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是“創建非暴力社區”招募新會員的日子。這個社區是華盛頓特區迄今為止最大的避難所。與往常一樣，還是莫迪凱駕車，他計劃第一週帶帶我，再放手讓我單幹。
我對巴利-納佐的威脅和警告置若罔聞。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針鋒相對我絲毫不感到訝異。凌晨前對我的前住處的粗暴的突擊搜查正預示了隨後將會發生什麼。我必須告訴莫迪凱我以前的所作所為。
汽車一發動我就對他説：“我和我妻子已經分居，我已搬出去另住。”
莫迪凱這可憐的傢伙顯然沒料到大清早就會有這樣糟糕的消息。“我很難過。”他説。他轉頭看我時車差點撞到穿越馬路的行人。
“別難過。今天凌晨，警察突擊搜查了我以前住的公寓。不僅僅是衝我而去，更具體地説，是衝着我離開公司時帶走的那份文件。”
“什麼樣的文件？”
“是關於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頓的那份文件。”
“説下去。”
“我們現在知道，德文-哈迪挾持人質招致身亡的原因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將他逐出家門收回房屋的緣故。一起被驅趕的還有另外十六個人，以及一些兒童，朗蒂和她的孩子就在其中。”
他沉吟片刻，道：“這真是一座非常小的城市。”
“那個廢棄倉庫的地權恰好為河橡公司所有，他們打算在那兒造一座大宗郵件服務中心，工程造價兩千萬。”
“我知道那個倉庫，一直有人擅自強住。”
“但他們不是佔住者，至少我是這麼想的。”
“你是光憑猜測呢，還是有真憑實據？”
“眼下只是猜測。文件已經竄改，有人做了手腳。一位名叫赫克託-帕爾馬的律師幫辦負責這項齷齪的工作，他多次實地勘查，最後將那些人掃地出門。他現在成了我的內線。他寫了一張匿名便條，告訴我將那些人驅逐是違法的，他給了我檔案櫃的鑰匙。昨天起，他再沒去上班。”
“他哪裏去了？”
“我也想知道。”
“他給了你鑰匙？”
“他沒有親手交給我，他把鑰匙放在我的辦公桌上，註明了使用方法。”
“然後你就那麼做了？”
“是的。”
“去偷文件？”
“我本來沒有打算去偷。我想去事務所把文件複印下來，在路上與某個闖紅燈的笨蛋撞在一起，結果我就住進了醫院。”
“就是那份我們從你車裏找到的文件嗎？”
“正是，我本想去複印它，然後送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這樣就沒人會發覺。”
“我並不認為那樣做很明智。”他想罵我蠢驢，但礙於我們關係尚淺，沒能出口。
“文件裏少些什麼？”
我把情況做了一番簡單介紹，包括河橡公司的歷史，以及它急於拿到這個項目所做的努力。“壓力就在於要把這塊地牢牢控制在手中，帕爾馬第一次去倉庫時，就遭到了痛擊，他寫了一份備忘錄放進檔案。第二次去時，他帶了一個保鏢，回來時卻發現備忘錄不翼而飛。當初他確實將它歸檔了，很可能是佈雷登-錢斯取走了。”
“那麼備忘錄上寫些什麼？”
“不清楚。但我有一種預感，赫克託檢查了那座倉庫，發現了住在臨時公寓的人。他與他們交談後得知他們實際上付房租給蒂爾曼-甘特利。這樣他們就不屬於擅自佔住空屋者，而是房客，受房屋租賃法的保護，可是為時已晚，拆屋的吊車隆隆地開過來了，關閉那座倉庫是不可避免的了。甘特利想在這筆交易中大撈一筆，所以他無視那份備忘錄。住户們最終被趕了出來。”
“總共有十七個人。”
“是的，另外還有些兒童。”
“你知道另外十六人的姓名嗎？”
“知道。有人給了我一份名單，我懷疑那個人就是帕爾馬，他把名單放在我的辦公桌上。如果我們能找到那些人，我們就有證人了。”
“興許吧。不過更有可能的是甘特利已經恐嚇過他們，他慣於恫嚇，自以為是教父之類的角色。他要讓什麼人閉嘴的話，別人只得照做，否則就得遭殃。”
“但是你不怕他，對不對，莫迪凱？我們去找他，折騰折騰他，他一招架不住就會招出來。”
“在大街上浪費時間？我僱了一個笨蛋。”
“他看見我們保準會嚇得躲開。”
這時的俏皮話聽起來一點都不幽默。汽車內的取暖裝置好像也失靈了，雖然熱氣扇一直在呼呼地吹着，還是讓人感到刺骨的寒冷。
“甘特利從中牟利多少？”他問。
“二十萬，他半年之前就買下了，檔案中沒有購價記錄。”
“賣主是誰？”
“市當局，倉庫本來是報廢的。”
“他很可能只花了五千，至多不超過一萬。”
“回報不錯。”
“確實如此。這對甘特利的境況來説也是一次大大的改善。他本來是個經營小本生意的人，做過聯式公寓業務、洗車服務，開過冷凍食品店，進行過規模不大的商業投機活動。”
“他為什麼買下這座倉庫，把它當做廉價公寓出租？”
“現金交易，比方説，他花五千買下它，再花一千砌上圍牆、裝修幾個廁所，再裝上電燈，就開始營業了。先是放風出去；接着要求租房的人來了；每月一百塊，只收現金。他的租户並不關心什麼書面證明。他讓這個地方看起來始終像一個垃圾場，這樣如果市當局來人檢查，他就説他們只不過是一小撮擅自佔住者，他答應趕他們出去，但那只是口頭説説而已，這種事情多啦，屬於不規範的房屋出租業務。”
我幾乎忍不住要問為什麼市當局對此視若無睹，但幸好我及時打住了。答案是明擺着的。數不清的無蓋窨井，三分之一的警車破舊不堪，屋頂坍塌的學校，窄小擁擠的醫院，五百名無家可歸的母親和找不到一片棲身之地的兒童，只要看看這些就明白了，這座城市出了毛病。
而在這種情況下出現這麼一位行事與眾不同的房東就不足為奇了。實際上正是他給流落街頭的人提供了住處。
“你打算通過什麼方式找到赫克託-帕爾馬呢？”他問。
“我想公司不會解僱他，他們還不至於蠢到那種地步。他們另有七個分部，所以會把他藏到其中的一個。我會找到他的。”
我們到達了鬧市區。他忽然指給我看：“看那些重重疊疊的拖車式活動房屋。那就是蒙特-弗農廣場。”
它有半個街區那麼大，圍牆很高，阻斷了外面人的視線。活動房屋形狀大小不一，有些已破敗不堪，全都髒兮兮的。
“這是城裏最糟糕的居住區，那些是政府給華盛頓市的舊郵政車，市政府的官員們真夠聰明，讓無家可歸者居住。他們一個個像沙丁魚似的擠住在裏面。”
在第二大街與D街的交界處，他指給我看一幢長長的三層樓建築物——一千三百人的棲身之處。
“創建非暴力社區”由一羣反戰分子建於七十年代初期，那時他們聚集在華盛頓抗議示威，給美國政府添了不少麻煩。他們住在華盛頓西北部的一幢房子裏。他們在國會山周圍抗議期間結識了許多無家可歸的越戰老兵，於是合在一處。後來他們多次搬遷，住處越來越大，隊伍也不斷壯大。越戰結束後，他們轉而關注華盛頓無家可歸者的困境，八十年代初，他們中湧現出一位名叫米切-斯奈德的積極分子，他很快變成了流落街頭者的充滿激情的有力的代言人。
“創建非暴力社區”找到了一所廢棄的二年制專科學校。它由聯邦政府出資興建，因此產權仍歸政府所有。他們開進六百人，那所學校就變成了他們的總部和家。政府想方設法驅趕他們，但終難奏效，一九八四年，斯奈德進行了五十一天的絕食鬥爭，抗議政府對無家可歸者的漠不關心。里根總統競選連任前的一個月果斷地宣佈了要把這所學校建成一個模範避難所的計劃，斯奈德這才停止了絕食。人人皆大歡喜。里根再次當選後食言，種種骯髒的官司紛至沓來。
市當局於一九八九年在東南部遠離鬧市區的地方建了一座避難所，計劃遷徙社區內的住户，但他們拒不搬出，且根本無意離開。斯奈德宣稱他們正用木板把窗户釘死，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圍攻。一時謠言很盛，有人説社區內聚集了八百名無家可歸者，貯存了大量的槍支彈藥，即將有一場流血衝突。
市當局只得讓步，並設法安撫他們，社區內的人數增長到一千三百人。米切-斯奈德於一九九○年自殺身亡，市當局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條街道。
我們到達那裏時快八點半了，正是許多人出門的時刻。他們中許多人有工作，絕大多數人白天在外。百十名男人在前門口閒蕩，抽着雪茄。在温暖的房間裏休息了一夜之後，他們在冷冽的清晨裏興致勃勃地談論着。
走進底樓，莫迪凱與躲在防彈玻璃後的門衞打聲招呼，再籤個名，我們走過大廳，在匆匆外出的人流中穿來穿去，我極力想忘掉我的膚色，但根本不可能，我身着夾克，打着領帶，着裝相當得體。以前的日子我一直與富裕為伴，而現在我就像漂浮在黑色的大海里——他們年輕，桀驁不馴，絕大多數有前科，囊中空空，他們會扭斷我的脖子，搶走我的錢包。我避免與他們目光相接，皺着眉頭，眼光向下。我們在人會登記處停下。
“凡加入者終生不得接觸武器和毒品。”莫迪凱開口道，一邊注視着匆匆下樓的人流。我心中略感一絲安慰。
“你在這裏從未感覺害怕過？”我問。
“習慣了。”説得輕鬆，他只是説説而已。
門邊的記事板上寫着前來諮詢者的名單，莫迪凱取下記事板，我們仔細推敲着客户的名單，只有十三人。“比平均數略低。”他説。我們等人開門時，他告訴我詳細情況，“那邊是郵局。這件工作的麻煩之一是與客户保持聯絡，他們的地址經常變動。好的避難所應提供通信服務。”他指向另一扇鄰近的門，“那是服裝供應室，每週接待三十到四十人，第一步是檢查身體，這個季節要提防的是結核病，第二步是供應三套衣服，包括內衣、襪子等。每人每月可回來更新一套，所以一年下來，衣服就不愁了。這些衣服不是破爛貨。每年捐贈的衣服他們穿都穿不完。”
“只供應一年？”
“對，一年期滿就得走人。起初看起來這種做法好像不講情面，但實際並非如此。這樣做的目的是讓他們自立。每個進來的人都必須在一年內戒毒戒酒，學得一技之長，找個工作。絕大多數人不到一年就離開這裏了，只有少數人願意永遠留下來。”
一個名叫厄列的人拿着一長串鑰匙走過來給我們開門，隨即就離開了，我們就地辦公，準備提供諮詢，莫迫凱手持記事板走向門邊，按照名單順序開始叫人：“路德-威廉姆斯。”
路德身軀肥胖，差點撐破門框。他在我們對面坐下，椅子吱吱嘎嘎作響。他穿一件綠色工作服，一雙白色短襪，腳穿一雙橘紅色的橡膠雨鞋。他在五角大樓的地下鍋爐房上夜班，他的女友離他而去，走時將他的財物席捲一空，於是他債台高築，無處棲身，只得求助於避難所，對此他頗感慚愧。“我只是想休息一下。”他説。我替他難過。
他欠下了一大堆債，銀行正向他索債，眼下他寄身於避難所是為了躲債。
“我們來設計一個破產吧。”莫迪凱對我説。我不清楚如何設計破產，雖然點頭了心中卻將信將疑，路德看上去很滿意，我們花了二十分鐘填好表格，他開開心心地離去。
下一個諮詢者名叫托米。他姿態優雅地飄然而入，伸出一隻十指塗得鮮紅的手，我握了握，莫迪凱沒有。托米正全力戒毒，以前吸食過廉價可卡因和海洛因，而且拖欠税款。三年來他一直未交税，國家税務部某一天忽然發現了這個漏洞。另外他還拖欠幾千塊子女撫養費，得知他已當了父親，不管是什麼樣的父親，我心中略感寬慰。戒毒過程異常艱鉅，每天都不能中斷，這使他無法工作。
“你不能不付子女撫養費，也不能拖欠税款。”莫迪凱説。
“我正在戒毒，無法工作。如果我停止戒毒，就會重蹈覆轍。我無法工作又不能宣佈破產，我能做些什麼？”
“什麼都不做。在你戒斷毒癮，找到工作之前，什麼都別操心。到時與我們事務所的邁克爾-布羅克聯繫。”
托米笑了，向我眨眨眼睛，又飄然而出。
“我想他欣賞你。”莫迪凱説。
厄列又拿來了另十一個人的名單，門外排起了隊。我們分頭辦公，我到房間的另一頭，莫迪凱呆在原來的地方，這樣我們一次就可以接待兩個人。
我接待的第一位是面臨着販毒指控的年輕人。我做了詳細筆錄，以便隨後與莫迪凱商量。
第二位的情形使我感到震驚：白人，四十歲左右，沒有紋身，臉上無疤痕，牙齒整齊，沒戴耳環，眼睛沒充血，也沒酒糟鼻子。他的鬍子一週末刮，頭髮有一個月未理。我與他握手時注意到他的手柔軟而潮濕，他叫保羅-佩勒姆，三個月前進入避難所，曾當過醫生。
吸毒，離異，經濟上入不敷出，以及行醫執照被吊銷，所有這些都是無法更改的事實，一切都在不久前發生，又好像是很久以前發生的事。他只想找個人傾訴一番，這個人最好長着一副白麪孔。偶爾他會瞥一眼坐在桌子另一端的莫迪凱。
佩勒姆過去是賓夕法尼亞州斯克蘭頓市的一名傑出的婦科醫生，那時他擁有寬敞的住房、奔馳車、漂亮的妻子、可愛的兒女。他先是服用輕度毒品，隨後愈陷愈深，開始嘗試可卡因，並與在他診所工作的多名女護士有染，他兼營房地產和金融業。一次，他為一位婦女做正常的分娩時，嬰兒死了。嬰兒的父親，一位受人尊敬的部長，親眼目睹了這個事件。隨即是官司纏身，名譽掃地。他服用更多的毒品，私生活愈加放縱，一切全毀了。他從病人身上染上性病，再傳給妻子，他的妻子分得全部家產，遷往佛羅里達州。
他的故事深深地打動了我。在我短暫的貧民律師生涯裏，對於我迄今為止所遇到的每一個諮詢者，我都想知道他們淪落街頭的每一個細節。我不想讓這樣悲慘的境遇落到我的頭上，像我這樣階層的人不應擔心會落到如此下場。
佩勒姆很令人着迷，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能夠看着我的當事人，而且可以説，對了，大概他講的情況和我很相近。生活會隨時毀了任何一個人，他很願意談論這種事。
他暗示説可能有人在跟蹤他。聽他説了一大通後我正要問他究竟為什麼要找律師，這時他説：“我的破產背後有隱情。”
我倆談話時莫迪凱正一個個地打發着他的客户，我重新拿起筆準備記錄：“什麼樣的隱情？”
他説他的破產律師被騙了，接着又絮絮叨叨地訴説銀行的過早關門導致了他的破產，説話時他聲調柔和，語音低沉。每當莫迪凱向這邊投過一瞥時他便打住不説。
“還有。”他接着説道。
“什麼？”我問。
“你能替我保密嗎？我的意思是我曾僱過許多律師，我付報酬，上帝可以作證。”
“我一定替你保密。”我認真地説。也許我不會有報酬，但有無報酬並不影響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關係。
“你不能透露給任何一個人。”
“一個字也不會。”我忽然明白隱身於一千三百人之中，住在華盛頓鬧市區的一家無家可歸者避難所，是躲避追蹤的最好方法。
看上去他對我的保證很滿意。“當我四處漂泊的時候，”他説，聲音更低了，“我發現我妻子與另一個男人會面，我的一個病人告訴我的。當一個女人脱光了衣服接受檢查時，她什麼都會跟你説。我大為驚恐，於是僱了一名私人偵探，果然不出所料，確有其事。那個人有一天忽然消失了。”他停下來，等我問話。
“消失了？”
“是呀，再沒見過他。”
“他死了？”我問，心中有些驚愕。
他微微點點頭。
“你知道他屍體在哪兒嗎？”
他又點了點頭。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四年以前。”
我記錄時手忍不住發抖。
他湊近我，小聲道：“他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工，我妻子在賓州州立大學讀書時的男友。”
“説下去。”我要求道。他説的是不是真話我心中一點沒有把握。
“他們尾隨我。”
“誰？”
“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他們四年來一直在跟蹤我。”
“你想讓我為你做點什麼？”
“不知道。也許你能為我了結此事，我已厭倦了這種被跟蹤的生活。”
我略作沉吟，這時莫迪凱剛與一個人談完，正叫下一個，佩勒姆仔細觀察着他的每個動作。
“我需要一些有關資料，”我對他説，“你知道那個特工的名字嗎？”
“是的。我知道他生於何時何地。”
“也知道他死於何時何地？”
“對。”
他身邊沒帶任何文字材料。
“為什麼不到我的辦公室去？帶着材料來，我們在那兒談。”
“讓我想想。”他邊説邊看他的手錶。他解釋説他在教堂裏業餘兼職當門房，他快遲到了。我們握了握手，他就走了。
我很快就明白了當貧民律師的一項重要本領就是要善於傾聽。我的許多當事人只是需要傾訴。他們在生活中都飽受了各種各樣的打擊，現在有人提供免費的法律諮詢，為什麼不對着他們一吐為快呢？莫迪凱很善於巧妙地抓住當事人敍述背後的實質性內容，再做取捨；而我則為這些人竟然窮到如此地步感到震驚。
我還明白一件案子最好立時解決，不要拖泥帶水。我有一本筆記本，上面記錄着有關食物配給券、住房、醫療、社會保險卡，甚至還有駕駛執照的申請。有問題的時候，我們就填寫一張表格。
一上午我們接待了二十六名當事人，離開時我們都精疲力竭。
“我們走走吧。”我們出來後莫迪凱對我説。天空湛藍，微風清爽。在密不透風的房間裏憋了三個小時後，走到户外，精神不禁為之一振。街對面是美國税務法庭，一座標緻的摩登大廈。事實上，“創建非暴力社區”周圍最近已矗立起不少更漂亮的建築物，我們在第二大街和D街的拐角處停下來，打量着避難所。
“租約四年到期，”莫迪凱道，“房產商們正虎視眈眈。新的避難所準備建在兩個街區以外。”
“又要發生爭執了。”
“那將是一場戰爭。”
我們穿過街道，向國會山方向信步而去。
“那個白人跟你談些什麼？”莫迪凱問。
佩勒姆是我接待的唯一的白人，“真奇怪，”我不知從何説起，“他過去是賓州的一名醫生。”
“又是誰在跟蹤他？”
“什麼？”
“又是誰在跟蹤他？”
“聯邦調查局。”
“很好，上次是中央情報局。”
我停住腳，莫迪凱沒停。“你以前接待過他？”
“是，他是個謊話精。他名叫彼得什麼的。”
“保羅-佩勒姆。”
“名字也變啦，”他轉過頭來，“他有沒有給你講述一個動人的故事？”
我説不出話來，站在那裏，目送着他走遠。他雙手插在軍用雨衣兜裏，雙肩因為劇烈的大笑而不停地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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