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燾盛怒之下就下令逮捕了司徒崔浩，接下來就要逮捕中書侍郎高允。偏偏太武帝的兒子，就是當時的太子拓跋晃，曾經跟高允念過書，他知道這件事情以後，想保護自己的老師，就把高允請到東宮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拓跋晃和高允一起進宮朝見。
二人來到宮門前，太子對高允說："我們進去見皇上，我自會引導你怎麼做。一旦皇上問什麼話，你只管按照我的話去說。"高允問："殿下，這是為什麼啊？"太子只是說："我們進去就知道了。"
先是太子進去跟他父親說："高允做事一向小心謹慎，而且地位卑賤，《國書》中的一切都是崔浩寫的，與高允無關，我請求您赦免高允的死罪。"拓跋燾就召見高允，問："《國書》果真都是崔浩一個人寫的嗎？"這個時候，高允明白髮生了什麼事，但他是這樣回答的："《太祖紀》由前著作郎鄧淵撰寫，《先帝紀》和《今紀》是我和崔浩兩人共同撰寫的。不過，崔浩兼職很多，他只不過領銜總裁而已，至於具體的著述工作，我寫得要比崔浩多得多。"
拓跋燾一聽，大怒，說："敢情你寫的比崔浩還多，你的罪行比崔浩還大，怎麼可能讓你活！"太子慌了，非常害怕，趕緊對他的父親說："您的盛怒把高允嚇壞了，他只是一介小臣，現在說話都語無倫次了。我以前問過他這件事，都說是崔浩一人寫的，真的與他無關。"
拓跋燾又問高允："真的像太子說的那樣嗎？"高允不慌不忙，回答說："我的罪過確實非常大，應該滅族，但我不敢說虛妄的話來騙您。太子因為我長期給他講書而哀憐我，想要救我一條命。其實，他沒有問過我，我也沒有對他說過這些話。我不敢瞎說。"
拓跋燾回過頭去對太子說："這就是正直啊！這在人情上很難做到，而高允卻能做得到！馬上就要死了，卻不改變他說的話，這就是誠實啊。作為臣子，不欺騙皇帝，這就是忠貞啊。應該赦免他的罪過，要褒揚他。"於是，皇帝赦免了高允。
高允臨死不說假話，這在北魏歷史上是一個很著名的故事。
高允的勇氣從何而來？它來自於一種內心的忠誠。誠信，有時候是需要大勇敢的。它需要自己內心對於一種價值的堅持，這種價值延伸出來，就已經不僅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關係到更多人的利益。
2007年"感動中國"的人物裡面還有這樣一個人，"良心醫生"陳曉蘭。她是上海市虹口區廣中醫院理療科的大夫。她看到，這十年間醫院進的醫療器材有相當多的是假冒偽劣產品，有害於患者。陳曉蘭堅持揭發這事。十年中，經她揭發的假冒偽劣醫療器械多達二十多種，其中有八種已經由國家下文予以廢止。
但是，這十年中，這名醫生付出了什麼代價呢？因為觸犯了醫院的利益，醫院強行把她調離原來的崗位，後來又強迫她提前退休。丟了工作之後，她深入到醫療器械交易的直接環節，更堅定地去揭露更多的黑幕，所以她被很多同行指責為"叛徒"。
對我們來說，陳曉蘭的勇敢其實比北魏史官高允的勇敢還要有價值。這不僅僅關係到她個人的誠信，更關係到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也就是說，她的良知成為整個社會風尚的一副淨化劑。就是這樣一個弱女子，成了廣大患者的一道保護屏障。
陳美麗和陳曉蘭，不過是兩個普普通通的弱女子，但是你能說她們內心的力量就單薄嗎？這種力量堅強而龐大，我相信它會有非常大的反響。這樣的力量推展起來，從一個人到整個社會，對一個國家影響巨大。這就是誠信的力量。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需不需要誠信？對此，《論語》中就有過很多闡述。孔子曾經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他說，治理有千乘馬車這樣的一箇中等偏大的國家，該怎麼做呢？無非就是幾件事，第一就是"敬事而信"。治理者一定要嚴肅認真地對待政務，信實無欺，這是一個出發點。接下去，"節用而愛人"。也就是說，要能夠節約財政開支，關愛百姓。讓百姓做事時，要怎麼做呢？"使民以時"，按照四時節序，應該怎麼用就怎麼用，調劑好忙閒，而不要違背這個天時，不要在農忙的時候讓老百姓服很多的勞役。
孔子提出的治國之道，其基本出發點就是誠信，主持國家政務的人要講信譽。真要有信譽，不僅僅對國家好，對於發佈政令的人本身也有好處。
《論語》中還有這樣的話："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論語·子張》)孔子的學生子夏說，一個君子要在建立起信譽、贏得老百姓的信任之後，才可以讓百姓們去幹活，不管是讓他們服兵役，服徭役，還是去幹什麼，老百姓這時都會心甘情願。如果老百姓沒有對這個執政者產生信任，就會覺得執政者是在虐待自己。如果一個忠臣去進諫，也要先贏得君主的信任，先在君主面前樹立起信譽才行。如果沒有做到這一點，君主就會覺得你在誹謗他。那樣的話，後果就不太妙了。
子夏的這段話，讓我想起一個人，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有一個著名的臣子，就是魏徵。李世民登基不久，有一次徵兵，苦於兵力不足，當時封德彝給他提了一個建議，不足十八歲的中男，如果體格魁梧，也可以一併徵上來。李世民一想，國家正缺士兵，就答應了。
唐代的制度，男孩十六歲以上叫中男，二十一歲以上叫丁，丁才負擔力役。讓未滿十八歲的男孩當兵，肯定不合制度。結果呢，徵兵敕文簽署下去，到了魏徵這兒，魏徵堅持不籤，給退回來了。李世民接著下敕文，魏徵再退回來，一連退了好幾次。按照程序，魏徵不簽署，這個敕文就發不下去，無效。
李世民大怒，急召魏徵。李世民說："中男裡身強力壯的人，可能是奸民謊報年齡以逃避兵役，就是徵發他們又能怎麼樣？你為什麼要這麼固執己見呢？"魏徵回答："帶兵之道在於指揮有方，而不在於依仗數量多。陛下徵發壯年成丁，好好訓練，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弱小以增加虛數呢！況且，陛下曾經說要以誠信治理天下，而今您即位不久，但已經失信多次了！"
李世民一聽，非常驚訝，問："我哪裡有失信的事情？"魏徵倒也不慌，侃侃而談，一下列舉了當時好幾件失信於民的事情，比如說今天出臺一個政策說蠲免賦稅了，明天又下一道敕文徵收如故。
魏徵又說："陛下曾經下敕文說：-已經出力役者、已經交納賦稅者，今年就不徵了，從明年開始-但是後來還是加徵賦稅了，而今您又徵兵，哪裡就是明年再徵呢？何況，與您共治天下的地方官時常檢閱賦稅人丁簿冊，徵稅徵兵都以此為準。徵稅時沒問題，可這次徵兵您卻懷疑他們欺詐，難道這就是陛下所說的以誠信治天下嗎？"
李世民聽了魏徵的一席話，恍然大悟，非常高興地說："以前我以為你固執，不懂得政務，今天聽你議論國家大事，真是非常精要。如果國家的號令不講信用，百姓就會無所適從，天下怎麼可能安定！我的錯誤真大啊。"
結果，李世民不僅採納了魏徵的建議，不再徵發中男當兵，同時還賜給魏徵一個金。
這樣的故事在歷史上還有很多。可以說，從一人一事，直到一個國家的治理，信譽為先，這是中國流傳已久的一種道德理念。
談到信譽，我們還得知道大信和小信的區別。
難道誠信還有什麼內在的區別嗎？我們怎樣來區分呢？
孔子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君子貞而不諒。"(《論語·衛靈公》)什麼叫做"貞"？"貞"就是內有所守的大信譽，符合道義。而"諒"呢？"諒"就是內無所守，求信於人，拘於小節，難合大道。也就是說，君子要堅持正義而守大信，觀大勢，顧大局，但不一定要侷限於小節上。
孔子為什麼要分大信、小信呢？這跟他的另一個思想有關。在《論語》中，孔子有很多地方是主張變通的，主張君子要善於通權達變。做一件具體事情之前，允許你在技巧上、在策略上有變通，更好地做好這件事，而不是提倡大家都去做腐儒，固執己見。所以，當子貢有一次問孔子怎麼樣才叫做士的時候，孔子回答說：第一等的"士"是有羞恥之心、不辱君命的人；其次是孝敬父母、順從兄長的人；再次才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至於現在的當政者，都是一些器量狹小的人，根本算不得"士"。我們今天說"言必信，行必果"，含有肯定的褒義，但在孔子那裡，這還只是小信。
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論語·子路》)意思是說，說到一定做到，做事一定堅持到底，但實際上卻不問是非，固執己見，那是小人啊。孔子心目中的"士"，就是懂得羞恥之心、孝敬之道的人，懂得大信的人。
不管從我們個人的人生道路來說，還是從整個社會文明的進展來說，只有守住誠信，才有未來。我想，對於誠信，每一個時代可能有每一個時代的解讀。
讓我們保有內心的誠意，從當下的生活出發，接受現實，樸素面對，並且以一種積極樂觀的態度守住信譽，通往未來的道路一定會向我們敞開。這樣一種觀念，大概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它的積極價值吧。
今天，我們應該怎麼做呢？我想，應該從《論語》出發，結合今天的現實，以《論語》中的誠信來引導今天的生活，走好我們人生的路。
孔子說過一句話："德不孤，必有鄰。"(《論語·里仁》)當我們建立了自己良好的道德體系，當我們的整個道德水準提升之後，不僅是為這個社會做出貢獻，而且會有很多人都在幫助我們，會有志同道合的人跟我們在一起。
有道德的人一定不會孤單。從我們每一個人內心的真誠出發，建立和守住信譽，就一定會建設起一個誠信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