒子”這個綽號同他開玩笑了。他還被選進少先隊委員會，這完全出乎人們的預料，在家長會上人們也誇獎他。媽媽沒有參加這次家長會，她和往常一樣出去幹活了，但是同索洛馬京一個年級的孩子們的家長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們有的就是索洛馬京家的鄰居。開過家長會兩天之後的一個早晨，媽媽正在為他做早餐時突然說道：
“謝謝你，好兒子。”
“有什麼好謝的呢？”索洛馬京感到有點莫名其妙，因為他覺得起床後自己還沒有幹什麼事情。
“住在五層的柳芭大嬸已經對我說了，在家長會上大大表揚了你一番，還把你樹為其他孩子學習的榜樣。你知道嗎？我是多麼高興！要知道大家對你的讚揚，也是對我的讚揚和獎賞。這就是說，我教育你的方法正確，你會成長為一個善良的受人尊敬的好人。我可以為你感到自豪。”
“是真的嗎？”索洛馬京難於置信，“你真的會為我感到自豪？”
“一點都不假，好兒子。現在你要保持聲譽，不要給家裡惹麻煩。”
媽媽為他感到自豪，同班同學佩服他，索洛馬京幸福極了。還有他同自己很久以前就喜歡的那個女孩子的友好交往，他認為這一切都同那次義務勞動中受表揚有關。索洛馬京告誡自己說：“如果為了他需要獻出生命，我一定會做到。因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為了“他”，當然指的就是為了那個十年級學生團幹部。轉眼間這位學生團幹部成了照進12歲的索洛馬京心靈窗戶的一束光線，成了他理想中的人物和心目中的領袖。此人就叫利傑爾，也就是領袖的意思，兩者俄文字母書寫完全相同，不同的是他的名字的第一個字母要大寫。
兩年過去了，索洛馬京在區團委會里見到了自己崇拜的人。那次是他們整個年級的學生都被邀請去參加座談會，在這之前才讓他們佩戴上團徽。深受索洛馬京崇拜的人得知這個情況後，表示贊成並就這方面的話題詼諧地說：
“在你們中間我看到了一個小夥子，他不僅讀書用功，而且幹活手巧。我記得我曾建議你們大家向他學習。你們老實承認，有誰學會了擦玻璃，幹得像他那樣漂亮？”
大家都明白，這位區委指導員在開玩笑，也就迎合地笑了笑。在索洛馬京被吸收入團一週後，聘請並建議他負責本學校的蘇聯共青團支委會的工作。
“區委會的人都瞭解你，”大家幾乎都是用不容反駁的腔調說這個話的，“你能輕鬆勝任工作。”
他也沒有想拒絕不幹。因為在個人鑑定材料上倘若寫上曾領導過學校共青團組織這一筆，那無疑等於向他敞開了進入任何一所高等學校的大門。即使入伍也不可怕。媽媽會以兒子是一名大學生而感到自豪。他也可以利用在高校學習之外的業餘時間，尋找一份工作幹，掙些錢幫補家庭的開支。小妹妹已經長大了，她也該入學了。現在她的花費也多起來，要麼每年得買新衣服，因為她長得快，衣服小了不能再穿；要麼得買學習用品：書包、練習本和筆；要麼得買襪子和皮鞋。而他也已經開始長鬍子了，他已不是小孩子了。現在他還在中學學習，他們一家人的生活怎麼都可以對付過去，而再過兩年他就畢業了，那時用錢就成了大問題。再穿中學生的衣服就很難出門了，一切東西都需要購買。妹妹也在一天天長大……總而言之，他不能走入伍這條路，他所應當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進入高校創造條件。一直到畢業考試前，索洛馬京對自己擔負的共青團的工作乾得很起勁。
在區委員會他有時也遇見過利傑爾，但還沒有同他交談過。利傑爾邁著他那運動員一般的肌肉發達的長腿，快步從索洛馬京身邊走過，微微地向他點點頭。即使這樣，他認為也足夠了，他感到自己很幸運。
在畢業考試前夕，通知索洛馬京到區委員會去一趟。這絲毫沒有引起他的不安，他認為隨著他中學學習階段的結束，他在本校蘇聯共青團分支擔任的工作也就自然停止，可能是請他彙報一下所做的工作並辦理移交手續，把有關文件轉交給他的繼任者。可是，同他談的完全不是這方面的事。
“你有什麼考慮？”他熟悉的區委員會指導員問道，“中學畢業後你打算幹什麼？大概去工作吧？”
“我想試試考大學。”索洛馬京不好意思地說。
“這是真的？”指導員顯然很感興趣，“考什麼大學呢？”
“考公路工程學院。”
“為什麼考公路工程學院呢？”這位共青團幹部感到失望，並拉長腔調慢悠悠地說，“為什麼非考這樣的學院呢？是有人建議你這樣做吧？”
“沒有，是我自己的選擇，我對這所學院感興趣。”
“索洛馬京，你聽好。”指導員略帶奉承且話中有話地說，“我們大家都很瞭解你，你敢於負責，是一個很成熟的恪盡職守的人。你總是向同志們伸出援助之手，難道不是這樣嗎？”
索洛馬京聳了聳肩，他對這話的意思並不十分明白。這位指導員由於不想說多餘的話和表達意思過於簡單，說話顯得語無倫次，於是他就解釋說，利傑爾高升後調到了市共青團委員會，負責抓市各高校的共青團工作。現在利傑爾需要在每所高等院校內都安排一些他可以信賴的人。這些人將成為各學院和高校改革後的共青團組織的骨幹力量。在公路工程學院已經有了這樣的人員，可是在建築學院還沒有這樣的合適人選。因此就非常希望共青團員維亞切斯拉夫-索洛馬京能成為建築學院的大學生，而不要考入公路工程學院。說到底兩校的區別很大嗎？其實不見得，因為它們都同屬工科高等學校。而且兩校整個共青團的事務都需要提供巨大的幫助。
“他需要我！他和他的事業需要我。他召喚我，我應當做好他期待我所做的一切工作。他把希望寄託在我身上，他認為我可靠，他信任我。我不能使自己敬佩的利傑爾為難！”17歲的索洛馬京高興得心花怒放。
他哪裡會知道，利傑爾連他的名字都記不得了。利傑爾真的高升進了市委員會，並且現在確實主管高等院校的工作，他非常需要一些志同道合者，這些人將把各高等院校的共青團工作提高一步並使其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可是他卻把召集一大幫志同道合者的工作委託給了自己一名走卒去幹，因為他本人忙於更加重要的事情，這名走卒開始蒐集人員資料。關於索洛馬京，人們對他說道：遵守紀律，完成任務好，有組織能力，性格穩重和有自制力。而主要的是利傑爾本人瞭解他，他們曾多次見面，彼此是能夠說得上話的人。
索洛馬京順利通過考試，被建築學院錄取。學院很快就接到了從市共青團委員會打來的一個推薦電話：你們學院一年級有位大學生，他叫索洛馬京-維亞切斯拉夫，我們殷切希望你們讓他擔任年級的團支部書記並讓他參加學院共青團支委會的工作。從市團委打來的這個電話被視為不容違抗的決定，根據利傑爾下達的指示，索洛馬京馬上就參加了工作，把市高校的所有積極分子召集到一個很大的會議廳開會。
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索洛馬京後來的生活經歷正是按照這樣的一種模式進行的。利傑爾前進和高升，每次他都需要一個忠實可靠的班子，這都是他能夠信賴的人。但遠非每一個人都能跟隨利傑爾升遷。在利傑爾領導的部門範圍內，有的人調換了職務和單位，有的是利傑爾利用擔任的工作職務之便帶來的人，他們卻不想改變工作環境和居住地點，沒有跟著得到新的任命的利傑爾一起走。當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拒絕跟隨利傑爾走，有部分人願意跟隨他走並且一切都從頭開始做起。但是，有些人搬了二三次家或者改換幾次工作後就不想再折騰了。只有索洛馬京依依不捨地緊緊跟隨著自己心目中的這個領袖人物。從他進入建築學院的那一天起人們就知道，他是利傑爾班子裡的人。在遇有新的工作調動時，會有另一位走卒再次找到索洛馬京，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後來還是這種情況，人們始終尋找他，因為他們知道他是利傑爾班子裡的人，先到技術局任職，接著又到了技術管理局，都是追隨利傑爾而來的。這樣，大家自然把他看成利傑爾的人。
可是利傑爾仍然不記得他姓什麼，甚至連他長得什麼模樣都淡忘了。人員的任職命令也都是由他的走卒和助手們起草的，利傑爾充分信任他們，既不認真地看一看也不深入地想一想就在命令上籤上了自己的名字。
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索洛馬京貢獻出畢生精力，為自己的利傑爾服務，為這位具有忘我精神的忠誠的人服務。45歲以後，在他身上突然萌生出虛榮心。他痛苦地感到，利傑爾沒有看到他的功勞，因為那些不知羞恥和能說會道的人總比他爬得快。而他索洛馬京則始終認為，誠實地做好所領受的事情並且不到處吹噓自己的成績是自己的義務。他始終等待有朝一日，這天眼看著就會來臨，利傑爾注意到了他並說：“好樣的，索洛馬京，索洛馬京，我同你一起走過了整個人生的道路，我們肩並肩地前進，你始終是我可靠的支柱。如果沒有你的幫助，那我也許會一事無成。”不言而喻，說出這話的條件應當是，要使全國都能聽到這個話，而不是隻說給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一個人聽。能做到這一點，索洛馬京也就知足了，他不認為自己的日子白過了。但是不知何故，利傑爾就是沒有說這個話。
現在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在總統辦公廳擔任一個不大的職務。他仍舊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更加期盼已當總統的利傑爾能夠發現他、重視他。由於經常搬家或者工作地點的不斷變動，他忍受了多大犧牲，捨棄了多少套條件優越的住房，又有多少起妻子的醜事令他傷心落淚，這些事誰人知曉？只有有朝一日他成了總統的心腹，成了全國聞名的人，他所做的一切才有意義，他的一切努力才沒有白費。
可是在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內，索洛馬京沒有來得及親近利傑爾，但也只差一點點了。現在全部希望都寄託在總統換屆選舉上，為此應當加倍努力。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畢生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己，他並不指望其他人。後來，他真的成為利傑爾的忠實走卒，並準備為他獻出一切。
自從索洛馬京第一次以大學生的身份進入利傑爾的班子後，他幾乎總是負責與科學和教育有關的工作部門。這究竟是巧合還是受某人的意志支配，很難說得清楚。但是，無論索洛馬京追隨利傑爾到哪裡，他總是從事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方面的工作。在這些單位裡，他不是擔任幹部處處長或者專職黨組織書記，就是負責抓黨的機關係統的工作。因此，為了在競選中向總統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他針對車臣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而沒有把精力花在經濟問題上。在首都各科研機構裡，他同各方面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並且交際甚廣，這也是他的一個有利條件。整個工作將由科研機構而並非總統下令成立的小組來完成，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對此並不懷疑，研究車臣問題迄今為止還停留在前蘇聯停滯時期的水平上。
接著他必須在即將為總統委員會小組工作的研究所和那些為以總理為首的部長們出謀劃策的人之間作出選擇。總統委員會的成員，大多數人不是公務人員出身，而是學者、專家、鑑定家，還有院士、教授、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以及人權戰士和法制國家的捍衛者。索洛馬京清楚地知道，他無法駕馭這些人。
而同部長們打交道就是另外一種情況了。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許多年前曾在首都莫斯科市黨委會的機關工作過，他所在的這個處正好是領導科研工作的，這使他清楚地瞭解莫斯科市各科研機構的情況，他相當準確地知道，他感興趣的那些問題應由哪個部門進行研究。這些研究所大部分隸屬於強力部門的部長們。研究車臣問題，首先當然要由隸屬於國防部、內務部、聯邦安全局和緊急狀態部的各研究所負責，這是理所當然的。
在這些部門中，不論它們以前的名稱如何，黨的監督作用產生的影響始終是特別大的，在這裡找到一些熟人，對索洛馬京來說不會有任何困難。紹利亞克還沒有出獄，正在獄中度過出獄前的最後的日子，而此時索洛馬京已經瞭解到了有關情況。對實現他的目標來說，最有希望提供幫助的是兩個研究所，其中一個隸屬於內務部，另一個則隸屬於緊急狀態部。在這兩個研究所裡工作的有調解衝突的專家，而類似於車臣危機這種問題，是由政治理論家、社會學家、法律學家、軍事家、經濟學家以及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集體進行研究和寫作的。總而言之，這兩個研究所對車臣問題進行了綜合、廣泛和認真的研究，更不用說那些由政府成員管轄的人才濟濟的科研機構了。
接下來就需要確定，這兩個研究所中的哪一個取得成功的把握性更大。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知道，應當從哪些方面考察並根據什麼條件下結論。其中一個研究所的領導班子由老練的人員組成，也就是說這些人是在六七十年代成長起來的。那時佔統治地位的原則是：第一個報告情況的人就是反應比較敏銳的人，而經常報喜的人就能成為紅人兒。除了上述兩條原則外還有第三條原則，一般說來這條原則實際上與第一條類同，這就是愛打小報告的人吃香。
另一個研究所的首長（他們就是首長，而不是所長，因為這兩個研究所都隸屬於軍事化的部門，並且它們的工作人員都佩戴肩章），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可是他的副手們卻是一些不超過四十二三歲的年輕人，這些人幹事情基本上不需要得到部長和政府的同意。他們有博士學位和教授職稱、二十年以上的軍齡，退休後可以領取養老金。
因此，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就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領導成員平均年齡偏大的那個科研機構上。這位研究所的首長，在抓自己的博士學位的評定方面一點不鬆手，那時報告和論文的答辯做法已經開始推廣。也許他一生也寫不出一篇像樣的有分量的學位論文，這一點大家都知道，因此大家背地裡都在譏笑他。這位首長做過答辯之後，大約有一週時間就不停地活動，找熟人託門子，以便使自己混上某個科學院院士的學位，大家都覺得這真是可笑之極，並對他這種令人作嘔的行為嗤之以鼻。這是一個混亂的時期，五花八門的科學院大量湧現，這些科學院又把院士學位胡亂分配。這些學位沒有規定應承擔的義務，也不和增加工資掛鈞，更談不上這些學位對加強研究生的科學指導工作會發揮重要作用。但是也有這樣一些人，他們為能在文件或者其他信函落款上寫上“某某院士”幾個字而感到沾沾自喜。好啦，就祝他們身體健康，心想事成吧。這樣做沒有好處，但是害處，不會也沒有吧。
這位上了年紀的研究所院士所長有四位副手，而實際上還不止四位，但是從事科研工作的是四個副所長。然後他們每人主管自己的一個部門，這個部門又由處、科和實驗室組成，有自己的科研課題。索洛馬京也沒有算過主管幹部、後勤的副職以及其他副職有多少。到1996年2月前半月為止，形勢大致如下：
研究所的這位院士首長決定把自己去年剩下的很長一段假期用完，就去了濱海地區本部門的一所療養院。他從四名副職中指定一人代他履行職責。此人就是62歲的普里貝洛夫副博士，群眾認為，他晉升博士的論文已經寫了二十年了。就在部裡下達命令，要求對擺脫車臣危機的各種方案儘快寫出分析材料時，代理研究所所長把領導權又交給了另一名副所長。這位副所長姓謝爾貢，稍年輕一些，只有57歲，也擁有副博士學位。一個研究車臣危機的理論家小組是由他領導的。
閱歷豐富的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索洛馬京認為，只能依靠能夠寫出總結性文件的研究所的領導人。一個是直接領導可以寫成總結文件的研究所副所長，能依靠嗎？一個是正式代理所長的研究所副所長，他行嗎？或者依靠所長本人，他目前不在莫斯科，最近也回不來。但是為了這件重要事情，要不就再等一等……
根據自己的經驗，索洛馬京堅定地認為，被捲進衝突的人越多，對沖突者處理越簡單，甚至不等他們達成協議和妥協就處理了。這樣看來，首先應當辦的事情，就是通知在濱海地區靜心休養的所長，研究所接到一項任務，非常重要而且時間緊急。顯然，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不會親自做這件事，讓大家都看到這裡面有個人動機，實在沒那個必要。但是不管怎樣，院士所長還是知道了本所接受任務的事，他立即給代理所長普里貝洛夫打來了電話：
“伊戈爾-尼古拉那維奇，我今天就坐飛機回莫斯科，”他一本正經地說，“明天，您召集一下，16時，把所有的副所長都請來……”他還提到了幾位主任研究員的姓名，“我們要成立一個文件起草工作組，由我親自領導。”
聽了這話以後，普里貝洛夫氣得差點兒上不來氣。頭兒是怎麼知道的呢？普里貝洛夫是這樣盤算的，趁所長休假去療養，可以由他簽署發一份文件。當然，他普里貝洛夫不是一個傻瓜，說到成立工作組的事，他同樣馬上表示支持。這樣做的用意何在呢？局外人不會立刻就弄明白的。這樣做的意義就在於，這些科研工作人員對這個問題研究得很透徹，總結性文件當然由他們寫，他們使這份文件作為精品交出去，還要用研究所的公文紙寫一封附函，他們說函件上會有：茲將問題的分析材料寄給您，此致，代理所長普里貝洛夫等字眼。那麼收到這份文件的人會怎麼想呢？毫無疑問他會認為：在這個研究所裡有一些精明強幹的人員，他們都是好樣的。這可太妙了！工作人員尚且如此，一個賽一個，而他普里貝洛夫又怎麼樣呢？當然沒說的。因此一定得成立工作組，由他親自坐鎮領導。也就是說，應當把研究所的所有領導人和資深學者召集起來，向他們宣佈，就說我們接到一個複雜而又重要的任務，是由我們親愛的部長下達的，而當然也是我們親愛的總理下達的。因此我命令成立一個工作組（好就好在這畢竟是一個軍事部門，行動聽指揮），它的成員有：我，還有我們大家喜歡的人。接下來他列舉了處科的一些研究人員的名字，這些處科是從事前面已經說過的那個問題的研究的，還有兩三位德高望重的教授也被吸收進來。文件的起草辦法要靠工作組自己決定：科研人員（從初職到高職）都要夜以繼日開動腦筋，靠大家的智慧把文件寫出來，之後拿給他們喜歡的那個人看。他們喜歡的那個人閱讀這份文件，甚至裝模作樣對文件作了修改。普里貝洛夫對文件也會進行修改，即使他不修改，院士所長也會修改的。修改之處，是把有些頁上的段落前後調換一下，將“這樣”一詞改成“如此”（例如，把“這樣重大的轉折”改成“如此重大的轉折”），用“就本質而言”代替“實際上”等等。然後，考慮到對文件要作進一步修改，就打印若干份，但是，最主要的還不在於此。要緊的是必須在那封附函上寫上：茲將工作組撰寫的分析材料寄給您，此工作組是在普里貝洛夫副博士的領導下完成這項任務的。這才是最寶貴的核心。收到這份文件的大老闆會閱讀它，並且會說：“這位普里貝洛夫是個聰明人，他組織起一個精明強幹的班子，在工作中善於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顯然，他本人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很透徹。”
工作組成立起來了，理所當然地由院士所長親自領導。對於事情出現這樣的局面，普里貝洛夫打心眼裡不能接受。他當副職的時間太久了，總算碰上一次機會，哪怕是稍微體驗一下當所長的滋味也行，他就是這麼想的。於是普里貝洛夫就到部裡去找自己的熟人，這個人有辦法接近內閣最“上層”的人士。
他們閒談了一些其他事情，普里貝洛夫的一個侄子今年要中學畢業，他想報考這個部門的高等學校，因此為此事操心的叔叔想從自己身居高位的熟人那裡探聽些消息，應屆中學畢業生的個人檔案材料是否已經開始整理，體檢委員會是否已經開始工作。上面的事情說完以後，普里貝洛夫深深嘆了一口氣，搖搖頭說：
“難道能讓我們所那個頭頭拿整個工作當兒戲，這可真叫人難受！我們研究所那些精明強幹和業務熟練的人員個個工作都不錯，但是，在他的領導下能幹出名堂嗎？”
“你等等，”這位部長級官員有些著急地說，“你在說什麼？”
“就是我們那位所長大人。你知道嗎？他老早就預料到了，這樣的任務很可能下達給我們，因此他很快就辦妥了休假手續，並走得遠遠的。他當然知道，這項任務他完成不了。他在這方面簡直是一竅不通，而且他怕露餡兒。每次拿給他文件讓他簽發，他一壓就是幾個星期，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嗎？因為他吃不透材料的意思，提心吊膽，害怕出什麼差錯。於是他要去濱海地區療養，就選目前這個時機，以便避開起草關於車臣的這份文件。不知哪兒來的一個白痴，告訴他說任務已經分配下來了。你想他該怎麼辦呢？他可能認為，他似乎什麼情況也不瞭解，而當他回來後，人們再向他報告，就說根據下達的指示，他們已寫好了一份文件。如果文件中有什麼地方出了問題，這也是他不在時由其他人造成的，他沒有過錯，而他要追究下屬人員的責任。左右逢源，這話不假吧？那麼，現在他該幹些什麼呢？既然已經通知了任務已經下達，無法再裝做不知道了。坐飛機回來，他要親自領導。這項任務畢竟是我們國家頭等重要的事情，誰也無法迴避。他就成立了一個工作組，由他親自領導。而他本人卻是夜不成眠，什麼好藥也無法使他入睡，誠惶誠恐地等待著天亮。他真叫人覺得可憐，可是他又不想參與這項工作，他也老實承認，這個工作拖不得。有趣的是，究竟什麼人把他推到了這種易受攻擊的位置上呢？”
“怎麼能說成是推呢？”這位國家官員反駁說，“沒有人去推你們的所長。向所領導人報告一下，他的部門已經接受了任務，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一點也不奇怪。在這方面你發現有秘密活動嗎？”
“有，這件事有些蹊蹺，他在休假時，所長是我。我是所長，明白嗎？作為一位領導人，我完全知道我的研究所裡發生的事情。應當由我，而不是由部裡的某某人決定，什麼需要通知正在休假的所長，而什麼不需要通知他。早在一個月前，我和他就說妥，只要一有可能接受這種任務，他馬上辦理休假手續出發遠行，而起草文件的任務將由一個工作組完成，這個小組由我領導，因為在這類問題的研究上，我畢竟比他強。倘若他還在莫斯科的話，那麼人們就搞不明白了，為什麼他不親自領導工作組，撰寫這份重要的文件呢？這可是一份事關全國的要件啊！而在他已經走了的情況下，不會再有什麼問題了。可是，為什麼又有人通知了他，你能給我解釋一下嗎？打這個電話就等於把他逼進了一個角落，使他無法再做其他選擇。因此得到這個通知後，他就不可能仍呆在療養院裡了，必須對這件事做出反應，需要立即動身回來領導工作組。這就是他的情況，事情這麼辦會使誰更加滿意呢？”
“我不明白，你為何如此心神不定，”這位官員聳了聳肩說，“如果按地位而論應當由他領導工作組，就讓他名正言順地去領導吧，如果你在這方面的研究造詣甚高，所有材料由你起草。大家都是這麼辦的，我沒看出有什麼問題。署上領導人的名字僅是為了履行公事，首長從來也不親自動手。”
“這事在您看來可能不值一提，”普里貝洛夫用很平靜的語氣說，“我的博士論文應當派上用場，我需要將它付諸實踐，同時我也需要名望。如果由我領導工作組，對此必然要下命令，它就能永遠證實這一事實。而如果由我們所的頭兒正式領導這個小組，那麼我什麼好處也撈不到。親愛的，我已經不是應當為這位大叔效力的那個歲數了。因此請您要考慮到，我們的研究所會葬送這項任務。我們將愧對整個部，而部又會愧對政府。”
“你這是危言聳聽，”這位國家官員指出，“要知道現在是你領導這個研究所，你是代理所長。你竟然如此無動於衷地對我說，你的研究所完不成部和政府下達的任務？換句話說，你是位不稱職的所長，你沒能力領導這個研究所，是不是這樣？”
“假若我是所長，那就應該由我領導這個工作組，”普里貝洛夫態度很堅定地說，“在這種情況下，我要親自對出手的總結性文件的質量負責，我可以向你保證，送出的文件必定是觀點明確條理清楚邏輯嚴謹的。而如果工作組由我們那位院士所長領導，那麼你們作為辦事正派的人應當起草一份命令，將他從休假地召回。那時這份總結性文件就不是在我的領導下，而是在他的領導下被葬送。你們應當明白，現在這種做法，不僅把他推到了眾矢之的的位置上，就連我也不能倖免。既然你們不讓我領導工作組並組織文件的撰寫，你們就別打算把失敗的責任往我身上推。親愛的，您對這類需要慎重做出的行政決定怎麼能抱無所謂的態度呢？”
“這麼說來，還是你對，考慮得周全。”這位熟人沉思少頃後說。
第二天，院士所長轉彎抹角地瞭解到，由於要撰寫一份關於車臣危機的材料，部裡就有人賣勁地打起了研究所的主意。院士所長開始有些坐臥不安，雖然傳到他耳朵的消息是隻言片語，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文件的完稿日期要大大提前……他從普里貝洛大的臉色就已感覺到，想得到他的幫助和支持是沒有指望了。全部希望只好寄託在謝爾貢身上，此人也是一位副所長，正在籌備起草這份文件的一些理論家和調解衝突的專家也曾在他的領導下工作過。
彼得-帕夫洛維奇-謝爾貢同樣想參加瓜分這塊大蛋糕。不過他的做法不像普里貝洛夫那樣魯莽和不顧一切，但是想插手這份文件起草的想法確實存在。彼得-帕夫洛維奇想領導自己從事的科學研究工作，成為專家小組的頭，這些專家只對這個科研方向範圍內的一些課題開展研究。他對其他問題不感興趣，也不想為了錢或者職位去研究它們。他渴望具有學者的名望，他把這種名望只看做是在獨立科研方面發表了精品佳作和提出了真知灼見的結果，這項科研工作解決了在多民族社會意識背景下的社會衝突問題。當然，他同樣非常希望在上送材料的附函中寫上，此材料是由謝爾貢副博士領導的工作組寫成的。這也為他今後出名作了鋪墊。當他要為創辦自己的實驗室甚至研究所而開闢道路時，大家都會說：這就是那位為總統起草文件的謝爾貢；就是這位謝爾貢解答了制止車臣戰爭的一些疑難問題；這些人都曾經和謝爾貢一起工作過，他們是謝爾貢學派。到那個時候不但有了自己的研究所，也有了經費，有了幹部，對他當刮目相看。
但是，他不知道應當怎樣做才能把謝爾貢的名字寫進那封附函中，對此他一籌莫展。
有一天，他是乘地鐵回家的。那天路上結了一層薄冰，清晨路面打滑，他沒有冒險開車上班。天色已經很晚了，10時15分了，可是當他離開研究所大樓數米遠轉過身抬頭望時，透過第五層的窗戶可以看到明亮的燈光，這就是說研究人員們還在工作。當然這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部裡每月總要向他們下達一兩個“急件”，大家加班加點幹工作，因為他們每人都佩戴著肩章，就可以命令他們說：工作沒幹完不準回家。大家都沒有走，認真工作，誰也不閒著。
這個研究所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位於歪歪斜斜的一些小巷深處，小巷雖說是石砌路面，但工程質量低劣，加之路燈經常不亮，路過這裡踏進凹坑和威腳的事時常發生。從研究所有三條路通向三個不同的地鐵站，距離幾乎都差不多，路都同樣不好走。
彼得-帕夫洛維奇注意看著腳下和人行道路面，小心翼翼，生怕摔一跤，他只顧走路，沒有察覺從哪裡冒出來一個男人。也不知道他是迎面走過來的，還是從後面赴上來的，或是從側面過來的。
“您就是彼得-帕夫洛維奇嗎？”那個男人用渾厚的嗓音像背臺詞一樣地問道。
“是的。”謝爾貢順口答道，困惑不解地看了看這位陌生人。
站在他面前的這位男人，高高的個頭，穿著講究，看上去和他年齡相仿，沒有戴帽子，滿頭濃密的花白頭髮，一雙黑而明亮的眼睛。
“我想耽擱您幾分鐘時間，我不會留您太久，不過，這要看您配合不配合了。”
“請原諒，”謝爾貢果斷地說，此時他仍穿著上班穿的軍裝，佩戴的是上校軍銜，“現在已經很晚了，我正急著趕路。再說，我倆也不認識，如果您有事找我，請在上班時找我。”
“我怎麼可能到班上去找您呢？”花白頭髮的陌生人語氣緩和地反駁說，“沒有特別證件，門衛不會讓我進入你們機關的。我只有身份證，要進入你們的辦公區，它絕對不管用。給您打電話吧，我也辦不到，因為我沒有您的電話號碼。”
謝爾貢心想：“還是在這兒讓他把話說完，然後我再走，總比把電話號碼留給他強，因為一旦他有了電話號碼，再甩開他就難了。”
“這樣吧，咱們邊走邊說，我要到地鐵站去，您就說您的事情吧。”他打定了主意後說。
“我請您原諒，我嘛，大概缺乏教養，”花白頭髮的人用乾巴巴的腔調說，“我願意與之交談的人，他應當是一個男子漢，彼此面對面地交談。我不能與那種心不在焉的人——邊走邊看著腳下、心裡想著別摔跤的人交談。”
謝爾貢對這個人產生了難以名狀的惻隱之心，因為他不像那種催命似的求你辦事的人，那種人往往跑步追上你，把一份文件遞給你，生磨硬纏讓你簽字，你在匆忙趕路，他也明明知道，讓你簽字的文件你還沒有看過。謝爾貢四下看了看，不遠處有一個兒童遊戲場地，還有一些長椅子。今天電線杆上的路燈沒有不亮的，大街上燈火通明，汽車如流。在長椅子上坐一會兒，讓這個始終保持著人格的人把話說完，謝爾貢認為這樣做沒啥危險，也不會丟面子。
“讓我們過去坐會兒吧。”他邊說邊向兒童遊戲場那邊指了指。
他們朝著長椅子走去，然後就坐在了上面。彼得-帕夫洛維奇把自己的公文包放在腿上。這位陌生人儘管沒有特別舉動也沒有講話，但他做出的樣子讓人更加同情。
“我現在就聽您說了。”謝爾貢側過身子面向他說。他本來想把話說得婉轉一些，不知為什麼舌頭突然有點不聽使喚，結果就脫口而出了。
他已做了可能會發生令人吃驚的事情的思想準備，可是又打消了這種念頭。花白頭髮的男人把溫暖的手輕輕地放在了他的手上，這使謝爾貢馬上感到安心和愜意，這種感覺如同洗過澡躺在床上蓋著暖烘烘的羽絨被一樣溫暖輕鬆。這時連一點令人吃驚的事情也沒有發生。下面的事情也很自然，現在該這個男人向他彼得-帕夫洛維奇指出要辦的事情了。當然，他得先聽著，不聽也不行。
“您應當什麼時候把文件交給工作組領導人？”男人問道。
“19日，星期一。”
“定稿的文件應當什麼時候從研究所交給部長？”
“星期三，21日。”
“到今天為止文件已寫得怎麼樣了？”
“所有的素材都已經有了，但是它們是分散的，需要把它們寫成一個有機聯繫的文本。”
“這還需要多少時間？”
“很多。”
“怎麼個多法？”
“確實很多，但我們會把這項工作很快乾完，我們經驗豐富。”
“彼得-帕夫洛維奇，您好好聽我說，你們應當加快再加快地把文件寫完。您聽明白了嗎？比你們計劃的時間要提前整整兩天搞完。您把那份文件拿給我。您可以送文件的磁盤來，不一定打印出來。您把材料拿來後的兩天裡，不得讓任何人看到這份材料，也不得對任何人說材料已經寫好。您能把這件事安排好嗎？”
“我不知道。這太困難了。知道這件事的人可太多了。比如打印的人，他就知道文件已經寫好。如果我不向領導報告文件已經寫好，誰都覺得不可思議。”
“您就說，您把文件帶回家了，您需要認認真真地看一看。這份文件極其重要，因此辦這件事不能露出絲毫破綻而引起別人的懷疑。彼得-帕夫洛維奇，您應當完成這件事。您一定，一定要親自把這件事做好。您交給我材料的時間是星期五，2月16日。2月16日，您帶著錄有定稿文件的磁盤迴家去。在路上我向您迎面走過來，接著我就把磁盤拿走。到2月16日還有三天。這三天內我向您發功，使您處於迷睡狀態，您照樣去上班，履行自己的職責，作出決定，在這種情況下，您有一種意念：我是您的一部分，是您知覺的一部分，我在密切注視著您對於我所吩咐的事情的完成情況。您不要把我們見面的事情告訴任何人，但您要念念不忘您應做的事情。您要竭盡全力在指定的期限前出色地把事情辦完。您聽懂了我的話嗎？”
“聽懂了。”謝爾貢木訥地應了一句。
星期五，2月16日，在回家的路上彼得-帕夫洛維奇，謝爾貢再次同那個眼睛又黑又亮、頭髮花白的男人相會並將一個磁盤交給他，磁盤上錄有長達六十頁的一份分析材料。這一次，陌生男人帶了一隻大書包，他從書包裡掏出一臺便攜式計算機，把它打開，裝入磁盤進行檢查。謝爾貢把自己應該帶的東西都帶來了。一般說來，卡爾從不懷疑，經他發功進入迷睡狀態的人會不服從命令，但是為防備萬一，還是應當進行一下檢查為妙。他心生疑竇，要是磁盤沒有巧妙的保護裝置，使人無法複製甚至沒法看可怎麼辦？如果謝爾貢把磁盤弄混了，匆忙之中從桌上拿來的不是需要的那張磁盤又怎麼辦？這些也許還算不上最要緊的，倘若磁盤是拿到手了，也解除了謝爾貢的迷睡狀態，才發現磁盤是假的，那以後可怎麼辦呀？
然而，一切都正常。
“您將永遠回憶不起來，我是如何對您進行暗中監視的，”卡爾-裡菲尼烏斯盯著謝爾貢的臉並握住他的手說，“但是，您將記得發生在我們之間的一切事情。記得交給我一張錄有重要材料的磁盤，兩天後您將把這份材料呈送給領導。無論何時您知道了，有人使用了這份材料，您也不要大驚小怪和生氣。您就說，這種事情只是一般的巧合。因為當一種想法在一個人的頭腦中出現的時候，這種想法完全可能在另一個人的頭腦中也出現。只不過是有的人先想到，而有的人後想到，這都是正常現象，在科學上這樣的情況也屢見不鮮。因此絲毫不值得氣憤，也用不著說三道四。我希望您能充分理解我做的事情，只有這樣您才能信任我。我可以抹掉您的記憶，使您再也想不起，我們曾經會晤過以及您還給過我一個磁盤。但是，明天您就得去上班，並且您還得再次修改這份材料。可是，幾天之後您將從新聞媒體中知道，有人把您的這份文件中的思想觀點說成是自己的。當然，您會因此而感到氣憤，揮舞拳頭說要追查，在工作人員中查找吃裡扒外的傢伙、洩密者，一句話，要找出走漏消息的人。然而這類人好像沒有找到。您使好人蒙受委屈，您煽起了自己部屬的反感情緒，都來反對您。這件事最終也會查個水落石出的，原來這是您自己搗的鬼。於是您作為學者、領導人和軍官將身敗名裂。因此，您應當牢記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不要幹蠢事。如果您能正確把握自己，任何人休想知道一點情況。如果您不聽我的話，那倒黴的只能是您自己。因為您回憶不起我長得是什麼模樣，您永遠不會認出我來。這樣一來，人們還會把您送進精神病診療所。您相信我嗎？”
“是的，”謝爾貢壓低了嗓音說，“我相信您。”
“您能照我說的去做嗎？”
“能，我一切照辦。”
“您重複一遍，您應當做些什麼。”
“我不認識您，我也不記得您如何進行暗中監視的。我們從未見過面。我曾向某人提供了一個磁盤，可是，已完全不記得交給了誰和為什麼這樣做。我應當對此守口如瓶。”
“好極了，彼得-帕夫洛維奇。現在我就解除您的迷睡狀態，請跟我走，慢一點，彆著急，我為您引路，我認識路，請您信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