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一個月裡，特朗博爾的犯人們都津津樂道於手機失竊案件。手機的主人是T·波尼先生，一個來自邁阿密的精瘦結實的小夥子，因販賣毒品被判刑二十年。手機本身來路不明，因為人們不知道他是怎麼搞來的。特朗博爾嚴禁使用手機，因此人們對手機的來路議論紛紛，甚至超過了T·卡爾的性生活。親眼看到手機的只有很少幾個人，他們說這隻手機只有秒錶那麼大。他們當然沒有在法庭上說，只是私下在各處傳傳。有人曾經看見T·波尼先生天黑時揹著身子躲在僻靜處，弓著腰低著頭，衝著手機嘰裡咕嚕地講話。毫無疑問，他在指揮邁阿密街頭的犯罪活動。
手機不見了。T·波尼先生宣稱他要宰了偷手機的人，不管他是誰。眼見暴力威脅沒有用，他又懸賞一千元現金捉拿竊賊。
疑點很快就落到另一個年輕的毒品販子索羅身上，他來自亞特蘭大，其家鄉的社會治安非常非常混亂，一點也不比T·波尼的家鄉遜色。看樣子很有可能發生血案，因此獄方管理層和看守介入此事，讓雙方明白一旦事態失控就會將他們轉獄。特朗博爾決不允許暴力存在。一旦暴力事件發生，當事人將受到懲罰，被送往中等防範的監獄，那兒的犯人最瞭解暴力是怎麼回事。
有人告訴T·波尼先生三兄弟每週都開庭審案，於是他找到T·卡爾提起訴訟。他要找回手機，另加一百萬損失賠償費。
第一次開庭審理此案時，一位監獄長助理來到餐廳旁聽，三兄弟立即推遲開庭。第二次開庭時同樣的事情又發生了。獄方管理層無人能聽到當事人對是否持有這部非法手機的申辯。監督每週庭審的看守什麼都不願說。
斯派塞法官最終讓一位監獄法律顧問相信這是一樁私事，兩個年輕的當事人想私了，不想讓上面插手。
“我們正在處理一件屁大的事，”他湊著法律顧問的耳朵說，“而且我們不想公開處理。”
這個請求傳到了上面。第三次開庭時餐廳裡擠滿了聽眾，大多數人是想來看流血事件的。獄方只來了一個看守，孤零零地坐在後面打瞌睡。
兩位當事人都是法庭的常客，所以T·波尼先生和索羅先生都沒請律師辯護就不足為奇了。開庭後的第一個小時裡，比奇法官花了一大半時間來維護語言的純潔性，試圖讓兩人說話不帶髒字。但他最終還是放棄了。原告嘴裡噴出一串串粗暴野蠻的字眼，控告被告偷走了他的手機。即使有一千個聯邦調查局特工幫忙也無法證實控告的真實性。被告毫不示弱，用同樣粗暴野蠻的語言大聲回敬對方，說指控純屬子虛烏有。T·波尼先生出示了兩份由犯人簽名的書而證詞，證實有人親眼看見索羅躲起來用一部微型手機打電話。這給了對方沉重打擊。那些簽名犯人的名字只有三兄弟知道。
索羅怒不可遏，用三兄弟聞所未聞的髒話痛斥這兩份證詞荒謬之極。
T·波尼先生突然亮出了殺手銅，一個就連最精明的律師也會讚歎不已的高招。他當庭出示了偷偷弄進來的電話記錄單。記錄單上白紙黑字明明白白記錄著整整五十四個打往亞特蘭大東南部的電話。他的支持者們高聲叫喊起來，T·卡爾往桌子上重重敲著塑料槌才使他們安靜下來。儘管現在他的支持者佔大多數，可他們的忠誠可能會在一瞬間化為烏有。
索羅已經很難重整旗鼓捲土重來了。他的遲疑註定了他失敗的命運。他被責令立即在二十四小時內將手機交給三兄弟，並賠償T·波尼先生四百五十美元長途電話費。如果二十四小時內不交出手機，將向監獄長彙報案情，同時向他提交三兄弟的調查結果，即索羅的確擁有一部非法手機。
三兄弟還命令兩人隨時保持至少五十英尺距離，即使在吃飯時間也不例外。
T·卡爾敲了一下塑料槌，人群開始鬧哄哄地走出餐廳。他大聲宣佈開始審理下一個案子，並等待聽眾離去，又是一起雞毛蒜皮的賭博糾紛。
“肅靜！”他大聲喊著，但喧嚷聲更大了。三兄弟又開始看報的看報、看雜誌的看雜誌。
“肅靜！”他又大叫了一聲，重重地敲了一下塑料槌。
“住嘴，”斯派塞朝T·卡爾吼了起來，“你比他們更吵人。”
“這是我的工作。”T·卡爾回了他一句，頭上的假髮卷兒四處亂跳。
餐廳裡的人都走光了，只有一個犯人留了下來。T·卡爾看了看四周，最後問他：“你是胡頓先生嗎？”
“我不是，先生。”年輕人回答道。
“你是詹金斯先生？”
“不是，先生。”
“我想也不會是。胡頓與詹金斯的案子因雙方當事人均未到庭，本庭茲宣佈撤銷此案。”T·卡爾說完就開始很誇張地記起了庭審記錄。
“你是誰？”斯派塞問那個年輕人，他獨自坐在那兒，似乎不知道自己在這兒是否受歡迎。三個穿著淡綠色袍子的人現在都在看著他，他們就像頭戴銀灰色假髮、身穿揭紫紅色舊睡衣、光腳拖著淡紫色浴鞋的小丑一樣。這些人是誰？
他慢慢站起身來，忐忑不安地向前走去，來到三人面前：“我正在尋求幫助。”他膽戰心驚地說。
“你的事與本法庭有關嗎？”T·卡爾在一邊怒氣衝衝地問道。
“無關，先生。”
“那你得——”
“住嘴！”斯派塞厲聲說，“法庭休庭了。你走吧。”
T·卡爾啪地合上庭審記錄本，踢開摺疊椅，衝出了屋子。他的浴鞋在瓷磚地上拖著，假髮在腦袋後面蹦跳著。
那年輕人看上去一副哭樣。
“我們能為你做些什麼呢？”雅伯問。他手裡拿著一隻小硬紙盒子。三兄弟一看就知道那裡邊裝滿了文件，就是這些文件將他送進了特朗博爾監獄。
“我需要幫助。”他又說了一遍，“我是上星期來這兒的，我同宿舍的人告訴我你們能幫我上訴。”
“你難道沒有律師？”比奇問道。
“以前有過。不過他不太行。這也是我到這兒來的一個原因。”
“你為什麼到這兒來？”斯派塞問。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你受過審嗎？”
“受過。審了很長時間。”
“那麼說陪審團判你有罪嘍？”
“是的。我，還有一夥其他人。他們說我們是同謀犯。”
“同謀都幹了些什麼呢？”
“進口可卡因。”
又是一個販毒犯。他們突然很想回去寫信：“判了你幾年？”雅伯問。
“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你多大了？”
“二十三。”
寫信的事暫時被拋到了腦後。他們看著他那張年輕憂傷的臉，努力想像著它五十年以後會是什麼樣子。釋放時他已經七十一歲了、簡直難以想像。他們三兄弟中的任何一個人離開特朗博爾時都比這個小夥子年輕。
“拿把椅子坐下吧。”雅伯說。小夥子抓過最近的一把椅子放到他們的桌子面前。就連斯派塞也對他產生了一點同情。
“你叫什麼名字？”雅伯問。
“人家都叫我巴斯特。”
“好吧，巴斯特，你都幹了些什麼給判了四十八年？”
小夥子於是滔滔不絕地講開了。他把手裡的盒子扶扶正，眼睛看著地上，說他從未犯過法，他的父親也沒有。父子倆在彭薩科拉擁有一個小碼頭。他們航行、打魚、熱愛大海。只要打理好碼頭，他們就心滿意足、別無所求了。他們把一艘五十英尺長的舊漁船賣給了一個從勞德戴爾堡來的美國男子，他付給他們九萬五千美元現金。錢存進了銀行，或者說至少巴斯特認為錢是存進了銀行。幾個月後，那個男子又來買了一艘三十八英尺長的船，付了八萬。用現金買船在佛羅里達是很少見的事情。後來又買走了兩艘船。巴斯特和他爸爸知道從哪兒去弄不錯的舊漁船，弄來後拖上岸整修一新。
他們喜歡自己動手幹這活。第五艘船買走後，緝毒警察來了。他們問問題，轉彎抹角地威脅，還要看賬本和生意記錄。巴斯特的爸爸一開始拒絕了他們，然後父子倆就僱了一位律師。律師建議他們不要與警方合作。幾個月過去了，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巴斯特和他父親在一個星期天凌晨三點鐘被一群身穿防彈背心的歹徒抓走，這些歹徒帶著很多槍，足以把整個彭薩科拉的人都劫為人質。他倆衣衫不整地被歹徒從他們靠近海灣的小屋子裡拖了出來，當時歹徒用來搜索的燈光把整個彭薩科拉照得透亮。起訴書足足有一英尺厚，共一百六十頁，控告他們犯有八十一項走私可卡因同謀罪。他的盒子裡就有一本起訴書副本。一百六十頁的起訴書裡幾乎就沒有提到巴斯特和他爸爸，但他們還是與買他們船的人一起被當做被告，另外被起訴的還有二十五個他們連名字都未聽說過的人。其中十一個是哥倫比亞人，三個是律師，其餘都是佛羅里達南部人。
美國大律師向他倆提出做一筆交易——只判他們兩年，條件是他們必須認罪，並在審判其他被告的過程中給予合作。認什麼罪呢？他們沒有做什麼錯事。他們只認識二十六個同案犯中的一個。他們從未見過可卡因。
巴斯特的父親用家裡的房子作抵押籌了兩萬塊錢請了一位律師。但他們卻做了一個糟糕的選擇。出庭時，他們驚訝地發現自己和那些哥倫比亞人以及真正的毒品犯坐在一起。所有的犯人在法庭上都坐在一起，彷彿曾經是一臺運轉順利的販毒機器。法庭的另一邊，靠近陪審團的地方坐著政府聘請的律師，一群穿著黑色西服的自命不凡的混蛋。他們記著筆記，不時用充滿敵意的眼光看著他們，好像他們是兒童性騷擾者。陪審團也對他們怒目而視。
在歷時七週的審判過程中，巴斯特和他的父親幾乎就被忽略了，只有三次提到他們的名字。政府主要控告他倆合謀採辦並整修大馬力發動機漁船，其目的是用來從墨西哥將毒品販運到佛羅里達地區的各個交貨地點。他們的律師根本無力駁回這些站不住腳的指控。他抱怨說報酬太少，無法應付一場歷時七週的訴訟。不過，政府聘請的律師倒是沒對他們造成什麼危害，他們關心的是給那些哥倫比亞人定罪。
但是他們並不需要證實多少東西。他們的陪審團挑得太好了。經過八天的審議，陪審團成員們顯然都疲憊不堪、神情沮喪。陪審團最後宣佈所有同謀罪名成立。被判刑幾個月後，巴斯特的父親自殺了。
小夥子說著說著，看上去都快哭出來了。但他咬緊牙關忍住了。他說：“我沒有做任何錯事。”
他當然不是特朗博爾第一個聲稱自己無辜的人。比奇注視著他，聽他講述自己的經歷，回想起自己曾經在得克薩斯以販賣毒品罪判過一個年輕人四十年徒刑。被告的童年生活非常不幸，沒受過教育，有長期的少年犯罪記錄，在生活中沒有什麼機會。當時，比奇正襟危坐地坐在法官席上，居高臨下地教訓著那個年輕人，他為自己判他重刑感到得意洋洋。必須把這些該死的毒品販子清除出街頭！
自由主義者一旦被捕就會變成保守主義者。蹲了三年大牢後。比奇對他曾經判過的許多人懷有一種痛惜之情。都是些比面前的巴斯特犯的罪嚴重得多的人，還有一些需要好運的孩子。
費恩·雅伯注視著、聆聽著，對這位年輕人產生了巨大的同情。
特朗博爾的每一個人都有悲慘的故事。在一個月裡聽完他們的故事後，雅伯就幾乎什麼都不相信了。但巴斯特是可信的。在今後的四十八年裡，他將漸漸沉淪下去。在監獄裡花的都是納稅人的錢，一天三餐，晚上睡在舒適溫暖的床上。據最新估計，一個在聯邦監獄服刑的犯人一年花去政府三萬一千美元。這是多大的浪費啊。特朗博爾監獄裡有一半犯人無所事事。他們都是非暴力罪犯，本來可以用處以高額罰款和強制社區勞動的方法懲罰他們。
喬·羅伊·斯派塞聽著巴斯特的動人故事，心裡掂量著這孩子將來會對他們有什麼用處。有兩種可能性。第一，在斯派塞看來，安哥拉騙局中電話沒有用好。三兄弟年紀都大了，只是在假裝年輕人寫信。如果他們打電話給筆友，比如說假扮成二十八歲的精力充沛的裡基給衣阿華的昆斯·加比打電話，風險太大了。但如果用巴斯特這樣的年輕人為他們幹，他們就能夠讓任何潛在的犧牲品對他們深信不疑。特朗博爾有許多年輕人，斯派塞也曾經考慮過其中幾個。但他們都是罪犯，他不信任他們。巴斯特剛進來，看來還是無辜的，而且他有求於他們。可以操縱他為他們幹。
第二個可能性是第一個可能性的必然產物。如果巴斯特人了夥，他喬·羅伊出獄時還有巴斯特在。這個騙局實在是有利可圖，捨不得放棄：比奇和雅伯是寫信的好手，但他們沒有生意細胞。或許，斯派塞能夠把年輕的巴斯特練成一把好手，將來代替他的位置，把他那份錢轉到外面去。
這只不過是一種想法而已。
“你有錢嗎？”斯派塞問。
“沒有，先生，我們失去了一切。”
“沒有家裡人或者親戚朋友能幫你負擔法律費用嗎？”
“沒有，先生。什麼法律費用？”
“我們審案和幫助上訴通常是要收費的。”
“我可是身無分文啊，先生。”
“我想我們可以幫你。”比奇說。反正斯派塞又不會做上訴案子，這傢伙連高中都沒畢業。
“你不是在說把它當做無償法律援助吧？”雅伯對比奇說。
“無什麼？”斯派塞問。
“無償法律援助。”
“那是什麼玩意兒？”
“免費法律援助。”比奇說。
“免費法律援助。誰做？”
“律師啊。”雅伯解釋說，“每一位律師都要貢獻出幾個小時的時間幫助沒錢打官司的人。”
“這是英國古代的普通法中規定的。”比奇補充說，把斯派塞搞得更是一頭霧水。
“我們這兒從不接受這一條。是嗎？”斯派塞說。
“我們會複審你的案子，”雅伯對巴斯特說，“不過請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謝謝。”
他們一起離開了餐廳，三位前法官穿著綠袍子，身後跟著一個驚恐的年輕犯人。這位年輕人雖然很害怕，但也非常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