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終於停了。和克萊爾一起憑窗品着咖啡，我一邊在朝南的燦爛陽光下瀏覽着報紙，報上説國家機場已開放。
“那我們去佛羅里達州吧，”我説，“現在就走。”
“好呀，就去巴哈馬斯。中午過不了多久就到了。”
“不行。”
“當然行啦，這幾天我不上班，而且——”
“怎麼不行呢？”
“因為我現在正有空，在我們公司如果你要是沒有案子接就可以休息幾天。”
“你現在正閒着呢。”
“我知道，那挺有意思的，真的。人們尊重你的地位，表面上十分熱情，拍你的馬屁。甚至無所不用其極。”
説着説着就嚴肅起來，説道：“我可不會那一套。”談話就這樣結束了。不過是心血來潮而已，我知道她要做的事太多，這麼做是夠殘酷的，我想。我又讀我的報去了，但我也沒有感到遺憾，我知道在任何情況下她都是不會和我一起出去的。
她突然忙了起來，預約看病，上課，查病房，十足一個雄心勃勃的高級專科醫院的實習醫師的生活。她衝了個淋浴，換了衣服，準備去上班。我開車把她送到醫院。
當我們緩慢地在鋪滿積雪的街上行駛時，我們倆誰也沒有開口。
“我要到盂菲斯去幾天。”我在駛進水庫街的醫院門口時很誠懇地和她説。
“噢，是嘛。”她不動聲色地説。
“我得去看望一下父母，快一年沒見面了，我想這正是時候。我在下雪天總是沒有情緒工作，你知道，我這幾天也沒有事。”
“好吧，打電話給我。”她説。她打開車門，又把門關上了，沒有親吻，沒有説“再見”，沒有關切。我看着她走上人行道，消失在大樓裏。
就這樣分手了，我不願意把這些事告訴媽媽。
我的父母剛剛六十出頭。他們身體健康，但都不得不退休了。不過他們倒是自得其樂。爸爸做過三十年的航班飛行員，媽媽當過銀行的經理。他們工作都很努力，也有豐厚的積蓄，為我提供了一個上層的中產階級的舒適的家庭環境，我和兩個兄弟都能在最好的私人學校裏就讀。
他們都是很實在的人，思想傳統，富於愛國熱情，沒有一點壞習慣，兩人情感甚篤。他們每個禮拜天都去教堂做禮拜。參加六月四日的遊行，每週去一次扶輪國際分社，他們還各處旅行，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他們現在還為三年前我哥哥沃納的離婚傷心。沃納是亞特蘭大州的律師，他的妻子是他大學時的女友，她是孟菲斯人，她的父母我們也都認識。在有了兩個孩子之後，婚姻破裂，他的妻子得到了孩子的監護權，並搬到了波特蘭，如果沒有什麼事，我的父母每年去那裏看一次孫子。這個話題我是從來不提起的。
我在孟菲斯機場租了一輛汽車，向東開往東郊，那裏住的都是白人，這個城市的特點是黑人住在城裏，白人住在郊區，有時黑人也搬到這裏的住宅小區，這時白人則再向外遷移到更遠的郊區，孟菲斯城就這樣一點點競賽似的向東延展。
我的父母經營了一個高爾夫球場，他們建了一座新的玻璃房子，每個窗子都可以看得到球場的平坦球道。我不喜歡這個房子，因為球道上總是有人打球，不過，我從沒有向他們説過我的這種看法。
我從機場給母親打了電話，所以她做好了一切準備等候我的到來。父親在後九球道的什麼地方。
“你看上去累了。”在擁抱和親吻之後她説。她總是這樣表示問候。
“謝謝。媽媽，你看上去很好。”而且她的確看上去很不錯。身材還是那麼苗條，由於每天都在鄉間俱樂部和網球場運動和進行嚴格飲食制度的訓練，皮膚都是古銅色的。
她調好了冰茶，我們坐在平台上打算喝茶，從那兒我們可以看到那些退休的人坐着高爾夫球車在球道上很快地駛過。
“怎麼了？”還沒有等我喝上第一口，她便開口問道。
“沒什麼，我很好。”
“克萊爾怎麼沒來？你們這些人從來不給我們打電話，你看，我都快有兩個月沒聽見她的聲音了。你們倆常在一起嗎？”
“不經常。”
“有時在一起嗎？”
“在一起的時間不多。”
她皺了皺眉頭，眼珠轉了轉，帶着母親特有的關心：“你們之間有麻煩嗎？”她有些單刀直入地問道。
“是的。”
“我猜得出來，從你電話裏的聲音我就感到有問題。你們不是也打算離婚吧？是不是？你們倆是不是要溝通一下？”
“不，我們還沒談過，這要慢慢來。”
“為什麼不互相溝通一下呢？邁克爾，她這個人可不錯。要為這個婚姻不惜一切才行。”
“我們正在努力這麼做，媽媽，不過這也並不容易。”
“是有風流韻事，吸毒，酗酒，還是賭博？有這些不良行為嗎？”
“沒有，只是我們兩人不合拍兒，我每週工作八十小時，而她工作另外八十個小時。”
“那就悠着點嘛，金錢不是一切。”她的聲音有些哽咽，我看到她的眼睛已濕潤了。
“對不起。媽媽，現在我們連孩子都沒有。”
她咬了一下嘴唇，想要堅強一些，但她內心已經涼了。我知道她現在在想什麼：三個兒子中已有一個離了婚，而另外兩個的婚姻也岌岌可危。她會把我的離婚看做是做人的失敗，她在我哥哥的婚姻破裂時受到很大的打擊，她會自責的。
我並不需要同情，還是説點有意思的事情吧。於是我就把我前天發生的事情，那位先生的故事講給她聽，為了不讓她擔心，我故意把我當時的險境淡化處理了一下。即使盂菲斯的報紙報道了這則消息，我的父母也一定沒有看到。
“你沒事吧？”她聽着，有些擔心。
“當然沒事，子彈沒打中我，不然我還能在這兒和你談話嗎？”
“噢，真是要感謝上帝。我的意思是説你沒受到驚嚇吧？”
“沒有，媽媽，我很好，沒有嚇得魂不附體。只是公司讓我休息兩天，所以我就到你這兒來了。”
“可憐的孩子。克萊爾對這件事怎麼樣？”
“我很好，我們那兒昨夜下了大雪，離開那兒真不錯。”
“克萊爾沒事吧？”
“她比誰都安全，她住在醫院裏，可能那是整個華盛頓最好的地方。”
“我真為你擔心，我看了犯罪的統計數字，你知道，華盛頓是個十分危險的城市。”
“幾乎和孟菲斯一樣危險。”
我們看見一個球落在了平台上，我們等候着有人來撿球，一個身體壯實的女士從高爾夫球車上下來，在球上面比試比試，就用球捧的末端把球擊出去了，但球藝不怎麼樣。
媽媽回去添茶，也用手擦了擦眼睛。
我不知道是父親還是母親能猜到我此行的最壞的打算。我的母親希望家庭和睦，子孫滿堂，而父親卻要我飛黃騰達，以艱苦的奮鬥換取成功的回報。
傍晚的時候我和父親一起打高爾夫球，我們打迸了九個洞，實際上是父親在打球，我一邊喝啤酒，一邊為他開車。我對高爾夫球沒有多大興趣。我們兩個人都是不很健談的人，我已做好了談話的準備，在吃午飯時把那位先生的故事重複了一遍。所以，我只是放鬆一兩天，然後再回到工作崗位上去全力以赴地去工作。
“我有點討厭在大公司裏工作了，爸爸。”當我們在第三發球區坐着等候前邊一個四人組雙打打完時我向他説出了我的想法，我感到緊張，而且這種緊張感讓我有時難以忍受。這是我的生活，而不是父親的。
“你説這話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我已厭倦我現在的工作了。”
“歡迎你進入一個現實世界中來，你以為天天工作在工廠鑽牀上的工人就不厭倦他所做的一切嗎？起碼你錢掙得比他多得多。”
就這樣他打完了第一回合，幾乎被淘汰出局。又打了兩個洞，我們在深草區找球時，他説：“你想換個工作嗎？”
“有這個打算。”
“那麼你去哪兒呢？”
“還説不定，目前為時尚早，我還沒有找地方呢。”
“那麼，你怎麼知道新的位置就一定比這個更好呢？”他撿起球，走開了。
我一個人在狹窄的瀝青小路上開着車，他昂首闊步地在球道上跟蹤着他的球，我也納悶，為什麼我那麼害怕這位灰白鬍子的老人。他讓所有的兒子都有奮鬥的目標，並努力工作，成為了不起的人，一切都為掙大錢併為實現美國夢而奮鬥。他當然為我們提供了我們所需要的一切。
我和我的兩個兄弟一樣，並不是天生就有社會意識的。我們捐贈物品和錢給教堂，是因為《聖經》這樣告訴我們的，我們向政府納税，是法律要求我們這麼做的。當然，在這些付出之中，如果成就了某種善事，我們也是有份的。政治是那些願意玩這種遊戲的人的事兒，誠實的人是在這裏無利可圖的。我們從小就受到這樣的教育：要有所成就，我們取得的成就越大，社會受益也就越大。樹立遠大目標，勤奮工作，公平處事待人，發財致富。
第五個洞他是打了雙倍的杆數才打進的。他上車時抱怨説他擊得太輕了。
“也許我並不是在找一個比目前更好的位置。”我説。
“為什麼你不能有話直説呢？”他説。我和往常一樣，由於不能正視這一問題，所以總是顯得理不直氣不壯。
“我在考慮公共利益法。”
“那又是哪門子法？”
“那就是為社會公益服務而不為掙很多的錢。”
“那算是什麼？你現在成了民主黨了嗎？我看你是在華盛頓待的時間太久了。”
“華盛頓有許多共和黨人，實際上他們才是大多數。”
我們把車開到下一個發球區，一路上誰也沒説話。他原來是個高爾夫球的高手，但今天他的球越打越糟，可能是我破壞了他的情緒，使他精神難以集中。
我們又走過深草區，他説：“一個醉鬼腦袋開了花，你的想法也變了樣，不是嗎？”
“他不是個醉鬼，他在越南打過仗。”
爸爸在越戰的初期駕駛過B-52型轟炸機，這使他一下子緘默了，但僅僅是一會兒，他卻一點也不肯退讓。“他也去過，嗯？”
我沒有回答。球打飛了，他根本連看也沒看就打了一杆。他又把一隻球輕輕擊到球道上，然後又擊出去，仍然打得不很好，我們又走開了。
“孩子，不高興看到你扔掉一個有前途的事業，”他説，“你工作這麼努力，幾年後你就成了股東。”
“很有可能。”
“你需要休息一下，如此而已。”
這可能是每個人都需要的藥方。
我把父母帶到一個很講究的餐館。我們都儘量不提克萊爾的事，也不談我的工作問題，對於他們所不常見到的孫子的話題也儘量避開。我們只談老朋友、老鄰居，有時我也插上幾嘴，儘管對這些話題我一點興趣也沒有。
週五的中午，我離開了他們，這時距飛機起飛還有四個小時，我又準備回到了特區的那種昏頭昏腦的生活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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