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在星期二與那位先生遭遇以來，我沒有為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幹過一小時的工作。五年來，我平均每月都幹二百個小時，這就意味著一週工作六天，每天八個小時，這樣還餘幾個小時。沒有一天是白白浪費掉的，沒有幾個珍貴的小時是白乾的。如果我落了後，當然這種情況很少發生，那麼在週六甚至週日都加班十二個小時，如果我沒有落後，週六也一般要工作七八個小時，有時還可能搭上個把星期天。難怪克萊爾要去醫學院學習呢。
當星期六的一大清早我在臥室呆望著天花板時，我幾乎癱瘓了一樣，一動也不能動。我不想去辦公室了。我聯想都不願去想，我怕見到波利留在我辦公桌上乾乾淨淨的一沓粉紅色的紙箋上的電話留言，上層開會的備忘錄，以及對我健康情況的問候，那些碎嘴子們的閒談，當然也有來自朋友的真誠的問候與關心。而我最害怕的還是工作。反托拉斯的案子是又費時又艱鉅的，檔案材料非常厚，都得用盒子來裝，而又全不得要領。一個億萬財產的公司同另一個億萬財產的公司爭鬥，有上百名律師捲入，而且都要機械地形成文件。
我承認，我從未熱愛過這項工作，這是通向死亡的途徑。如果我沒命地幹，成為一名專家，有一定專長，那麼我很快就會成為搶手貨，那可能會是稅法、勞動或訴訟方面律師，誰還會愛做反托拉斯律師呢？
我全憑意志力從床上爬起來，又衝了淋浴。
早餐是一邊開車一邊吃的，羊角麵包是從M大街麵包店買來的，還有一杯濃濃的咖啡。這時我告誡自己不要為這些問題來苦惱自己，我有吃飯而不感到負罪的權利，不過這時食物對我已不很重要了。
廣播說今天最高溫度將是華氏二十度，低溫是零度，一週之內不會再下雪。
我走過大樓的大廳，沒有碰到一個人同我打招呼。當我邁進電梯時，信息部門的一個叫布魯斯的人也進了電梯，他鄭重其事地向我問好：“你好嗎，夥計？”
“好，你呢？”我也問候他。
“好，你看，我們都給你鼓勁，別洩氣！”
我點點頭，好像他的支持十分關鍵，謝天謝地，他在二樓就下去了。但臨走出電梯前還是親暱地在我肩上拍了拍。讓他們見鬼去吧，布魯斯。
我就像一件被損壞的物品，在我走過戴維爾太太的桌前和會議室時，我的腳步放慢了，我走過大理石地面的走廊，來到我的辦公室，一屁股坐在皮轉椅上，渾身一點力氣也沒有。
波利留電話信息條有幾種方式，如果是我願意回電話的，而且碰巧也是她希望我回電話的信息，她就在我電話機旁留下一兩張字條。如果是我不願意回電話的，而且也是她不高興讓我回話的信息，則把這些字條並排地擺放在我桌子的一角上，一片粉紅色的紙條，按時間順序排列著。
我一查共有三十九張字條，其中有幾個是緊急的，有幾個是上司來的，魯道夫顯得特別生氣，這從波利的筆跡上可以看得出來。我一邊揀起這一個個字條，一邊慢慢地讀著，然後再放到旁邊。我決定靜靜地把咖啡喝完，然後再處理這些電話，所以我雙手捧著咖啡杯，坐在辦公桌旁慢慢地享用，目光茫然，正在這時魯道夫走了進來。
一定有人給他打電話通風報了信，也許是負責監視的幫辦，也許是在電梯裡遇到的那個叫布魯斯的。也許是整個公司的人都十分警覺，不，他們都忙得很。
“嗨，你好，邁克。”他的聲音十分清脆，他坐下來，蹺起二郎腿，開始一本正經的談話。
“嗨，魯迪。”我說。這是我第一次當面叫他魯迪，平時總是叫魯道夫。除了他的現任妻子和他父母叫他魯迪，再也沒有人這樣稱呼他了。
“你這兩天到哪兒去了？”他問道，但語氣裡絲毫沒有同情的意味。
“孟菲斯。”
“孟菲斯？”
“是的，我需要看看父母。另外，家庭的精神病醫生也在那裡。”
“精神病醫生？”
“是的，他觀察了我兩天。”
“觀察你？”
“是的，就在鋪著波斯地毯的漂亮的屋子裡，每天都有鮭魚吃，一天要付一千美元。”
“兩天？你在那裡呆了兩天？”
“是的。”這個謊言沒有讓我感到不安，我也沒有感到有什麼不好。公司是十分嚴格的，有時甚至是很無情的。我做好了受魯道夫一頓訓斥的思想準備。他手中會有從執行委員會拿到的解僱通知單，他也可能會在離開我辦公室幾分鐘後向上寫一份報告。如果我要和他緩和下來，那份報告的措辭就不會很嚴厲，上司的態度也會緩和下來。這樣生活就會輕鬆些，起碼在一定時期內是這樣的。
“你該給公司打個電話告訴一聲。”他說，但語氣已不那麼嚴厲。
“你看，魯道夫，我被關到小屋裡，連電話都沒有。”我的語氣裡帶著點氣惱，這樣會得到他的同情和理解。
過了一會他又問：“你沒事吧？”
“我沒事。”
“真的沒事嗎？”
“精神病醫生說我沒事。”
“百分之百？”
“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沒事，魯道夫，我只是需要休息一下，僅此而已。現在沒事了，又可以開足馬力地工作了。”
這正是魯道夫所希望聽到的。他笑了也放心多了，說道：“我們的任務太多了。”
“我知道，我馬上就去工作。”
他實際上是跑著離開我的辦公室的，他會徑直去打電話，告訴上司公司的一名干將又回到工作崗位上來了。
我鎖上門，關上燈，然後花了一個小時痛苦地把桌子上的文件和便條紙看了一遍。一件事也沒有做成，但至少我算是捱到了鐘點。
當我實在忍不下去時，我把那些便條塞進衣袋裡，走出辦公室。我溜出去時，沒有人看見我。
我在馬薩諸塞大街的一個減價商店停了下來，在那裡痛痛快快地狂買一番，什麼糖果啦，兒童玩具啦，什麼香皂、男士化妝品啦，各種型號的童襪、運動褲啦，還有一大包棉紙尿布，等等。一下子花了二百多美元，但我心裡卻無比愉快。
我要讓他們都能有一個溫暖的地方，為此我不惜任何花費，即使是先住在汽車旅館，住一個月也沒問題，他們很快就可以成為我服務的對象，我即將為他們大聲疾呼，為他們打官司，直到他們有一個適當的住處，為了幫他們呼籲我簡直是急不可待了。
我把汽車停在教堂的對面，這一次到這兒來我的恐懼心理已經輕得多了，但仍心懷不安。我很明智地把我從商店裡買來的東西放在了汽車裡。如果我就像聖誕老人那樣突然出現，會引起混亂。我的意圖是把那一家人帶出來，把他們送到一家汽車旅館，為他們辦好住宿的手續，確保讓他們洗了澡，換上乾淨衣服，經過消毒，然後帶他們去吃飯，直到吃飽為止，再看他們是否要進行一下醫療檢查。還有可能讓他們都穿上鞋子、暖和的衣服，然後再吃點什麼。我不在乎這將會花多少錢，用多長時問。
我也不在乎人們是否在想又有一個白人在為自己贖罪。
多利小姐看到我很高興，她向我問候了一聲就指著需要去皮的一堆蔬菜。不過，我還是巡視一下看奧塔里歐和他的家人是否還在，但我沒有看見他們，他們已不在原來的地方了。我把地下室都找遍了，裡面還有幾十個流浪漢。他們不在高壇，也不在樓廳。
我一邊削土豆皮一邊和多利聊天。她也記得這一家人，但當她九點鐘來到這裡時，他們就已離開了。
“他們能到哪兒去呢？”我很納悶地問。
“親愛的，這些人到處走。他們從一個供飯處又到另一處，也可能聽說布萊伍德還有奶酪，或者又聽說什麼地方還發毯子。她甚至有可能在哪個快餐店打工而把孩子交給她姐姐照看，你根本沒法知道。他們就是不會只呆在一個地方。”
我真懷疑奧塔里歐的媽媽是否會有工作，但我不會與多利小姐在廚房裡爭論這些事。
當吃午飯的隊伍又排起來時，莫迪凱來了，他還沒看見我，我就看見了他，當我們目光相遇時，他整個臉都綻出了笑容。
一個新來的志願服務者擔負起做三明治的任務，我和莫迪凱負責照顧這些人吃飯，從鍋裡舀湯然後倒進他們的碗裡。這裡也有藝術。湯多菜少，會讓他們瞪你，菜多湯少，後面的人就只有湯沒有菜了。莫迪凱多年前就學會了這門藝術，每一舀都是有菜有湯。我讓人瞪了好幾次之後才學乖了。莫迪凱每發一份飯都伴以熱情的問候：哈-，你好，你怎麼樣，很高興又見到你，等等。他們有些人還以一笑，但也有些人連頭也不抬一下。
快到正午時，門口就更擠了，徘起的隊伍也更長了，也不知又從哪兒來了一些志願服務者。廚房裡一片愉快人們的嘈雜聲和幹活發出的各種聲音。我還是在不斷尋找奧塔里歐，聖誕老人在等候著，而這個小傢伙卻不見蹤影。
我們一直等到排飯的隊伍全部完了才每人吃了一碗飯，由於桌子是滿的，所以我們就在廚房倚著水池把飯吃完。
“你還記得你昨天夜裡換尿布的事嗎？”我一邊嚼著飯一邊問道。
“你以為我能忘得了嗎？”
“我今天沒有見到他們。”
他一邊吃一邊想，想了一會兒，說：“今天早晨我離開時他們還在這兒。”
“那時是幾點鐘？”
“六點鐘，他們在那個角落睡得很香。”
“他們能去哪兒呢？”
“那可沒準。”
“那個小男孩告訴我他們睡在車裡。”
“你同他談話啦？”
“是的。”
“那麼你是想找到他，對不？”
“是的。”
“那可沒指望。”
午飯過後，太陽露出雲層，屋裡開始活動起來。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走到餐桌旁拿一隻蘋果或是個橘子，然後就離開了地下室。
“這些無家可歸的人也是呆不住的。”他們看著這種情景，莫迪凱解釋說。他們也有他們的規矩，有他們的習慣，有他們愛去的地方，有他們流浪漢的朋友，有他們的事要做。他們將回到他們的公園、小巷，去從雪中挖出被埋在裡面的東西。
“現在外面有二十度，今夜得接近零度。”我說。
“他們還會回來，等到天黑這個地方就會擁擠起來。我們出去兜兜風吧。”
我們向多利小姐請了假，她答應讓我們出去一會兒。
我的車和莫迪凱那輛用了很久的福特牌車停放在一起，他說，“你這樣的車在這樣的地方是長久不了的，你要想在這個區待上一段時間，你最好把它賣了，再換輛舊車。”
我可捨不得把這輛心愛的車賣掉，聽了他的話我有些不高興。
我們進了莫迪凱的福特車開出了停車場。剛進車不一會兒，我就意識到莫迪凱-格林是個開起車來叫人害怕的主兒，所以我趕緊繫安全帶。可是安全帶竟是斷了的，而他似乎不太在意。
我們在華盛頓西北平整的街道上行駛，經過一個個街區，一排排用木板圍起來的聯立房屋區，還有那些連救護車司機都不肯進入的住宅區，那裡的路面情況十分差，也經過一些學校，學校也用網狀金屬護欄圍起，還有一些因騷亂而留下累累傷痕的區域。他可真是個令人驚訝的導遊。這裡每一英寸土地都是他的勢力範圍，每一個角落他都能講一段故事，每一條街他都可以說出它的歷史。我們也路過一些其他的供飯處和避難所。他對那些地方的廚師以及教士都很熟悉。教堂的好與壞，是有清晰的分野的，那就是它們對無家可歸的人是開放還是關閉。他提到哈佛大學的法學院，那是令他無限驕傲的地方，在那裡他學習五年法律，而夜裡他除了一份專職以外還幹一份兼職的工作。他指著一個被燒燬的聯立房屋說，那是個進行可卡因交易的地方，他的第三個兒子卡修斯就是在這房前的人行道上喪生的。
當我們接近他的辦公室時，他問是否願意在他的辦公室停一會兒。他想要看看他的信件。我當然沒有意見，我只是出來逛一逛，去哪兒都無所謂。
辦公室裡又冷又暗，空無一人，他打開燈開始談話：“這屋裡一共三個人，我，索菲亞-門多薩，還有亞伯拉罕-萊博。索菲亞是個社會工作者，但她對街頭犯罪活動的法律知識比我和亞伯拉罕加起來都多。”我跟著他圍著一張張上面堆滿東西的桌子轉來轉去。“這個屋子曾有七個律師工作，擁擠不堪，你能相信嗎？那時候我們能從聯邦政府拿到錢來支付這些法律費用。現在從政府那裡我們一個子兒也拿不到，這真得謝謝共和黨們。那邊還有三個辦公室，我這邊也有三個。”他一邊說著一邊指著，“還有不少空地方。”
他說的空地方是指人員缺少而言，實際上，你要是在屋裡走動，不是碰翻了舊檔案籃子，就是踢到一堆舊法律書上。
“這所房子是誰的？”我問道。
“是科恩基金會的。倫納德-科恩是紐約一家大法律公司的創辦人，他八十六歲時去世，如果活到現在他該有一百歲了，他的財產不計其數，他晚年時決定死後一分也不帶走。所以他樂善好施，四處散財，其中一種方式就是建立基金會資助那些為無家可歸的人工作的律師，這個地方也是這樣來的。基金會還辦了三個律師事務所，這兒一個，紐約一個，紐瓦克一個。我是一九八三年受僱的，一九八四年做了這裡的負責人。”
“你們所有的資金來源都是來自一處嗎？”
“是的，實際上所有資金都來自一處。去年基金會給了我們十一萬美元，而前年是十五萬。所以我們減少了一名律師，而且現在是逐年減少，基金會經營不善，現在是在蠶食母金，我懷疑我五年後是否還能在這兒，也許用不了五年，也就是三年。”
“你們可不可以搞募捐呢？”
“噢，那當然，去年我們募捐了九千美元，但太費時問。我們可以當律師，也可以募捐，索菲亞人緣不好，亞伯拉罕是從紐約來的，他性情粗暴一些，就剩下我和我的人格魅力。”
“那麼間接收入怎麼樣呢？”我問道，我是刺探性地問，並不是很擔心的，幾乎每一個非營利組織都每年有一份年度報告公佈這些數字。
“每月二千。除了開銷和留有少量積蓄之外，我們三個人就分這八萬九千美元，我們是三一三十一，平均分配。索菲亞認為她是專職人員，說實在的，我們害怕和她爭論。我實際上每年拿回家三萬美元，這個數目據我所知是一個貧窮律師的平均數。歡迎你到貧民中來工作。”
我們終於來到了他的辦公室，我們面對面坐下。
“你們是不是忘記了付取暖費了？”我一邊打著冷戰，一邊問道。
“很有可能，我們週末一般不到這來工作。省錢。這個地方要暖氣和冷氣都不可能。”
這種想法對於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來說想都不會想。週末不開門，省錢，而且是二者兼而有之。
“如果我們把這兒搞得舒舒服服，我們的客戶就不願離開了，所以這兒是冬冷夏熱，也減少了交通壓力，你要咖啡嗎？”
“不，謝謝。”
“我是開玩笑，你知道。我們絕不會阻止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到這兒來。天氣根本對我們無所謂，我們想我們的客戶是在飢寒交迫之中，我們又怎麼能對冷一點熱一點的事操心呢？你今天早晨吃早餐時有一種負罪感嗎？”
“有的。”
他朝我笑了笑，這是一種智慧長者所能夠有的微笑。
“這很正常，我們以前常常同一些來自大公司的年輕律師一起工作，我管他們叫做公益新手，他們總是告訴我一開始他們對食物失去了興趣。”他拍了拍他的肚子，“不過，這很快就會過去的。”
“那些公益新手幹些什麼呢？”我問道，我知道我正一步步走向誘餌，而莫迪凱也意識到我是知道這一點的。
“我們把他們派到各個避難所，他們接待這些客戶，我們指導他們如何處理這些案子，大多數的情況是比較容易的，只要律師給那些無動於衷的官僚們打電話。給他們發食品券，老兵的撫卹金，住房補貼，醫療補助，兒童補助等等。大約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作都涉及福利問題的。”
我十分關注地聽著，他能知道我在想什麼，莫迪凱開始讓我咬上了鉤，“你看，邁克爾，無家可歸的人沒有代言人，沒有人聽他們傾訴，也沒有人關心他們的疾苦，他們誰也指望不上。他們要得到他們應得到的福利，但是電話都不知打給誰，他們真是叫天天不應，喚地地不靈，永遠處在孤立無援的境地。他們的電話聽不到迴音，他們連通訊的地址都沒有。那些官僚們才不管這些呢，他們只盯住他們想要幫助的人。季節性的社會工作人員的情況他們至少要聽一聽吧，或者看看這些人的檔案，或回個電話。但你也得請個律師來給他打電話，又吵又叫，吵翻了天事情才能得到解決。那些官僚們做事是有動機的，文件也是要有程序的，沒有通訊地址？沒問題，把記錄寄給我，我把它轉交給客戶。”
他越說聲音越大，兩隻手在空中揮來揮去。可以看得出來莫迪凱是個十分有講演天才的人。我相信在法庭上他一定是個出色的律師，在陪審團面前他是有說服力的。
“有件很有趣的事兒，”他說，“大約一個月前，我的一個客戶去社會保障辦公室申請福利保障，這本是件常規性工作。他已六十多歲了，腰部疼痛難忍，誰要是在石頭上或公園的長椅上睡上十年，誰都得腰痛。他在辦公室外面排隊站了兩個小時，終於進到了辦公室，在辦公室裡又等了一個小時，他終於來到了第一張辦公桌前，剛想要說明他的來意，卻遭到這位驢脾氣的秘書一頓訓斥（那天她可能氣不順），她甚至還說他身上有味。他當然是受到了侮辱，所以他什麼也沒有說就回來了，他打電話給我，上星期三我們一起去社會保障辦公室做了番小小的交涉，就是我和我的客戶兩人，那位秘書也在那兒，她的上司，她上司的上司，特區社會保障辦公室主任，一個來自社會保障行政管理部門的大人物也在場，這位秘書站在我的客戶面前宣讀了一頁書面致歉書，言辭懇切、情感動人，然後她把一份福利申請表交給了我的客戶，在場的這些人也都向我保證這件事一定立刻引起注意，這就是正義。邁克爾，這就是貧民法律的主旨：尊嚴。”
他又講了一個又一個類似的故事，都說明貧民律師是很好的人。無家可歸的人都是勝訴者。我知道，在他的全部故事中還有許多令人心碎甚至更令人傷心的故事，但他都沒有講，他現在只是在打基礎。
我已忘記了時間，他也從沒有再提起信件的事，我們終於離開了他的辦公室回到避難所。
這時距天黑還有一個小時，我想這正是躲在舒適的小地下室的好時候，再過一會兒，一些歹徒就會在街上出現。有莫迪凱在我身邊，我可以慢悠悠地、充滿自信地走著，否則我就會弓著腰，腳幾乎不沾地地飛快從街上走過。
多利小姐不知從哪兒弄來一堆整雞，她在等著讓我來幹活，她已把雞煮好了，我來給冒著熱氣的雞去毛。
莫迪凱的妻子喬安娜也來了，因為這時正是忙的時候，她和她丈夫一樣都是令人愉快的人，而且幾乎和她丈大一樣高。兩個兒子也有六英尺多高。卡修斯達大約六英尺九英寸，他要是能活到十七歲，準會是個籃球名星。
我離開時已是半夜了，還是不見奧塔里歐和他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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