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我請了病假。“我可能是患了流感。”我這樣告訴波利。但波利要知道詳細情況，這可能是做秘書的一種職業習慣。發燒，嗓子痛，頭痛？還是兼而有之？不管怎樣，我已不在乎了。一個人在公司工作如果要請假的話最好是病入膏肓才好。她必須填個表送給魯道夫。在他沒打來電話之前我就離開了公寓，一大早晨就在喬治頓到處閒逛。雪融化得很快，最高溫度已達五十華氏度。在華盛頓港我逗留了一個小時，在幾家商店裡品嚐了一些卡普契諾濃咖啡，看著波托馬克河上的槳手在划船。
十點左右我去參加葬禮。
教堂前面的人行道已經攔起來了。周圍站著警察，他們的摩托車就停在街上。前面還停著幾輛電視臺的麵包車。
我開過去時看到一大群人正在聽一個發言人用麥克風講話，不少人還舉著匆忙製作的標語牌，這對電視臺的人來說是方便了不少。我把車停在離這裡三個街區的一條小街上，然後匆忙趕到教堂。為了避免從正面進去，我奔向一個側門，那兒有一個上了年紀的教堂領座員，我問他這個教堂是否有樓廳，他問我是否是記者。
他把我帶進去，然後指給我一個門。我謝了謝他就從那個門進去了，爬上一段微微顫動的樓梯，終於來到了樓廳，從那裡可以俯視下面美麗的聖所。地毯是紫紅色的，長椅都是深色木椅，窗子玻璃是彩色的，也很乾淨。這個教堂的確不錯，這時我也明白了這裡的教士為什麼不願意把教堂向無家可歸的人開放。
這裡就我一個人，所以我願意坐在哪兒都可以。我悄悄地走到後門上面的一處地方，從那裡可以看到下面直通佈道壇的中央通道。外面唱詩班開始唱歌，他們站在前面的臺階上。我一個人靜靜地坐在教堂裡，音樂聲能傳進這空空的教堂。
音樂停止了，門開了，人群一下子擁了進來。當眾人衝進聖所時，樓廳的地板都有些顫動。唱詩班在佈道壇後面就位。教士把電視臺的人安排在教堂一角，把死者的親屬安排在第一排，把那些積極分子和他們帶來的無家可歸的人安排在中間一排長椅上。莫迪凱緩緩地走了進來，陪他一起進來還有兩個人，但我不認識。這時一個側門打開了，幾個服刑的犯人走了進來，朗蒂的母親和兩個弟弟，手腳都銬著，而且還把他們都連在了一起，由四個武裝警察押解著。他們被安排在中間的第二排，就在朗蒂的外祖母和其他幾位親屬的後面。
當人們都安定下來之後，風琴聲就響起來了，聲音低沉、哀婉。這時我的下面有一陣騷動，人們都轉過頭來，這時教士就位，叫大家起立。
幾個戴白手套的領座員推著棺材走了進來，沿著中央通道，一個接著一個，中間的棺材是朗蒂的。嬰兒的棺材很小，不足三英尺長，奧塔里歐、阿朗佐和丹特的棺材是中等大小的。這景象真是催人淚下，人們開始嗚咽，唱詩班這時也用鼻音哼著曲子。
領座員把花排放在棺材周圍，我當時還以為他們要把棺材打開呢，所以有點恐懼。我以前從未參加過黑人的葬禮，我也不知道下一步他們會怎麼做，但我卻從報上的剪輯材料中讀到過，有時他們把棺材打開讓親人去親吻死者。那些貪婪的記者早已把攝像機準備好了。
但是棺材並沒有打開，所以別人都不知道我所知道的那個情景：奧塔里歐一家人面容都十分平靜。
我們坐下了，教士讀了一個長長的禱詞。又有一位修女唱了一曲獨唱，然後又是一片沉默。教士開始讀《聖經》，又是一個簡短的祈禱，接下來便是一個為無家可歸的人爭取權利的積極分子，她的發言措詞尖刻，矛頭直指社會和當權者，指責他們竟能容忍這樣的事情發生。她斥責國會，特別是共和黨的議員們，也斥責市政府，說它領導不力，還斥責了法庭和官僚機構。但是她把最尖刻的語言還是留給了對上層階級的譴責上，那些人有權有勢，但對窮人的死活根本不關心。她語鋒犀利，思路清晰，情緒激昂，但是，我想作為在葬禮上的發言似乎還缺了點什麼。
當她發言完畢時，人們報以掌聲。教士接著也把那些有錢的白人一頓斥責。
接著又是一首獨唱歌曲，又是一段《聖經》，以後是唱詩班一首哀歌，唱得我幾乎哭出來，這時一個隊伍形成了，圍著棺材走動著，每個人都把手放在棺材上表示對死者的撫摸，人們開始只是啜泣，後來竟失聲痛哭起來。“把棺材打開！”不知是誰尖聲喊道，但是莫迪凱搖了搖頭，表示不同意。
他們擠擁到佈道壇，圍在棺材旁邊。當唱詩班再度唱起時，人們的哭喊聲與歌聲交織在一起，朗蒂的祖母聲音最大，後來她背過氣去，有人去幫她順氣。
我簡直不敢相信。這些人在朗蒂生前最後的幾個月中都在哪兒？棺材裡的那些小傢伙們從來也沒有體驗過這麼多的愛。
隨著越來越多的人號啕大哭，攝像機離人們也越來越近了。這一切與其說是別的什麼，不如說是做給別人看的。
教士終於又回到位置上，恢復了秩序，在風琴聲中再次祈禱。祈禱完畢人們開始在棺材前繞場一週，然後遊行。
這個葬禮共持續一個半小時，只花了兩千美元，效果不錯，我也為此而感到自豪。
他們又在教堂外集合，然後才開始向國會山的方向進發。莫迪凱在人流中間，當他們轉過彎去消失之後，我曾想他曾參加過多少次遊行和示威活動呢？他可能會回答：這還遠遠不夠。
魯道夫-邁耶斯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成為股東時才三十歲，到目前為止也沒有比他更年輕的股東，如果他沒災沒病恐怕遲早有一天會成為最老的執行股東，法律就是他的生命，這一點他的三位前任妻子都可以證明。他搞別的什麼都不行，唯有在經營大公司方面絕對是個行家裡手。
他下午六點鐘在他的辦公室等我，他的面前堆了一大堆活兒。波利和其他的秘書都已走了，幫辦和職員也已下班，在五點半以後，走廊裡的人明顯地少了下來。
我關上門，坐了下來。“我以為你病了。”他說。
“我要走，魯道夫。”我壯著膽子說，但我的心裡仍有些緊張。
他把桌子上的書往旁邊一推，又把筆帽套在那支昂貴的金筆上，說道：“我聽著呢。”
“我打算離開公司，有人讓我去一個公共利益公司去工作。”
“別幹傻事，邁克爾。”
“我不是幹傻事，我決心已下，我只想盡快離開。”
“用不了三年你就成股東了。”
“我已找到更適合我的工作了。”
他一時也不知如何答覆我，所以有點無奈地轉了轉眼珠。“聽著，邁克，你不能因為一件小事就給毀了。”
“我並不是被毀了，而只是換到另外一個地方而已。”
“其餘八名人質可沒有一個像你這樣做的。”
“這很好，只要他們高興，我也為他們高興。此外，他們是搞訴訟法的，一個新的法種。”
“那你去哪兒呢？”
“一個律師事務所，就在洛根廣場附近。它主要是搞流浪民法。”
“流浪民法？”
“是的。”
“他們付你多少工資？”
“少得可憐，怎麼，想捐贈給事務所一些錢嗎？”
“你真是瘋了。”
“只是有點小問題，魯道夫，我才三十二歲，中年人的那種瘋狂對我來說還為時過早。但我想我早點把這樣的階段度過去。”
“給你一個月的假，去為那些無家可歸的人服務，然後調整一下你的思路再回來工作。這時候真不該讓你走，邁克，你知道，我們現在落後得有多遠。”
“恐怕不行，魯道夫。如果還有你這兒給我保底，那可就沒有意思了。”
“有意思？難道你這麼幹就是為了有意思嗎？”
“一點不錯，你想想那種不需看鐘點的工作是多有意思。”
“克萊爾的意見呢？”他問道，這可以看出他對我已是沒有辦法了，他幾乎不認識克萊爾，而且在公司裡要說給人擔任婚姻問題的顧問的話，他是最不夠格的。
“她沒有問題。”我說，“我打算星期五離職。”
他無能為力地咕噥句什麼，然後閉上眼睛，搖了搖頭：“我真不敢相信。”
“很抱歉，魯道夫。”
我們互相握了握手，並約定吃早飯時討論一下我還沒做完的工作安排問題。
我不想讓別人去告訴波利這件事，所以，我回到辦公室時就給她打了個電話，她在阿靈頓的家裡，正在燒晚飯。這個消息讓她一個星期都沒有心思去工作。
我在半路上買了一些泰國食品帶回家。我斟了一些酒，加了點冰塊，安排好餐桌，開始整理自己的思路。
如果克萊爾不相信這件事是真的呢？這不太可能。多年來我們已經養成互不關心的習慣，我們也不互相爭鬥，所以，我們的戰術都不怎麼高明。
但是我還是喜歡來個突然襲擊，充分想象她當時吃驚的樣子，然後再準備聽她說一些風涼話。
已經快十點了，她已在交通高峰期前吃過晚飯了，所以我們拿著酒杯徑直走到客廳裡，我又加了些柴把壁爐撥旺，坐了下來，過了一會兒，我開口說：“我們需要談一談。”
“什麼事？”她毫無擔心地問道。
“我想離開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噢，是真的嗎？”她喝了一口酒。我很佩服她的冷靜。她既希望如此，又想顯得不關心此事。
“是的，我不能回到那裡了。”
“為什麼？”
“我想換一下環境，公司工作既無聊又無足輕重，我想做點能幫助別人的工作。”
“那很好。”她已經想到收入的問題了，但我想看看她要挺多久才能問到這個問題。
“實際上，這是令人羨慕的。”
“我和你提起過莫迪凱-格林。他的事務所給我一份工作，我週一就去上班。”
“週一？”
“是的。”
“這麼說你已決定了？”
“是的。”
“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是說在這件事上我根本沒有發言權，是不是？”
“我沒法再回公司了，克萊爾，我今天已經和魯道夫說過了。”
她又喝了一口酒，輕輕地咬了咬牙，一股怒氣衝了上來，可她又壓下去了，她的自我控制能力真是令人驚訝。
我們都看著火，被它那橘紅色的火焰所吸引著。她又開口道：“我可以問一下這將對我們的經濟收入有何影響嗎？”
“情況不一樣了。”
“新的工資收入是多少？”
“年薪三萬。”
“年薪三萬，”她重複著這個數字，接著又說，但聲音很低，“這還不如我掙得多呢。”
她的年收入是三萬一千美元，但再過幾年，她的工資會增加很大幅度，也就是說掙大錢的日子為時不遠了。為了達到我這次和她商量的目的，我不想算這筆經濟賬。
“我去搞公益法並不是為了錢的問題，”我說道，儘量不顯得太清高的樣子，“就我所知，你當年上醫學院也不是為了錢吧。”
正像這個國家的那些學醫的學生一樣，都信誓旦旦地說學醫並不是為金錢所吸引，她也說是為了救死扶傷，發揚人道。那些學法律的人亦是如此，其實他們都是言不由衷的。
她一邊看著火，一邊盤算著。我猜她一定是在考慮房租問題，這套公寓的確不錯，每月二千四百美元能租這樣的房子就相當不錯了，設施裝備一應俱全。對於地點我們也十分滿意，無論是位置，還是周圍漂亮的住房、一流的鄰居，都無可挑剔，只是每天我們在這個環境待的時間太短了，我們也很少注意到這裡的優越條件。如果搬離這個地方那可就得有個思想調整過程，但是我們能夠承受。
關於收入的事我們都是彼此公開的，誰也不瞞著誰。她知道我們倆每月共同收入是五萬一千美元，外加活期存款賬戶上一萬二千，可是我很吃驚怎麼我們結婚六年來竟沒有多少積蓄。可能是一旦進入大公司的快行道，財源滾滾，用不著去想這件事的緣故。
“我想我們得調整一下了，是不是？”她說，說話時兩眼冷冷地盯著我。我知道，“調整”一詞是有著深刻內涵的。
“我想是的。”
“我累了。”她說道，說著喝完最後一口酒就回臥室去了。
說來可憐，我想，我們就是想象個樣似的吵一架把各自心中的仇恨與不滿都乾乾脆脆說出來的可能性都沒有。
當然，我十分明白我現在的處境，我的故事也夠得上有傳奇色彩了，一個雄心勃勃的年輕律師變成了為窮人伸張正義的人，從一個賺大錢的公司轉到了根本不賺錢的公司，儘管她也認為我是發了瘋，但她感到要批評一位聖人也實在不易。
我又加了一塊木頭到爐裡，又調了一杯酒，最後就在沙發上睡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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