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以前大鬍子問過我一句很奇怪的話：“你要一個賺多少錢的丈夫？”
我說：“看得不順眼的話，千萬富翁也不嫁；看得中意，億萬富翁也嫁。”
“說來說去，你總想嫁有錢的。”
“也有例外的時候。”我嘆了口氣。
“如果跟我呢？”他很自然的問。
“那隻要吃得飽的錢也算了。”
他思索了一下，又問：“你吃得多嗎？”
我十分小心的回答：“不多，不多，以後還可以少吃點。”就這幾句對話，我就成了大鬍子荷西的太太。
婚前，我們常常在荷西家前面的泥巴地廣場打棒球，也常常去逛馬德里的舊貨市場，再不然冬夜裡搬張街上的長椅子放在地下車的通風口上吹熱風，下雪天打打雪仗，就這樣把春花秋月都一個一個的送掉了。
一般情侶們的海誓山盟、輕憐蜜愛，我們一樣都沒經過就結了婚，回想起來竟然也不怎麼遺憾。
前幾天我對荷西說：“華副主編蔡先生要你臨時客串一下，寫一篇‘我的另一半’，只此一次，下不為例。”當時他頭也不抬的說：“什麼另一半？”
“你的另一半就是我啊！”我提醒他。
“我是一整片的。”他如此肯定的回答我，倒令我仔細的看了看說話的人。
“其實，我也沒有另一半，我是完整的。”我心裡不由得告訴自己。
我們雖然結了婚，但是我們都不承認有另一半，我是我，他是他，如果真要拿我們來劈，又成了四塊，總不會是兩塊，所以想來想去，只有寫“大鬍子與我”來交卷，這樣兩個獨立的個體總算拉上一點關係了。
要寫大鬍子在外的行徑做人，我實在寫不出什麼特別的事來。這個世界上留鬍子的成千上萬，遠看都差不多，叫“我”的人，也是多得數不清，所以我能寫的，只是兩人在家的一本流水帳，並無新鮮之處。
在我們的家裡，先生雖然自稱沒有男性的優越自尊等等壞習慣，太太也說她不參加女權運動，其實這都是謊話，有腦筋的人聽了一定哈哈大笑。
荷西生長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傳統家庭裡，這麼多年來，他的母親和姐妹有意無意之間，總把他當兒皇帝，穿衣、鋪床、吃飯自有女奴甘甘心心侍候。多少年來，他愚蠢的腦袋已被這些觀念填得滿滿的了；再要洗他過來，已經相當辛苦，可惜的是，婚後我才發覺這個真相。
我本來亦不是一個溫柔的女子，加上我多年前，看過胡適寫的一篇文章，裡面一再的提到“超於賢妻良母的人生觀”，我念了之後，深受影響，以後的日子，都往這個“超”字上去發展。結果弄了半天，還是結了婚，良母是不做，賢妻賴也賴不掉了。
就因為這兩個人不是一半一半的，所以結婚之後，雙方的稜稜角角，彼此都用沙子耐心的磨著，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磨出一個式樣來，如果真有那麼一天，兩人在很小的家裡晃來晃去時，就不會撞痛了彼此。
其實婚前和婚後的我們，在生活上並沒有什麼巨大的改變。荷西常常說，這個家，不像家，倒像一座男女混住的小型宿舍。我因此也反問他：“你喜歡回家來有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同學在等你，還是情願有一個像‘李伯大夢’裡那好凶的老拿棍子打人的黃臉婆？”
大鬍子，婚前交女友沒有什麼負擔；婚後一樣自由自在，吹吹口哨，吃吃飯，兩肩不駝，雙眼閃亮，受家累男人的悲慼眼神、緩慢步履，在此人身上怎麼也打不出來。他的太太，結婚以後，亦沒有喜新厭舊改頭換面做新裝，經常洗換的，也仍然是牛仔褲三條，完全沒主婦風采。
偶爾外出旅行，碰到西班牙保守又保守的鄉鎮客店，那辛苦麻煩就來了。
“請問有沒有房間？”大鬍子一件舊夾克，太太一頂叫花子呢帽，兩人進了旅館，總很客氣的問那冰冷麵孔的櫃檯。“雙人房，沒有。”明明一大排鑰匙掛著，偏偏狠狠的盯著我們，好似我們的行李裝滿了蘋果，要開房大食禁果一般。“我們結婚了，怎麼？”
“身份證！”守櫃檯的老闆一臉狡猾的冷笑。
“拿去！”
這人細細的翻來覆去的看，這才不情不願的交了一把鑰匙給我們。
我們慢慢上了樓，沒想到那個老闆娘不放心，瞪了一眼先生，又追出來大叫。
“等一下，要看戶口名簿。”那個樣子好似踩住了我們尾巴似的得意。
“什麼，你們太過份了！”荷西暴跳起來。
“來，來，這裡，請你看看。”我不情不願的把早已存好的小本子，舉在這老頑固的面前。
“不像，不像，原來你們真結婚了。”這才化開了笑容，慢慢的踱開去。
“奇怪，我們結不結婚，跟她有什麼關係？你又不是她女兒，神經嘛！”荷西罵個不停。
我嘆了口氣，疲倦的把自己拋在床上，下一站又得多多少少再演一場類似的笑劇，誰叫我們“不像”。“喂！什麼樣子才叫‘像’，我們下次來裝。”我問他。“我們本來就是夫妻嘛！裝什麼鬼！”
“可是大家都說不像。”我堅持。
“去借一個小孩子來抱著好了。”
“借來的更不像，反正就是不像，不像。”
誰叫我們不肯做那人的另一半，看來看去都是兩個不像的人。
有一天，我看一本西班牙文雜誌，恰好看到一篇報道，說美國有一個女作家，寫了一本暢銷書，名字我已記不得了。總之是說——“如何叫丈夫永遠愛你。”
這個女作家在書中說：“永遠要給你的丈夫有新奇感，在他下班之前，你不妨每天改一種打扮，今天扮阿拉伯女奴，明天扮海盜，大後天做一個長了翅膀的安琪兒；再大後天化成一個老巫婆……這樣，先生下班了，才會帶著滿腔的喜悅，一路上興奮的在想著，我親愛的寶貝，不知今天是什麼可愛的打扮——”
又說：“不要忘了，每天在他耳邊輕輕的說幾遍，我愛你——我愛你——你愛你——。”
這篇介紹的文章裡，還放了好幾張這位婚姻成功的女作家，穿了一條格子裙，與丈夫熱烈擁吻的照片。我看完這篇東西，就把那本雜誌丟了。
吃晚飯時，我對荷西說起這本書，又說：“這個女人大概神經不太正常，買她書的人，照著去做的太太們，也都是傻瓜。如果先生們有這麼一個千變萬化的太太，大概都嚇得大逃亡了。下班回來誰受得了今天天使啦！明天海盜啦！後天又變個巫婆啦！……”
他低頭吃飯，眼睛望著電視，我再問他：“你說呢？”
他如夢初醒，隨口應著：“海盜！我比較喜歡海盜！”“你根本不在聽嘛！”我把筷子一摔，瞪著他，他根本看不見，眼睛又在電視上了。
我嘆了口氣，實在想把湯潑到他的臉上去，對待這種丈夫，就算整天說著“我愛你”，換來的也不過是咦咦啊啊，婚姻不會更幸福，也不會更不幸福。
有時候，我也想把他抓住，嚕嚕囌囌罵他個過癮。但是以前報上有個新聞，說一位先生，被太太喋喋不休得發了火，拿出針線來，硬把太太的嘴給縫了起來。我不希望大鬍子也縫我的嘴，就只有嘆氣的份了。
其實夫婦之間，過了蜜月期，所交談的話，也不過是雞零狗碎的瑣事，聽不聽都不會是世界末日；問題是，不聽話的人，總是先生。
大鬍子，是一個反抗心特重的人，如果太太叫他去東，他一定往西；請他穿紅，他一定著綠。做了稀的，他要吃乾的；做了甜的，他說還是鹹的好。這樣在家作對，是他很大的娛樂之一。
起初我看透了他的心理，有什麼要求，就用相反的說法去激他，他不知不覺的中了計，遂了我的心願。後來他又聰明瞭一點，看透了我的心理，從那時候起，無論我反反覆覆的講，他的態度就是不合作，如同一個傻瓜一般的固執，還常常得意的冷笑：“嘿！嘿！我贏了！”
“如果有一天你肯跟我想得一樣，我就去買獎卷，放鞭炮！”我瞪著他。
我可以確定，要是我們現在再結一次婚，法官問：“荷西，你願意娶三毛為妻嗎？”他這個習慣性的“不”字，一定會溜出口來。結過婚的男人，很少會說“是”，大部份都說相反的話，或連話都不說。
荷西剛結婚的時候，好似小孩子扮家家酒，十分體諒妻子，情緒也很高昂，假日在家總是幫忙做事。可惜好景不常，不知什麼時候開始，他背誦如教條的男性自尊又慢慢的甦醒了。
吃飯的時候，如果要加湯添飯，伸手往我面前一遞，就好似太陽從東邊出來一樣的自然。走路經過一張報紙，他當然知道跨過去，不知道撿起來。有時我病了幾天，硬撐著起床整理已經亂得不像樣的家，他亦會體貼的說：“叫你不要洗衣服，又去洗了，怎麼不聽話的。”
我回答他：“衣不洗，飯不煮，地不掃，實在過不下去了，才起來理的。”
“不理不可以嗎？你在生病。”
“我不理誰理？”我渴望這人發條開動，做個“清掃機器人”有多可愛。
“咦！誰也不理啊！不整理，房子又不會垮！”
這時候我真想拿大花瓶打碎他的頭，可是碎的花瓶也得我掃，頭倒不一定打得中，所以也就算了。
怎麼樣的女人，除非真正把心橫著長，要不然，家務還是纏身，一樣也捨不得不管，真是奇怪的事情。這種心理實在是不可取，又爭不出一個三長兩短來。
我們結合的當初，不過是希望結伴同行，雙方對彼此都沒有過份的要求和佔領。我選了荷西，並不是為了安全感，更不是為了怕單身一輩子，因為這兩件事於我個人，都算不得太嚴重。
荷西要了我，亦不是要一個洗衣煮飯的女人，更不是要一朵解語花，外面的洗衣店、小飯館，物美價廉，女孩子鶯鶯燕燕，總比家裡那一個可人。這些費用，不會超過組織一個小家庭。
就如我上面所說，我們不過是想找個伴，一同走走這條人生的道路。既然是個伴，就應該時刻不離的膠在一起才名副其實。可惜這一點，我們又偏偏不很看重。
許多時候，我們彼此在小小的家裡漫遊著，做著個人的事情，轉角碰著了，閃一下身，讓過雙方，那神情，就好似讓了個影子似的漠然。更有多少夜晚，各自抱一本書，啃到天亮，各自哈哈對書大笑，或默默流下淚來，對方絕不會問一聲：“你是怎麼了，瘋了？”
有時候，我想出去散散步，說聲“走了”，就出去了，過一會自會回來。有時候早晨醒了，荷西已經不見了，我亦不去瞎猜，吃飯了，他也自會回來的，飢餓的狼知道那裡有好吃的東西。
偶爾的孤獨，在我個人來說，那是最最重視的。我心靈的全部從不對任何人開放，荷西可以進我心房裡看看、坐坐，甚至佔據一席；但是，我有我自己的角落，那是：“我的，我一個人的”。結婚也不應該改變這一角，也沒有必要非向另外一個人完完全全開放，任他隨時隨地跑進去搗亂，那是我所不願的。
許多太太們對我說：“你這樣不管你先生是很危險的，一定要把他牢牢的握在手裡。”她們說這話時，還做著可怕的手勢，捏著拳頭，好像那先生變成好小一個，就在裡面扭來扭去掙扎著似的。
我回答她們：“不自由，毋寧死，我倒不是怕他尋死。問題是，管犯人的，可能比做犯人的還要不自由，所以我不難為自己，嘿！嘿！”
自由是多麼可貴的事，心靈的自由更是我們牢牢要把握住的；不然，有了愛情仍是不夠的。
有的時候，荷西有時間，他約了鄰居朋友，幾個人在屋頂上敲敲補補，在汽車底下爬出爬進，大聲的叫喊著。漆著房子，挖著牆，有事沒事的把自己當作偉大的泥水匠或木匠，我聽見他在新鮮的空氣裡稀哩嘩啦的亂唱著歌，就不免會想到，也許他是愛太太，可是他也愛朋友。一個男人與朋友相處的歡樂，即使在婚後，也不應該剝削掉他的。誰說一個丈夫只有跟妻子在一起時才可以快樂？
可惜的是，跟鄰居太太們閒話家常，總使我無聊而不耐，尤其是她們東家長西家短起來，我就喝不下咖啡，覺得什麼都像泥漿水。
大鬍子不是一個羅曼蒂克的人，我幾次拿出《語言行為》這本書來，再冷眼分析著他的坐相、站相、睡相，沒有一點是我希望他所表現出來的樣式，跟書上講的愛侶完全不同。
有一次我突然問他：“如果有來世，你是不是還是娶我？”他揹著我乾脆的說：“絕不！”
我又驚又氣，順手用力拍的打了他一拳，他背後中槍，也氣了，跳翻身來與我抓著手對打。
“你這小癟三，我有什麼不好，說！”
本來期望他很愛憐的回答我：“希望生生世世做夫妻”，想不到竟然如此無情的一句話，實在是冷水澆頭，令人控制不住，我順手便又跳起來踢他。
“下輩子，就得活個全新的樣子，我根本不相信來世。再說，真有下輩子，娶個一式一樣的太太，不如不活也罷！”
我恨得氣結，被他如此當面拒絕，實在下不了臺。“其實你跟我想的完完全全一樣，就是不肯講出來，對不對？”他盯著我看。
我哈的一下笑出來，拿被單矇住臉，真是知妻莫若夫，我實在心裡真跟他想的一模一樣，只是不願說出來。
既然兩人來世不再結髮，那麼今生今世更要珍惜，以後就都是旁人家的了。
大鬍子是個沒有什麼原則的人，他說他很清潔，他每天洗澡、刷牙、穿乾淨衣服。可是外出時，他就把腳擱在窗口，順手把窗簾撩起來用力擦皮鞋。
我們住的附近沒有公車，偶爾我們在洗車，看見鄰居太太要進城去，跑來跟我們搭訕，我總會悄悄的蹲下去問荷西：“怎麼樣，開車送她去？起碼送到公路上免得她走路。”
這種時候，荷西總是毫不客氣的對那個鄰居直接了當的說：“對不起，我不送，請你走路去搭車吧！”“荷西，你太過份了。”那個人走了之後我羞愧的責備他。“走路對健康有益，而且這是個多嘴婆，我討厭她，就是不送。”
如果打定主意不送人倒也算了，可是萬一有人病了、死了、手斷了、腿跌了、太太生產了，半夜三更都會來打門，那時候的荷西，無論在夢裡如何舒服，也是一跳就起床，把鄰居送到醫院去，不到天亮不回來。我們這一區住著的大半是老弱殘病，洋房是很漂亮，親人卻一個也沒有。老的北歐人來退休，年輕的太太們領著小孩子獨自住著，先生們往往都在非洲上班，從不回來。
家中的巧克力糖，做樣子的酒，大半是鄰居送給荷西的禮物。這個奇怪的人，吼叫起來聲音很嚇人，其實心地再好不過，他自己有時候也叫自己紙老虎。
一起出門去買東西，他這也不肯要，那也不肯買，我起初以為他責任心重，又太客氣，後來才發覺，他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情願買一樣貴的好的東西，也不肯要便宜貨。我本想為這事生生氣，後來把這種習慣轉到他娶太太的事情上去想，倒覺得他是抬舉了我，才把我這塊好玉撿來了。挑東西都那麼嫌東嫌西，娶太太他大概也花了不少心思吧！我到底是貴的，這一想，便眉開眼笑了。
夫婦之間，最怕的是彼此侵略，我們說了，誰也不是誰的另一半，所以界線分明。有時興致來了，也越界打門、爭吵一番，吵完了倒還講義氣，英雄本色，不記仇，不報仇，打完算數，下次再見。平日也一樣稱兄道弟，絕對不會鬧到警察那兒去不好看，在我們的家庭裡，“警察”就是公婆，我最怕這兩個人。在他們面前，絕對安分守己，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不把自己尾巴露出來。
我寫了前面這些流水帳，再回想這短短幾年的婚姻生活，很想給自己歸了類，把我們放進一些婚姻的模式裡去比比看，跟哪一種比較相像。放來放去，覺得很羞愧，好的、傳統的，我們都不是樣子；壞的、賤的，也沒那麼差。如果說，“開放的婚姻”這個名詞可以用在我們的生活裡，那麼我已是十分的滿意了，沒有什麼再好的定義去追求了。
夫婦之間的事情，酸甜苦辣，混淆不清，也正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這小小的天地裡，也是一個滿滿的人生，我不會告訴你，在這片深不可測的湖水裡，是不是如你表面所見的那麼簡單。想來你亦不會告訴我，你的那片湖水裡又蘊藏著什麼，各人的喜樂和哀愁，還是各人擔當吧！