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決心當一名律師，在我意識到我的老爸憎恨律師這一行當的時候，這已經是不可改變的了。那時候，我是一個十幾歲的笨手笨腳的大孩子。笨拙使我困窘，生活使我沮喪，青春期的到來更使我感到恐懼，而且由於不聽使喚，正要被老爸遣送到一個軍事學校去。老爸是個退役的海軍陸戰隊員，信奉孩子不打不成器那一套。而我又已練得伶牙俐齒，不守規矩，於是他想幹脆把我發配掉。過了許多年之後，我才原諒了他。
我的老爸也是一位工業工程師，在一家公司每週工作70小時。那家公司生產許多產品，其中之一便是梯子。由於梯子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險性，他的公司常常成為訴訟的目標。而又由於我老爸負責設計，他就成了在作證和審訊時為公司講話的首選對象。我不能説我因為他憎恨律師而責怪他，但他們把他的生活攪得一團糟，我卻因此變得對他們十分讚賞。他往往在法庭上和他們爭論8個小時，然後一跨進家門就猛灌馬提尼酒。
那家公司後來破產了，所有的非難當然都指向那些律師。至於管理不善是否也可能是破產的一個原因，我一次也沒有聽他提起過。
烈酒成了他的生命。他變得意志消沉，在幾年時間裏一直沒有一份固定工作，而這實在使我惱火，因為我不得不靠在餐館侍候人和外送比薩餅苦苦掙扎，才能讀完大學。我想，在大學本科4年當中，我和他大概説過兩次話。獲悉已被法學院錄取的那一天，我帶着這個重大的新聞回到家。老媽後來告訴我，他在牀上躺了整整一星期。
就在我這次凱旋兩週之後的一天，他正在雜品儲藏室裏換燈泡，腳下的梯子突然倒塌（我發誓這是真的），他一個倒栽葱摔了下來。他在一傢俬人療養院裏毫無知覺地躺了一年，直到有一天某個慈悲為懷的人讓他斷了氣。
舉行葬禮後過了幾天，我提出可以訴訟索賠，但老媽硬是不願。而我也一直在懷疑，他從梯子上摔下來的當兒，恐怕還是半醉半醒的。再説他又無職業，分文不掙。根據我們的傷害索賠制度，他的生命並無什麼經濟價值。
我的老媽獲得了一筆總數5萬美元的人壽保險賠償金，接着就令人不快地改了嫁。我的後父是個退休的郵局職員，生於托萊多，性格很單純。他倆大部分時間都在快快樂樂地跳舞，或是開着一輛温尼巴哥到處旅遊。我和他們關係很冷淡。老媽沒有給過我一個子兒，説是她要靠這點錢過一輩子，而我已經證明即便身無分文也能活得很愉快，因此她覺得我並不需要瓜分她的錢。我有一個輝煌的未來，可以大把大把賺錢，而她卻沒有，她這樣勸我説。我敢肯定漢克，也就是她那位新任丈夫，正在用財務方面的建議，把她的耳朵灌得滿滿的呢。將來某一天，我們的道路將會再次交叉的，我的路和漢克的路。
5月份我將從法學院畢業，離現在還有一個月。接着還要參加7月份的律師資格考試。我不可能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但我在班上的排名屬於好的一半。在法學院3年我所做的唯一一件聰明事，是早早修完了必修的和難的課程，所以這最後一個學期我才可以這樣輕鬆。
正是我選的老年法律這一門課程，使我來到這一座炎熱潮濕、擠滿了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長者（他們喜歡人家這樣稱呼）的金屬房子裏，此刻坐在搖搖晃晃的椅子上，面對着一張粗製濫造的摺疊桌。在可以看到的唯一一扇門的上方，有幾個手寫的大字，給這個地方標上了“柏樹花園老年公民大樓”這一堂而皇之的名稱，但除了這個名稱本身而外，這兒卻沒有一瓣鮮花一絲葱綠的痕跡。我在律師用的拍紙簿上隨意塗抹，不敢正視坐在摺疊椅上慢慢向前挪動的人羣。
這兒大約有50個老人，黑白各佔一半地混在一起，平均年齡不低於75歲。有些人雙目失明，一打以上坐着輪椅，許多人帶着助聽器。我們聽説，他們每天中午在這兒聚會，吃一餐熱飯，唱幾支歌，偶爾還可以聽聽無望當選的政客聲嘶力竭地發表競選演説。在參加了幾個小時的社交活動以後，他們各自打道回府，然後就掰着手指頭計算還要等幾個小時，才能再回到這裏。據我們的教授説，這是他們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
我們剛好在吃午飯的當兒到達，這是一個令人痛苦的錯誤。他們把我們4個和領隊的斯穆特教授安排在一個角落裏，然後就目不轉睛地望着我們一點一點地吃散發出化學藥劑氣味的雞肉和冰凍豌豆。我的一份果凍是黃色的，這被一個長着絡腮鬍子的老笨蛋發現了，他骯髒的襯衫口袋上方掛着的胸牌上，歪歪斜斜地寫着他的大名：博斯科。我見他嘰裏咕嚕地説着黃果凍，就想把果凍獻給他，外加我的那一份雞。可是這卻給包娣-伯德桑小姐瞧見了。她馬上粗暴地把他趕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伯德桑小姐雖然年近八旬，可行動依然十分敏捷，在這個組織里擔當着母親、獨裁者和保鏢這種三合一的角色。她像一個老練的選區頭兒一樣擺弄着這批老人，一會兒和這個擁抱，一會兒拍拍那個的肩膀，走到這裏和幾個灰頭髮的女士閒聊幾句，走到那裏又發出刺耳的大笑，但她那雙警惕的眼睛時時刻刻都盯着博斯科。毫無疑問，博斯科是這羣人中的壞小子。她訓了他一通，責怪他不該羨慕我的黃果凍，可是過了幾秒鐘，卻又把滿滿一碗黃燦燦的果子凍放在他面前。他高興得眼睛發亮，連忙用又短又粗的手指抓起來吃得精光。
一個小時過去了。這些飢腸轆轆的老人吃這頓中飯時的模樣，就像在無望再吃另一餐飯的情況下，吃着有7道菜的宴席。刀叉握在他們顫悠悠的手中，前後上下移動，進進出出，彷彿裝滿了貴重金屬一樣沉重。對他們説來，時間是絕對沒有意義的。有時候談話也會使他們激動，他們相互之間吵吵嚷嚷。他們把食物撒落在地板上。我實在不忍心再看下去，但我還是吃完了我的那一份黃果凍。博斯科依然用貪婪的眼光注視着我的一舉一動。包娣小姐像蝴蝶一樣在室內飛來飛去，嘰嘰喳喳個不停。
斯穆特教授長着一頭亂蓬蓬的密密的頭髮，帶着一個歪歪扭扭的蝶式領結，外加紅色的吊褲帶，一個十足的迂夫子。他像一個剛剛美餐過一頓的人那樣，由於撐飽了肚子而心滿意足地坐在那兒，滿懷深情地欣賞着我們面前的情景。他是一個好人，五十掛零了，但癖性卻與博斯科和他的朋友們頗為相似，而且20年來，一直講授着那幾門別的教授不願教、很少有學生願意選的一成不變的課程。兒童權利，殘疾人法，家庭暴力研究，精神病問題，當然還有古怪者頭老太法（這是人們揹着他給這門課起的名）。他一度曾想開設一門“未生胎兒法”，結果引起了一片爭吵，只好急匆匆開始休假，溜之大吉。
他在開宗明義的第一課上，向我們講述了這門課程的目的，是使我們接觸到有真正法律問題的真實的人。他認為，所有法學院的學生入學時都有一定的理想主義，都想服務於公眾，但在充滿血腥味的競爭中度過3年以後，我們關心的只是在一個合適的事務所裏找一份合適的差事，然後在7年後成為事務所的合夥人賺大錢。這一點他是説對了。
這門課並非必修，開始時有11個學生。可是斯穆特講課枯燥乏味，又無休無止地嘮叨，勸告學生將來不要謀財，而應無償地為他人效力，一個月以後，班上只剩下了4個人。這門課無足輕重，每週只有兩小時，又幾乎不需要化什麼力氣，我因此才選了它。不過，要是再拖上一個多月，我真懷疑能否堅持下去。因為此時此刻，我非常討厭法學院，而且對未來從事法律業務又十分擔心。
這是我第一次面對真正的委託人，我感到驚恐不安。坐在那兒可能成為我的委託人的這一羣，雖然年邁體衰，他們凝視着我的那種眼光，彷彿我有無比的智慧。畢竟，我就要成為一名貨真價實的律師了；而且又着一身黑色套裝，面前放着律師專用的拍紙簿——我在上面畫了許多個方塊許多個圓，面無表情，皺着智慧的雙眉，由此觀之，我是一定有能力幫助他們的。和我一起坐在同一張摺疊桌邊的是布克-凱恩，一個黑人小夥子，我在法學院最要好的朋友。我們面前摺好的名牌上用氈制粗頭筆寫着我們的大名：布克-凱恩和魯迪-貝勒。魯迪-貝勒就是鄙人。布克隔壁是一個講台，包娣小姐正站在那兒發出尖厲刺耳的嗓音。講台的另一邊也有一張摺疊桌，同樣的名牌向人羣宣告：F．富蘭克林-唐諾爾森四世大駕光臨。這是一個誇誇其談的傢伙，在過去3年當中一直在自己的名字上玩花樣，以便顯得出身高貴。在他的隔壁是N．伊麗莎白-埃裏克森，是個十足的蕩婦。她是一個很不尋常的姑娘，穿着細條紋套服，打着絲領帶，肩上有一塊巨大的飾物。我們許多人都猜測，她可能也穿着男運動員用的下體彈力護身。
斯穆特靠牆站在我們身後。包娣小姐正在對着話筒大聲宣讀醫院報告和訃文。這套音響系統有4個大音箱掛在房間的4個角落，效果奇佳，她那尖厲刺耳的聲音在室內震響，從四面八方射向人們的耳鼓。一聲啪啪聲，助聽器被接二連三關掉，並且取了下來。這時，人人清醒，沒有一個在打瞌睡。今天宣讀了3份訃告，當包娣小姐最後終於讀完時，我看見聽眾席上有人在流淚。上帝啊，請你別讓死亡落到我的頭上吧。請你再給我50年時間，讓我工作和享受人生的樂趣，然後在熟睡中突然歸天吧。
坐在我們左側牆邊的鋼琴家，這時醒過來了，翻動着面前木架上的樂譜。包娣小姐自認為是個挺不錯的政治分析家，這時正準備開始批判一種提高銷售税的謬論，鋼琴家突然敲起了琴鍵。彈的是《美麗的亞美利加》，我想。她情緒激昂，鏗鏗鏘鏘地敲出了開頭的過門。老頭老太們連忙抓起各自的讚歌彙編，等着唱出第一句歌詞。包娣小姐現在又成了合唱指揮。她全神貫注，高舉雙手，拍拍巴掌引起大家注意，然後就和着第一節的樂曲邊走邊揮動雙手打起拍子。那些還能自由動彈的老人，都緩慢地站了起來。
唱到第二節時，吼聲便戲劇性地逐漸減弱了。這一節的歌詞不那麼熟悉，而這些可憐老人的眼睛又只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尖，手上捧着的讚歌彙編，不過是聾子的耳朵而已。我看見博斯科突然緊閉雙唇，仰面望着天花板，鼻子大聲發出哼哼。
鋼琴聲突然消失了，原來是樂譜從木架上滑下，散落在地板上。人們一齊盯着鋼琴家。上帝保佑她的心臟，她正手忙腳亂，邊摸邊抓地將琴譜拾攏在自己的腳邊。
“謝謝大家！”包娣小姐對着話筒喊道。老人們紛紛坐下。“謝謝大家。音樂是好東西。讓我們感謝上帝賜給我們美好的音樂。”
“阿門！”博斯科大聲吼着。
“阿門。”後排的另一位老頭，點了下頭跟着説道。
“謝謝大家，”包娣小姐説。她轉過身來，面帶微笑望着布克和我。我們兩個身子前傾，伏在桌上，再次看着人羣。“今天的節目現在開始，”她像是在演戲似地説。“我們非常高興地邀請了斯穆特教授和他的幾位非常聰明英俊的弟於再次來到這兒。”她用腫脹的手指指我們，露出了灰黃的牙齒，朝着不聲不響走到身邊的斯穆特微微一笑。“他們非常英俊，不是嗎？”她指着我們問道。“大家都知道，”包娣小姐又對着話筒説，“斯穆特教授在孟菲斯州立大學講授法律課程。我的小兒子曾經在那兒念過書，可是沒能畢業，這你們也是知道的。斯穆特教授每年都要帶幾個學生來這兒看望我們，你們有任何法律問題都可以向他們訴説，他們將向你們提供建議。這些建議毫無例外都是很好的，而且我還要補充一下，毫無例外都是免費的。”她側過身來，再一次朝斯穆特投去含情脈脈的一瞥。“斯穆特教授，我代表咱們團體，歡迎你回到柏樹花園。我們感謝你對老年公民問題的關心。謝謝你，我們熱愛你。”
她後退了幾步，走下講台，一邊猛烈地拍着巴掌，一邊點頭示意同伴仿效。但卻無人響應，即使博斯科，也紋絲不動。
“他真了不起。”布克嘰咕道。
“他至少有人愛啊，”我咕噥着應了一句。老人們在這兒已經坐了10分鐘，又剛吃過午飯，我發現有幾個人眼皮在耷拉下去。等斯穆特講話完畢，肯定會鼾聲四起的。
斯穆特走上講台，調整了一下話筒，清了清嗓子，等候包娣小姐在前排入座。她在坐下時，氣呼呼地對鄰座那位臉色蒼白的紳士低聲埋怨道：“你應該鼓掌嘛！”可他沒聽見。
“謝謝你，包娣小姐，”斯穆特尖叫着。“來到柏樹花園，我總是感到十分愉快。”他的聲音真誠。我心中毫不懷疑：站在這座陰沉的房屋中央，面對着這一小羣愁苦的老人，身邊只有他班上僅剩的4名學生，霍華德-L-斯穆特教授此時此刻確實有一種高人一頭、孤芳自賞之感。這就是他生活的目的。
他為我們一一作了介紹。我迅速站了起來，咧了咧嘴，隨後就坐下，再次板起臉，故作深沉地皺着雙眉。斯穆特滔滔不絕地談着醫療保健，預算的削減，遺囑，銷售税的豁免，受虐待的老頭老太，以及共同保險費用的支付等等。一個個話題，就像飛舞的蒼蠅一樣，接二連三地從他嘴裏抖落出來。他像在課堂上一樣漫無邊際地嘮嘮叨叨，講述着社會保障體系的漏洞，議而未決的法案，私人療養院的規章制度，地產的規劃，神奇的藥物。連我自己聽着聽着也打起呵欠，昏昏欲睡。而博斯科更是每隔10秒鐘，就看一次表。
斯穆特的講話終於臨近尾聲了。他再次向包娣小姐和她那一幫人表示感謝，並且保證今後每年都要光顧一次，然後在桌邊坐下。包娣小姐不多不少拍了兩個巴掌，便立即打住。其他的人無一動作，倒是有一半人在打呼嚕。
包娣小姐手指着我們，對她的部下們説：“他們都在這兒。他們都很能幹，而且全都免費。”
遲鈍的人羣慢慢地朝我們走來。走在最前面的是博斯科，他顯然對黃果凍事件餘恨未消，因而眼睛雖然瞪着我，人卻走到桌子的另一邊，坐在值得尊敬的N．伊麗莎白-埃裏克森面前。感覺早就告訴我，他找誰都成，卻決不會向我謀求法律諮詢。一個年邁的黑人男子看中了布克，他們倆隔着桌子在交頭接耳。我儘量不去聽他們的談話。他們談的事與此人的一位前妻和多年前的一次離婚有關，那次離婚可能已經、或許還沒有正式了結。布克像一位真正的律師一樣記着筆記，全神貫注地聽着，就好像真的知道該如何辦案似的。
不過，布克至少已經有了一個委託人了。而我卻整整5分鐘獨個兒痴呆呆地坐在一邊，望着3位同窗輕聲細語，塗塗寫寫，對於展開在面前的問題，一會兒滿懷同情地凝神傾聽，一會兒搖着頭。
我的孤獨狀態並沒有被人忽視。包娣-伯德桑小姐終究還是把手伸到錢包裏，取出一個信封，昂首闊步地走到我的桌邊。“你是我真正需要的人。”她輕聲説，把座椅拉到桌子角落上。她的身體向前傾，我的身子向左歪，兩個人的頭相距僅幾英寸。就是在這樣的時刻，我開始了以法律顧問身份進行的生平第一次諮詢談話。布克朝我瞟了瞟，臉上掛着調皮的微笑。
我生平第一次諮詢談話。去年夏天，我在市內一家法律事務所當書記員。那兒有12名律師，工作都是嚴格地按小時計費，而不因發生意外情況額外收取費用。我學會了開賬單的技巧，其首要規律是，律師把睡覺以外的時間，主要化在與人會談上。與委託人會談；在電話上會談；與對方律師、法官、合夥人、保險公司理賠員、書記員或律師幫辦會談；在吃午飯時會談；在法庭上會談；電話會議會談；結案會談；審前會談；審後會談。只要你説得出一次活動的名稱，律師就可以編織一個藉口組織一次以它為中心的會談。
包娣小姐用目光向四周掃射了一番。這是給我的信號，要我把腦袋和聲音都同時低下來，不管她想跟我談些什麼，反正都是極其重要的。這對我當然也十分合適，我可不想讓誰聽到對她即將提出的問題，我肯定會提供的蹩腳而又幼稚的建議。
“你看看這個，”她説。我接過信封，把它拆開。感謝上帝。是份遺囑！科蓮-賈尼斯-巴羅-伯德桑遺囑。斯穆特曾經對我們説過，這些委託人中有一半以上會請我們推敲，甚至修改他們的遺囑。對我們來説，這挺不賴，因為去年我上過《遺囑與遺產》這門必修課，要在遺囑裏挑點兒毛病，我們頗感勝任。遺囑其實相當簡單，即使初出茅廬的律師也能寫得完美無缺。
這是一份打字機打的正式遺囑。在瀏覽過程中，我從前兩段得知包娣小姐是一位寡婦，有兩個兒子和一大批孫兒孫女。第三段彷彿給了我一悶棍。我一邊看，一邊斜着眼睛望她，接着又重看了一遍。她得意洋洋地微笑着。這一段文字指令遺囑執行人給她的兩個兒子每人200萬美元，孫兒孫女每人100萬美元，由執行人代管。我慢慢地計算了一下，她有8個孫兒孫女，這就是説她至少有1200萬美元。
“繼續看下去，”她低聲説，彷彿真的能聽見計算器正在我頭腦中嘀嘀嗒嗒計算似的。布克的委託人，那位黑人老頭，此刻正在一邊哭泣，一邊訴説着許多年以前那一段不幸的羅曼司，訴説着孩子們如何將他遺棄不顧。我雖然竭力不去聽他，但他的話卻依然鑽進耳鼓。布克怒氣衝衝地記錄着，儘量不去注意老人的淚水。在桌子的另一端，博斯科在哈哈大笑。
遺囑的第三段將300萬美元贈給一個教堂，200萬美元捐給一所學院。接着還有一串慈善捐贈名單，第一個對象是糖尿病協會，最後一個是孟菲斯動物園，在每一個名字的旁邊都註明了捐贈的數額，最少的是5萬美元。我皺着眉頭，在心中做了一次速算，得出的結果是：包娣小姐遺財淨值至少是2000萬美元。
突然，這份遺囑暴露出了許多問題。首先，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它根本沒有應該有的那麼厚。包娣小姐十分富有，而富人是不興留下薄薄的、簡單的遺囑的。他們愛用厚厚的、寫得密密麻麻的遺囑，託管機構、代管人、隔代轉讓等等事項説得明明白白，由大事務所收費高昂的税務律師專門設計和執行的諸多精細條款，也交代得清清楚楚。
“遺囑是誰擬的？”我問。信封是空白的，沒有跡象説明是誰起草這份遺囑的。
“我以前的律師，已經過世了。”
他草擬這份遺囑時犯了翫忽職守罪。死了倒是件好事。
如此看來，這位牙齒灰黃、講話像唱歌一樣美妙動聽的漂亮的小老太，真的值2000萬美元。而且她目前又顯然沒有自己的律師。我瞟了她一下，眼光又回到遺囑上。她的穿着不像個富婆，沒戴鑽石或金飾，在頭髮上也不願他費時間或金錢。她身上的套裙是普通的滴乾棉料，紫紅色的上衣已經破舊，當初可能購自西爾斯百貨店。我見過一些家產萬貫的老太太，她們一般都不難辨認。
這份遺囑擬就約有兩年了。“你的律師什麼時候去世的？”我問，聲音從沒有像現在這樣甜蜜。我們兩個的頭仍舊低低地湊在一起，兩個鼻子相距只有幾英寸。
“去年。癌症。”
“那你現在有沒有律師呢？”
“我要是有，現在還會跟你談話嗎，魯迪？遺囑沒有什麼複雜的，所以我想你能對付。”
貪心這玩意兒十分滑稽。我將從7月1日開始，在布羅德納克斯和斯皮爾事務所工作。這一家榨取員工血汗的小小事務所，內部氣氛十分沉悶。15位律師除了代表保險公司訴訟，別的基本不幹。我本來並不想要那份工作，可是恰恰在其他事務所都無空缺的當兒，布羅德納克斯和斯皮爾事務所表示願意聘用我，我也只好將就。我想在裏面消磨幾年，熟悉這一行當，然後再圖高就。
假如在我第一天踏進這家事務所的當兒，就給他們帶去一位少説也值2000萬美元的委託人，那些傢伙將會有何等深刻的印象啊！我將立刻成為呼風喚雨的人，一位能點石成金、前程似錦的新星。我甚至還可以要求擁有一間大辦公室哩。
“我當然能對付，”我淡然地説。“只不過，你知道，這牽涉到一筆錢，而我——”
“噓——”她將上身與我靠得更近，狠狠地噓着。“別提錢的事兒。”她用目光向四周迅速地掃了一遍，彷彿小偷們正潛伏在她身後竊聽。“我絕對拒絕談論它。”她斬釘截鐵地説。
“行。我無所謂。不過，我想你也許應該考慮一下，是否和一位税務律師談談。”
“我以前的律師也是這麼説，可我不想這麼幹。就我而言，律師就是律師，而遺囑就是遺囑。”
“對。但是你交税可以少交一大筆錢，如果你把遺產通盤計劃一下。”
她搖搖頭，就好像我完全是個白痴。“我一個子兒也省不下。”
“嗯，請原諒，不過我覺得你或許能省下。”
她把佈滿棕色老斑的手放在我的手腕上，低聲説：“魯迪，你聽我解釋。納税與我毫無關係。因為你知道，那時候我已經一命嗚呼了。不是嗎？”
“嗯，我想，是的。可是你的繼承人會怎麼樣呢？”
“這就是我來找你的原因。我那些不孝子孫可讓我氣壞了。我要把他們的名字從我的遺囑裏抹掉。兩個兒子，幾個孫子孫女，一起抹掉，抹掉，抹掉。他們啥也得不到，你懂嗎？零！一分錢也得不到，一件傢俱也得不到。啥也得不到。”
她的眼光突然變得冷冰冰的，嘴邊一圈圈的皺紋緊緊地鎖在一起。她使勁地捏着我的手腕，自己卻渾然不覺。此刻的包娣小姐，不僅怒氣衝衝，而且傷心萬分。
在桌子的另一端，博斯科和N．伊麗莎白-埃裏克森正在激烈地爭論。他大聲抱怨，籠而統之地批評醫療補助和醫療保健制度以及共和黨人，她則指着一紙文件，試圖向他解釋某些醫療賬單不能報銷的原因。斯穆特從座位上慢慢站了起來，走到他們身邊，看看能否幫上點兒忙。
布克的委託人正在盡力剋制自己的感情，但一行行淚水依然沿着面頰往下流淌，而布克卻變得越來越無動於衷。他向那位老年紳士保證，他布克-凱恩一定會干預那件事，把事情辦妥。有人打開了空調，嗡嗡的機聲在一定程度上淹沒了喋喋不休的談話聲。桌上的杯盤已經收走，各種各樣的遊戲正在進行。有人在下中國跳棋，有人在走國際象棋，還有人在密爾頓-佈雷得利棋盤中擲着骰子。他們大多數人來此是為了一頓午飯，與別人交往，而不是為了尋求法律諮詢，這實在是值得我們慶幸的事。
“你為何想把他們的名字從遺囑中抹去呢？”我問道。
她鬆開我的手腕，擦了擦眼睛。“嗯，這是個人隱私，我實在不想談。”
“言之有理。那麼，誰來繼承這筆錢呢？”我問。意識到我將被授權起草這份遺囑，能夠像玩魔術似地把一些普普通通的凡人，頃刻間變成百萬富翁，我突然有一種飄飄欲仙之感。我微笑地望着她。我的微笑如此熱情，而又如此虛假，但願她不會因此而生氣。
“我拿不準，”她愁眉苦臉地説。她的目光四處搜索着，彷彿在尋找一個目標。“我硬是拿不準該把錢給誰。”
那好哇，給我100萬怎麼樣？税務局隨時都會為我欠下的400美元税款向法院起訴。我們的談判已經破裂，他們的律師已經找過我。我已兩個月未交房租，房東正威脅要把我掃地出門。而我此刻卻坐在這裏，與生平見過的最富有的人瞎聊！而且此人可能活不了多久，正在頗為愉快地在心頭盤算該讓誰得多少遺產。
她給了我一張紙，上面有4個人名，用印刷體整整齊齊地寫成窄窄的一欄。“他們是我想保護的孫兒孫女，是仍舊愛我的那幾個，”她雙手窩成杯狀放在嘴邊，對着我的耳朵悄聲説。“每人給100萬。”
我用抖動的手在拍紙簿上歪歪扭扭地記下。哇！就這麼大筆一揮，我已經制造出4個百萬富翁啦。“其他的人怎麼説呢？”我低聲問道。
她的身子向後一仰，坐得筆直，説道：“一個子兒也不給。他們不給我打電話，從來沒有給我送過禮物，寄過賀卡。把他們抹掉。”
我若是有一位祖母，身價值2000萬美元，我會每週送她一次鮮花，隔一天寄一張賀卡，下雨天送她巧克力，晴天送香檳。我會每天早晨給她打一個電話，她上牀以前再打兩次。每個星期天我都會陪她去教堂，在整個彌撒過程中握着她的手和她坐在一起，接着陪她去吃早午餐，然後再陪她去看拍賣或者看戲或者看錶演。哪怕奶奶想去地獄，我也會照陪不誤。我一定會照顧好我的老祖母的。
而且我想，對包娣小姐，我也願意照此辦理。
“行，”我嚴肅地説，彷彿這樣的事我已辦過許多次。“那麼，兩個兒子你也一個子兒不給？”
“我就是這麼説的嘛。絕對不給。”
“他們，恕我冒昧，到底做了什麼對不起你的事？”
她沉重地嘆了一口氣，彷彿這個問題讓她十分傷心，兩隻眼球在眼眶裏轉了轉，她似乎很不願意回答。但過了一會，她突然兩肘向桌上一擱，俯過身子，對我低聲訴説起來。“哼，”她説，“老大叫朗道夫，人都快60歲了，不久前又第三次結婚。娶的那個小婊子，總是不停地吵着要錢。無論我給他留多少，她總會化得精光。我寧願把錢留給你魯迪，也不給我的親兒子。要麼就給斯穆特教授，或者別的什麼人，但決不給他朗道夫。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我的第一個委託人為我帶來的滾滾財源，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啦。去他媽的布羅德納克斯和斯皮爾事務所，去他媽的等着我的那些會談吧！
“你不可把錢留給我的，包娣小姐，”我説着，向她獻上最甜蜜的微笑。我的眼睛，可能還有我的雙唇、我的嘴巴，甚至我的鼻子，都在無聲地懇求她説一聲“可能的”！媽的！錢是老孃的，老孃想給誰就給誰。老孃要是想給你魯迪，那麼，這筆錢就他媽的是你的啦！
但她沒有這樣説。“剩下的錢全給肯尼思-錢德勒牧師。你認識他不？他是達拉斯人，如今整天上電視。他用我們的捐贈，在世界上到處做好事。修建房屋啦，餵養嬰兒啦，傳教佈道啦。我要讓他得到這筆錢。”
“一個在電視上佈道的牧師？”
“哦，他可不光是在電視上布布道。他還是一位導師、政治家和顧問，常常和州里的頭兒腦兒一起吃飯哩。而且，你恐怕不知道，他還活躍得像個毛頭小夥子。一頭濃密的花白鬈髮，那是少年白，他可不想把它染黑。你知道吧。”
“那當然。不過——”
“前兒晚上他還給我打過電話呢，這你信不信？他在電視上講話的聲音像絲綢一樣柔和，可在電話裏呀，那更是簡直可以勾魂攝魄呀。懂我的意思嗎？”
“是的，我想我懂。他幹嗎給你打電話？”
“嗯，是這麼回事。上個月我寄去3月份的捐款，當時寫了幾句話，告訴他説由於孩子們背棄了我，我想重做一份遺囑，留一點兒錢給他的牧師們。過了不到3天，他就親自打來了電話，聲音是那麼朝氣蓬勃，充滿自信。他問我想給他和他的牧師們留多少。我給了他一個大概的數字，從那以後他就三天兩頭來電話，説是隻要我樂意，他甚至還可以開着自己的李爾噴氣飛機來看我呢。”
我在腦海中竭力搜尋恰當的詞語。斯穆特這時正抓着博斯科的一隻手臂，竭力想讓他平靜下來，重新坐到N．伊麗莎白-埃裏克森面前的位子上去。伊麗莎白肩上的飾物此時早已不知去向，第一個委託人顯然把她折磨得困窘萬分，恨不得一頭鑽到桌子下面去。她四處張望，我連忙咧着嘴巴閃電般地朝她笑了笑，好讓她明白我正在注視着她。在她的隔壁，F．富蘭克林-唐諾爾森四世正埋着頭，為一對老夫妻進行諮詢。他們在討論一份文件，看樣子也是份遺囑。我手頭遺囑的價值，比他正在為之絞着腦汁的那一份，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我不禁為此而沾沾自喜。
我決定改變話題。“嗯，包娣小姐，你説你有兩個兒子。朗道夫和——”
“德爾伯特。你也甭提他。我都3年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了。住在佛羅里達。抹掉，抹掉，抹掉。”
我把筆揮了幾下，而德爾伯特也就丟了他那200萬美元。
“我得去照看一下博斯科，”她突如其來地説着就站了起來。“他是一個非常可憐的小老頭。沒有家。除了我們，也沒有朋友。”
“我們還沒有談完呢。”我説。
她彎下腰來，我們的臉又一次靠得很近。“不，我們已經談完了，魯迪。就照我説的辦。那4個孫兒孫女，每人給100萬。剩下的全給肯尼思-錢德勒。遺囑其餘部分都不變。遺囑執行人、保證人、受託人，統統不變。這很簡單，不是嗎，魯迪？我一直在盤算嘛。斯穆特教授説，兩星期後你們再來時遺囑就整整齊齊漂漂亮亮地打好了。是這樣嗎？”
“我想是的。”
“好。那就再見啦，魯迪。”她急匆匆地跑到桌子另一端，用手摟住博斯科，博斯科立即靜下來，又一副天真無邪的樣子了。
我仔細讀着這份遺囑，做了一些筆記。斯穆特和別的教授將會給我指導和幫助，而且我還有兩週的時間供我集中思考，弄清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意識到這一點，我感到十分舒坦，但同時我又覺得，我不必自己來起草這份遺囑。這位令人愉快的小老太有着高達2000萬美元的財產，她需要的建議，比我所能提供的要多得多。她需要的遺囑，應該是一份她自己可能讀不懂，但國內收入署肯定會加以研究的那種遺囑。我並不認為自己愚笨不敏，但卻確實缺少知識和經驗。學了3年法律之後，我非常清楚自己的知識少得多麼可憐。
布克的委託人正表現出騎士風度，盡力控制自己的感情，而布克本人也似乎話已説盡，只是不停地記着筆記，每隔幾秒鐘吐出一個“是”或“不”。我迫不及待地想把有關包娣小姐和她財產的事告訴他。
我掃視着逐漸稀少的人羣。我發現第二排有一對夫婦，似乎正在瞪着我。這時，我是唯一閒着的律師，他們好像尚未拿定主意，要不要到我這兒碰碰運氣。那位婦人手上拿着粗粗的一卷文件，外面扎着橡皮帶。她低聲哈噥了一會，她的丈夫搖搖頭，彷彿是説他寧願等着，等其他幾位年輕的法律雄鷹中有一位得空為他諮詢。
慢慢騰騰地，他們站了起來，走向我的桌邊。兩人的目光一直沒有從我身上移開。我以笑臉相迎。歡迎來到我的辦公處。
她在包娣小姐坐過的椅子上坐下。他坐在桌子的另一側，神情依然冷漠。
“你好，”我微笑着説，把手伸了過去。他無力地握了握，我又把手伸向她。“我叫魯迪-貝勒。”
“俺叫多特，他叫巴迪。”她邊説邊朝巴迪點點頭，卻沒理我的手。
“多特和巴迪，”我重複着他們的名字，開始做筆記。“請問你們貴姓？”我以一個老練律師的全部熱情，向他們問道。
“布萊克。多特-布萊克和巴迪-布萊克。其實，咱本來叫瑪瓦琳-布萊克和威利斯-布萊克，可大夥兒都叫咱多特和巴迪。”她燙過的頭髮，蓬蓬鬆鬆，頂部已經雪白，但看起來還是乾乾淨淨。她穿着一雙廉價的白色運動鞋，棕色短襪，和一條過於肥大的牛仔褲。身材瘦削結實，稜角分明。
“地址呢？”我問。
“格藍傑63廣場8號。”
“你有職業嗎？”
到此刻為止，巴迪仍未開過口。我得到的印象是，多年以來，多特一直是他的代言人。“咱領殘疾人社會保險金，”她説。“咱才58歲，卻早就得了心臟病。巴迪領一份養老金，數目小得很。”
巴迪只是目不轉睛地望着我。他帶着眼鏡，鏡片很厚，塑料鏡架勉強能鈎住耳朵。雙頰緋紅飽滿，蓬亂的頭髮已經花白，微微帶着一點鏽紅的顏色。我懷疑這一星期裏他的頭髮是否洗過。他身上穿的那件黑紅彩格布襯衫，甚至比他的頭髮還要骯髒。
“布萊克先生多大年紀？”我不知道假如我問布萊克先生本人，他會不會回答，因而就向她問道。
“叫他巴迪，好嗎？多特和巴迪。別叫什麼先生，好不好？他62啦。俺可以跟你談件事嗎？”
我迅速點了點頭。巴迪隔着桌子嚼着對面的多特。
“他不正常，”她朝着巴迪的方向微微點了點頭，壓低嗓門説。我望了望他，他望着我和多特。
“打仗受的傷，”她説。“在朝鮮。”
“他腦袋裏有塊彈片，”她最後補充説。
“那真——真是糟，”我小聲對她説，接着就在拍紙簿上記下：布萊克先生腦袋裏有塊彈片。布萊克先生側身向左，瞪着3英尺外的布克的委託人。
她突然身體朝前一伏。“還有點情況，”她説。
我把頭微微地朝她伸去，豎起了耳朵。“嗯？”
“他酗酒。”
“這不可能吧。”
“不過，他酗酒的根子還是打仗受的傷，”她又補充了一句，幫了他一下忙。我3分鐘以前剛剛認識的這個女人，就這樣把自己的丈夫貶成一個酗酒的懶漢。
“俺抽根煙你不介意吧？”她問，手已經伸向自己的手提小包。
“這兒允許抽煙嗎？”我邊問邊向四面打量，希望看到一個“請勿吸煙”的標記，可是沒有看見。
“哦，那是當然。”她將一支香煙塞進雙唇乾裂的嘴，點着了火，猛吸了一口，直對着巴迪的面孔，噴出了一團煙雲，而巴迪卻紋絲不動。
“我能為你們二位做點什麼呢？”我問，眼睛望着那一卷用寬寬的橡皮帶緊緊扎着的文件。我把包娣小姐的遺囑塞到拍紙簿下。我的第一位委託人是個千萬富婆，而第二位卻靠養老金生活。我剛剛開始的律師生涯嘩啦一聲，又重新回到了地面上。
“咱們沒有多少錢，”她悄悄地説，就好像這是巨大的秘密，泄露了使她深感不安。我同情地微笑着。無論他們的錢有多少，他們也比我富裕得多，而且我不相信他們會像我一樣，即將被人送上法庭。
“但咱需要有一位律師。”她拿起那捲文件，拉掉了橡皮帶。
“你們是什麼問題？”
“哼，咱上了保險公司的大當啦。”
“什麼樣的保單？”我問。她把文件推到我面前，用力擦了擦手，彷彿她已一勞永逸地擺脱了它，如今已把這沉重的包袱轉給了一位能創造奇蹟的人。在這堆文件上面，是一張斑斑點點、皺皺巴巴、破破爛爛的保險單。多特又噴出了一口煙雲，有好一陣子，我簡直看不清巴迪。
“這是一份醫療保險，”她説。“是咱5年前買的，大利人壽保險公司。那時候咱兩個兒子17歲。現在唐尼-雷得了白血病，人都快死了，那些騙子卻一個子兒也不肯拿出來替他治病。”
“大利人壽保險公司？”
“對”
“從沒聽説過，”我掃視着保單上的聲明，十分肯定地説，好像我已處理過許許多多類似的案子，對每一家保險公司的情況都瞭解得詳詳細細似的。保單上列了兩個受撫養人的名字：唐尼-雷和隆尼-雷-布萊克，兩人的出生日期相同。
“嘿，你可別怪咱嘴臭，可他們確實是一幫狗孃養的。”
“大多數保險公司都是，”我體貼地表示同意。多特聽後微微一笑，我已經贏得她的信任啦。“這麼説你是5年前買的這份保險-？”
“差不離。從來沒有少交過一次保險費。唐尼-雷得病前，從來沒用過這該死的玩意。”
我是學生，一個沒有保過險的學生。沒有任何保單為我、我的生命、我的健康或者我的汽車保險。我甚至都無力為我那輛破破爛爛的小豐田買一個左後輪的新胎。
“那麼，嗯，你説他病得快死了？”
她叼着香煙，點了點頭。“急性白血病。得病8個月了。醫生説他能活一年，可是他無法做骨髓移植手術，一年還活不到。現在或許已為時太晚了。”
她把“髓”這個音發成了“水”。
“移植？”我不解地説。
“白血病你懂不？”
“嗯，不太懂。”
她咂咂嘴，眼睛朝四面翻了幾翻，彷彿我是個不折不扣的白痴。她把香煙塞到嘴裏，皺着眉頭狠吸了一口。在煙差不多吐盡後，她説：“俺兩個兒子是雙胞胎，你知道。所以隆，隆不喜歡隆尼-雷這個名字，咱就叫他隆，唐尼-雷骨髓移植，隆是最能配得上的。這是醫生説的。問題是，移植很貴，大約要化15萬美元。咱沒有這麼多錢，你知道。保險公司該付這筆錢，擱在這兒的那張保單包括了嘛。狗孃養的説不行。就是因為他們，唐尼-雷才落到快死的地步。”
她這種一下子抓住問題關鍵的方式，真叫人吃驚。
我們把巴迪不理不睬地擱在一邊，他卻一直在傾聽我們的談話。他慢慢地取下眼鏡，用毛茸茸的左手背擦着雙眼。真妙，巴迪哭了！在桌子的另一端，博斯科也在抽抽搭搭地哭泣。布克的這位委託人，手捂着臉不停地嗚咽。是過去犯下的罪孽，是悔恨，還是某件傷心事，再次觸動了他的心靈？斯穆特站在一扇窗邊注視着我們，顯然很想知道，我們究竟提供了什麼樣的意見，居然能使他們如此悲悲切切。
“他住在哪兒？”我問的目的，不過是想在她回答的當兒，我能有幾秒鐘可以在拍紙簿上塗塗寫寫，從而忘掉那些眼淚。
“他從沒離過家。和咱住一塊。這是保險公司拒絕咱要求的另一條理由，説他已經成年，不再屬於承保範圍。”
我從文件裏挑出與大利保險公司來往的信件，邊看邊問：“保單有無註明他一成年就不再在承保範圍之內？”
她搖搖頭，不自然地笑道：“沒。保單上沒有注，魯迪。咱都看過許多遍了，就是沒有這樣的説法。連所有小字印的細則都讀了。”
“你肯定？”我問，又瞧了瞧保單。
“絕對。這一年當中，咱幾乎一直在讀這該死的保單。”
“保單是誰賣給你的？誰是保險公司代理？”
“一個傻里傻氣的小矮子。他敲開了咱家的門，騙咱們買的。名字叫什麼奧托，油頭滑腦的小騙子，講起話來飛快。咱一直想找着他，可他準是從城裏溜走了。”
我看了從文件堆裏取出的一封信。發信人是克利夫蘭的一位高級索賠審核員，寫信的時間是在我剛才讀的第一封信之後幾個月。這封信十分生硬地拒絕支付唐尼的醫療費，理由是他的白血病是原來就有的老毛病，因而不在保險範圍之內。假如唐尼患白血病時間真的不到一年，那麼確診的時間就在大利保險公司賣出保單4年之後。“這兒説由於是先存情況，因而排除在保險範圍之外。”
“他們能找到的理由全都用過了，魯迪。你只要把那些文件拿過來仔細讀讀就明白啦。什麼排除原則啦，豁免原則啦，先存情況啦，附屬細則啦，他們全都試過了。”
“有沒有把骨髓移植排除在保險範圍之外的規定？”
“絕對沒有。醫生看過保單。他説大利應該付錢，因為骨髓移植現在已經是常規治療了。”
布克的委託人用雙手抹了抹臉，站起來告辭。他謝謝布克，布克又謝謝他。老人在一對正在下着中國跳棋的夥伴身邊坐下，看他們激烈交鋒。包娣小姐最後終於把N．伊麗莎白-埃裏克森從博斯科的糾纏中解放出來，不再為他那些問題煩惱。斯穆特在我們身後踱着方步。
我接着讀的一封信也是大利公司寄來的。初看起來，跟別的幾封並無不同，一樣的不耐煩，一樣的下流，一樣的直截了當。這封信寫道：“親愛的布萊克太太，本公司此前已7次書面拒絕你的索賠要求。我們現在再次拒絕，此為第8次，亦為最後一次。你一定是愚蠢之至，愚蠢之至，愚蠢之至！”這封信由高級索賠監督簽署。我擦拭着信箋上方鉛印的公司標識，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去年秋天，我選了一門名叫保險法的課程，至今仍記得當時對某些保險公司不講信譽的欺詐行為深感震驚。我們的老師是個來訪的共產黨人，憎恨保險公司，實際上憎恨一切公司。他把保險公司毫無道理地拒絕合法索賠的案例講得津津有味。他認為這個國家欺詐案件有成千上萬，卻從來沒有被依法懲處。他寫過好幾本書，論述欺詐訴訟，甚至引用統計數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許多人在索賠要求受到拒絕時，不做認真的諮詢，就乾脆自認倒黴。
我一邊摸着信頭印刷精美的大利人壽保險公司的標識，一邊又把信看了一遍。
“保險金你一次也沒有漏交？”我問多特。
“沒有，先生，一次也沒有。”
“我得看看唐尼的醫療記錄。”
“大多數記錄都擱在家裏啦。他最近很少找醫生看病。咱費用出不起。”
“你知道他被診斷患了白血病的準確日期嗎？”
“不。可咱記得那是在去年8月，他在醫院接受化療。第一個療程。後來。那些騙子通知咱們説，他們不會再為咱報銷任何醫療費，醫院就對咱關了門。説是給唐尼做移植手術，這筆錢他們醫院化不起。因為媽的實在太貴啦。俺不能怪他們，真的不能。”
巴迪正在審視布克的另一位委託人，一個身體虛弱的小婦人，她也帶着一堆文件。多特在她的塞勒姆斯牌煙盒裏摸索了一會，又把一支香煙塞到嘴裏。
如果唐尼-雷患的確實是白血病，而且又只是患了8個月，那麼就沒有任何辦法把它作為“先存情況”排除在保險範圍之外。如果不能把白血病排除在保險範圍之外，大利保險公司就必須理賠，對不對？我覺得這合情合理，完全是明擺着的事。可是法律卻很少是清清楚楚的，也難得是合情合理的，因而我明白，在多特那一疊拒賠文件的深處，一定有什麼生死攸關的東西在等待着我。
“我實在看不懂，”我説，眼睛依然盯着那封“愚蠢之至”的信。
多特又朝她的丈夫噴了一口濃濃的煙霧，煙圈在他頭部周圍上下翻滾。我想他的淚水已乾，但我不能肯定。她咂了咂粘粘的嘴唇説道：“這很簡單嘛，魯迪。他們是一批騙子，以為咱們是頭腦簡單無知無識的垃圾，又沒有錢和他們鬥。俺在一家牛仔褲工廠幹了30年，參加過工會，你知道吧，咱們每天都跟公司鬥。這兒也一樣。大公司根本不把咱們小人物當回事。”
我老爸除了憎恨律師，也常常刻毒地咒罵工會。久而久之，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勞工大眾的一位熱情捍衞者。“這封信真令人難以置信。”我對她説道。
“哪封？”
“克羅基特先生寫的那封，説你愚蠢之至、愚蠢之至、愚蠢之至的那封。”
“混蛋！看他敢顛到這兒來，當面罵俺一聲愚蠢之至！該死的北方雜種！”
巴迪用手扇開面前的煙霧，嘴裏嘰咕了一句。我瞧着他，巴望他會開口講點什麼，他卻只當沒有看見。我突然發覺他的頭左側比右側要稍稍扁平。在我的想象中曾經出現過的他那光着屁股走過機場安全門的情景，再次在我眼前閃過。我摺好那封“愚蠢之至”的信，把它放在那一疊文件上面。
“把這些文件看完，要好幾個小時。”我説。
“哎，你得加點緊。唐尼-雷活不長了。他現在瘦得只剩110磅，以前可是有160磅哩。有些日子他病得路都走不動。俺希望你能見見他。”
我沒有見唐尼-雷的慾望。“好的，過一陣再説吧。”我得研究一下保單和信件，還有唐尼的醫療記錄，然後找斯穆特商量商量，再給布萊克家寫一封措詞恰當的兩頁長的信，非常聰明地表明：他們應該把這個案子交給一位真正的律師去處理。隨便找個律師可不行，必須找一個擅長對保險公司欺詐行為提出起訴的律師。我還將列出幾位這樣的律師的大名，以及他們的電話號碼。然後我就要和這樁無利可圖的事情拜拜，和斯穆特拜拜，和他對老頭老太法的那份熱情拜拜了。
再過38天，我就畢業了。
“我要把這些帶走，”我理好她那一疊雜亂的文件，一邊伸手去拿橡皮帶，一邊對多特解釋道。“我兩星期後再來，我會給你一封寫明我的建議的信。”
“幹嗎要兩星期呢？”
“這個，我，嗯，我必須研究研究，你知道。我還得和老師們商量商量，還要查查資料。你能把唐尼的醫療記錄寄給我嗎？”
“當然能。不過，你最好加緊點兒。”
“我會盡力而為的，多特。”
“你看咱們的道理充分不？”
我雖然還只是一個攻讀法律的學生，卻也頗會使用模稜兩可的語言。“現在還難説。不過看來希望很大。但還需要進一步仔細研究研究。可能性還是有的。”
“你究竟是啥意思呀？”
“嗯，這個，我的意思是，我想，你已經有充分理由索賠。不過我還需要研究一下這些文件，才能最後肯定。”
“你算是那一號的律師嘛？”
“我是學法律的學生。”
我的回答使她莫名其妙。她噘起嘴巴，緊緊包住白色的過濾嘴，眼睛瞪得大大地望着我。巴迪又咕噥了一聲。斯穆特恰恰這時來到我們面前，這真令我感激不盡。他問道：“你們進行得怎麼樣？”
“還好，”我説，“就快結束了。”
“好極了，”他説，似乎時間已到，還有別的委託人在等着我們伺候。話一出口，他就慢慢地向別處踱去。
“我兩星期後來看你們。”我熱情地説着，擠出了一絲微笑。
多特在煙灰缸中摁滅了煙頭，向前傾着身子，又一次和我靠得很近。她的嘴唇突然開始顫動，雙眼充滿淚水。她輕輕地按着我的手腕，絕望地望着我。“請你千萬抓緊，魯迪。咱們需要幫助。咱兒子快要死啦。”
我們久久地望着對方。最後，我點了點頭，咕噥不清地説了點兒什麼。這一對可憐的老人剛剛把他們兒子的生命託付給了我這個孟菲斯州立大學法學院三年級學生。他們真誠地相信，我會把他們塞到我面前的這堆破爛帶走，然後抄起話筒，打幾個電話，寫幾封信，發出幾聲咆哮，提出這樣那樣的威脅，眼睛一眨，大利保險公司馬上就會屈膝投降，向唐尼-雷捧上大把大把的錢。而且，他們還指望這樣的事能迅速發生哩。
他們站了起來，侷促不安地從我面前走開。我幾乎完全可以肯定，在保單的某一個部分，一定有一條完美無缺的小小條款，可以把唐尼-雷的病排除在保險範圍之外。這種條款勉強可以看清，但肯定無法破譯，然而卻是由技巧熟練的法律高手精心設置的；幾十年來，他們一直在領取高額酬金，身心愉快地編制保單上的附屬細則。
多特領着巴迪，歪歪扭扭地繞過一張張摺椅和全神貫注的棋手們，在咖啡壺前停住，倒了一杯不含咖啡因的咖啡，點着了又一支香煙。他們縮在房間的後頭，啜着咖啡，在60英尺之外遠遠地望着我。我一頁一頁翻着保單，做着筆記，儘量不去注意他們。保單有整整30頁，盡是幾乎無法看清的蠅頭小字。
人們正慢慢地離開，室內所剩無幾。擔任律師這種角色，已使我厭倦。這一天已夠我受的了，我希望不要再有人前來找我。我對法律的無知令我震驚。一想到短短數月之後，我就要站在本市各處的法庭上，在法官和陪審團的面前與別的律師唇槍舌劍，我就不寒而慄。我尚未準備憑起訴的權力對社會盡情地指指點點。
法學院的3年不過是在毫無意義的重壓下浪費掉的3年。我們花費無窮無盡的時間，挖掘我們永遠都不會需要的信息。我們接受教授們的疲勞轟炸，他們講的內容我們卻是左耳進右耳出。我們熟記的案例，第二天就可能撤銷。我們背誦的法規，隔天就會被修改。要是過去3年中，我每週化50小時在一位優秀律師指導下學習，那我也會成為優秀律師的。可現在，我卻是一個焦慮不安的三年級學生，連最最簡單的法律問題都感到害怕，即將到來的律師資格考試更使我膽戰心驚。
我面前有動靜。我抬頭一看，原來是個帶着老大的助聽器的老頭，正挪動着又矮又胖的身子，搖搖晃晃地朝我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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