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女人確確實實在我住的套間裡。我開門的時候，她正站在屋子中央，手裡捧著我的一本雜誌。一看見我，她嚇得靈魂出竅，手一鬆雜誌落到地板上。她飛快張開大嘴。“你是誰？”她幾乎是在尖聲高叫。
看模樣她不像個罪犯。“我住在這兒。我倒要問問你是誰？”
“哦，上帝。”她誇張地喘著氣，雙手捂在胸口。
“你在這兒幹什麼？”我又問了一聲。我真的非常生氣。
“我是德爾伯特的太太。”
“什麼德爾伯特？你到底是怎麼進來的？”
“你是誰？”
“我叫魯迪。我住在這裡。這是私人房問。”
聽我這麼一說，她的眼珠子朝四面轉了轉，好像是說：“對，挺不錯的私人房問。”
“鑰匙是包娣給我的。她說我可以瞧一瞧。”
“這不可能！”
“就是她給的！”她從緊身短褲裡掏出一把鑰匙，朝我揮了揮。我閉緊雙眼，心裡真恨不得把包娣小姐一把掐死。“我叫薇拉，從佛羅里達來的。來看看包娣，在這裡呆幾天。”
這時候我記起來了。德爾伯特是包娣小姐的小兒子，就是那個她3年沒有見過面、從來不來電話、從來不給她寫信的兒子。我記不清面前站著的這位薇拉，是否就是包娣小姐說的那位妓女，但看樣子倒是挺像。她的年紀在50歲上下，像所有熱衷於日光浴的佛羅里達人一樣，古銅色的皮膚很粗糙。在狹長的紅銅色的臉部中央，橘紅色的嘴唇在閃閃發光。枯槁的手臂。佈滿皺紋但曬成紫銅色的細細長長的大腿上，繃著一條緊身短褲。腳上套著一雙難看的黃拖鞋。
“你無權到這兒來。”我說著，竭力使自己平靜下來。
“你別火。”她走過我身邊時，一股散發著椰子油味道的廉價香水的香味，滿滿地灌了我一鼻子。“包娣要見你，”她把話丟下，便走出了我的房問。我聽著她下樓時拖鞋發出的啪嗒聲。
包娣小姐雙臂交叉坐在沙發上，旁若無人地瞪著眼睛瞧著又一部愚蠢的情景喜劇。蔽拉在翻著冰箱。廚房桌邊坐著另一個棕色動物。那傢伙身材魁梧，燙成波浪的頭髮，染得汙七八糟。留著灰白的艾爾威斯小羊排式的連鬢胡。帶一副金絲眼鏡。兩隻手腕上套著金手鐲。是個標準的男妓。
“你就是那個律師-，”我走進房間把門帶上後，他說。他面前的桌子上，攤著幾份文書，他一直在研究。
“我是魯迪-貝勒。”我站在桌子的另一頭說。
“我是德爾伯特-伯德桑，包娣的小兒子。”他有五十六七歲，卻拼命想打扮成40歲。
“見到你很高興。”
“是喲，實在是高興。”他手朝一張椅子一揮。“坐。”
“幹嗎？”我問。他們在這兒已經幾個小時了，廚房和隔壁的房間都充滿了火藥味。我可以看見包娣小姐的後腦，我不知道她是在聽我講話，還是在聽電視傳出的聲音。電視機聲音開得很低。
“不過是表示點兒友好而已，”德爾伯特說，彷彿他是這裡的主人。
薇拉在冰箱裡什麼都沒有翻到，於是決定參加我們的談話。“他朝我又喊又叫，”她抽抽咽咽地對德爾伯特哭訴道。“還叫我從他房裡滾出去。他多粗暴呀！”
“是這樣嗎？”德爾伯特問。
“一點也不錯。我住在那裡，我有權叫你們兩個在外面待著。那是私人住所。”
他把肩膀向後一挺。這傢伙常在酒吧間裡打架鬧事。“這房子是我老孃的。”他說。
“可你的老孃碰巧就是我的房東。我每個月按時交房租。”
“多少？”
“這似乎與你無關，先生。房契上沒有你的大名。”
“我看值400，也許值450美元一個月。”
“很好。還有別的意見嗎？”
“嗯，你真是個自以為了不起的傢伙。”
“很好。還有什麼要說的嗎？你太太說，包娣小姐想要見我。”我這句話說得特別響，以便讓包娣小姐能夠聽見，可她卻依然紋絲不動。
薇拉把一張椅子拉到德爾伯特身邊，一屁股坐下。兩人會意地對視了一下。他拿起一份文件，扶了扶眼鏡，抬頭對我說：“你一直在搗鼓我老孃的遺囑？”
“這是我和包娣小姐兩個人的事。”我的目光落在桌面上，勉勉強強看到一份文件的封面。那是她的遺囑，最新的那一份，我想是由我以前的那位律師草擬的。我感到十分不安，因為包娣小姐一直堅持不能讓她的兒子，無論是德爾伯特還是朗道夫，瞭解她有多少錢。而遺囑上卻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要處理的遺產約有2000萬。德爾伯特現在可是知道了。這份遺囑他已經鑽研了幾個小時；我記得遺囑的第三段，給了他200萬。
德爾伯特是怎樣搞到這份遺囑的？這個問題令我更為不安。包娣小姐是決不會主動把遺囑交給他的。
“你真是個自以為是的傢伙，”他說。“過去總弄不明白，大家為什麼討厭律師。這次回家來看看老孃，媽的，她卻跟個臭律師住在一塊。這怎麼能叫人不心煩？”
或許會叫人心煩。“我住的是套間，”我說。“門上上著鎖，是私人房問。你們要是再走進去，我立馬報警給你們看。”
我突然想起，在床底下的文件裡，我保存了一份包娣小姐的遺囑副本。這夫妻倆該不會是在那兒把遺囑搞到手的吧？一想到是我，而不是包娣小姐洩露了她的個人秘密，我頓時兩腿發軟。
怪不得包娣小姐氣得不肯理我呢。
我不知道她前幾份遺囑的內容，因而無法判斷德爾伯特夫婦的心情。他們是因為得知可能成為百萬富翁而欣喜若狂呢，還是因為不能撈到更多而怒氣沖天？但不管怎麼說，我都不會把事實真相告訴他們。老實說，我心裡硬是不願。
對我要報警的威脅，德爾伯特不屑一顧。“我再問你一遍，”他拙劣地模仿著《教父》中布蘭多的姿勢說。“你有沒有為我老孃準備一份新遺囑？”
“她是你的母親。你幹嗎不去問她？”
“她連一個字也不肯說。”薇拉插嘴說。
“好！那麼，我也不會說。這是嚴格保密的。”
德爾伯特對此並不完全理解。他腦瓜子又不是那麼靈活，不知道應該從不同的角度發起進攻。他大概沒有想到，他可能正在觸犯法律。
“我希望你別找麻煩，小子。”他氣勢洶洶地說。
我準備走人。“包娣小姐！”我大聲喊道。她沒有任何反應。過了一會，她才舉起遙控器，把電視機的音量放得老大。
我無所謂。我用手指著德爾伯特和薇拉說：“你們再走近我的房間，我就立刻報警。明白嗎？”
德爾伯特乾笑了兩聲，薇拉馬上跟著咯咯一笑。我砰的一聲把門推開。
我說不準他們有沒有翻過我床下的卷宗。包娣小姐的遺囑還在老地方，而且，我想，還是當初我放的時候那副模樣。上次我看過以後，已經過了幾個星期，但一切似乎都井井有條，未改原樣。
我鎖好門，又用一把椅子把門頂上。
我慣於在7點半左右，一早就去辦公室。這不是因為工作過於繁重，也不是因為日程排得太滿，每天要去法院出庭，或者在辦公室會見委託人。我一早去事務所，只是想安安靜靜地喝杯咖啡，享受孤獨。我每天至少化1小時，整理和研究布萊克一案的材料。戴克和我呆在各自的辦公室，儘可能互不干擾，但有時候這卻十分困難：電話響的次數開始慢慢地增多了。
我喜歡繁忙的一天開始之前這個地方的那份寧靜。
星期一，戴克到得很晚．將近10點才來上班。我們閒聊了幾分鐘。他想去吃早中飯，說是有要緊事跟我談。
我們在11點離開事務所，步行了兩個街區，走進一家蔬食合作商場後面的小餐廳，要了蔬菜比薩餅和橙汁。戴克顯得十分緊張，面部扭曲得比平時更加明顯，一聽到輕微的聲音，馬上就把耳朵豎起來。
“得告訴你一件事，”他說，聲音低得像在耳語。我們坐在火車座裡，室內還有6張餐桌，但全部空著沒有一個顧客。
“我們很安全，戴克。”我說，竭力想讓他放心。“什麼事？”
“我週六離開過孟菲斯，是取證結束立刻就走的。先飛到達拉斯，接著又飛到拉斯維加斯，住進了太平洋大酒店。”
哦，真棒！他又在尋歡作樂狂飲濫賭啦。真是不可救藥。
“昨天上午起床後，和布魯索通了電話。他叫我走人。說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從孟菲斯起一直跟著我，我必須立刻就走。說是有人一路上一直在盯我的梢，我必須立刻返回孟菲斯。叫我告訴你，聯邦調查局一直在注意你的一舉一動，因為你是既替布魯索又替普林斯干過活的唯一律師。”
我的嘴又幹又渴。我猛灌了一大口茶。“你知道……布魯索在什麼地方？”我的聲音出乎意料地響亮，好在無人旁聽。
“不，我不知道。”他說，眼珠在餐廳裡亂轉著。
“唉，他在拉斯維加斯？”
“我懷疑。他叫我到那兒去，是想迷惑聯邦調查局，讓他們以為他在拉斯維加斯。正因為那是布魯索看來很可能會去的地方，他倒反而決不會去。”
我的眼睛在不停地轉動，我的思維像奔馳的野馬。我一下子想到了十幾個問題，可是卻又不能和盤托出。有許多情況我都想了解，可是許多情況我卻又不該瞭解。我們默默地注視著對方，很久很久。
我真誠地希望布魯索和普林斯是在新加坡，或者澳大利亞，而且永遠別再聽到他們的消息。
“他為什麼要和你聯繫呢？”我小心翼翼地問。
他咬著嘴唇，彷彿就要開始哭了。可以看見那4顆大板牙的牙尖。他一直在用手抓頭，時光似乎已經凝結。“嗯，”他說，聲音更加輕微，“他們走的時候像是留下了一筆錢。現在想拿到手。”
“他們？”
“聽起來他們兩人好像還在一起，是不是？”
“確實是。那他們要你做些什麼呢？”
“這個嘛，倒從來沒有具體談過。但聽口氣，他們好像是要我們幫他們取回這筆錢。”
“我們？”
“是的。”
“你和我？”
“對。”
“有多少錢？”
“從來沒說過。不過，你想也想得出，一定是一大筆。否則，他們是不會為它操心的。”
“那麼，錢在哪兒？”
“他沒有說清楚。只告訴我是現鈔，鎖在什麼地方的箱子裡。”
“他想叫我們去取？”
“對。我猜想，這筆錢藏在城裡某一個地方，說不定就在我們現在坐的地方附近。聯邦調查局到現在還沒有找到這筆錢，所以他們很可能一輩子也找不著。布魯索和普林斯相信你和我。再說，我們現在已經是半合法了，真的，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法律事務所，而不是兩個街上的混子，一看到錢馬上就會偷走。他們覺得我們可以把錢裝上一部卡車，開到他們跟前，結果人人都會皆大歡喜。”
這一切究竟有多少是戴克的揣測？又有多少確確實實是布魯索親口所言？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但我依然十分好奇。“費了這麼大的周折，我們又能得到什麼呢？”
“這倒從來沒有談過。可是，肯定少不了。而且，我們還可以把應得的一份在事前就取出來。”
戴克已經把一切都統統考慮過啦。
“絕對不成，戴克。你別再說啦。”
“是的，我知道，”他悶悶不樂地說，一聽見槍響就乖乖地繳械投降。
“風險太大啦。”
“是的。”
“現在聽起來倒是挺棒，那可是要蹲大牢的！”
“對，對。只是因為事關重大，非告訴你不可，真的。”他揮了揮手，彷彿是說這件事他連想都不敢想似的。一盤炸玉米片和鷹嘴豆泥放到了我們面前。我們盯著招待，一直盯到他轉身離開。
我確實是為兩個逃犯打過工的唯一律師。這件事我曾經想到過，但怎麼也沒有料到聯邦調查局會牢牢地盯上了我。我的胃口一下子全沒了，嘴巴里卻依然又幹又渴。一點點輕微的響聲，都會把我嚇得從座位上跳起來。
我們雙雙陷入了沉思，默默地瞪著桌上放著的食物，直到招待送來了比薩，才又重新開口。我們一聲不響地吃著。布魯索是為什麼與戴克聯繫的？他去拉斯維加斯，是誰出的錢？在兩個逃犯消失之後，這是他們第一次通電話？這次通話會是最後一次嗎？布魯索幹嗎還在關心我？我多麼想了解這一切的詳情細節！
我終於從團團迷霧中理出了兩條清晰的想法。第一，假如布魯索有足夠的辦法跟蹤戴克，能知道在他去拉斯維加斯的途中身後一直有人盯梢，那麼他肯定有辦法僱人從孟菲斯取走那一筆錢。他幹嗎還要纏著我們？我們是否會被人逮住，他是不會在乎的；他纏著我們，這就是真正的原因。
其次，聯邦調查局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我問過話，那是因為他們不想驚動我。正因為我一直不防備他們，他們監視我才方便得多。
我又想到一件事。坐在對面的我這位五短身材的朋友，剛才很想敞開心扉，跟我認認真真地討論討論這筆錢。他知道的事情，肯定要比已經告訴我的多得多。他開始剛才的那場談話，是周密盤算的結果。
我還沒有那麼笨。我不會相信他會輕易放棄這件事。
我對每天的郵件，已經開始產生了一種恐懼感。今天戴克像往常一樣，在午飯後把郵件拿到辦公室，裡面有一封廷利-布里特事務所寄來的沉甸甸的信。我屏住呼吸，心情緊張地拆開這個標準信封。是德拉蒙德寫的書面質詢。他提出了一大堆問題，要求獲得原告或其律師所知道的所有文件，並且希望我們對一連串事實做出澄清；無論答案是肯定還是否定，答覆都必須在30天之內用書面做出。假如這些事實沒有被我們否定，那麼今後將永遠被看做已得到我們肯定。信封裡還有一份通知：兩週內在我們辦公室對多特和巴迪-布萊克取證。我聽人說過，在一般情況下，對取證的日期、時間和地點，雙方的律師都要在電話上談一談，取得一致的意見。這叫做職業禮貌，化上不到5分鐘的時間，事情的進展卻會更為順利。很顯然，德拉蒙德要麼是忘記了常規的禮節，要麼就是打定主意採取強硬的政策。無論他是屬於何種情況，我都要改變他定下的時間和地點。這倒不是我喜歡和他對抗，而只是為了捍衛原則。
德拉蒙德在信里居然沒有提出新的申請，這真是非同尋常！我明天將拭目以待。
書面取證必須在30日之內答覆，而且雙方可以同時向對方索取書面證詞和材料。我要求對方提供書面證詞的準備工作已基本完成，德拉蒙德的這封信更促使我立即投入行動。我下定決心，要給這位大腕一點顏色，讓他明白我也能打一場紙上的惡戰。他會留下深刻印象的。他會再一次意識到：他與之競爭的對手，是一位除了這樁案子，別無其他事情可幹的律師。
我把車悄悄駛上車道時，天色幾乎已經全黑。在包娣小姐的凱迪拉克旁邊，停著兩輛陌生的汽車。這是兩輛擦得鋥亮的彭蒂亞克，後面的保險槓上貼著艾維斯標籤。我不希望被人看見，便踮起腳尖，繞過屋子向我的房間走去。我聽見有人在談話。
我在事務所呆到很晚才回來，主要是想避開德爾伯特和薇拉。我的運氣真好！他們正在後院裡和包娣小姐一起飲茶哩。而且，在座的還有別的幾個人。
“他來了！”德爾伯特一看見我就大聲說。我原地站住，應聲望去。“到這兒來，魯迪。”那口吻與其說是邀請，倒不如說是命令。
我向他們走去。他慢慢站了起來，另一個男人也站了起來。德爾伯特指著那張生面孔說：“魯迪，這是我哥朗道夫。”
朗道夫和我握了握手。“我太太瓊，”他指著另一個上了年紀皮膚粗糙的蕩婦說。那女人和薇拉一樣俗不可耐，只是頭髮的顏色很淡。我朝她點了點頭。她瞟了我一眼，那眼神熱得可以煮熟雞蛋。
“包娣小姐，”我彬彬有禮地點頭招呼我的房東。
“你好，魯迪。”她聲音悅耳。她和德爾伯特一起，坐在柳條沙發上。
“來坐一會兒吧。”朗道夫指著一張椅子說。
“謝謝。不了，”我說。“我得回房間去，看看有沒有人偷偷進去過。”說這話的當兒，我一直瞟著薇拉。她坐在沙發後面，遠遠地離開別人，她或許是想盡可能離瓊遠一點兒。
瓊的年紀在40與45歲之問。我記得，她的丈夫已年近花甲。我突然想起，她就是包娣小姐稱為婊子的那個女人。朗道夫的第三個老婆。開口閉口總是不離錢。
“我們根本沒有去過你房問。”德爾伯特惱火地說。
跟他這位徒有其表的弟弟相比，朗道夫隨著年齡的增長，倒是增添了幾分尊嚴。他身體不胖，頭髮沒燙沒染，身上也沒穿金戴銀。上身穿一件高爾夫襯衫，下著百慕大短褲，白色長統襪，白色休閒鞋。跟在場的另外幾位一樣，皮膚也曬成了棕紅色。他很容易會被人當做一個退休的公司經理；如果身邊再有一位體態嬌美的紀念品似的妻子，這一形象就會完美無缺。“你打算在這兒再住多久，魯迪？”他問。
“我不知道我要搬走嘛。”
“我不是說你要搬走。不過是出於好奇，問一聲罷了。我母親說並沒有訂合同，我這才問問你。”
“幹嗎要你來問？”事情正在迅速發生變化。就在昨天晚上，包娣小姐也沒有提過合同的事。
“因為從今以後，我協助母親處理她的事務。租金太低啦。”
“就是嘛。”瓊幫腔道。
“你可是從來沒有埋怨過，對嗎，包娣小姐？”我朝她問道。
“嗯，沒，”她含糊其辭地說，似乎她也許曾經想埋怨，可就是沒有找到合適的時間。
我本可以提出搬運覆蓋土、粉刷、拔草等等諸如此類的事，但轉念一想，何必跟這幾個白痴爭來爭去。“你們都聽見啦，”我說。“房東都沒有意見，你們操什麼心？”
“我們不想讓老孃被人利用。”德爾伯特說。
“喂，德爾伯特。”朗道夫制止他道。
“誰利用她啦？”我問。
“哎，我又沒有說誰，不過——”
“他想說的是，”朗道夫打斷了他的話。“現在情況不同了。我們回來幫助母親了，而我們關心的只是她的事務，別無其他。”
朗道夫說這番話的當兒，我一直在注視著包娣小姐。她臉色泛紅。她的兩個兒子就在她身邊，為她操心，問這問那，提出要求，保護著她的利益。儘管我知道她瞧不起現任的兩個媳婦，但她對兒子的表現卻心滿意足。
“很好，”我說。“只是別來打擾我。別踏進我的房問。”我說完轉身就走，讓他們把許多想說的話和許多想問的問題，統統爛在心裡。我鎖好房間的門，吃了一塊三明治，坐在黑暗中，透過窗戶，聽著他們在遠處嘰嘰咕咕。
我化了幾分鐘，在心中琢磨他們這次的聚會。德爾伯特和薇拉於昨天某個時候，從佛羅里達趕到這裡，究竟出於何種目的，我或許永遠也不得而知。他們用某種手段，搞到了她原來的那份遺囑，知道她大約有2000萬美元的財產可以饋贈，因而對她的事務變得極為關心。他們在得知她家裡住了一位律師以後，十分關注，因而德爾伯特就給也住在佛羅里達的朗道夫掛了電話。朗道夫於是拖著戰利品一般的妻子，匆匆趕到了孟菲斯。今天，他們用能想到的一切問題，折磨了老孃一整天，最後成了她的保護人。
這一切全跟我無關。我在心裡暗自竊笑。我不知道這幾個傢伙到何年何月才能弄清事實的真相。
就目前而論，包娣小姐十分愉快。而我因此也十分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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