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不太能聽到“低能”這個詞了，可是在過去這可是個常用的詞。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老師就曾經很直接地説我是低能，所以這對我來説這是一個難忘的詞。在小豆豆的學校，也就是小林校長先生創立的巴學園裏，沒有一位老師會對學生説這種話。可是戰爭開始以後，這個風氣自由的小學也不免受到了戰爭的影響。有一天，一位由文部省派來的女老師做了我們的班主任，來到了電車教室。這位老師幾乎沒有笑容，我倒並不特別怕她，更多的是覺得她像一個銅像。不過，這位老師也並不反對巴學園的教學方式，每天早晨，她也是把
一天中要學習的全部科目的問題都寫在黑板上，我們可以從自己喜歡的科目開始學習，這一點和過去一樣。
可是，有一天，我做了一道算術題，把答案拿給老師看。老師盯着我的筆記本看了好一會兒，然後看着我説道：
“你是個低能！這樣子就叫做低能！”
我自己也想：“確實是這樣吧？”那道算術題是這樣的：一個大齒輪有２０個齒，一個小齒輪有５個齒，小齒輪圍繞大齒輪轉。問小齒輪要轉多少圈才能繞大齒輪一週？這道題的目的大概是想讓孩子們學習除法的運算，可是我當時想不明白，就寫了一個“７”作為答案。所以老師説我“低能”。老師給我講了２０和５的關係，然後説：
“我再來出一道題，把數字換一換。把這個當做例題。”
於是老師慢慢地説：
“有一個大齒輪２５個齒，還有一個小齒輪５個齒。５個齒的齒輪要轉多少圈才能繞大齒輪一週？”
我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思考起來，可還是想不明白。我在坐位上坐了很久，這時老師轉了過來，看到我本子上寫的“９”字，老師嘆了一口氣。在我聽來，老師的嘆息和“低能”是一個意思。
從那以後，我的數學更加糟糕了。本來還想好好算一算的，一想“反正我是個低能”，就又泄了氣。不過，儘管我回到家裏一直是無話不説，老師説我“低能”這句話我卻一直沒有告訴爸爸媽媽，這也是小孩子讓人同情的地方。最近也有報道説，有的孩子在學校裏被老師或者朋友們欺負，但回家以後卻守口如瓶，我非常理解這些孩子。這是因為小孩子不想讓爸爸媽媽為自己擔心，不想讓爸爸媽媽也傷心難過。還有別的一些事情，孩子們可能比大人們考慮得還要多呢，真是很可憐。説我是低能，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説是事實，也倒罷了，可是這世上還有許多事情並非是事實，那是很不合理的。
不過，我不是一個讓人説成是“低能”就那麼認了的孩子。回家以後，我先用硬紙板做了一個２０個齒的大齒輪，接着又做了一個５個齒的小齒輪。然後我試着讓小齒輪圍着大齒輪轉動。真的動手這麼做的話，我發現那道題目很是奇怪，因為小齒輪只有５個齒，無論如何齒和齒之間的間隔都會很大，沒辦法讓它好好地圍着大齒輪轉動。這裏面肯定有什麼規則吧。但至少在我看來，要讓兩個齒輪切合得很緊密，只能通過想像才能辦到。我用手指按着小齒輪，終於成功地讓它轉動了。於是我終於明白了要繞２０個齒的大齒輪一週的話，５個齒的小齒輪需要轉４圈。
正因為被説成是“低能”，我索性把例題中的２５個齒和５個齒的齒輪也做了出來。後來一想，那５個齒的小齒輪，我明明可以用上一道題中的就可以了。對於一向手拙的我來説，把硬紙板剪成齒形可不是件容易事。例題的答案是要轉５圈。我把４個大小不一的齒輪擺成一排，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算術實在太可怕了！不過我通過自己親手做出來看，也稍微領會了一些除法或者説九九運算的關係。
不過，在“這樣子就叫做低能”之後，我就非常討厭算術和數字。後來我上了女校，我對數字的厭惡越來越嚴重，代數總是考０分。而與之相對的是，幾何卻大抵總是考１００分，這真是非常奇特的。我想這是因為我用硬紙板做了齒輪看，所以對可以用眼睛看到的東西產生了興趣的緣故吧。但是，如果什麼都得用眼睛看得到才行的話，那實在太麻煩了，所以我直到現在也不善於計算。但如果用東西來演示的話，我倒還能做得出來。
比如説有一道題：３＋２＝？我會先去拿一些蘋果過來，然後把３個蘋果和半個蘋果放在一起，然後再放上兩個蘋果和一個切成４份的蘋果的其中３份。把這些蘋果數一數（切開的蘋果也合成一個整兒來數），得到六又四分之一個蘋果，即６。我不知道自己算的這個結果對不對，可是實際上用東西來看的話就是這樣的。也許喜歡數學的人會覺得根本不必拿一個一個的蘋果來算，只要在腦子裏想一想不就行了嗎？而且蘋果也不是無窮無盡的，要是非得這樣才能做算術的話也太困難了。不過世界上也確實有像我這樣的人。
再説幾何吧。這雖然也需要數字，但是幾何有圖形，在觀察圖形的過程中我就能夠找到自己求解的方法，所以我很喜歡幾何。比如：“如圖所示，以ＡＣ為直徑的圓Ｏ內接於三角形ＡＢＣ，求ＢＣ之長。”對這樣的題目，我不用那些固定公式去求解，雖然沒辦法向別人説明我的方法，但是我能夠得出答案。我一般都能得到１００分，老師大概會奇怪我是怎麼得出答案來的吧？我總是在題目下面只寫上答案就交卷了。按理説似乎應該寫出計算方法，可是老師好像對此也沒有什麼興趣，從來沒有問過我。前一陣子我跟人説起這件事，人家説如果老師對我的解法感興趣，從而對我那與眾不同的解法表示關注的話，也許我會成為愛因斯坦式的人物呢。逗得大家都笑起來。
不過，由於我的代數總是考０分，再加上有一次考試的時候，我在答題紙上寫道：“老師説謊。對學生説謊可不是好事。”這使得女校的那位男老師給我打了負１０分，即“－１０”。一定是以後不想和我有什麼關係了吧。我之所以在答題紙上寫下那樣的話，是因為在一件關於給我們新課本的事情上，老師明顯地説了謊話。
幾天後，我在走廊上碰到了那位老師，他叫住我説：
“上次我給你打了負１０分，作為一名教師，這是不應該的，我取消那個分數。”
我問道：
“那麼會是多少分呢？”
“０分。”
聽老師這麼説，我小聲説道：
“那就不用了吧，不用取消了。”
在這以前，在老師問大家“有什麼問題”的時候，我曾經問道：
“我們為什麼要學代數呢？有什麼必要嗎？”
老師答道：
“我回去考慮一下，明天回答你。”
第二天，老師這樣解釋道：
“學習了幾何，就可以不必爬到樹上卻能夠計算出樹的高度來，也不需要過橋就能夠知道橋到底有幾米長。”
我聽了就想到：“的確如此，這是很有必要的。”但老師接着説道：
“不過，代數究竟有什麼用處，我也不太清楚。”
我覺得很是遺憾。如果它有什麼用處的話，也許我還會想去學，可是它卻……就這樣，就算我幾何能考１００分，我的代數卻總是０分，數學平均只有５０分。我就是這樣一個成績很差的學生，在“低能”的感覺之中長大。電話號碼我也只能記住一兩個數字。
我對數字完全不在行，可是對於自己感興趣的數字，我卻能夠記得非常清楚，有時連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當我為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工作而去很多國家的時候，我完全不用筆記本就能夠記住很多數字。親善大使視察的旅途是很辛苦的，我和朝日電視台的工作人員、攝影家田沼武能先生、報社的幾位記者以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一起，在大約一星期的時間裏，要進行約１００小時的活動。一路乘坐汽車或者小型飛機前行，訪問醫院、學校，和孩子們見面，有時還要和總統會面，還要視察難民營、沙漠、埋有地雷的地方、被破壞的房屋等等，總之，幾乎在奔跑中查看。深夜我們還要核對數字，例如“那座難民營中有多少人”之類，所有的數字都要由電視台、田沼先生、記者們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互相核對無誤。因為如果向外界公佈的時候出現差錯，那可不得了。那時候只有我一個人不帶筆記本。因為我和孩子們見面的時候，如果手裏拿着什麼東西的話，那就沒法抱孩子們，也沒法和他們握手了。但是不知為什麼，這時候的數字我都能清楚地記住，讓大家都感到十分驚奇。
在內戰之中的安哥拉，１０００名兒童中有３７５名在５歲之前夭折。盧旺達的紛爭之中，５０萬人以上被殺害，２００萬人以上淪為難民逃往國外，在剛果（舊扎伊爾）周邊的３５座難民營中，有３８４８００名盧旺達難民，另外還有１５０萬人成為國內難民。在海灣戰爭中的伊拉克，有１７萬兒童因為重度營養不良而處於危險之中。埋在科索沃的地雷達到了１００萬顆。全世界每年有１０００萬兒童在５歲以前夭折。海地的１２歲少女為了養家餬口，僅僅為了４２日元（６古爾盾）而賣身。在海地，沒有工作的成年人佔總人口的８
０％，因為沒有受教育的機會，識字人口的比率只有１５％。烏干達的艾滋孤兒達到１００萬人。
也許有人會覺得，這些數字不是很簡單嗎？迄今為止的１６年間，我訪問了２０多個國家，各種各樣的數字加在一起，數量是相當龐大的，但我幾乎都能記住。上篇文章我寫了我上小學的時候，是個ＬＤ（學習障礙）兒童，這篇文章寫的是我對算術和數字很不擅長。但是，現在對我來説最重要的數字，也就是有關世界上的孩子們的數字，在我的大腦中卻整理得清清楚楚。
即使是被稱作低能的孩子，也會在某個地方有那個孩子獨特的、只屬於他自己的潛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