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快下班時，我並不急於離開事務所。家不過是一間空空的小閣樓，面積充其量有撒馬利亞慈善諮詢中心三個小單間中任何一個那麼大。卧室中沒有牀，客廳中只有一台電視機，廚房中沒有冰箱，只有一張牌桌。買點傢俱，再裝修一下自己的住處，這對我來説只是遙遠而模糊的計劃。
像往常一樣，索菲亞一到五點就準時下班了。她住的小區不太安全，所以寧願早點回家，鎖緊家門。莫迪凱與我談了半個小時當天的工作，六點左右才離開。他警告我説，不要呆得太晚，回家時儘量結伴同行。他知道亞伯拉罕-萊博要工作到九點，就建議我們一起走。他一再叮囑説，把車停在離家近的地方，走快一點兒，凡事小心。
“那麼，你感覺如何？”他走到門邊時突然止步問道。
“我想這是一件非常引人入勝的工作，與人打交道真令我振奮。”
“它有時會使你感到傷心。”
“我嚐到那種滋味了。”
“很好。什麼時候你變得心如止水，不為所動時就可以洗手不幹啦。”
“我剛開始。”
“我知道，有你加人真是太好啦。我們一直想要一名白人律師。”
“我很高興能夠加入。”
他走了，我重新關上門。我已體會到一種心照不宣、開誠佈公的氣氛。索菲亞負責對外。整個一下午她在電話上一個接一個地訓斥着那些官僚們，當她這麼做的時候，全事務所的人都聽得到。我感到很開心。莫迪凱打電話時就像一頭野獸，他用低沉沙啞的聲音發出各種各樣的命令和惡狠狠的威脅。亞伯拉罕顯得安靜些，他的門一直敞開着。
我手頭的事還沒一點眉目，我寧願關着門。我想他們會暫時容忍我這麼做的。
我按照電話號碼簿，依次給三個赫克託-帕爾馬打電話。第一個不是我要找的；第二個電話號碼是空號；第三個沒人接，但有電話留言：“我們不在家，請留言。我們會回電話。”語氣很不耐煩。
確實是他的聲音。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神通廣大。他們有許多方法和地方隱藏赫克託-帕爾馬。它擁有八百名律師，一百七十名律師幫辦，在華盛頓、紐約、芝加哥、洛杉磯、波特蘭、棕櫚灘、倫敦、香港均設有分部。他們都是明白人，不會因為他知道得太多而解僱他。相反地，他們會給他加薪提職，提供更大的住房，讓他去另一個城市工作。
我從電話號碼簿上抄下他的地址。如果這個電話留言仍然有效的話，他很有可能還沒搬家。憑着我最近在街頭的一番經歷，我相信我一定能找到他。
門上響起了輕輕的敲門聲，隨即門打開了。門上的鎖簧和球形把手都已破舊而且鬆動了，門雖然能關上但鎖不住。進來的是亞伯拉罕。“有空嗎？”他邊説邊坐了下來。
這就是他見面打招呼的方式。他是一個寡言的令人難以接近的人，渾身透着一股機靈氣。要不是我曾在一個大公司裏與四百名形形色色的律師共事過七年，還真會被他鎮住呢。我曾經與各種各樣的魯莽的亞伯拉罕們打過交道，他們有的冷淡，有的熱切。
“歡迎你加入我們事務所。”他説，隨即發表了一通激情洋溢的長篇大論，為公眾利益法辯護。他出身於布魯克林的一箇中產階級家庭，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在華爾街一家公司裏有過三年痛苦的工作經歷，在亞特蘭大為一個反對死刑的組織工作過四年，在國會山上的兩年從政生涯依然是鬱郁不得志。直到有一天，他在一份律師雜誌上看到一則招聘廣告，他才成為十四街律師事務所的一名律師。
“法律是一項崇高的事業，”他説，“而不僅僅是賺錢。”接着他又發表了一篇言辭激烈的長篇演説，指責那些搜刮了鉅額錢財的大公司和律師們。他的一位來自布魯克林的律師朋友通過起訴各地的乳這是房整形公司掙得一千萬美元的年薪。“一年掙一千萬！這筆錢能給整個華盛頓的無家可歸者提供食宿！”
不管怎麼説，他很高興看到我棄暗投明，並對我與那位持槍的“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
“那麼你究竟做些什麼呢？”我問道。我很喜歡與他談話的感覺。他言辭犀利，機智聰敏，那一長串一長串的詞句使我應接不暇。
“兩件事。第一件是制訂法律。我和其他律師一起參與立法。第二件是指導訴訟，通常是集團訴訟。我們起訴了商務部，因為在九十年代的這次人口普查中，無家可歸者的數目被大大壓低了；我們起訴了特區的教育當局，因為當地學校將無家可歸的兒童拒之門外；我們進行了集團訴訟，因為特區當局沒有經過合法的程序就終止了幾千項建房資金計劃；我們抨擊了使無家可歸非法化的法案。只要無家可歸者的利益受到損害，我們將不遺餘力地幫助他們。”
“這些案子真夠棘手。”
“是的。可幸運的是，在華盛頓有很多好律師願意奉獻他們的時問。我是他們的教練，負責制訂比賽計劃，協調他們之間的關係，然後開始比賽。”
“你不見你的客户嗎？”
“偶爾也見。但當我獨自一人在那間小房間裏工作時，效率最高。這就是我對你能來感到高興的原因。我們需要有人幫着聯絡。”
他忽地一下站起來，談話結束了。我們約好準九點離開，然後他走了。在他滔滔不絕發表長篇大論的時候，我注意到了他手指上沒戴婚戒。
法律就是他的生命。法律是一位善妒的女主人，這條古老的箴言現如今已被像我和亞伯拉罕這樣的人賦予了新的含義。
法律是我們的一切。
市警察局的警察們直等到將近凌晨一點，才像突擊隊員那樣開始猛擊起門來。他們先是拉響了門鈴，隨即又用雙拳擂打門板。還沒等克萊爾回過神來，下牀找件衣服披在睡衣上，他們就開始踢門了，準備破門而入。當克萊爾用顫抖的聲音詢問他們是什麼人時，他們大聲吼道：“警察！”她慢慢地打開門，又吃驚地直往後退。闖進來四個男人——兩個穿制服，兩個着西裝——看他們那架勢，好像情勢萬分危急。
“退後！”其中的一個命令道。克萊爾口不能言。
“退後！”他歇斯底里地吼道。
他們砰的一聲關上門。為首的是少尉加斯科，穿一身廉價緊身西服。他向前走了幾步，從口袋裏摸出幾張皺巴巴的文件。“你是克萊爾-布羅克？”他用冷冰冰的聲音問道。
她點點頭，張着嘴。
“我是加斯科少尉。邁克爾-布羅克哪兒去了？”
“他不再住這兒了。”她努力擠出幾個字來。另三名警察在房間裏四處逡巡着，彷彿要撲向任何可能出現的目標。
加斯科怎麼會相信她的話，可惜他沒有逮捕令，只有搜查令。“我有一張基斯勒法官今天下午五點簽發的搜查令，搜查這座公寓。”他展開文件在她眼前晃了一下，似乎要讓她欣賞一下那上面漂亮的字體。
“閃開。”他説。克萊爾又向後退了幾步。
“你們在找什麼？”她問道。
“搜查令上寫着呢。”加斯科邊説邊把搜查令扔到廚房的長條桌上。四名警察成扇狀對整個房間進行搜查。
手機就放在我睡袋開口處的枕頭旁，當時我正睡在地板上。這是我第三個晚上睡地板了，我這樣做部分也是為了體驗一下我的新當事人的生活。我現在吃得少，睡得更少，試圖獲得一種露宿街頭的體驗。我的左半個身子從膝蓋往上又紅又腫，又酸又疼，所以我只好採取右側卧的姿勢。
這是必須付出的一點小小的代價。我有遮風擋雨之處，有取暖設備，有可以鎖上的門，有一份工作，不必為明天的生計發愁，不必為自己的未來擔憂。
我抓起手機：“喂。”
“邁克爾！”是克萊爾低低的急促的聲音，“警察正在搜查我們的房子。”
“什麼？”
“他們在這兒，總共四個人，帶着搜查令。”
“他們要搜什麼？”
“他們在找一份檔案。”
“我十分鐘內趕到。”
“快來。”
我如瘋了一般衝上樓去，迎面恰好撞上加斯科：“我就是邁克爾-布羅克，你究竟是誰？”
“少尉加斯科。”他答道，語氣中略帶譏諷。
“讓我看看你的證件。”我轉身看見克萊爾正倚着冰箱，手中端着一杯咖啡，“拿張紙給我。”
加斯科從他的外套口袋中摸出他的警徽，在我的眼前高高舉起。
“拉里-加斯科，”我念了一下他的名字，“我會第一個起訴你，明天上午九點。還有誰？”
“還有另外三個，”克萊爾道，同時遞給我一張紙，“我想他們在卧室裏。”
我向房間裏面走去，加斯科隨後，克萊爾跟在加斯科身後。我看見一名便衣警察正四肢着地，趴在卧室的地板上朝牀底下張望。“讓我看看你的證件。”我向他咆哮道。他慌忙站起身來，做好了打仗的準備。我向前逼近，咬牙切齒道：“身份證，混蛋！”
“你是誰？”他問道，邊向後退了一步，邊向加斯科望去。
“邁克爾-布羅克。你是誰？”
他飛快地出示了他的警徽。“達雷爾-克拉克，”我大聲念道，一邊迅速地記下，“第二被告。”
“你告不了我。”他説。
“聽着，小子，八個小時後，我們聯邦法庭見。我要告你們非法搜查，索賠一百萬。我肯定贏。拿到法庭裁決後，我會窮追不捨，直到你傾家蕩產。”
另兩名警察從我的卧室中現身出來。我被他們團團圍住。
“克萊爾，”我叫道，“拿攝像機來，我要把這錄下來。”她一閃身進了客廳。
“我們有法官簽署的搜查令。”加斯科用略帶辯解的口吻道。他的三位同伴向前逼近一步，收縮了包圍圈。
“你們的搜查是非法的，”我忿忿不平道，“批准這次搜查的人也要吃官司，你們每個人都要吃官司。你們很可能要受停薪離職檢查的處分，你們要被民事起訴。”
“我們有豁免權。”加斯科説，眼光掠過他的同夥。
“要是那樣才真叫見鬼呢。”
克萊爾拿着攝像機回來了。“你告訴過他們我不住這兒嗎？”我問。
“是的。”她説着舉起了攝像機。
“有種就接着搜，小子們。這下該明白了吧，這是非法的。你們早該住手，當然你們不願意。順手牽羊、小偷小摸更對你們的胃口。本來你們還有救，這下就等着瞧吧。”
“胡説八道。”加斯科反駁道。他們極力裝出一副無所畏懼的樣子，但一想到我是律師，心中不免惴惴不安。他們並未發現我住在公寓，也許我説的會歪打正着，但我心中沒底。在當時的情形下也只好那樣説了。
從法律的角度講，我的理由未必站得住腳。
我不理加斯科。“你們的姓名？”我問那兩個着制服的，他們出示了警徽，分別叫做拉爾夫-利利、羅伯特-布洛爾。“謝謝，”我故作胸有成竹狀，“你們是第三、第四被告。還不快滾？”
“那份檔案在哪兒？”加斯科問。
“我不住這裏，檔案怎會在這裏？這正是你將被起訴的理由，加斯科警官。”
“起訴不起訴沒什麼大不了的。”
“很好。誰是你的律師？”
他一時答不上。我向書房走去，他們不情願地跟着。
“出去，”我命令道，“檔案不在這裏。”
克萊爾用攝像機把他們一一攝下來，使他們收斂了許多。他們——地向門邊退去，布洛爾的嘴裏嘟噥着律師什麼的。
他們走後我看了看搜查令。克萊爾靠着廚房的長桌啜飲着咖啡，打量着我。搜查引起的恐慌過去了；她又變得安靜，甚至有點冷若冰霜。她不願承認心中的恐懼，極力掩蓋她的柔弱無助的感覺；很顯然，她不想讓我看出她需要我。
“文件裏寫些什麼？”她問。
她其實並不想知道，她所要的是保證這種情況不再發生。
“説來話長。”換句話説，最好別問。她懂我的意思。
“你真要起訴他們嗎？”
“不，起訴理由不充分。我只是想趕走他們。”
“你做到了。他們會回來嗎？”
“不會。”
“太好了。”
我將搜查令折起來塞進口袋。那上面只提到了河橡公司和TAG公司的卷宗，而此時它和它的副本正安靜地躺在我新公寓的牆壁裏。
“你告訴過他們我現在的住處嗎？”我問。
“我不知道你現在的住處。”她答道。接下來我倆都沒説話，我滿以為她會問我的新住處，可她沒有。
“我為今晚發生的事感到抱歉，克萊爾。”
“沒什麼，只是要保證它不再發生。”
“我保證。”
道別時沒有擁抱，沒有吻，沒有身體間的任何接觸。我只是道了一聲晚安，就走出了她公寓的大門。這正是她所願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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