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撥通了勞役農場的電話號碼，要求與我第一次探訪奧托時見過的那位女士通話。根據規定，一切探視都必須首先通過她。我想在錄取他的證詞之前，再去看看他。
我聽見她在鍵盤上敲打了幾下。“博比-奧托已經不在這裏啦。”她説。
“你説什麼？”
“他在3天前獲釋出獄了。”
“他告訴我在這裏面還要呆18天呢。這句話才説了一個星期呀。”
“太糟糕啦。可他已經走了。”
“他會去哪裏呢？”我不信地問。
“我怎麼知道？”她説着掛斷了電話。
奧托信口開河，對我撒了謊。第一次我們雖然有幸找到了他，可現在他又轉入了地下。
我一直害怕接到的那個電話，在一個星期日的早晨，終於打來了。當時我正像屋子的主人一樣坐在後院裏，喝着咖啡看着晨報，享受着美好的時光。打電話的是多特，她告訴我説，她是在一個小時前發現的。他昨夜入睡以後，再也沒有醒來。
她的聲音有點顫抖，但她在盡力剋制自己的感情。我們談了幾句，我發現我的喉嚨發乾，我的眼睛變濕。在她的話語裏，我聽出了一絲鬆了口氣的意味。“他還是現在這樣好，”她一次又一次地説。我對她説，我很難過；今天下午我一定去她家。
我走過後院，來到吊牀邊，倚在橡樹上。擦去臉上的淚水。我雙腳着地，坐在吊牀邊緣，低垂着頭，為唐尼-雷做最後的祈禱。
我在家裏給基普勒法官打了電話，把唐尼-雷的死訊告訴他。葬禮將於明天下午2點舉行，這就為我帶來了一個難題。對大利公司總部僱員的取證，預定於上午9點開始，一直要持續好幾天。克利夫蘭的那幾位仁兄肯定已經來到孟菲斯，此刻可能正坐在德拉蒙德的辦公室裏對着攝像機進行最後的彩排。德拉蒙德辦事就是這麼周密。
基普勒叫我明天9點鐘務必準時出庭，別的事他自有辦法對付。我説我已準備就緒。我當然理該如此。我已經用打字機打好了可能對每個證人提出的全部問題，而且法官本人也提出過許多有益的建議。再説，戴克也已經仔細看過一遍。
基普勒隱隱約約地暗示説，他或許會把取證推遲，因為明天他要主持兩場重要的聽證會。
怎麼都成！此刻，我真的是對什麼都不在乎了。
我趕到布萊克家時，左鄰右舍的人們都已前來致哀。街上和車道上停滿了汽車。老人們或者在屋前院子裏徘徊，或者在門廳裏坐着。我微笑着向人們點頭致意，穿過人叢走進屋子，在廚房裏找到了多特，她正站在冰箱旁邊。屋裏擠滿了人。廚房的桌子上櫃台上擺滿了餡餅、焙盤和烤雞。
多特和我滿懷温情地相互擁抱。我只用“我很難過”幾個字來表達我的哀思，她感謝我的光臨。她兩眼通紅，但我覺得她的淚水已經流乾。她指着食品招呼眾人，並且叫我隨意。我從她身邊走開，讓她和鄰里的婦女們呆在一起。
我突然覺得飢腸轆轆。我用紙盤裝了烤雞、煮豆和酸捲心菜，走進小後院，一個人獨自吃着。老天保佑，巴迪不在他的車中，她大概已把他鎖在卧房裏，以免他出來使她難堪。我一邊慢慢地吃着，一邊聽着從廚房和屋子窗户裏傳來的人們輕輕的談話聲。吃完一盤，我又去裝滿一盤，回到院子裏。
過了一會，有個年輕人走到我身邊。説來也怪，他的臉我覺得特別熟悉。“我是隆-布萊克，”他説着在我身邊的椅子上坐下。那個雙胞胎。
他身材不高，瘦削然而健康。“見到你很高興。”我説。
“這麼説你就是那位律師。”他手上拿着一聽軟飲料。
“我就是。魯迪-貝勒。我為你兄弟感到難過。”
“謝謝。”
多特和唐尼-雷一直很少提到隆，我對此印象非常突出。他高中畢業後不久就離開了家，去了很遠的地方，而且一直不回家。其中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我能理解。
他沒有心思滔滔不絕地講話。句子很短，言談勉強，但我們最終還是觸到了骨髓移植的事。他説他早就做好準備，願意獻出骨髓來挽救兄弟的生命；而且科德醫生親口對他説過，他的骨髓和唐尼-雷完全匹配。我早就知道這些事實，但他的話又提供了一個確切的明證。我對他説，他必須在短短的幾個月後向陪審團講清這一切，他表示十分樂意。他就這件訴訟提了幾個問題，但對他本人可能會從這樁官司中分得多少金錢，卻沒有表現出絲毫的興趣。
我相信他此刻一定十分傷心，但他卻沒有流露出悲哀的心情。我打開了通往兄弟倆童年的門户，希望能聽到所有的孿生兄弟都會擁有的一些温情的回憶；他們是怎樣惡作劇，是如何拿別人開心。然而，結果是零。他在這裏長大，在這座屋子裏，在這個街區，但過去對他顯然已不再有任何意義。
葬禮將於明天下午2點舉行。我敢肯定，隆-布萊克將乘5點鐘的班機飛回休斯敦。
人們走的走來的來，但食物依然充足豐富。我吃了兩塊巧克力蛋糕，隆喝了一瓶沒有冰鎮過的汽水。坐了兩個小時後，我已筋疲力盡，便告辭回家。
星期一，在法庭的一頭，面色嚴峻身穿黑色西服的那套原班人馬，圍坐在列奧-F．德拉蒙德身邊。
我已做好準備。雖然渾身疲倦，怕得發抖，但要提出的問題已全寫在紙上，放在手邊等着。即使我完全説不出話，我也可以讀出問題，照樣讓他們回答。
看着這幫公司大亨滿臉懼色縮在一邊，着實令人開心。他們接到法院通知，命令他們今天在此出場，不僅出場作證，而且要一小時又一小時、一天又一天地在此坐等，一直等到我錄完他們的證詞。接到這份通知時，他們對德拉蒙德、對我、對基普勒、對所有的律師，特別是對本案中的律師，會罵出多麼難聽的話，我可想而知。
基普勒登上法官席，首先召集本案的有關人員。我們原定在隔壁本週空着的法庭上錄取證詞，就在法官大人身旁，以便他可以隨時插進腳，讓德拉蒙德規規矩矩。他召集我們，因為他有話要説。
我在右邊的位置上坐下。來自特倫特與布倫特事務所的4位仁兄坐在左邊。
“不記錄，”基普勒對書記官説。這不是列在日程表上的聽證會。“德拉蒙德先生，你知道唐尼-雷-布萊克昨天上午去世了嗎？”
“不知道，大人，”德拉蒙德嚴肅地回答説。“我很遺憾。”
“葬禮將於今天下午舉行，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貝勒先生是抬棺人之一。實際上，他此刻本應和那一家人待在一起。”
德拉蒙德站起來朝我看看，又朝基普勒瞧瞧。
“我們將把取證推遲。叫你的人下週一在同一時間來到同一地點。”基普勒瞪着德拉蒙德，等着他表示反對。
大利公司的5位重要人物，將不得不重新安排他們忙忙碌碌的生活，改變日程，下週再來孟菲斯。
“幹嗎不在明天開始呢？”德拉蒙德驚愕地問。這是一個完全合法的問題。
“負責這個法庭的是我，德拉蒙德先生。我不僅管取證，而且我肯定還要管庭審呢。”
“法官大人，請聽我説一句，我並不是想和你辯論，不過，錄取證詞並非一定需要你在場嘛。這5位先生克服了很大困難，好不容易今天才來出席。下週或許就無此可能了。”
這正是基普勒想要聽到的話。“哦，他們一定得來，德拉蒙德先生。下星期一上午9點，他們一定得準時來這兒。”
“嗯，請恕我直言，我覺得這不公平。”
“不公平？這些證詞兩週前在克利夫蘭本來早就可以錄好了，可是你的委託人玩了花招！”
處理這樣的事務，法官有權不受約束地做出決定，而且無法上訴。基普勒正在懲罰德拉蒙德和大利公司，但照本人的愚見，他做得有點兒過了分。再過短短幾個月，本案即將在此開庭審理，因而法官大人正在樹立自己的威信。他在告訴這位自命不凡的大腕律師：他，法官大人，將是這次庭審的主宰。
我覺得挺好。
在孟菲斯城北幾英里之外，在一座小小的鄉村教堂後面，唐尼-雷-布萊克將永遠在此安息。我是8個抬棺人之一，因而遵命站在家庭成員坐着的椅子後面。陰雲密佈，寒風陣陣；唐尼-雷落葬，老天好像也悲哀。
我上一次參加的是我老爸的葬禮。但我竭力不去回想當時的情景。
人們擠在一棵樹葉已經轉紅的大樹下，聆聽年輕的牧師朗讀《聖經》上的詞句。我們低頭望着周圍放着鮮花的灰色棺木。我可以聽見多特在低聲哭泣。我可以看見巴迪坐在隆的旁邊。我把目光從棺材上移開；我在想象中離開了這個地方，夢想着愉快的事。
我回到事務所的時候，戴克正急得團團轉。桌旁坐着他的朋友，那個私家偵探布齊，緊身高領毛衣下突出兩塊巨大的二頭肌。這是一個性格卑劣的傢伙，兩頰通紅，穿着尖頭皮靴，看樣子就是個喜歡狂飲濫賭行為放蕩的人。戴克為我們做了介紹，把布齊説成一個客户，然後給了我一本拍紙簿，上面用氈頭筆寫了一行字：“別談任何實質性的話，好嗎？”
“葬禮搞得怎麼樣？”戴克邊問邊抓着我的手臂，把我領到布齊坐的桌邊。
“一般。”我答道，目光茫然地望着他們倆。
“那一家人還好嗎？”戴克問。
“我想還可以。”布齊迅速旋下電話耳機機蓋，朝裏面指了指。
“我看那個孩子現在不再受罪倒是樁好事，你説呢？”戴克説。
布齊指着耳機內蓋上粘着的一個小小的、圓圓的、黑顏色的裝置，我看着它，目瞪口呆。
“你不認為那孩子現在反倒好一點嗎？”戴克一邊用手肘頂頂我的胸口，一邊高聲重複説。
“對，是，説得對。他的確是解脱了。不過，還是很令人難過。”
布齊熟練地重又把電話耳機裝好，朝我聳聳肩，好像我完全明白以後應該怎麼辦。
“我們出去喝杯咖啡吧。”戴克説。
“好主意，”我説。心情越來越緊張。
走到外面人行道上，我停住腳步，望着他們。“怎麼回事？”
“我們朝這邊走，”戴克指着前面的街道説。離這兒一個半街區的地方，有一個附庸高雅的咖啡館。我們朝它走去，誰也不説一句話。走進咖啡館，我們鑽進一個角落裏，就好像正在躲避殺手的搜捕。
情況我很快就搞清楚了。布魯索和普林斯消失以後，我和戴克一直在當心聯邦調查局。我們以為他們至少會公開跑過來，找我們問幾個問題。我們就聯邦調查局這個題目談過許多次，但我卻不知道他把這一切統統端給了這位布齊。我對此人可是不那麼相信。
一小時前，布齊來到事務所，戴克叫他瞧一瞧我們的幾部電話機。布齊説他不是竊聽器專家，但多少懂得一點。結果，一下子就找到了竊聽器，3部電話機裏裝的全是相同的玩意。他們本來還想再設法尋找，但轉念一想，決定先等我回來再説。
“還有竊聽器？”我問。
“是呀。就像微型話筒那樣小的玩意兒，辦公室隨便哪裏都可以藏，電話機逮不着的聲音，它能把它傳出去，”布齊説。“要找到也相當容易。只要拿一塊磁化玻璃，把房子裏密密麻麻統統掃一遍。”
戴克的雙手真的在一個勁兒地抖動。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用我們的電話跟布魯索講過話。
“我們要是再找到竊聽器怎麼辦才好呢？”我問。到目前為止，面前桌上的咖啡，還沒有誰喝過一口。
“從法律上説，你可以把它們拆掉，”布齊解釋道。“另外一個處理辦法就是：説話當心。講話時避開它們。”
“要是把它們拆掉呢？”
“那聯邦調查局就會知道，你發現竊聽器啦。他們對你就會更加懷疑，也許還會增加其他監視手段。最好的辦法，照我看就是隻當什麼也沒發生過。”
“你説説倒容易。”
戴克擦了一下額頭，避開了我的目光。我為他非常不安。“你認識布魯索嗎？”我問布齊。
“那還用説！我還替他辦過事呢。”
我確實不感到驚奇。“好，”我説。我接着又望着戴克問道，“你用我們的電話和布魯索通過話嗎？”
“沒有，”他説。“從他不見了的那天起，我就沒有和他通過一次話。”
他這樣對我撒謊，是叫我在布齊面前閉緊嘴巴。
“我很想弄弄清楚，是否還有別的竊聽器，真的，”我對布齊説。“瞭解一下他們能聽到多少，會有好處的。”
“那我們得把整個事務所到處梳一遍。”
“咱們就動手吧！”
“我怎麼都行。從桌子、寫字枱、椅子開始。查一查垃圾桶、書籍、掛鐘、訂書機和其他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些竊聽器可以做得像葡萄乾那麼小。”
“我們找的時候，他們會不會發現？”戴克問。他已嚇得要死。
“不會的。你們二位就像平時一樣在辦公室裏談話。我大氣不吭一聲，他們是不會知道我在你們這裏的。你們要是發現了什麼，就用手給我打信號。”
我們端着咖啡走回事務所。這個地方突然變得陰森可怕，令人望而卻步了。我和戴克開始泛泛地談論德里克-道根的案子，一邊輕輕地翻着桌椅。偷聽的人只要有點兒頭腦，準會察覺我們舉止反常，正在企圖掩蓋什麼東西。
我們趴在地上四處尋找。我們翻遍了垃圾袋和全部檔案。我們檢查了暖氣排放口和護壁板。我第一次為我們傢俱和裝飾品之少而謝天謝地。
我們深挖細找了整整4個小時，結果卻是一無所獲。只有我們的電話遭到了竊聽。我和戴克在街上一家小餐館請布齊吃了意大利麪條。
子夜，我躺在牀上，無法入眠。我看着晨報，眼睛不時地瞧一瞧我的電話機。我不斷地勸説自己，他們決不會找這個麻煩，在這部機子上安裝竊聽器。整個下午和整個傍晚，我都常常看見人影，聽到聲音。我曾多次以為聽到了實際上並不存在的聲音而匆匆跳了起來。我的皮膚上爬滿了雞皮疙瘩。我食物無法下嚥。我被人家跟蹤了，這我知道；問題是，他們跟得有多緊？
而且，他們還想跟多緊？
除了分類廣告，我把報上的每個字都讀了一遍。莎拉-普蘭克莫爾-威爾柯克斯昨天生了一個7磅重的的女兒。這對她很有好處。我不再憎恨她了。自從唐尼-雷去世以後，我發現自己對別人更為寬容了。當然，除了德拉蒙德和他那可惡的委託方。
PFX裝卸隊在冬季賽季保持不敗記錄。
我不知道他是否帶她去看所有的球賽。
我檢查每天記錄的主要統計數據。我特別注意離婚消息，儘管我並不樂觀。我還看有關警方抓人的信息，看看克利夫-賴考是否已因為又毆打老婆而再次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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